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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魯金斯學會主席、前美海軍陸戰隊上將約翰·艾倫(John Allen)：“這次危機將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國際權力結構重新洗牌。…國際體系將由此承受巨大的壓力，并導致國家內部和國家間不穩定且廣泛的沖突。”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這場疫情將為西方大戰略辯論中的所有不同陣營注入動力。民族主義者、反全球主義者、對華鷹派，甚至自由國際主義者都將看到證明他們觀點緊迫性的新證據。”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新冠疫情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印度原國家安全顧問、原駐中國大使希夫山卡·梅農（Shivshankar Menon）:“新冠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將改變當前的國內及國際政治生態。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整個社會都仰賴于政府權力，以管控當下的公共衛生危機。”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疫情之后經濟全球化可能退回80年代以前。”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轉向更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一、疫情過后世界或將呈現“四種景象”

第一，國際組織的功能減弱。傳統國際組織被架空，區域合作組織正面臨重新組合，世界或將陷入新標準和規則的爭論之中。

美國在一些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減弱，讓美國的政客們十分不爽。為確保“美國優先”，美國政府必須主導國際組織，主導不成，便選擇退群。同時，還要想方設法讓其空轉，以顯示美國不可或缺的作用。

隨著一些國際組織陷入空轉，更多的國家不得不另尋出路，加入適合自己的區域合作組織。比如在疫情暴發后，印度發起了一次由所有南亞領導人參加的視頻會議，以制定一項共同應對危機的區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區域合作組織若沒有美國參與，又將遭到美國的干擾和破壞，以造成擬進組織的成員左右搖擺。

無論是國際組織功能衰弱，還是區域組織的構建，根本問題還是圍繞本國利益的標準和規則之爭。而這個“之爭”一旦有域外大國特別是美國的插足，就會陷入無休止的爭吵之中。

第二，國與國和國家內部關系愈加復雜。這種復雜，集中體現在制度之爭、主導權之爭、中美關系等方面。

第一世界大戰后，剛剛誕生的蘇俄社會主義險些被資本主義撲滅。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又形成了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并由此引發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其間，中國開始融入西方，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對兩種制度的爭論越來越多。特別是通過此次抗疫行動，中國很好地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疫情過后，關于兩種制度的爭論可能愈加激烈。

主導權之爭，一直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之一。這次疫情，讓美國深感其主導權的減弱。然而，為維護其主導地位，美國不僅不情愿分享權力，反而會將問題歸罪于新興國家。美國的目標就是就要主導和控制，主導和控制不成就肢解。

可以預料，疫情之后美國打壓中國的力度或將持續加碼。未來一個時期，中美關系將會變得更加微妙。正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所說，“這場危機很可能會加劇中美關系的持續惡化以及歐洲一體化的衰退。”

第三，經濟秩序或將重組。主要體現在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等方面。

從目前情況看，美國還處在科技創新的前端。雖然中國已是制造業大國，但仍處在科技創新的中后端，許多“卡脖子”技術亟待解決。3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號召“兩黨團結起來，把美國建設成為一個全面獨立的、繁榮的國家：能源獨立，制造業獨立，經濟獨立，國界獨立。”這種獨立，意味著美國將徹底放棄由自己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

若美國真要建立獨立的制造業，就會對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中高端制造業進行持續打壓。這種打壓，或將導致現有的科技供應鏈和產業鏈斷裂。結果可能如同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預測，“本次新冠疫情對世界金融與經濟體系的根本性沖擊在于使人們認識到全球供應鏈與分銷網絡極易遭到破壞。”

由于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工業制造和商品消費市場，在美國的打壓和封鎖下，必將不斷加大原始自主創新力度，努力向產業鏈前端延伸，建立安全可控的科技供應鏈和產業鏈。這種新鏈條的建構，或將引發原來創新鏈和產業鏈的重組。這種重組，將直接影響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速度。

金融鏈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定價權”上。自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后，美國就牢牢掌控著“金融定價權”，全球股市都看華爾街的臉色行事——“跟跌不跟漲”。同時，美國還操控著“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大宗商品買方市場”和“消費類商品賣方市場”，既沒有買方市場定價權，也沒有賣方市場定價權。因此，中國進口什么什么貴，出口什么什么便宜。這個問題，疫情之后或將表現得更加突出。

第四，世界自由貿易秩序或將受到嚴重阻礙。本屆美國政府上臺以來，始終堅持國內法高于國際法，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不斷挑起世界貿易爭端，干擾正常世界貿易秩序，導致WTO上訴機構因法官不足而停擺，相關改革也陷入僵局。

美國政府的行為，無疑為各國政府干預世界自由貿易提供了樣板。為維護本國利益，一些遭受貿易損失的國家不得不效仿美國。自這次疫情暴發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政府，已經在以種種理由限制有關物資的出口和進口。例如，美國政府企圖并購德國疫苗研發和生產商事件，中美、中歐之間的口罩風波，巴西、越南限制糧食出口行動等等。對此，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Walt)預測，“新冠疫情將會創造出一個不再那么開放、繁榮與自由的世界。”

二、出現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

一是政治團體被利益集團或眼前利益所綁架。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在其他層面，全球化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然而，由于某些政治團體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或出于眼前利益，導致了某些“逆全球化”現象。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認為，“每個國家都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問題是，對這種利益的定義是廣義還是狹義的。這次COVID-19疫情表明，美國未能調整戰略以適應這個新世界。”如今，世界已經變成“地球村”，這不僅是事實，也是未來發展的潮流。這個潮流，恐怕誰也無法阻擋。

二是人類文明融合正遭遇巨大阻力。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人類文明融合的議題遲早會擺上議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依靠其人才、經濟、軍事、科技等優勢，逐漸掌控了國際話語權，其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和世界無政府主義理論，正在由美國大力推行，比如美國政治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約翰·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等，雖然并不被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政治學家的完全認同，但從美國政治家近期的所作所為看，這些理論正在影響和左右著美國及西方政治團體的現實決策。

三是對國際社會未來發展的認識仍不統一。傳統政治學和經濟學理論，以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在頻繁暴發的大災大難面前，單純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很難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雖然已經得到聯合國及多國政要、學者的支持，但相關理論體系特別是全球治理體系還在不斷完善之中。加之，一種新思想和新理論的提出，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辯論和驗證，國家間的相互猜疑在短期內仍很難消除。

三、應對之策

這次疫情表明，在當今世界誰也不能獨善其身的大背景下，唯有聯合起來，才能有效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把損失降到最低限度。接下來，我們又會遇到由誰來聯合、怎么聯合的問題。

1.真正強大了才會有吸引力和號召力。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的吸引力和號召力，不僅取決于看得見、摸得著的“硬實力”，而且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軟實力”。即“話語權”。正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所說，“中國現在還是缺少合適的、能夠被廣泛接受的話語。”這次疫情，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積極援助，卻被一些人認為是“別有用心”，甚至被誤認為想“稱霸”，單調的“國際主義”“團結互助”又很難讓人信服。因此，中國在集中發展自己的同時，還要注重建設具有全球視野和先進思想的高端智庫，準確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國特別是強國的真實想法和意圖，并站在推動人類社會安全與發展的高度，系統構建人類社會治理和發展理論體系。

2.切實把科學技術擺到第一的位置加以重視。人才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特別是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新時代，要解決創新鏈和產業鏈中的“卡脖子”問題，都離不開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同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既然我們已經明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應該把“科技人才”擺到第一的位置上加以重視。圍繞發展第一生產力，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圍繞科技人才的生長規律和基本需求，從科技人才生長的源頭抓起，積極為科技人才提供肥沃的生長土壤和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3.把引進和利用外“智”擺在更優先的位置。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在引進和利用外“資”上成效顯著，但在引進和利用外“智”上則少之又少。“百人計劃”和“千人計劃”，效果遠未達到預期；在外“智”特別是國際權威智庫利用上更是乏善可陳，以至于我國的先進思想和理念很難及時被認可而進入別國的決策層。實踐證明，引進和利用外“資”完全不同于引進和利用外“智”。前者主要是追求短期利潤，而后者主要是追求持續價值。前者看重的是市場環境，后者看重的則是文化環境。長遠看，引進和利用外“智”比引進和利用外“資”更加重要。

4.記?。?ldquo;融入”環境是“改變”環境的根本路徑。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算是后起的工業化國家。無論是在人才培養和利用方面，還是在生產、生活和文化環境方面，都存在著諸多的不同。未來我們要跟上潮流或勇立潮頭，首先應學會融入和消化吸收，然后再集優發展。融入是集優的前提，集優是融入的目的。只有通過融入和集優，才能實現根本性的改變。

作者：張國君 孔明新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戰略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