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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繁興說：“這純是胡扯！”

關于毛主席1958年8月10日視察天津新立村的情況，書刊報紙有過種種虛假描述，謬誤流傳，遺害不淺。作為天津日報記者，我先后兩次去新立村進行實地調查。

1993年夏天，在紀念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視察55周年前夕，那是個星期天，我第一次來到天津新立村，找到 當年親身接待過毛主席視察的新立村黨支部書記孟繁興家里，一進門，就看見屋子四面墻上掛滿了玻璃像框，里面鑲嵌的全是1958年毛主席在新立村視察的照片。我對他說，我在報紙上看過一篇《李銀橋與毛澤東》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上世紀大躍進時代，……牛皮越吹越大，最終在天津市東郊區新立村吹爆了，新立村上報畝產水稻12.7萬斤，合63.5噸。毛澤東聞訊帶李銀橋驅車來到新立村，只見地里的稻秸緊密挨著，密不透風。地四周有一圈幾米寬的水溝，他執意要過水溝去看，生產隊和公社領導無奈，只得派人弄來幾塊大木板搭在溝的兩沿，老李攙著他過了溝，毛澤東在地頭就近拔出一株稻子看了看，最下面齊刷刷的沒有一絲根須，他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

又有一篇文章這樣寫：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后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

孟繁興很不客氣地說：“這純是胡扯！”

我說：“您當時就在現場，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此時的孟繁興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精神飽滿，待人親切熱情，他說：“來，先請你看看墻上這些照片吧。”

 “先指指哪個是你？”

 “看這張，毛主席右邊這個瘦長臉小伙子是我。我右邊這位寬腦門張嘴笶的是當時我們東郊區區委書記曾國棟。你看到了吧，毛主席來那天是1958年8月10日，正是大夏天，毛主席戴著大草帽，穿著白襯衣，我和不少人穿著短袖褂；看清了吧，當時地里的稻秧才這么高，還沒秀穗呢。怎么可能上報畝產12萬斤，毛主席怎么可能看見小孩站在稻秧上？純是胡扯！”

 “真是，看了這些照片，所有的虛構和不實杜撰都被揭穿了。孟書記，就請您把毛主席視察新立村的真實情況介紹一下吧。”

我們都坐了下來，孟繁興沉靜片刻，娓娓道來：

新立村的人，解放前基本上都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要飯的多，打光棍的多。解放后翻了身，分了地，勞動熱情空前高漲。1951年組織了互助組，1955年成立8個初級社，1956年成立了高級社。社員們都真心實意走集體合作道路，發揮集體的力量，抓農業技術，抓稻田管理，抓科學種田，稂食產量年年遞增，剄1957年，水稻單產已達千斤，涌現了六名全國勞動模范。

1958年那年，河北省特別旱，新立村發動群眾挖渠浚河，整修水庫，抗旱保苗，利用地下水澆地，莊稼沒受損失，水稻長勢喜人。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天津市市長李耕濤來過好幾次。8月2日，劉子厚又來了。

 “我領他去地里轉了轉，他很高興地說：‘天這么旱，能把地種成這樣，很不簡單。過幾天有中央首長到你們這里來。’我隨便說：‘來吧。’當時根本不知道誰來。”

8月10日下午四點多鐘，公路上開來6輛小車停在 村頭，劉子厚先下車，接著毛主席走出來了，隨行的還有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閻達開、天津市市長李耕诪、毛主席的警衛員李銀橋、攝影記者侯波等十多人。

 “我一看，當時確實有點蒙了，想不到啊！這么一個農村，毛主席就這么來了，也沒警車開道，也沒七步一崗五步一哨，一時間，我感動得說不出話，就知道在前面領著走，走了一段路，劉子厚才把我介紹給主席，說：‘這是新立村的黨支部書記。’毛主席馬上和我握手，我就會說：‘毛主席好！毛主席好！’那一瞬間，多少年后回想起來就像在眼前。”

講到這里，孟繁興停了下來，仿佛又重溫起當年的情景。過了一會兒，他接著說下去。

毛主席和大家在稻田旁的路上往前走，看見路邊小溝里潺潺流水一股股流進綠油油的稻田里。走過溝上的小橋，來到稻田邊，看見田埂上插著寫有“上游”的小紅旗問是什么意思。東郊區區長張福安說：“每十天各隊評比一次，上游是一類苗，插紅旗，中游是二類苗，插黃旗，下游是三類苗，插白旗。”毛主席關切地問：“‘下游’了怎么趕？能不能趕啊？” 張福安回答說：“能趕，只要多施肥，加強后期管理，就能趕上‘上游’，五隊的稻田原來都是‘中游’半個月工夫，就爭到了‘上游’。” 毛主席聽了，笑著點點頭。

孟繁興把毛主席領到5隊，主席徑直下地里去了。

毛主席問：“一畝地插多少棵秧？”孟繁興答：“三十多萬棵。”

毛主席又問：“能畝產多少斤？”孟繁興答：“一千多斤。”

主席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 ！”他攏了一片稻苗問：“都這樣嗎？”

孟繁興答：“都這樣。”毛主席又問：“這一片地是幾個隊的 ？”

劉子厚讓孟繁興把村里的情況介紹一下。孟繁興簡要地說：“全村300多戶，1000多口人， 有12頭牲口，10輛大車，一輛汽車，去年給國家交600萬斤稻谷。” 毛主席聽了很滿意。 

毛主席又往前走，走了很遠。走到5隊一個社員的房山前看見有一張大字報，上面寫的內容是新立村水稻力爭全區第一，共有300多字，主席一句一句地念，直到全念完，點點頭，稱贊說：“好！”

這時候，毛主席似乎發現了什么。村里人都哪去了？公安分局的兩個人怕出安全問題，不讓群眾出門。毛主席看出來了，說不能把群眾關在家里，讓群眾出來。孟繁興一招乎，社員們男女老少從四面八方跑了出來，有些男孩還光著屁股呢，一幫小孩興高采烈地蹦著跳著鼓掌。毛主席問小孩們：“你們都上學了嗎？” 小孩兒們一點也不拘束，回答說：“上學了。”主席很高興，鼓勵他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確實對群眾特別信任，他不許搞戒嚴，不許把他和群眾分隔開。

毛主席走了有2里地，讓坐車也不坐，半路上，他看見稻田旁水溝里漂著許多水草，便停住腳步問人們：“這是什么草？有什么用途？” 社員李順弟跳下水溝撈上來一把水草，雙手遞給毛主席說：“這是帶子草，可以喂豬、喂鴨子。” 毛主席指著水溝問干部們：“這溝里是不是可以養魚哬？” 干部們答：“可以養，我們準備養魚的”

區領導又領著主席去看實驗田。

孟繁興說：“這實驗田一開始是我搞的，計劃打3000斤。后來區領導把我找去說，南方已經放衛星了，畝產4萬斤，市里也布置新立村放衛星，問我：‘你有膽子沒有？’我說：‘實事求是吧，畝產3000斤還得爭取呢。’后來區里不讓我管了，直接來人抓這實驗田了。毛主席一來他們就匯報說要計劃畝產五萬斤。毛主席問區長張福安：‘產五萬斤，有可能嗎？’張福安說：‘過去沒搞過，現在我們正在試驗。’” 

太陽西下，毛主席要走了，與圍著送他的群眾一一握手告別。

 “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孟繁興說。

 “可是，后來報紙上確實報道了一畝地產了稻谷12萬多斤，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很認真地問。

孟繁興很無奈地說：“都是上面逼著搞的！詳情區領導知道。”

上面逼出來一個“畝產稻谷12萬斤”

我笫二次到新立村，是一個星期五。這里已是舊貌換新顏了，高樓林立，街市繁華，面向津塘公路的一側，修建起寬闊的新立廣場花園，廣場中央矗立著毛主席塑像。不幸的是老書記孟繁興和老伴都已經先后故去了。村委會張主仼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談起1958年“畝產稻谷12萬斤” 的事，他說：“那年我還設出生呢，只是聽老人們說過一些，不過我們的村志里有一份當年任區委書記的曾國棟同志的材料，他也是陪同毛主席視察一直在毛主身邊的人，你看看。”

想起來了，曾國棟就是站在毛主席身邊的那位寬腦門張嘴笑的干部。他作為當時的區委書記所寫的這份材料，披露了許多內情。摘錄幾段，便可解惑。

 “1958年全國大躍進形勢下，市委農村工作部召集四個郊區的書記、區長開會，領導說，據專家講，水稻能畝產5萬斤。所以領導給我們東郊區定的指標就是畝產5萬斤。我們選定在新立村孟繁興那搞，由區長張褔安掛帥。張福安要農技干部齊學禮按畝產5萬斤算出一米見方需要多少棵秧。區常委決定在津塘公路以北、四號橋以東那塊地里抜秧，進行移栽。孟繁興提出這樣做肯定不行。區里設聽他的意見。對試驗田，孟繁興的態度和區常委不一致，張福安找了他幾次，后來對我說：‘孟繁興這個人太固扏。’所以我們把他試驗田的隊長撒了，換成了翟殿柱，老翟這個同志老實、聽話、好領導。”

 “栽完過了半個月，秧都爛了。又移了秧，栽了十多天，秧又爛了。社員們提出了意見，說你們這樣搞，我們秋后吃什么？區委決定不搞了。市主要領導馬上坐著汽車來東郊質問我為什么下馬？我把爛秧的情況和群眾的意見匯報給他。他批評我說：‘六六六還試驗六百六十六次才成功，你試驗兩次就下馬，不行！還得接著搞。領導走后，試驗田又上了馬，移秧又爛了。當時全國各地、各國使節以及國家領導人都來參觀。這怎么辦？上面領導指示說：‘要想辦法，不能讓人靠近。’于是，我們用繩子把這塊試驗田攔上，參觀的人隔10米觀看。”

孟繁興同志說：‘不能再搞了，咱不能搞欺騙人的事。’上級領導說：‘國務院分管農業的領導指示試驗田要認真搞，你們還得搞。現在先應付參觀，別全換，光在外面換，叫金裹銀，’根據他的意見，又把外圍稻子換上新的。” 

 “毛主席在8月10日來新立村視察了，走到水稻試驗田，主席問：‘畝產多少？’張福安答：‘五萬斤。’主席說：‘你要搞到五萬斤的十分之一，也是世界上的奇跡。’我認為這是主席的批評藝朩。” 

 “收割季節到了，實際產量怎么辦哪？正在沒辦法的時候，報紙上登出了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畝產七萬斤‘衛星’的消息。我們馬上派人前去‘取經’。‘取經’人回來說麻城的試驗田，稻根在外面露著，一看就知是假的。而這時分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保定有一個講話，他提出畝產不達10萬斤進不了北京。市農工部指示我們按這個部署辦。9月27日，市里通知明天在新立村召開水稻試驗田收割現場會，由市政府秘書長主持。接電話后，我和張福安等到現場研究。決定在特制的捋子（打谷機）里事先秘密倒進一麻袋稻谷，捋稻子時就摻進去了，參觀的人看不出來。笫二天就是照這樣干的。驗收時，試驗田的稻子只收割了一平方米，加上摻在捋子里的一麻袋稻谷，折算成畝產十二萬四千多斤。”（據《新立村志》笫45頁至48頁） 

查閱1958年10月1日的《天津日報》果然有這樣的重大新聞：

【本報訊】毛主席視察地的東郊區新立村人民公社水稻試驗田獲得高額豐收。這個社的一畝零四厘計劃畝產十萬斤的試驗田，從9日28日到昨日，己經收割完了一畝二厘五。經嚴格的丈量、過磅和驗收，共收獲干谷十二萬七千四百多斤，計核畝產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九斤半。----這次參加監打監收的，有天津市副市長李權超、張國藩，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劉毅····”

翻閱1958年的中央和各地方報紙，類似這樣的新聞屢見不鮮。浮夸成了彌漫全國的風氣。

毛澤東：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當時，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幾千斤的牌子換為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道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道畝產數萬斤，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于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云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正是當時己退居二線的毛澤東通過調査研究，較早發現了這種偏差，便從1958年11月開始到1959年，相繼召開了第一次，第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等大力糾正在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就是廬山會議，也是為了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只是因為會議快結束時發生了彭德懷針對左傾錯誤的“萬言書”，遭到一部分中央領導人的激烈反對，使局勢發生了逆轉。

據時仼人民日報總編輯的 吳冷西回憶說 ，早在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 “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頁）

1960年冬天，在全國農村開展了以整五風錯誤為主要內容的整風整社運動。我作為河北省委工作隊成員到衡水縣情況最嚴重的“三類隊”親身參加了這項工作，至今記猶新的是，我本人在全體社員大會上，宣讀了毛主席的《黨內通信》：

 “社員同志們，毛主席要求工作隊，一定要把他寫的這封信，原原本本地念給你們聽，要讓每一個社員都知道。”信的全文是這樣的：

省級、地級、縣級、社隊、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懷疑，中年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達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的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進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以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建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地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與自己也不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種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曾記得，讀這封信的時候，會場上鴉雀無聲，社員們不分男女，個個睜大眼睛，仔細靜聽。讀完之后，沒人鼓掌，沒人喊“毛主席萬歲”彷佛還在夢中。會后有位老人問我：“這封信可真是毛主席寫給俺們的？” 我回答：“是真的。”他又問：“你們從哪里來？” 我說：“我從北京來。” 他又問：“是毛主席派你們來的？” 我答：“可以這樣說。” 他抓住我的手搖晃：“這一下可要好了！這一下可要好了！”.

在那里，度過了一個最寒冷的冬天，一個設有一個婦女懷孕、沒有一位婦女生孩子的冬天，又度過了一個生產自救、充滿生機充滿希望的春天，一個落實毛主席糾正“五風”錯誤指示的春天，196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