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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文化同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密切的關聯，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毛澤東自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后，就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指導，吸取了傳統儒家民本思想中的大量精華，并在革命、建設實踐中予以創新及揚棄，提出了極具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人民主體論、人民利益論和群眾路線論，把“為人民服務”確立為黨的宗旨，使中國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優秀內涵與時俱進地放射出時代光芒。毛澤東人民觀對傳統民本思想的超越，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

儒家的民本思想認為，民眾是立國之本，主張重民。歷史地看，在總結治亂循環經驗的基礎上，我國歷代統治者大都自覺不自覺地把握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基本準則。而古代先進政治思想家也從農民起義中看到人民中蘊含的巨大力量，并用理論的形式加以闡釋。從孔子“仁”的思想看，其本質是為維護舊的政治秩序服務的。雖然孔子也提出了一系列強調德治的改良措施，但其指向都是為了維護舊秩序所強調的君尊民卑的政治現狀。概而言之，在如何處理君民關系的問題上，孔子只是在民制約君、君依賴民的關系層面上肯定民的地位與作用。因此，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其積極合理的意義，但它的核心問題是維護封建的剝削制度，其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在儒家思想看來，所謂的民，是指封建專制統治下的老百姓，包括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實質不過是從君主的視角居高臨下地看待民意罷了。事實上，《論語》中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諸多愚民、卑民的觀點。儒家思想提出給予民眾一定的參政議政權，但這種有限的權利必須依賴君王的恩賜。所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強調，“政之所從出，其權力乃在人民以外”。

毛澤東人民民主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其不是簡單地“從民”，而是強調“國家主權在民”，把各項民主權利真正賦予人民，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能夠監督政府、真正參與政治，其目的是建立和實現最廣泛的、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民主。即是說，兩者的區別在于：傳統儒家思想雖強調“民惟邦本”，但這里的“民”具有為統治階級所利用的工具性質，服務于統治者治國安邦的最終目的；毛澤東則主張“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宗旨，把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放在黨的各項工作的首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追求。

第一，毛澤東充分肯定人民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傳統民本思想固然承認“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但終究是為了更好地去治民。毛澤東在繼承傳統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則創造性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一深刻精辟論斷，高度概括了毛澤東關于人民創造歷史的思想內涵。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毛澤東提出，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人民群眾創造的。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封建時代，“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并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群的國家官吏和主要地是為了鎮壓農民之用的軍隊”。而且，正是因為有人民群眾創造的物質財富，才有了中國社會變革的堅實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精神財富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在談到文化產品的生產時，毛澤東認為，首先，“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其次，“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毛澤東進而認為，這種“礦藏”是文學藝術產生的“唯一”源泉。毛澤東還曾說道，有很多文學作品是“老百姓的歌”，是勞動人民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反映了他們的勞動與生活，比如《詩經》的“風”詩就是。最后，在談到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時，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偉人或屬于或出身于勞動人民，他們是創造中華民族光輝燦爛文化的主體力量。

第二，毛澤東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變革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毛澤東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當深受壓迫而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的時候，只有用暴力手段去推翻舊的政權。當新政權建立起來以后，新的當政者必然會采納、實施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舉措，農民斗爭的作用在此得到體現。及至近現代，革命的主體力量仍然是人民群眾。毛澤東說：“革命的主體是什么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以后，毛澤東領導我國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群眾成為國家主人，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積極性得到史無前例的發揮，從廣度和深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此外，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的革命、解放、建設都要靠自己，共產黨不能搞“包辦”或“代替”，這體現了毛澤東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思想精髓。毛澤東一貫認為：“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當然，毛澤東要求全黨都要做到既相信群眾，也不能落后于群眾，更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第三，毛澤東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先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主義制度”的設想，進而提出新中國應當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新中國建立前后，毛澤東又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這些文章系統闡述了他的人民民主思想，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人民民主，即“讓人民當家作主”，是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核心內容。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高屋建瓴地提出要審慎地、妥善地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具體方針，如按照“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處理經濟生活中的問題，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立為新中國的文藝方針等。突出強調依靠人民監督反對腐敗，是毛澤東人民觀的重要內容。1945年，毛澤東在與黃炎培的“延安窯洞對”中，提出破解歷史興衰“周期率”的方法就是發揚民主、讓人民監督政府。中共成為執政黨以后，毛澤東對防范黨內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主觀主義的滋生保持高度的警惕，將其視為共產黨面臨的最危險敵人，提出了“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的重要思想。

儒家的政治學說，就是民為邦本、為政利民的學說。儒家鼻祖孔子教導他的弟子從政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請教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把利民擺在為政的首位。儒家為政利民思想隨著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反復強調與實踐，使之成為傳統治國的基本思想和歷代開明政治家所奉行的為政準則。比如，唐太宗自稱每出言行事，都要考慮“于百姓有利否?”并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存百姓”的政策。但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來看，儒家的利民思想不可能真正得以實現。到了近代，一些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的思想家、政治家，把為政利民思想推向新的階段。其中孫中山提出了使人耳目一新的主義——“民生主義”，其實質就是施政為民。他的這種思想已十分接近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境界了。

對于以上儒家思想，毛澤東給予客觀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將中國傳統的“利民”思想升華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且進一步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好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極端重要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即“為人民”的利益“服務”，它與“為人民謀利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是對儒家利民思想的超越，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物質利益的主體，因此，黨的所有工作都要以服務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不同的價值取向代表不同階級的價值目標。“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歷史地看，即使是封建王朝中的一些君王、大臣也通過歷史上的朝代更替認識到，要想維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推動經濟社會的長治久安，給予民眾一定的好處與福利，實施一些利民與惠民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封建統治階級最終是將這種利民思想作為控制、麻痹民眾的統治工具和手段，其目的在于安撫民心、穩定政局。而毛澤東思想中所指的人民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主要是指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勞動人民。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剝削階級政黨之處在于，在黨的工作中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的價值取向，在保證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前提下做好工作，自覺地將自己視作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周恩來指出，毛澤東利益觀的最大特點“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則總是照顧大多數，為著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總之，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人民觀所反復強調的第一位的原則，在價值主體上，人民概念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其次，毛澤東認為，必須把給予人民物質福利視為黨的根本路線。青年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 1925年，針對“為什么要革命”這一問題，毛澤東提出革命為的是讓人民獲得經濟上的幸福。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重要思想，他提出，“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即便是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也多次告誡，為保護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要處理好政府、軍隊向人民“要東西”和“給東西”的關系，決不能搞竭澤而漁那一套。為此，他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減租減息、精兵簡政”等方針政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外，毛澤東還指出，人民利益是具體的，為人民謀取利益不僅指的是謀取經濟利益，還包括政治、文化利益。同時，毛澤東還十分關注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民生問題，即使是在艱難的戰爭年代，他也十分注意要“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始終強調物質利益的人民性，反映了毛澤東人民觀的真知灼見。

最后，毛澤東將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視為衡量共產黨人一切言行的最高標準。由于儒家傳統利民思想的目的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因而在當時的社會是難以實現的。其原因在于，利民思想與封建剝削思想是根本對立的。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態，反映了儒家傳統利民思想的失敗。毛澤東人民觀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將其確立為中國共產黨一切行為的根本出發點，從而與儒家利民思想在根本上區別開來。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一方面，共產黨的各項決策，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1941年，黨外人士李鼎銘最早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毛澤東對這一建議采取了虛心接受的態度并在邊區積極推行。毛澤東后來評述道:“‘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另一方面，符合人民利益是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該遵循的人生價值標準、最高道德準則、生死觀標準。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毛澤東說：“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創造性運用與貢獻，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毛澤東的以上論述，將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升華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尚利民觀，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使命的實質所在。

民意不可違，是民本思想的理論基點，順民意即是順天命。基于這種認識，“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成為歷代統治者自勵的著名警句。漢代王充也提出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思想，啟示為政者要走出廟堂，到草野和江湖中的民眾那里去觀察、聽取意見。著名思想家黃宗羲賦予民本思想以新的民主主義色彩，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主張。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封建統治者也好、民本思想家也好，其政治立場都是高度一致的。表面上看，他們認為，應當將一些參政權利交付給民眾，事實上卻千方百計地阻撓民眾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去。顯而易見，儒家傳統民本思想中的所謂“聽政于民”，只是將一些形式上的參政權利交付給民眾，實際上民眾不可能真正擁有這些政治權利。

毛澤東提出的群眾路線，將“聽政于民”思想提升為共產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基本領導方法，既沿襲了儒家思想中的精髓，但又與儒家思想不同的地方是，這里的民主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人民群眾翻身做主人，而不是在專制統治下的民主。最為經典的是毛澤東把黨群關系比喻為“魚水”關系。毛澤東認為，共產黨猶如魚，人民群眾猶如水，共產黨離開了人民群眾就難以生存。毛澤東對于這種“魚水”關系的比喻，遠比唐太宗李世民等所提出的“舟水關系”在認識上更為深刻，也更加生動形象地揭示出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基于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將君主政治中的“聽政于民”升華為“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實現了對儒家從民思想的超越。

一是群眾路線解決了價值主體問題。“一切為了群眾”是黨的群眾觀點最核心的內容，它表明我們黨的價值主體只能是人民群眾，這也是群眾路線的出發點。所以，毛澤東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一切依靠群眾”回答的是共產黨以哪一個階級作為階級基礎的問題，是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的運用。毛澤東認為：“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依靠群眾，就要求共產黨必須尊重群眾，這樣才能夠團結人民群眾，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否則，企圖用“代替”或“包辦”的方法，而不是讓群眾自覺、自愿地參與到革命、建設中來，那是決不會成功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充分說明了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一邊是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根本政治立場。由此可見，實行群眾路線的前提是人民必須當家作主，這就從價值主體上與儒家從民思想劃出了原則性的界限。

二是群眾路線確定了黨領導群眾的原則和工作方法。毛澤東在繼承儒家從民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思想，提出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作為一種領導方法，群眾路線集中體現了人民民主思想的要求。毛澤東提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論斷，從根本上表明，人民群眾既是實踐的主體、又是認識的主體。在方法論層面，“從群眾中來”是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實踐，并在對人民群眾的實踐素材進行提煉、總結中得出來的；“到群眾中去”是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得當，只有拿到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才能得到驗證，進而得到完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且，實行群眾路線的過程也不可能是簡單的“從群眾中來，再回到群眾之中”的單維度過程，而是“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三是群眾路線解決了領導與群眾的有機融合問題。實踐歸根結底是人民群眾的實踐。群眾路線的認識方法揭示了黨的領導認識活動同人民群眾的認識活動之間的關系，即：一方面，黨實現領導取決于廣大人民群眾的認識活動，廣大人民群眾的認識活動為黨的領導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踐和理論基礎。黨如果想從社會實踐中不斷地認識到實踐活動中存在的客觀規律和真理，需要虛心從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中總結經驗。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又超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認識活動。能夠實現這一點的原因在于，黨在領導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實現了正確的集中，即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不斷改進發展，達成了系統的意見，從而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在這之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識理論又不斷地回到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中進行實踐和檢驗并得以改進。所以，從根本上說，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即“群眾—領導—群眾”的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實踐”的過程。所以，尊重實踐，尊重群眾，就是尊重唯物論、辯證法。

總之，毛澤東在精神上始終保留著一條維系自我心靈世界與民族文化傳統相聯系的臍帶，他的理論創造使得儒家民本思想實現了質的升華和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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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澤東傳》（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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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

[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建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