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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前，即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政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帶動下，反對封建軍閥的北伐戰爭取得偉大的勝利，此時，潛伏在國民黨內的極右派蔣介石便露出了廬山真面目。他背叛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舉起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旗，揮舞著屠刀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砍來。

當天凌晨，按照指定的計劃，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打手從租界分別沖向閘北、滬西、南市等區，與反革命軍隊一起進攻工人糾察隊，軍隊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糾察隊的槍械，并與流氓打手一起屠殺工人。當天，打死１２０人，打傷１８０人。在前一天，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即被秘密扣留并遭殺害。從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就有３００多人被殺害，５００多人被捕，５０００多人失蹤。陳延年、趙世炎等人先后犧牲。于是在全國開始了“清黨”反共的高潮。由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統治，共產黨毫無防備，損失殘重，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就有３３萬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共產黨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其中不堅定者脫黨、叛變，黨員人數由政變前的５.７萬人驟降到約１萬人。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

“4.12”反革命政變只是蔣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開始，從那以后直到他敗走臺灣直到他下地獄也沒有絲毫改變過。他以自己罪惡的一生證明了一切反動派是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這一偉大真理。蔣介石一生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現在沒有精確的統計，估計是幾百萬共產黨人和上千萬革命人民。他的曾孫蔣友柏承認：“我的曾祖父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８年所帶領的國民政府共殺害約１０００萬中國人，（在世界）排名第四”，我想實際的數字是不會比這更少的.

如果紅色武裝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后的邊區、山區，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頑強的戰士。

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講到毛澤東道路的珍貴。毛澤東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完全自己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斗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給我們揭示了什么呢？其實今天來看也是我們必須珍視的：中國革命不但要獨立于敵人，而且要獨立于友人。

為什么說真正教會毛澤東認識“槍桿子”的是蔣介石？

有這樣幾個關鍵的事件：

一個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艦事件”。

一個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共產黨人面前把槍桿子的威力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共產黨怎么辦？一忍再忍，一讓再讓，對蔣介石的忍讓實際上是對實力的忍讓，對槍桿子的忍讓。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不久，我們黨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十分悲痛地說，我們一年余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是一場幻想，而且變成了他屠殺共產黨的代價。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

毛澤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蒼涼，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這種無奈，是共產黨人對槍桿子的深刻認識，沒有槍桿子，在槍桿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讓步，除了繳槍，除了把性命賠上去，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到了黨的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條武裝斗爭的道路。毛澤東在發言里面講：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就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事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怪，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以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關鍵來源就是他這句話：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剖析了中國紅色政權客觀存在的條件后提出，我們的主觀還要加上這條，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才是構成一個完整形態的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終找到一條“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那么工農為什么能武裝割據？因為白色政權之間的斗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那么怎么樣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蔣介石從反面教會了共產黨人認識槍桿子，他使共產黨人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工農武裝。

我們的政權不僅需要主義，需要人民群眾的擁護，需要對中國社會特質的了解，我們還需要武裝起來，就像斯大林曾經有過一段描述：“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一系列歷史人物對中國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澤東同志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至關重要。

今天，我們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應當從中尋找怎樣的教訓和啟示呢？我的體會是：

首先，反革命總是會有的，過去有，現在有，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前總會有的。不要以為一次革命勝利之后，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革命總有反復，階級斗爭的弦永遠不能松，居安思危的思想永遠不能丟。世界永遠在對立統一中矛盾運動，不要懷疑辯證法的正確。那種否認矛盾，否認階級斗爭的論調不過是修正主義的麻醉濟。

其次，同樣是反革命事件，隨著歷史條件的變換，斗爭焦點從黨外移到黨內，其手法，其表現形式，其真假難辨的程度等越來越難以把握，這要求革命者不但要有一雙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火眼金睛，還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爭藝術，否則就會上敵人的當。因此，要認真學習馬列毛原著，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要認真調查研究，及時而正確地回答現實提出的問題，客觀地分析階級力量的對比，集中精力抓住最主要的矛盾，從而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要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要講究斗爭的策略和藝術，克服“左派”幼稚病，堅持革命的大方向，不要在一些無原則的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打嘴仗制造內耗；還要注意不斷地克服自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嚴于解剖自己，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成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幫了大忙，隨后，李立三、王明、博古嚴重脫離中國現實國情的極左冒進機會主義與機械僵化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更是幫了蔣介石反革命政治軍事集團的大忙，幾乎葬送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武裝力量和中國革命。這說明革命隊伍中的任何錯誤思想和行動在客觀上都必然是反革命的幫兇。

4.12政變共產黨人被砍頭

1927年4月12日（距今90年），蔣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當晚，青幫頭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聯合會”、“中華共進會”的名義，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晚宴，將汪誘騙到杜宅殺害。

四.一二的劊子手杜月笙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白崇禧在上海具體執行蔣介石的政變計劃。凌晨，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后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事先埋伏在工人糾察隊周圍的大批軍警，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余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占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余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為了抗議血腥暴行，當天，上海各區工人分別召開了幾萬人以至幾十萬人參加的大會，一致要求：交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懲辦流氓，肅清反革命；保護上海總工會等。會后游行示威，閘北區數萬徒手工人行至潮州會館總工會會所時，奮勇而入，奪回了總工會會址，并立即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

4月13日，總工會在閘北青云路廣場召開工人群眾大會，會后約有10萬人整隊去周風岐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愿。二師司令部已經接到蔣介石命令，當請愿隊伍走到寶山路時，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被槍擊而死者在百人以上，傷者無數，被捕200余人。天降大雨，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同時，在上海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軍隊的槍擊，死傷數人。

從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內，上海被屠殺者300余人，被拘捕的共產黨人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工人領袖趙世炎、陳延年等先后被殺害。

事件發生后，國民黨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戒嚴司令白崇禧發表通電稱：“上海工人糾察隊，發生械斗，當此戒嚴之際，且前方軍事正在進行，本司令官等為鞏固后方安寧秩序起見，不得不嚴行制止。已將該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并派員與上海總工會妥商善后辦法。”同時，白崇禧還聲稱如發生罷工，“不問首從，定即按照戒嚴條例，嚴懲不貸”。

被害的革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