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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茂：毛主席的不發達社會主義與后來的農村改革

點擊：  作者：張文茂    來源：烏有之鄉  發布時間:2018-06-14 09:57:44

 

        【摘要】：只有站到毛主席社會主義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發展戰略的高度，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當作工業化必不可少的體制支撐，并且將其由適合農業的三級體制改革成適合農村工業化發展趨勢和商品經濟制度的新型體制，才能正確地解釋改革的深層次原因，才能使改革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被導向私有化和泛市場化的邪路。

毛主席的不發達社會主義與后來的農村改革

張文茂(原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所長)

前言

　　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主席有很多重大理論思考，包括他晚年關于階級斗爭和繼續革命問題的重大理論創新。但其中有些重大的理論思考并沒有在后來的發展中引起充分重視和展開，有的卻被引導到相反的方向。這其中有三個問題非常重要，都是針對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窮過渡”和“共產風”等錯誤傾向進行斗爭的理論思考。

　　一個是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和發達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的理論思考。沒有這個理論上的劃分，實踐中一定要犯“左”的錯誤，這已經被58年一些領導人的“窮過渡”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所證明。但在后來的發展中，初級階段理論代替了不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但卻在實踐上退回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以前去了，完成了從概念到實踐的轉變。

　　第二個是社會主義還是商品制度的觀點，既不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不是共產主義時期的產品經濟。特別是針對人民公社運動中出現的急于取消商品生產的“左”的錯誤傾向，毛主席反復強調人民公社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并搬出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說服大家，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沒有這個理論，也必然要犯左傾錯誤，把本來還必需存在并可以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客觀規律當作資產階級法權急于消滅掉。但是，后來有人把這個理論的原則邊界突破了，用市場決定一切的概念取代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念，用調節手段否定了基本制度上的不同性質，把勞動力、住房、醫療服務、教育、公共服務甚至國有資源等等全部商品化、市場化了，甚至發展到由市場決定一切的程度。在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難道商品經濟的發展是沒有邊界的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難道是沒有任何原則區別的嗎?

　　第三個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一定要工業化的觀點，即在國家的、城市的工業化背景下，農村要依托人民公社這種集體經濟組織和體制實現工業化轉型。沒有這一戰略目標，農村集體經濟就一定會失敗。但是，有些人幾乎是選擇性失憶了，不但把毛主席公社工業化的戰略棄之腦后，而且在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后，還言之鑿鑿地公開宣揚“完全沒有料到”，是“意外抱了個金娃娃”。本來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大發展，已經在實踐上充分驗證了毛主席公社工業化的偉大設想，但決策者卻偏偏要解散人民公社，最終使農村工業化轉入資本主義發展軌道，于是社會主義的農村工業化最后夭折。如果我們認真思考一下農村工業化的概念，你就會發現，只有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下，才會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農村工業化，并最終和國家的工業化融為一體。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怎么可能會有農村工業化的事?有的只是城市資本對農村的剝奪和農村的衰落，絕不可能會有資本主義的“農村工業化”的概念。所以，九十年代以后這個概念也和鄉鎮企業的概念一樣也隨之消亡了。

筆者認為，這幾個重大理論問題的提出，不僅對于糾正當時“左”的錯誤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是涉及整個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方向的重大原則問題。不弄清這幾個重大問題，就會出現兩種傾向，一個是把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階段的體制特征固化下來，當作社會主義整個發展階段普遍存在的特征，從而排斥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不弄清這些理論問題，也很容易混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原則界限，陷入實用主義，使改革偏離社會主義方向，進而蛻變到資本主義制度，最終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

一、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劃分

　　1、在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前，有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

　　新中國初期，我們黨最初也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很多同志都是希望直接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這在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表現的非常明顯。這很像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的早期左傾錯誤領導人總是急于攻占大城市，甚至提出“畢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策略，結果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才有了毛主席的在農村建立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最初引起毛澤東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窮過渡”問題。很多領導干部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就要加快向共產主義過渡，并且越是在貧困的基礎上越容易過渡。這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覺，并開始提出問題啟發大家思考。在1958年11月6日的鄭州會議上，針對很多人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毛主席就提出：“有兩個過渡，第一個是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大體需要多少時間?-----第二個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全民所有制到各取所需。------現在我們對共產主義只是吹，蘇聯也還沒有實現。”(《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三冊第493頁)

　　在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會議上，毛主席對“少則三四年”可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問題提出質疑，并提出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標準才算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會上有一段對話很說明問題。毛主席說：“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插話說：“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轉的太慢了，到農民很富了以后再轉也不利。”劉少奇接著插話說：“農民窮一點好轉。在北京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是達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再達到一批再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發工資。”毛主席接著說：“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劉少奇又插話說：“如果這個時候不搞，他什么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彭真又插話說：“搞慢了不利。”毛主席接著說：“照劉少奇和彭真兩位的意見，是趁著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就不想過渡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年第3冊第520頁)

　　越窮越容易過渡到公社所有制，甚至很快可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富了就不愿意共產了。這在當時是很多領導人頭腦里存在的認識問題。面對這些“窮過渡”和由此刮起的“共產風”的錯誤思潮，毛主席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在1959年底到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思考。他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可能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可以叫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二是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即由比較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了后一階段，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大為豐富，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大為提高，就可能進入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了。”(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下冊1949-1976第1045-1046頁)在這里，毛主席是把發達的社會主義等同于馬克思和列寧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而在這一階段之前，還有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還遠遠不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描述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在這個社會階段之前的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個階段的根本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趕超。所以，這一階段還會存在全民和集體兩種公有制形式，還會有大量的、相互獨立的市場經營主體，還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利用貨幣關系，按勞分配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實現等等。這在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里還沒有人提出過。

　　2、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提出，是毛主席對58年公社化運動的理論思考和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貢獻 。

　　不發達社會主義與發達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在經濟上的根本區別是：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還是無產階級國家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經濟”(斯大林語)，而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是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是按計劃安排生產并按每個人為社會付出的勞動量來直接分配的產品經濟，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設想的那樣。

　　關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兩段經典的描述。其一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借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部分消費資料。”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0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其二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05——30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寧完全繼承了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按需分配的科學分析，并且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進一步展開論證了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共產主義第一級階段即按勞分配條件下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客觀性以及國家消亡的條件等重大理論問題。后來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目標，也基本上是按照這個方向發展的。他們希望盡快地過渡到完全的全民所有制。那時，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開始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了。但是，這個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使社會主義本身遇到巨大的挫折。現在來總結，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際上也并沒有超出毛主席后來提出的不發達階段的水平。

　　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如果說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那么，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勝利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經過較短時間的過渡之后，是可以直接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分析的那樣。但是，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在一個工業化后發國家革命首先取得勝利后，是否也可以很快進入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即已經不存在商品生產和貨幣關系的完全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這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典理論中，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斯大林都沒有考慮到，就是毛主席本人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急于向共產主義的“窮過渡”和大面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之前，也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重大問題。在1959年6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說：“許多問題是料不到的。誰知道吹‘共產風’?根本不管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辦公社，‘共產風’就吹出來了，沒有料到。”(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下卷1949-1976第949頁)。他還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教訓，才使他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進而提出重大的理論突破和政策調整方案。

　　3、為什么要有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

　　這是由于無產階級革命是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即工業化后發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結果。所以，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后必須著手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實現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追趕和超越。而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恰恰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和包圍的環境中。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工業化就是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一窮二白”的短缺經濟基礎上起步的。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只能靠自力更生、省吃儉用和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的勞動積累。在這樣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很快直接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這就是我國為什么必須有一個不發達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原因。58年出現“左”的錯誤，理論上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沒有搞明白。所以，毛主席才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這個問題，引導全黨思考這個問題，避免犯急躁冒進的錯誤。

　　理論上講，這種工業化補課客觀上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可能性。所以毛主席才再三強調要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要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強調要堅持繼續革命，以保證這種工業化趕超不至于被顛覆到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

　　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沒有解決這個理論問題，他們在實踐中也是希望早日建成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以便盡快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他們忘記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相信了階級斗爭熄滅論，停止了繼續革命，失去了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性，最終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導致了后來的失敗。

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是一個不斷發展完善的歷史進程，不是凝固不變的，它自身仍然存在著內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在任何商品經濟體制下，只要存在眾多的市場競爭主體，就一定會優勝劣汰，產生分化。所以，一方面，不發達社會主義在發展中，有一個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而在所有制方面逐步過渡的問題，如人民公社由生產隊過渡到大隊，再過渡到公社所有制，然后還會由公社所有制過渡到地方全民所有制的長期發展進程，為向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發展準備條件。這是必須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相應的政策法規來保證的。另一方面，由于特定政治路線和經濟政策的決定作用，在這個階段也存在著重新產生資本家階級，使這種商品經濟重新回到以雇傭勞動為基本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階段，蛻變為類似于國家資本主義、或新新民主主義、或類似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等等社會形態。對內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外屈服于帝國主義，這是完成此類蛻變的根本原因和社會條件。

二、不發達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產品經濟

　　1、不發達社會主義是商品經濟，還不是完全的產品經濟。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斯大林也曾遇到過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斯大林曾經拒絕了黨內一些同志提出的立即取消商品生產的要求，堅持認為在沒有過渡到完全的全民所有制之前，商品生產是不能消亡的，不但不能消亡，而且還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斯大林說：“我國的商品生產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它所涉及的基本上是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所生產的商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斯大林選集》下卷 第551頁 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

　　但斯大林只承認他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還存在商品生產和交換，但不愿承認整個經濟體制是商品經濟體制。他沒有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看成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而是認為可以很快建成消滅商品生產并完全按勞分配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毛主席對此始終保持著冷靜的態度。所以，在公社化運動初期出現“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很多領導干部急于取消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甚至要取消商業活動的傾向時，引起了毛主席的嚴重關注。他甚至還搬出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來說服大家，但效果甚微。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提出要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批評了企圖消滅商品生產的錯誤主張。他說“現在，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下卷1949-1976第897-898頁))在11月9日的講話中，他說：“再一個是商品問題。我們這個文件是避開這一方面的。現在人們都是要避開這一方面，誰講到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大概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起草這個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諸公，都是避開這一點的。我就想要寫進去。可不可以寫這樣一條：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6頁)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在人民公社問題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問題，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還是兩者都擴大?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人民公社應向兩個方面發展，它同時要擴大社會交換，不交換，就不能消費;不擴大交換，就不能發工資。京、津、滬地區富裕，就是商品經濟發展，能交換。”又說：“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現在好像只有自給自足才是名譽的，而生產商品是不名譽的，這不好。”《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86頁   )11月3日在列車上聽匯報時又說:“必須使每一個公社，并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西安會議沒有提倡這個事，他們一心一意要取消商業。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這個問題不提倡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三國時期，張魯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長的，因為他不搞工業，農業也不發達。要提倡每一個人民公社生產有交換價值的農作物和工業品，不然生活不能豐富。”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87-488頁)

　　七十年代后期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以及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證明了毛主席關于公社工業化的偉大設想，而且也證實了人民公社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科學論斷。因為社隊企業、鄉鎮企業不但生產的全部是商品，而且這些企業本身，也是根據市場的需求來決定其存在與發展的，雖然有國家的計劃指導和政策鼓勵，但基本的調節機制是市場機制。

　　2、不發達社會主義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經濟

　　直到晚年，毛主席對自己建立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有過多次基本評價，表達的是一個相同的思想。

　　第一次、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說：“中國現在還不行，不夠好。總而言之，中國現在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以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53頁)

　　第二次、到1975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關于學習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又重申了毛主席的這一基本結論。通知中說：“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些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72頁)

　　第三次、1975年11月4日，在聽取毛遠新的匯報時又說：“列寧說建設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來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21頁)

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這個國家實行的是商品制度，是以全民所有和部分勞動者集體所有兩種公有制形式為主體的、主要由計劃調控又部分采用市場機制的商品經濟制度，分等級。和舊社會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在這種商品制度中，有很多獨立的市場經營主體，如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生產大隊、社辦企業、國營企業等都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也是國有資本或集體資本的經營者，只是沒有了私人資本家。所以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經濟和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樣的社會主義還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所以，要堅持繼續革命。如果說毛主席的不發達社會主義與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么很簡單，一個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經濟”，或雖有一些私人資本的存在，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完全處于從屬的地位;一個是有資本家參加并居于主導地位的商品經濟。所以，不發達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還是毛主席說的：只是所有制變更了。

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必須工業化

　　1、毛主席關于農村公社的最初設想

　　1958年4月毛主席在廣州期間，曾經與劉少奇議論過我國未來農村社會的組織形式。據陸定一回憶說：“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后我國的情況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1976第826頁)這也許是毛澤東后來熱情地支持人民公社的思想理論根源，他的理想最初就是把公社看成一個農工商的綜合體，也可以說是農村工業化的一種途徑、形式。

　　2、人民公社化初期關于公社工業化的設想

　　在1958年公社化運動初期，毛主席就贊同并社以后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認為這種公社制度要不同于蘇聯的集體農莊，因為人民公社不只是農業生產組織，而是農工商綜合體，還承擔著農村工業化的歷史使命。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指出：“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職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卷1958-1981第111頁)

　　他還在1959年2月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裕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卷1958年-1981年第142頁)

　　1958年，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應當根據各個人民公社的不同條件，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面轉移到工業方面，有計劃地發展肥料、農藥、農具和農業機械、建筑材料、農產品加工和綜合利用、制糖、紡織、造紙以及采礦、冶金、電力等輕重工業生產。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器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卷1958年-1981年第117頁《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8年11月，輕工業部黨組關于人民公社大辦工業問題的的報告中提出：“(三)貫徹工農業并舉的方針，在人民公社中大辦工業，是輕工業發展的基本方向。應該放手發動群眾，根據人民公社的經濟特點和自然特點，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以小型為主，中小結合，以土法為主，土洋結合，并使骨干企業與群眾企業相結合，既建新廠，也改造原有企業，特別是手工業。”毛主席閱后批示：“此件很好，輕工業找到了路子。立即印發到會各同志。”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2頁)

　　1959年12月召開的浙、皖、蘇、滬四省市座談會上有一個會議紀要，其中第五部分提出了公社工業化的標準問題。

　　“一、會議建議，對公社工業化，由中央統一規定一個標準，以便遵循;并醞釀一下四點意見：

　　(1)公社工業產值達到占全公社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2)實現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

　　(3)公社的工業生產能力要達到：能夠修配大型農具(包括機械農具)和制造小型農具，土化肥、土農藥做到自給，農副產品的商品部分都能由公社進行初步加工后出售;

　　(4)公社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如勞動生產率在現有基礎上提高三倍到五倍，產品商品率達到占產品總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卷1958年-1981年第282頁。可見在公社化運動初期，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在一些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已經是一個排上日程的重大現實問題。

　　3、以糧為綱時期對社隊企業的殷切希望

　　根據上述回顧可以看出，毛主席關于農村工業化進程的設想和思路無疑還帶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色彩，所以，在現實的發展中很快遇到了實際問題。由于58年“左”的錯誤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公社工業化進程不得不被打斷，農村經濟發展進入了以糧為綱的發展階段。這說明，雖然公社工業化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還沒有基本解決之前，在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之前，全面啟動公社工業化進程的條件是不成熟的。這里表現出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再加上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吃不飽飯的問題還是壓倒一切的，人民公社必須先經歷一個大搞農業基本建設的階段，徹底改變農業生產的落后局面，解決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然后，才談得上全面啟動公社的工業化進程。我國上世紀的六十到七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就是公社工業化啟動前的一個發展階段。但是，這并不是人民公社存在的根本意義所在，因為僅僅是農業的發展根本不能成為公社制度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農業、農村的根本出路最終還是在于公社工業化。所以，在這一時期，毛主席雖然樹立了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但它從來沒有放棄公社工業化的偉大構想，始終相信它是我國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趨勢。

　　1965年，毛主席批示江蘇華西大隊搞社隊企業的經驗。在蘇南一帶，從1963年開始涌現一批社隊企業，其中江陰縣華西村大隊在書記吳仁寶帶領下創辦的集體企業較為出色。1965年，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室對此寫了個報告，呈給中央各領導。許多中央領導都是傳閱后沒有提什么意見。只有毛主席仔細閱讀了材料，沉思良久，欣然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

　　1975年9月，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肯定了社隊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會議上公開發表了毛主席早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贊揚社隊企業的那句名言——“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這實際上是正式動員全黨和各條戰線大力支持社隊企業的發展。原來，早在1974年12月15日，《河南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的文章。十個月以后，即1975年10月11日，為了配合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題目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這篇文章之所以十個月以后又被《人民日報》轉載，是因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為當時浙江金華地區部分銀行干部在看了《河南日報》報道后，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于是，他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推舉該地區永康縣人民銀行干部周長庚執筆，在1975年9月5日，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黨和政府切實加強對社隊企業的領導，幫助和支持農民興辦各類企業，增加經濟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接到來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來信摘要”的形式，摘錄了周長庚來信的主要內容，并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給毛主席的信、華國鋒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的報道)送呈毛主席批閱。毛主席于27日審閱，并寫下：“小平同志：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610頁)這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說明毛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還關懷著人民公社工業化的問題，還在念念不忘那個“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

　　毛主席從58年、59年、65年、66年，再到75年，不斷有講話、批示，強調社隊企業的重要性，說社隊企業是人民公社的希望。但是，在他老人家在世的歷史時期，由于糧食問題的壓力，毛主席并未將社隊企業的發展作為當時的主題或中心任務提出來，也沒有像學大寨那樣把華西這個社隊企業典型作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豎起來，而是強調農村經濟以糧為綱的發展主基調。直到他老人家逝世前后，糧食生產的壓力逐漸緩解，啟動公社工業化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起來，社隊企業，包括后來的鄉鎮企業很快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完全驗證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預見。但是，遺憾的是，人民公社卻在這個大潮到來時被解散了。失去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農村工業化進程，最后被私有化進程所顛覆，在資本擴張的大潮下夭折。

　　現在，我們回頭來總結一下。毛主席提出的不發達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一個后發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化上的趕超階段，即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而不是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完成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這個不發達社會主義在經濟上的基本特征，可以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討論：(1)它是一個由國家的工業化擴展到農村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并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進程;(2)它是國家計劃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經濟，是由商品經濟大發展再到產品和服務的商品化范圍逐漸縮小，而按需分配的部分逐漸擴大的發展過程(如住房、醫療、教育等推出市場化轉向全民保障按需分配等);(3)它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調節到適當擴大市場機制最后發展到更高水平的計劃調節的發展進程;(4)它是國家的全民所有制和部分群眾集體所有制并存發展，人民公社隨著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而由生產隊過渡到大隊再過渡到公社所有制并為向全民所有制轉變準備條件的過程;(5)它是按勞分配在局部實現到逐步擴大范圍直到在全國范圍內實現的過程。當然這些僅僅就經濟方面講的。還有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其他方面，這里先不做討論。

這個不發達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就國內來說，它是要全部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毛主席當時預計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來說，它是要全面趕上并過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工業化、現代化最發達的國家。

四、在我國，不發達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三個發展階段

　　我國的不發達社會主義為什必然要表現出階段性?這是因為：

　　1、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在帝國主義封鎖下的工業化起步，必須靠自身完成原始積累。而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手段是建立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調節機制。

　　2、沒想到遇到一個困難時期，糧食問題成為主要矛盾，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而這種建設只能靠億萬農民的勞動積累。

　　3、所以，為保證國家工業化的順利推進，不得不推遲農村工業化的啟動時期。這就使得我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先解決農業即糧食問題，然后才能逐漸展開農村工業化進程，使發展顯出階段性。

　　關于人民公社工業化什么時間起步問題，最初毛主席也沒有要分階段的想法。1958年鄭州會議期間，毛主席針對人民公社的兩個過渡問題時說：“現在必須搞工業，不能說兩三年以農業為主，兩三年以后再搞工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493頁)可見，毛主席最初是主張人民公社的農業和工業同時起步發展的，并沒有考慮時間先后的發展順序。但后來的發展遇到了巨大的挫折，這就是“窮過渡”和“共產風”的出現以及隨后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給出現巨大問題，農業生產能力的不足嚴重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甚至國家不得不在1961年從城市下放兩千多萬人口回到農村，農村人民公社也不得不壓縮工業戰線，農村經濟轉向“以糧為綱”，并把重點轉向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同時，毛主席又及時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使這一進程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期。所以，就是在那個幾次修訂的人民公社六十條中，也沒有像公社化運動初期那樣強調公社工業化的重要性。直到70年代中后期，人民公社社隊企業的發展才逐漸恢復起來，大規模的公社工業化才開始迅速發展起來，到80年代成為異軍突起之勢的歷史潮流。

　　所以，從農村現代化的實際發展進程看，這個進程是具有階段性的。這種階段性不僅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如工業化起步的初期、快速擴張發展的中期和帶動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的后期;而且表現為國家對經濟管理體制和調節手段的不同，如由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國家計劃調控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體制，再到更高水平的計劃經濟體制等。當然，如果毛主席的發展戰略不被“窮過渡”、“共產風”等錯誤思潮的干擾，那么，這種發展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順利的發展進程，不一定非要顯示出明顯的階段性差異。但是，歷史本身卻恰恰是在左右的擺動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而這種擺動則強化了發展的階段性。。

　　第一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即國家工業化起步階段。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是短缺經濟，產品短缺、商品短缺，更重要的是資金短缺。我們的工業化是重工業優先，即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所以，鋼鐵是基礎產業，叫工業“以鋼為綱”，重化工業優先發展。這樣，工業化起步的原始積累的難度很大。這一階段的目標是建成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經濟是“以糧為綱”發展階段，最主要的特征是組織起來，靠農民的勞動積累進行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首先解決糧食生產力水平即解決吃飯溫飽問題，保證國家工業化順利起步和發展。所以，這一階段一定是高積累、低消費的短缺經濟階段，一定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配置資源，以便盡快建成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形象的說法是站起來的階段，還要站得住，不被帝國主義打倒，就要有站穩的資本，這個資本就是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基礎上的國防裝備水平。所以，這一階段主要解決安全問題，即國防安全和糧食安全。這兩個任務的實現，標志著這一階段的結束和第二階段的到來。

　　第二階段：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也是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村人民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階段。農村在基本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以后，糧食的穩定增長已經有了基本保證，此時農村的主要矛盾開始由主要解決糧食問題逐漸轉向農民增收和集體增加積累的問題。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出路在于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農村工業化開始起步，農村進入產業革命階段。這是人民公社利用市場機制、發展商品生產，使國民經濟走出短缺經濟的發展階段;同時又是增加農民收入、轉移農業富余勞動力、補貼裝備農業的發展階段。上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和整個八十年代，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完全驗證了毛主席關于“公社工業化”的英明預見。但是，遺憾的是，人民公社這套經濟經濟體制和組織載體被解散了。再后來，到九十年代中期，鄉鎮集體企業也被私有化了，農村工業化進程夭折，連鄉鎮企業的概念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使依托集體經濟體制的農村城鎮化進程也被農村的衰落趨勢取代。

　　第三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即農村城鎮化發展階段，并最終解決農民問題并向城鄉一體化轉變的階段。本來，在公社工業化的基礎上，傳統農村的社會結構必然要發生深刻變革，從而加快農村的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這就是不發達社會主義的第三個發展階段。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城鎮化的內在動力，而城市工業向鄉村的擴散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統籌，是農村城鎮化轉型的外部推動力。這種傳統農村社會轉型的具體形態，是以小城鎮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為載體，使城鄉差距縮小，城鄉經濟相互滲透、融合而走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軌道。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發展中必然會與城市國有企業日益融合、聯合，甚至很多社隊企業一開始就是在城市國有企業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城鄉之間的經濟合作一起推動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避免小、散、低的低水平重復。上世紀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發展實際已經開始了最初的城鄉一體化進程。

　　國家的以國有經濟為載體的工業化，承擔著我國工業化骨干產業不斷升級的歷史使命，是整個工業化發展的引領和先導;而農村人民公社的工業化，承擔著帶動國民經濟走出短缺局面，繁榮市場、富裕人民生活的歷史使命。這種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恰恰是比前蘇聯的斯大林模式更適合中國實際的新探索。超遺憾的是，這一進程在第二階段偏離了毛主席規劃的正確方向，成了資本主導的瘸腿的工業化，整個現代化進程在國內陷入了“農民工夾角陷阱”，在國際上被美國金融資本深度掌控。

歷史地審視我們現在的時代坐標，實際上是處在不發達社會主義的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變的十字路口。這一轉變不但決定著我國的國運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且也決定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而世界的整體格局，仍然沒有超出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五、改革初期對整個農村經濟形勢的嚴重誤判

　　任何正確的決策都源于對客觀形勢的準確判斷。改革初期，決策層對整個農村形勢存在三個方面的嚴重誤判，即一個嚴重低估、兩個嚴重夸大和一個完全沒有預見到的全局性誤判。一個嚴重低估，是對毛澤東時期農業戰線取得的偉大成就嚴重低估，甚至制造出所謂“崩潰的邊緣”這種歷史性謊言。兩個嚴重夸大，一是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存在問題的嚴重夸大，把勞動管理和分配層面的問題夸大為整個集體經濟根本制度層面的問題，結果導致強行解散人民公社。另一個是嚴重夸大了分田單干對糧食增產所起的作用，“一包就靈”成了一時的神話。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是對人民公社工業化大潮迅猛到來的客觀趨勢和由此產生的農村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完全沒有戰略預見。像鄧小平1978年自己講的，對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完全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來的”，是“意外地抱了一個金娃娃”。

　　第一個誤判是嚴重低估甚至抹黑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我國當時經濟社會真的到了“崩潰的邊緣”嗎?完全不是。毛澤東時期農業戰線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雖然整個經濟水平仍然處于短缺經濟階段，但吃飯溫飽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僅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成就看，舊中國僅僅留給新中國1200多座大中型水庫，而經過人民公社時期的基本建設，到1982年水庫數量達到了86900座。在此之后，這個數字基本就沒有多大變化。與此相對應，從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我國農地灌溉面積從2.4億畝增加到6.74億畝，增加了4.34億畝，增幅超過200%。1974年雜交水稻育種成功，小麥良種培育也已經開始，化肥從無到有，1973年全國建成13個大型化肥廠，最終解決了化肥供應問題。

　　再從糧食總產和人均擁有量為標準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0年，糧食總產2.3996萬噸，人均289.136公斤;1974年，總產2.7527萬噸，人均302.963公斤;1978年，總產3.0477萬噸，人均316.614公斤。按照國際公認標準，從人均290公斤到300公斤，正是跨越人均糧食擁有量最低安全線的重要階段。達到這樣的糧食生產水平，意味著農業的生產水平基本上已經自給自足，具備了向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拓展的基本條件，怎么反倒成了“崩潰的邊緣”呢?連鄧小平在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的講話中也說：“二十五年來，在農業方面，我們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饑餓狀態做到了糧食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看，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毛澤東年年譜》1949-1976年第6卷第607頁)”實際上，硬要把當時的國民經濟說成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是毫無道理的。那么，唯一能夠說得通的解釋是，這只是高層政治斗爭的一個借口，是高層政治力量的矛盾已經難以調和，到了攤牌的時候了。但是，為證明自己政治上的正確，強行把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大好形勢說成到了崩潰的邊緣，則完全不能承受歷史的檢驗，成為一個沒有事實依據的彌天大謊。

　　兩個夸大首先是對集體經濟存在問題嚴重夸大。如把集體經濟勞動管理和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夸大成所有制基礎和集體經營方式本身的問題，為從根本上顛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制造輿論。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是否存在問題?答案應該是肯定的。比如，生產隊內部評工計分，生產過程缺乏責任制，造成一些人出工不出力的問題;國家對集體經濟計劃管制過多，造成多年的高積累和低分配等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甚至在一些貧困地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責任制。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國家提高糧食征購價格，逐步放開過多的計劃管制，支持農村集體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解決高積累和低分配問題。這些本是人民公社經濟發展中需要不斷克服的勞動管理和分配方面的問題，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的雙層經營體制，也仍然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概念，與人民公社根本制度并無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當時的決策層在分析農業問題時，卻把問題歸結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本身，認為是人民公社制度束縛了農村經濟發展，所以，干脆將公社強行解散了。

　　另一個被夸大的“神話”，就是一搞“包產到戶”，糧食就增產了，吃飯問題很快就解決了。近40年來，這一“神話”幾乎成了不可動搖的鐵的事實。其實，這也是一個被無限夸大了的謊言。客觀地分析改革初期糧食增產的原因，至少有五大因素起著重要作用：首先是多年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貢獻，水澆地面積的增加;第二是化肥供應量增加，農業生產中開始大量使用化肥;第三是雜交水稻和小麥等新品種的普遍推廣;第四是國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統購價格從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此基礎上再加價50%;第五是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也不僅僅是包產到戶，還包括當時存在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并不是搞其他責任制的就減產或不增產。在這五種主要因素中，其中的前三種(水、肥、種)的貢獻更大，這是不爭的客觀事實，怎么能把糧食增產的原因都說成是分田單干的結果呢!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為了強化這個被無限夸大而脫離實際的說法的所謂真理性，還專門包裝了一個18個血手印的奇葩謊言，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面旗幟揮舞了幾十年，成了一個非常滑稽的歷史笑話。一個只有18戶人家的小生產隊，人均擁有耕地4畝多，竟然在集體化的20多年從來生產不出能夠養活自己的口糧，而是長期靠國家返銷。村里的垃圾常年堆在村邊，像小山一樣，卻不能變成肥料用在田里。其實，這就是一個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群體，被有些人刻意包裝用來充當顛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的“敲門磚”或“攪屎棍”的角色。本來，這樣的群體單干就單干吧，無需過多指責，上綱上線，畢竟分了田，就不用國家再返銷糧食了嘛。但是，以國家的名義將其包裝為一個代表幾億現代農民形象的典型，則是荒謬絕倫的。這個典型既沒有一點河北遵化縣王國藩三條驢腿的窮棒子社的互助合作精神，又缺乏任何山西大寨村艱苦奮斗愚公移山的斗志和勇氣，更沒有河南劉莊、江蘇華西那樣發展社隊企業的戰略眼光和手段，甚至與浙江溫州農民個體經商的精明和才智也毫不沾邊。請問，樹立這樣的典型讓全國學習，這不是將集中了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最狹隘、最自私、最愚昧落后的一面當作先進典型來宣揚嗎?這與毛主席從合作化以來樹立的一系列真正的先進典型是何等鮮明的對比啊!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一篇按語中說：“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的合作社，二十三戶農民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的時間里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卷1949-1957年第508頁)。五十年代合作化運動中，出現了一大批這樣的“整個國家的形象”;六十年代又出現了一大批像大寨那樣的“整個國家的形象”;到七十年代，又出現了一大批像劉莊、華西那樣的“整個國家的形象”，代表著整個農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這些形象都不再是“整個國家的形象”和學習典型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十八個血手印”——成了一面代表中國農村幾十年改革形象的旗幟。紅與黑，在這里非常分明，無需任何理論上繁瑣論證。

　　除此以外，決策層沒有預見到的農村發展大趨勢，就是毛主席多年來一直念念不忘的公社工業化歷史潮流，正在以社隊企業(后來的鄉鎮企業)的形式迅猛到來。當時的決策者們既沒有預見到這一趨勢的必然到來，更沒有預見到這一趨勢必然引發的農村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甚至到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說：“農村改革總的來說發展是比較快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這種情況持續發展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今年已經過了5個月了，這幾個月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百分之二十幾。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50%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鄉鎮。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這樣好的效果，使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的，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如果在整體戰略謀劃上完全沒有預料到公社工業化的趨勢已經到來，那就必然導致嚴重低估甚至貶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作為基本制度保證的重大意義，并進一步導致從整體上顛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這個認識的發展邏輯是：

　　1、如果看不到公社工業化的歷史必然趨勢，就必然會把人民公社僅僅看成是農業的經濟組織，而不是農工商綜合發展的全新的經濟組織形態。這就完全背離了當初成立人民公社的初衷，背離了毛澤東關于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要知道，毛主席在1958年公社化運動初期就提出公社要大辦工業的設想。后來又在1959年鄭州會議、1965年對華西大隊辦社會企業的批示、1975年對浙江干部關于發展社會企業的材料再做批示，不斷反復強調要發展社隊企業，并說這才是“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可是，當這個大潮真的到來時，很多人卻完全沒有預料到，不知道這是否是選擇性失憶。

　　2、如果人民公社僅僅是農業的集體化組織，那么她就成為多余的經濟組織，甚至成為農民的負擔。既然人民公社僅僅是農業經濟組織，那么，除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外，就一般農業生產活動而言，有什么必要搞成公社這么大規模的組織形式?只要有相當于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不就行嗎?人民公社制度豈不是多余的?在農業基本建設完成以后，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已經根本改善，所以，這一條件下的家庭承包經營也可以在短期內維持農業生產的發展。這時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就更加成為多余的了。

　　3、解散人民公社以后，必然使已經到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夭折。因為解散了人民公社以后，農村工業化必然失去公社集體經濟體制的支撐，“社”一級作為組織載體的作用消失了，農村工業化不再以集體企業為主體，就必然蛻變為“村自為戰”的格局，陷入村村辦工業的荒謬境地，產業升級和集中布局等都難以實現。在城市資本的沖擊下，農村資源開始向城市凈流出，農村鄉鎮集體企業最終被城市資本所排擠或兼并，最后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也就徹底失去了經濟基礎。

4、看不到公社工業化的歷史趨勢，也就不可能制定出在農村本土實現非農產業和人口集中、集聚的政策，實現農村城鎮化轉型。因為解散人民公社以后，使農村城鎮化失去了公社這樣的組織載體和體制保障，不能形成以“社”為載體的經濟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不能在縣級和縣以下本土地區集聚農村人口，造成農民只能進入大中城市打工，成為城市資本的雇傭勞動者，農村卻逐漸人口老齡化、村莊空殼化、農業副業化，形成我國社會轉型中的“農民工夾角”現象并長期得不到解決。

六、改革最初的三種動因

　　到底是集體經濟制度本身就有問題，需要回歸到私有化的個體農戶經濟?還是集體經濟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存在問題，需要用生產責任制加以解決?還是農村經濟已經從以糧為綱發展階段向多種產業和社隊企業發展的公社工業化階段轉變的需要?對這三個問題的不同認識和判斷，決定著農村改革的不同方向。

　　第一種判斷在當時是不能拿到臺面上的觀點，不可能公開出現在主流媒體上。但是，后來的一系列事態充分證明，這種觀點在當時就是一種非常頑強的客觀存在，并且大量地隱藏在占據主流媒體的第二種判斷中。基于這種判斷，什么改革經營方式、改革勞動管理、改革分配方式等等都是幌子，甚至連所謂的家庭聯產承包也只是一塊敲門磚，目的是先動搖集體經濟的自信心，而真正的改革目標一定是私有化取向，最終必然顛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退到戶自為戰的小農經濟。

　　基于第二種判斷的認識，改革是建立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體制，如我們官方正式文件所堅持的提法。但這種改革也由于先天性的理論準備不足，必然會直接否定和顛覆人民公社體制，退回到類似高級社階段的“村自為戰”的格局。在后來的改革實踐中，由于大量基于第一種判斷、迷信西方自由主義的勢力逐漸占據了主流媒體和政策決策部門，使基于第二種判斷的改革也逐漸轉變了方向，集體被完全虛置，土地承包制名存實亡，變成了農戶永佃制，“村自為戰”的格局演變為“戶自為戰”的小農經濟局面。其主要套路是通過強化、固化農戶土地承包權，同時強行剝奪集體經濟組織對土地承包的管理和調整權，使原本屬于集體經濟內部經營方式的聯產承包制，被強制變成了沒有任何承包屬性的小農永佃制，最后再賦予農戶土地自由流轉而集體不能干預的絕對權益，就完成了資本下鄉兼并土地的所有合法程序。

　　但是，除以上兩種認識以外，對于改革深層次原因還有第三種認識。所謂深層次原因，是指在排除意識形態和政治導向的動因之后，在社會經濟基礎層面，包括生產關系層面是否有改革的要求，特別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當時就有一種對農村改革的不同看法。這種不同看法在不完全否定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著眼于我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這一客觀事實，把農村發展的主要方向定位在調整產業結構上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積極性，使集體經濟在新的基礎上增加凝聚力。這就將農村改革的深層次原因指向了公社工業化的發展趨勢，指向了需要從“以糧為綱”階段向公社工業化階段轉變的客觀需求。華西、劉莊、南街、興十四、周家莊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就是走的這條路子。但是，這樣的聲音在改革初期很微弱，不論在學術界還是最高決策層，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反而因為一時的糧食增產而更加堅定了分田單干的信心，使基于第三種認識的改革取向就被徹底邊緣化了。

基于這樣一種理念的改革一定與前兩種理念的改革完全不同。因為這種改革只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到工業化階段的必然結果，絕不是什么到了“崩潰邊緣”的一種自救。所以，從這一理念出發的改革，一定是針對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對農業生產實行“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不同承包形式;同時，在社和隊兩級大力發展集體企業，加快推進公社工業化進程。筆者在1989年總結北京郊區農村改革發展的本質特征時，曾經提出整個80年代“農村經濟運動的本質是一場農村的產業革命。”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是這場產業革命的根本標志。而農業上的大包干責任制雖然能夠短期內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但不會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帶來質的變化和飛躍”。“只有這場產業革命的完成，才能夠建成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真正牢固的物質經濟基礎。”所以，“采取何種承包經營形式，實際上已經是農村內部生產關系的主要體現，而確定不同承包經營方式的客觀依據主要是產業結構情況和農業的機械化水平。”(《北京農村經濟》1990年第一期)。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的這個判斷并沒有錯。如果當初農村改革按照這樣的思路深化，也許不會造成現在的“三農”問題。

七、為什么會出現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傾向

　　改革初期為什么會在認識上發生偏差?為什么由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變成了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有很多教訓值得總結。除了一些人已經失去了社會主義的信念之外，在認識上，還有以下一些原因：

　　1、決策中背離了毛主席關于農村工業化即公社工業化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反復強調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戰略，是要靠城市的、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村的、以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為主體的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在總結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和我國人口眾多的國情提出的全新的發展戰略。不知是完全忘記了?還是原本就不贊成這樣的發展戰略?總之，1983年人民公社被解散了。

　　2、忽視了農村工業化與人民公社體制的相互依存關系。沒有認識到農村工業化必須依賴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反過來，農村集體經濟要真正得到鞏固和發展，也必須依賴社隊企業的發展和積累。歷史已經證明，離開發展社隊企業的集體經濟一定不會鞏固下來，而離開集體經濟體制支撐的農村工業化也一定會夭折，并且最終被資本所主導。在理論層面，我國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關于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理論，還有長期研究鄉村工業和小城鎮建設的費孝通先生，都是熱衷于農村工業化的。但是，他們都沒有認識到毛主席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對于農村工業化的重要性，所以，他們的農村工業化理想在資本面前都被擊得粉碎。

　　3、沒有把農業現代化放在公社工業化這個總戰略背景下統籌考慮和安排，而是背離這一總趨勢，就農業論農業，只強調農業適合家庭經營，完全不顧及公社工業化是否也適合個體家庭經營。把農業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夸大成整個集體經濟體制的問題，是只見農業，不見非農產業。就是關于“兩個飛躍”的提法，雖然80年還講了幾個條件，其中講到“多種經營發展了”是條件之一，但多種經營仍然是農業經濟的概念。到 90年再次提到時，不但仍然沒有農村工業化的思想認識和戰略把握，而且直接把解散人民公社當成了一次飛躍。人民公社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為農村工業化準備的制度安排，可是當農村工業化高潮真的到來時，卻偏偏把這套制度破壞掉了。陰差陽錯，造化弄人!

　　4、沒有認識到農村現代化進程具有客觀的階段性。在人民公社初期，一定要有一個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堅持以糧為綱和進行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的發展階段，解決吃飯溫飽問題。而這個階段既不能人為地縮短(如58年公社化初期大搞社隊企業，后來大部分退了回去)，也不能過分地延長(如70年代中后期)，必須在條件基本成熟時及時提出新的歷史任務。這個歷史階段轉變的時間節點，就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之前。按照毛主席的工業化戰略，其第一個階段的任務是兩個方面：在國家層面，是建成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現代國防體系;而在農村層面，是組織起來，既要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又要靠農民的勞動積累完成大規模農業基本建設，解決糧食即吃飯問題。而這個階段的歷史任務是在70年代后期基本實現的。這以后農村發展的中心任務是什么?難道要永遠學大寨搞基本建設嗎?難道農民已經長期忍耐的高積累、低分配不需要通過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早一點解決嗎?但是，在盲目批判毛主席所謂“晚年錯誤”的同時，批判者們自己卻完全迷失了方向，完全忘記了毛主席反復強調的“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卻沿著顛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錯誤方向一路狂奔下來。

然而歷史的發展演變非常無情，誰對誰錯，已經非常明確地呈現出來了。不管國家怎樣的又給錢，又派國家干部直接管理，但堅持走小農經濟發展道路的“十八個血手印”卻還是扶持不起來，最后連土地也流轉給社會資本經營。而70年代末社隊企業快速發展和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還有直到現在仍堅持集體經濟的華西、劉莊、興十四、南街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都已經用事實無可辯駁地驗證了毛主席關于公社工業化即農村工業化的戰略遠見，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是何等的英明正確并具有歷史必然性。

八、公社工業化進程必然推動整個經濟體制的變革

　　如果堅持了毛主席的公社工業化發展戰略，是不是就不要或不能改革?這是一個重大的認識誤區。很多左翼的同志在這一點上存在嚴重的糊涂認識，幾乎一提改革開放就堅決反對，這是不對的。必須承認，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農村改革已經是一種必然的、客觀的歷史趨勢，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因為這是幾億農民的希望。客觀地觀察當時的農村形勢，存在著急需解決的溫飽、增收和積累三個層面的問題。溫飽沒有解決的雖然已經不是普遍現象，但畢竟不能長期坐視不理。如安徽小崗那樣的農村，吃糧還靠國家返銷。這種農村的存在為實行家庭承包制提供了客觀原因。但是，將此類情況上升到全國的普遍性，就成了脫離實際的一刀切了。二是多數農村集體都存在的增收問題，即農村集體分配水平長期低迷，急需在抓好糧食生產的同時，通過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來創收，以提高集體經濟的分配水平。第三，普遍存在的一個潛在的重大問題，是集體經濟自身積累難以解決。農村集體經濟需要從早期的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積累轉向為自身提供積累，否則將難以得到長期的鞏固和發展。而這個問題也只能依托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才能解決。事實上，我國整個80年代的經濟快速發展主要是靠鄉鎮企業帶動的，而國家最終擺脫短缺經濟局面也是農村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的結果。說明真正提升農村社會生產力的是農村產業結構的深刻變革，即農村工業化進程，而不是靠家庭分散經營提升了農村社會生產力。就像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必然發展到機械大工業一樣，我國農村集體經濟也必然要從“三級所有”的“工場手工業”階段，發展到公社工業化的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現代化階段。這才是當時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順應這一潮流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違背這一潮流的改革是私有化的歷史倒退。然而，農村一旦進入工業化為主導的發展階段，必然會對原來的、適合農業生產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公社體制和組織形式提出新的改革要求。這些改革要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人民公社政社分設改革，使公社的經濟職能向公司企業方向演變。社辦企業的發展，使公社一級對企業經營管理的職能越來越強，必然導致其行政管理職能與企業經營職能的分離，推動政社分設的改革。這種分設一方面恢復了鄉鎮政府的職能，另一方面是“社”的經濟職能公司化。公司化的形式有多種：一種是公社辦公司，公社仍維持一大二公的性質;一種是聯社辦公司，公社演變為所屬各村的聯合社;一種是公社直接公司化，所屬各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公社企業和資產的聯合持股股東。不論哪種形式，本質上都是集體經濟加公司企業的模式。

　　2、推動人民公社三級體制的改革，向復合型體制轉變。隨著社隊企業的發展，在原來社和隊的組織形式的基礎上出現新的企業組織形式，而生產隊的農業勞動力也逐漸轉向社隊企業，使簡單的、只適合農業的公社三級體制，向適合公社工業化進程的社區集體經濟加公司企業組織的格局轉變，并且在公社和大隊兩級同時進行。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生產隊基本核算功能的弱化，最后成為農業的專業組織，成為大隊或公社農業公司的組成部分，甚至都不排除農業公司內部的承包制。這時，原來的三級體制逐漸演變為以集體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為基本形態的“兩級所有、多層經營”的復合型集體經濟新體制。

　　3、推動國家對公社計劃管制的逐漸放開，擴大市場機制的調節范圍。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主要是靠集體經濟自己開拓市場，是靠市場機制發展起來的。這就必然導致國家對農村集體經濟高度集中的計劃管制逐步放開，更多地依賴市場機制調節，使市場經濟機制首先進入農村集體經濟。這是毛主席反復提倡的人民公社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然結果。

　　4、推動國家單一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向國家宏觀計劃管理手段與市場經濟調節手段相結合的新型管理體制轉變。隨著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的發展，農副產品等商品供應迅速增加，短缺經濟的局面逐漸改善，為國家逐步取消票證等計劃管制手段創造了條件，市場機制的調控的范圍會進一步擴大，過去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開始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新型管理體制轉變。但這時仍然必須遵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把商品買賣關系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能什么都商品化、市場化，進而把一切生產要素都當作資本來經營，甚至使作為國家社會主人和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勞動者喪失他們的所有權力而淪為雇傭勞動者，尤其是不能使商品買賣關系超越它的合理邊界向人們政治生活領域及權力部門滲透與拓展。

　　5，推動城市國營企業改革，使原來的國營企業向獨立的市場經營主體轉變。隨著農村公社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和農村改革的深入，市場機制調節的作用范圍進一步擴大。最后，城市國營企業也要向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主體的方向改革，使原來不自負盈虧、不作為市場相對獨立主體的國營企業，真正轉變為全民所有、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國營企業轉變。

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進行上述這樣的改革，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城市必須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在農村必須堅持以集體經濟為主體，國家以宏觀調控的形式延續計劃調節手段的基本功能，如通過規范市場秩序和市場邊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管理原則和管理政策、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國家產業政策指導、土地使用制度管制、金融和財政政策導向等，來完善發展我們的計劃管理手段。在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上則轉向以市場調節手段為主，從而確保我國經濟成為以公有制為主體、有國家宏觀調控組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從而確保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商品經濟規律及市場調節手段來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并通過發展經濟為逐步向全社會單一的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發展創造條件，為將來向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更高層次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轉變創造條件。

結論：該是誰的最終還要還給誰

　　毛主席開拓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完美地導演了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一場革命，為祖國的現代化掃清了一切政治障礙。新中國建立以后，毛主席又開拓了國家和集體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毛主席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要實行商品制度和人民公社必須工業化的理論探索和發展戰略，已經預留了不同于前蘇聯斯大林模式的發展基因，為后來的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因為在經歷了工業化初期必須實行的高度集中統一計劃管理體制之后(此階段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1.0版)，農村必然會發展到公社工業化階段(此階段為2.0版)。這一階段必然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大發展的時期，是靠價值規律發揮作用，靠市場機制走出短缺經濟局面，并逐步減少直接的計劃控制，從而使經濟運行更多地依賴市場調節機制，其結果一定是走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所以，只有將改革開放和毛主席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戰略對接起來，才是一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大劇的完美演繹，就像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道路一樣，是任何歷史教科書都不能找到的最新版本。

　　所以，只有站到毛主席社會主義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發展戰略的高度，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當作工業化必不可少的體制支撐，并且將其由適合農業的三級體制改革成適合農村工業化發展趨勢和商品經濟制度的新型體制，才能正確地解釋改革的深層次原因，才能使改革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被導向私有化和泛市場化的邪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前后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原則才有重大意義，也才能既要避免固守過去的舊體制，又不會陷入國際國內資本設下的陷阱，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18-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