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于近日舉行。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從謀篇布局的“大寫意”發展為精謹細膩的“工筆畫”，已經成為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平臺，成果有目共睹。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薛力訪談“一帶一路”研究的權威專家，從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帶一路”的成果。訪談對象：陳文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陳文玲：“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首先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產物，是應對、解決或者緩解、降低“四大赤字”的一種創造性的探索，也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所有國家最大利益公約數的一種嘗試。共建“一帶一路”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融為了一體，是尋找人類命運向何處去，決定世界前途命運的方向性探索，回答了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這個探索經過了發出倡議到共同響應，形成攜手共商共建共享、互利共贏的局面。現在人類社會最需要解決的幾個最大的問題或者公約數，第一就是發展，發展是最大的公約數。一方面上個世紀民族解放運動中獨立的150多個國家需要發展，他們還在貧困中探索。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也需要再發展，很多老牌工業化國家，制造業等綜合實力已經退出世界前10位，排在經濟總量世界前10位的國家有3個是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GDP超過了英國，俄羅斯現排在第9，未來發展中國家會越來越多。“一帶一路”倡議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宏大的國際戰略眼光和超前的戰略謀劃能力。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世界發展大勢，針對解決全球最深刻、最集中的難點，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超越了單個國家利益的局限性，提出了一個跨歷史周期的、跨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跨不同文化習俗的偉大探索和嘗試。陳文玲：我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發展史、世界經濟史和人類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事件。之所以稱它為標志性事件，第一，它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第一個完整的解決世界性問題的中國方案，且成為了全球的公共產品。我個人認為，它用古絲綢之路文化的精神賦能，成為了新時代一個全新的價值符號、取向和追求，這個價值追求不是霸權主義的，更不是要創造一個單極世界，而是要創造一個有利于發展，有利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創造更好前途命運的一種新的平臺、載體和通道。第二，“一帶一路”從“六廊六路”“多國多港”開始，現在全球已經有152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和中國簽署了一系列合作文本，對“一帶一路”高度認同，加入到了“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一帶一路”成為了一個由國家提出的在全世界響應度最高的倡議，實現了全球跨國經濟行動。第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礎上，“一帶一路”現在已經構建了立體化互聯互通的格局。所謂立體化互聯互通，一方面是原來以“五通”為內容推進進程，形成內涵更為豐富的互聯互通。硬聯通是重要方向，標準規則的軟聯通是重要支撐，民心相通的心聯通是重要保障，這是軟、硬、心方面的聯通。另一方面是陸、海、空、網、冰立體化聯通空間布局，陸上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網上是網絡化、數字化的聯通；空中實際上是標準規則對接和空中航線加密，形成空中的網絡體系；冰上絲綢之路，主要指北極航道。第四，“一帶一路”對推進全球治理發揮了重大作用，在公正、公平、合理、普惠、透明等方面的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共建“一帶一路”提出來以后，我們的基本原則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10年的實踐證明了它也是共贏的，所以還可以考慮加上共贏 。我們一大批鐵路、機場等標志性項目沒太多進行宣傳，實際上我們周邊國家很多機場都是中國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建的，比如巴基斯坦首都機場、在建的瓜達爾機場以及老撾機場等。所謂“債務陷阱”實際上很多是西方的話語陷阱，比如斯里蘭卡510億美元的債務中國僅占10%，其大部分債務來源于國際組織和西方的一些金融機構。肯尼亞也是一樣，很多債務屬于國際組織和相關金融機構，而美國財長耶倫卻將其栽贓給中國，主張中國減除這些國家債務，那么美國等其他的國家為什么不削減債務呢？在阿富汗問題上，美國不僅沒有減債，而且還扣押了阿富汗價值90億美元的國家財富，這就是典型的雙標。可以說共建“一帶一路”為全球治理帶來了一股清流，使得國與國之間可以公平相處，通過和平建設實現互利共贏。中國企業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走出去，給世界帶來的貢獻是歷史性的。在“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實際上美國同樣在布局，主要是對沖中國，包括美日印澳四方機制也是在對沖共建“一帶一路”中形成的。第五，共建“一帶一路”對塑造21世紀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愿景，更多國家看到了中國就是他們的未來。中國的今天就是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的明天，他們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獲得發展的機遇。看待“一帶一路”需要從戰略上、從長周期、從它對中國全局性的影響來看，而不是僅僅看錢“走出去”了，以及幫助別的國家建設等。實際上，幫助周邊國家實現互聯互通建設也是幫我們自己打通了國際大通道。我們也確實缺少大規模的“一帶一路”10周年的宣傳和辯駁，使得共建“一帶一路”任人涂抹，但是似乎越抹越亮，越抹越紅，這種對沖的力量反倒成為了一種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3000多個重大項目，包括園區、港口、機場、通道、能源等等已經成為現實或者將成為現實。所以，我認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力量和影響力是長期的，也是難以對沖的，但我們面臨的困難也確實很多。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后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哪些變化？陳文玲：“一帶一路”從倡議到響應到行動，形成了一種燎原之勢，也推動了全球互聯互通，提高了經濟聯通性，跨國經濟合作的大格局得以形成。共建“一帶一路”影響力越大，面臨的對沖意愿和力量也就越大。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針對“一帶一路”的布局、對沖、抹黑等，這實際上就是單極霸權想要摧毀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互聯互通的歷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無論逆歷史潮流的力量有多大。陳文玲：第一，美國對我國的戰略圍堵遏制日趨強化，加劇了共建“一帶一路”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風險。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我國的政治挑釁、經濟破壞、軍事制衡、金融制裁、科技封鎖、網絡攻擊、意識形態滲透、區域安全破壞、輿論抹黑等將成為未來10年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最大外部風險挑戰，一定條件下可能引發“黑天鵝”事件。第二，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冠疫情影響深遠，俄烏沖突仍在持續，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安全風險持續上升，和平、發展、信任、治理赤字有增無減，這也使得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整體風險上升，部分國家可能爆發“灰犀牛”事件。第三，中國自身能力和體制機制，仍不適應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未來10年國內自身面臨的風險也不容小覷。首先是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范需要高度關注；其次重點領域面臨“卡脖子”風險加大；再次體制機制跟不上企業“走出去”步伐；最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能力不足。陳文玲：第一，共建“一帶一路”的國際化程度有待提高。雖然有3/4的國家響應了“一帶一路”倡議，但是響應只能說明一種尋求發展的公約數，并不代表這個行動的國際化程度就特別高。共建“一帶一路”的國際化程度需要三個方面的提升。一是應該納入國際組織中的重大倡議，二是投資主體需要更加國際化，三是以標準規則為主體的軟聯通更加國際化。第二，共建“一帶一路”的市場化程度亟待提升。盡管當前市場化程度已經提升了很多，但是還不夠。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特別是一些重大項目一定要有市場的第三方評估、跟蹤、評價、反饋、再評價這樣一整套的體系，提高運營水平、投資效率，避免一些盲目投資和無效投資。要堅持商業原則，市場主導，企業主體，政府支持或者創造環境。除了重大的戰略性項目，國家可以作為投資主體或者國有企業做投資主體，其他商業項目都要堅持企業主體和商業化、市場化的原則。我們共建“一帶一路”不是為了賠錢，而是為了營造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戰略縱深。短期賠錢，長期賺錢也行，但是不能是短期賠錢，長期也賠錢。第三，共建“一帶一路”的安全化程度要提升。安全化程度提升不是要泛化安全，安全的重心一方面是增加人身安全，保障在國外工作的國民的人身安全，這些方面如果沒保障，中國的企業在外面就很難持續。另一方面增加對企業權益安全的保障。企業走出去以后，投資收益的權益保障實際上也是需要的。另外，進一步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的安全。以上“三大安全”是當前我們共建“一帶一路”安全問題中非常重要的。錄音稿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專業博士研究生李少康；
（來源：“光明網”，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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