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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步步緊逼，國民黨又長期封鎖、不斷制造摩擦的艱難情況下，毛澤東通過講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及中國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萬千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前往延安，贏得了國內國際廣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強大推動力。重溫毛澤東講“延安故事”這段歷史，對于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為什么要講“延安故事”

抗日戰爭時期尤其是抗戰初期，由于國民黨的刻意封鎖，我們黨直接對外“發聲”非常困難，中國共產黨及延安在外界的形象是模糊的、歪曲的。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一開篇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

國民黨對共產黨與延安的“描述”，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誣稱中共是“共匪、赤匪、強盜、暴徒”，這是自土地革命以來一直送給共產黨的“帽子”；二是刻意貶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抗日努力與功績，對外宣稱“共產黨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一次仗”，“目前希望他們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三是抹黑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生活，說是“罌花滿地”，“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則剝榨凈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男女混雜人倫不講”。這些污蔑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共產黨的形象造成了損害，也產生很多誤解。面對國民黨的肆意造謠、抹黑和攻擊，我們黨必須主動予以回擊，進行解釋和宣傳。

而在當時，面對日益嚴峻的抗戰形勢，國內外關心抗戰大局的各界人士對“中國前途在哪里”的擔憂越來越重，紛紛把目光轉向了中共和延安，愿意聽聽來自延安的“故事”。如斯諾啟程打開“紅色中國”的大門之前，就準備了78個美國民眾關心的問題，想要尋找答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毛澤東的精心謀劃和組織，我們黨打響了講好“延安故事”這場輿論攻堅戰。

二、如何講“延安故事”

延安時期，毛澤東所講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號召促成并維系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故事；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人民踐行民主政治，探索經濟、文化、教育等建設方法，建設“模范區”“樣本區”的故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千千萬萬邊區人民的故事。

作為黨的理論家、宣傳家，毛澤東在講述“延安故事”時審時度勢，方法靈活，多管齊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一）用交談方式講述“延安故事”。

毛澤東的“聽眾”類別很多，有國內的記者、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革命青年、國民黨人等，也有國外的記者、政要、團體等。在繁忙的事務中，毛澤東抽出大量時間與他們會談、交流，向他們講述“延安故事”，增進他們對延安的了解和認同。同時，也讓各界人士成了他的“宣傳員”，讓“延安故事”傳播得更遠更廣。

毛澤東極為重視與新聞記者的交流。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加上長年身處延安，毛澤東很難直接對外“發聲”。記者這一特殊職業，使他們可以通過手中的筆，迅速地向外傳播客觀情況。斯諾曾說：“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國發表談話的機會。……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語發表出去，盡管國民黨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回到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耳朵里。”

從斯諾開始，毛澤東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紅色中國”的故事，跟隨著史沫特萊、海倫·福斯特·斯諾、貝特蘭、王公達、黃薇以及斯坦因、福爾曼、愛潑斯坦、白修德等外國記者的暢銷著作，傳遍了世界；也隨著舒湮、鄧靜溪、趙超構等中國記者的真切報道，打動了無數國內民眾。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向民主人士、華僑領袖講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黃炎培、陳嘉庚等。1938年1月，梁漱溟帶著對中國前途的擔憂到達延安。在21天時間里，毛澤東與他多次交談，其中有兩次是通宵達旦。關于梁漱溟最為關注的抗戰前途問題，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說：“中國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觀，應該非常樂觀，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澤東一再強調的“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成為不久后寫成的《論持久戰》中的重要觀點。

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陳嘉庚帶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到訪延安。毛澤東針對國共摩擦問題，向陳嘉庚解釋了中共“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表達了中共關于團結抗戰的立場和態度。陳嘉庚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囑托，他后來在重慶、在南洋的講演中，力陳中共的真實情況，引起巨大社會反響。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為恢復國共商談而來的黃炎培一行。黃炎培在邊區看到了距離他的理想相當近的“新世界”，并且與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窯洞對”——用“民主新路”破解“歷史周期率”的難題。黃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經歷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談話，很快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熱情贊頌毛澤東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這本書避開了國民黨的檢查自行出版，初版兩萬冊在短短幾天內就被搶購一空。毛澤東講述的“延安故事”，也因為這本在大后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而傳播甚廣。

（二）用文字陳說“延安故事”。

毛澤東認為，輿論宣傳工作要為大局服務。他曾形象地稱知識分子的一枝筆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講述“延安故事”時，毛澤東適時地運用紙媒的力量，把黨的政策主張及時宣傳出去，表明立場，擴大影響。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針對美軍觀察組的宣傳。

毛澤東在1944年6月28日確切得知美軍觀察組可來延安后，當即表示歡迎。在7月22日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之前，《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集中刊登了大量關于美國民主自由以及中國追求民主的社論和新聞稿。這樣做，有三層用意：第一，強烈表達中國共產黨對抗戰的堅定信心與對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國民黨的政治獨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國對延安的“善意”，為爭取美軍觀察組的支持作鋪墊。

毛澤東在特定時期的集中宣傳造勢，確實引起了美軍觀察組的關注。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詳細記錄了毛澤東關于“民主”和“合作”的談話內容。經過我方的宣傳和解釋，觀察組逐步改變了對中國抗戰的整體印象特別是對中共的態度。謝偉思在其報告中多次提出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建議“有理由把美國的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國共產黨軍隊”。1945年2月8日由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全體政務官員聯名發出的《中國的局勢》報告中說：如果美國繼續堅持片面支持援助蔣介石的政策，“在中國發生混亂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災難性的內部沖突可能加速爆發。

（三）用事實展現“延安故事”。

毛澤東曾這樣說，“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面對敵人的抹黑，我們說“請看事實”。這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宣傳工作方針。

“請看事實”的宣傳策略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黃炎培說：“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接受毛澤東的建議，華僑記者黃薇在華北敵后待了三個多月，走了四十多個縣，行程數千里。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百余篇敵后通訊，向海外僑胞報道了祖國人民英勇的抗日斗爭事跡。在華北某抗日根據地被營救，并在那里生活了兩個月的美軍飛機轟炸手布希回國后，向紐約《下午報》說：中國共產黨人在他們領導的區域有效地組織起中國人民從事全面抗日戰爭，我能證明他們是打日軍的。

自由的邊區，吸引了更多的來訪者；自信的中共，獲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澤東此舉，可謂“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誠懇態度和強烈自信；二能讓邊區的情況更加全面和具體地展現在來訪者面前，讓“延安故事”更詳實；三也能讓“延安故事”更加真實可信。

三、講好“延安故事”的效果

毛澤東講述“延安故事”取得巨大成效，是我們黨歷史上開展對外宣傳的一次成功實踐。

（一）呈現了一個真實的延安、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贏得廣泛理解、同情和支持。

聽毛澤東講完“延安故事”后，各界人士紛紛向外界介紹他們的所見所聞、親身感受，針對之前聽說的種種不實信息，為中共和邊區進行了強有力的辟謠。

陳嘉庚就是其中一例。對于邊區的真實情況，陳嘉庚在重慶作題為《西北之觀感》的演講時說：“及到兩三天，已明白傳聞均失實。”他親身的所見所聞則是：“田園、屋宅、財產，仍民眾私業，未有變更。商販店行亦民眾自由經營，一條街道百多家，大小資本概屬私人所有。政府絕無干預。”又說：“至于公妻滅人倫，則絕無其事。若男女混雜，以余所見所聞，凡男女往來起居，甚有秩序。”他呼吁：“現下為抗戰救亡危險時際，希望全國民族一致對外！”陳嘉庚這個演講的聽眾有數百人，包括重慶大部分報館的記者。他的演講內容對國民黨當局而言，無異于引爆了一顆重型炸彈。

英國記者斯坦因用日本人的評論，側面肯定了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他寫道：“共產黨的軍隊，是和人民緊密聯系著的，對于這種聯合力量的恐懼，使得日本人宣言說：‘他們’（共產黨）現在是日本皇軍在中國必須認真攻打的唯一敵人。”他還說：“在新民主主義之下，延安已經動員并實現了他們的作戰力量。我覺得新民主主義毋寧說更近于英國的戰時民主制。它有獲得和平，也有贏得勝利的可能性。”

（二）使“延安”成為一個精神符號，吸引了大批人士奔赴邊區，凝聚了抗戰力量。

一首當時廣為流傳的詩歌，生動表達了愛國青年對延安的向往：“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過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許多青年懷揣著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或是“肋下挾著一本《西行漫記》”奔赴延安，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學員中有知識青年477人，而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學員中，知識青年數量則達到4655人。成千上萬的愛國人士、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不怕艱難困苦，長途跋涉奔赴延安，為奪取抗戰勝利和建設新中國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延安故事”輾轉流傳，在國統區乃至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理論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抗戰救亡、民主建國的一系列理論主張，通過“延安故事”這一載體得以傳播開來。“團結”“抗戰”“進步”的旗幟，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抗戰必勝的信心。二是在實踐上，“延安故事”使邊區作為抗戰大后方民主政治建設“樣板”的形象廣為傳播。不少人通過“延安故事”，知道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為普通百姓謀福利”的社會在延安，“百煉成鋼的指揮者和戰士”也在延安。

 作者：李雨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