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幾位學界朋友餐敘，探討天下大勢，其中一個主題是美方試圖發動的新冷戰。對此，我有以下幾點不成熟的思考，供朋友們批判。目前的態勢是，一大半美國人（共和黨和中間派）希望搞一場對華新冷戰，另一小半美國人（偏民主黨）還在猶豫究竟要不要搞新冷戰，該搞到什么程度；但是在猶豫和混亂中，實際上他們已經開始了對華新冷戰。但微妙之處在于，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方面并不接招，更不隨之起舞，表現出令人驚訝的戰略定力。內因是主要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美國內部分裂非常嚴重，需要一個強大對手帶來的聚旗效應，來為自己提供一種凝聚力。當年的蘇聯、后來的伊斯蘭極端勢力，都是他們曾經選擇的敵人，如今則看上了中國。大約二十年前，上海的倪樂雄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尋找敵人》，講的就是這個問題：美國由于先天構造的缺陷，所以需要不斷尋找敵人以鞏固自身內部的認同。靠什么把自己那膚色各異的3.3億人縫合在一起？傳統答案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識形態和美利堅愛國主義，美國孩子每天上學都要右手捂著左胸對著星條旗唱歌。但是2008年之后的量化寬松、危機救助和醫療改革卻明白地告訴美國人民：你愛美利堅，政客操控的美利堅愛的卻是大資本而不是所謂中產階級的你。美國內部的價值觀分裂，讓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裂痕從未如此之深：大約一半人相信保守主義，另一半人相信政治正確與白左文化。他們互視對方為邪教、異類和叛徒。這個種族多元、貧富分化、民粹洶涌的帝國，一貫聲稱自己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其實至今仍然是一個種族沙拉盤，走向獨立建國的近250年來，其種族和階級的塊狀構造并沒有被融化掉。美國精英階級試圖搞對華新冷戰的另一個動因是一種思維慣性與路徑依賴。他們覺得自己曾經如有神助般地贏得了冷戰，對于冷戰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也許可以從一個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他們用新冷戰來定義和描述當下和未來的中美關系，有助于堅定國內各方信心，鼓舞盟友士氣。但是他們似乎忘了另一個重要事實：中國其實也是冷戰的贏家，而且還是關鍵贏家；離開了中國的砝碼，冷戰的勝利天平根本不會倒向美國。只不過中國人在后冷戰時代一貫低調謙虛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不居功不驕矜。真要搞新冷戰對抗，中國的贏面應該比美國大：中國本土人口規模遠大于美國，主體民族占比高于美國，技術趕超的勢頭很猛，經濟發展的潛力更大，更加重要的是，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體制其實是融合了美蘇兩個冷戰超級大國的各自優勢而形成的混合型，因而比美國體制更加適合對抗和斗爭。國內外學界對冷戰的特點通常有以下概括：二戰勝利同盟內部的瓦解和對立；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與制度之爭，提出了爭鋒相對的兩種現代化方案和對人類未來的兩種不同想象；兩大陣營之間的核恐怖平衡與明確的地緣政治邊界，（對方陣營內部的沖突和戰爭，比如波匈事件等，可以叫罵嘲諷但是不能越界下場干預）；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不發達國家無論加入哪個體系，由于參與的分工規模擴大了，都會比那些游離于兩者之外的國家要過得好一些）。一是冷戰勝利同盟的瓦解與對立。隨著國力對比、利益格局、政治路線的一系列變化，中美之間曾經的信任和善意消失了，曾經的朋友變成了對手。二是意識形態與制度裂痕在加深，但是還沒有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國式現代化并不聲稱自己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其開放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等理念與美國民主黨的政策主張有一定共通性，其尊重優秀傳統文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又與共和黨的新意識形態有某些相容之處。三是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正在醞釀。中美之間的貿易、技術和資本的互動在減少，但是存量仍然相當可觀，在美國政治的單方面打壓之下也的確表現出一定韌性。中國在芯片、飛機發動機、創新資本供給等領域的本土替代正在取得明顯進展。四是核恐怖平衡與地緣邊界意識缺失。中美雙方核武器數量差距比較大，但是經過后冷戰時代這么多年的核彈小型化努力，核門檻卻比冷戰時期要降低了許多。更加重要的是，中美之間并不存在一種明確的邊界意識，美國政客并不覺得自己插手臺灣、香港和新疆事務是在羞辱和傷害中國。主權與人權孰重孰輕？如此前的大國間劃分勢力范圍是否有必要？中美雙方的認知是存在重大差異的。正是由于當下與冷戰時期的上述相似與重大差異，美國著名冷戰史學者劉易斯·加迪斯說，冷戰其實是長和平，并不是太壞的事情；如果中美之間的競爭能夠重復當年冷戰之故事，保持長和平，那就謝天謝地了。中美之間還沒有經歷對雙方帶來巨大心理沖擊的真正的危機，只有古巴導彈危機那樣的重大危機，才會塑造出雙方言行的邊界。從戰略博弈動態演進的角度看，我們在短期（三或五年內）、中期（五到十年左右）和長期（2035之后）的應對方式應該有一定差異。短期內，對于美國躍躍欲試的新冷戰挑釁，中國不應戰，或者至少暫時不應戰，而是采取了纏斗和拖延的方式應對，有不少朋友認為這是比較合理的戰略選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對手需要借助與我們的對抗來團結內部各派和盟友，用對華沖突來治療自己的精神內耗，而我們就是不借給他這個力量，讓他因為撲個空而失去平衡。就如曹劌論戰中所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越是往后拖，雙方的軍事和科技力量對比越是有利于我，屆時無論是戰是和，我們可都有更大勝算。二是中國自身也需要時間來逐步動員和整合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和政治認知。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畢竟存在大量的人口是依靠對美西方的進出口來謀生發財的，與之關聯的是在價值觀上親西方的、認同其“自由民主”話語體系的大量白領、金領、資本人士以及知識分子。在中美正式進入對抗之后，上述群體在政治上會如何站隊如何發聲，是需要有預判和預案的。對他們需要逐步引導，其中絕大部分人是愛國的，也是完全可以教育和引導好的，而最好的教師恰恰是美國。每一次美國在經貿和科技上加碼對華打壓，每一次美國在臺灣和新疆等主權問題上挑戰紅線，都會刺激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和市場派人士重走華為高管們過去十年間的心路歷程。而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越來越轉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隨著中國本土科研企業攻下剩下的幾十項核心卡脖子技術從而實現進口替代，中國東南沿海經濟重心的抗壓能力也將越來越強大。中期內，我個人認為中國應該做好對美深度脫鉤的準備。這不僅是因為美國某些頑固反華勢力在臺海、南海等周邊區域主動挑起對華地緣政治沖突的概率不可忽視，更加重要的是，一旦我們完成前述貿易轉型和科技攻關，那么中美經貿脫鉤對于美國的傷害將遠大于對中國的傷害。正如我在過去十多年里的書籍、文章與演講中反復提到的那樣，美國的力量優勢主要不在于它國內的3.3億人口，而在于他覆蓋全球的帝國體系，包括美元體系、盟友體系、傳媒、高教和非政府組織等構成的全球性跨領域大網。這種網絡性、系統性力量的可怕之處在于，當你與之斗爭的時候，你的斗爭對象其實是包括你自身人口和資源在內的全球80億人。而反過來講，一旦我們將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徹底撕裂，那么美國的力量衰減和福利受損將遠大于中方。假如我們能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那么我們將贏得對美的所謂“新冷戰”，因為誰的分工規模越大，誰所主導的體系整體經濟效率就越高。換言之，我們仍然要堅持和擴大開放，但是這種開放是針對全球友好和中立國家的，而對美國本土則要搞明確的排他性和抑制性。在這種陣營對抗過程中，美國社會內部種族與階級的分裂，美國本土人口規模的有限，美元體系半個世紀以來所提供的廣義鑄幣稅迅速消失，美國部分盟友和追隨者的反叛，這些都將導致美國霸權和經濟力量的非線性塌縮。其實，在新冷戰方面，中國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人口規模大，產業規模效應明顯，內部相對團結，強政府具有的動員和組織能力等等。一旦這些優勢得到重視和發揮，我們在各條戰線上壓到美國及其核心盟友是完全有把握的。也正是因為逐漸意識到上述前景，相對理性而不那么民粹化的拜登團隊，最近一年來開始表現出“亢龍有悔”的味道，先是說“我們競爭但不能開戰，得有護欄”；然后明確表態說“中美不能脫鉤，要搞小院高墻”；最近又說“制裁不是為了傷害中國，只是為了‘去風險化’”。這幾天的新態勢，是其國務卿、財長、商務部長在內部爭奪誰先訪華的機會，因為誰先訪華誰就能將自己分管的領域作為中美關系的優先項來予以實施，誰就能扮演他們所希望的“中美緩和”détente的功臣。對于當前這種態勢，其實我在過去兩年來一直如此預判，卻被不少只看中文自媒體的朋友笑話說錯判了。我現在擔心的是，美方態度一軟，國內一批缺乏斗爭精神缺乏戰略遠見的人就又想著就坡下驢了。至于2035年之后，究竟是分是合，取決于期間的戰與和、各條戰線博弈的勝與負、美國國內的政治分裂是否結束等等條件。總之，面對一個精神分裂的、歇斯底里的美國，我們既要有按照自己的節奏展開斗爭的定力和意志，又要有最終必勝的信心和決心。不應幻想中美關系會回到過去，也不應幻想不經過艱苦卓絕和驚濤駭浪的斗爭就能把美帝國的囂張霸權擊退打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內外兩個循環都需要做重大結構性調整，至于具體應如何調整，以后另外專文論述。
（來源：“紅色文化網”，轉編自“翟東升的全球政治經濟研究”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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