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才是許家印事件的本質》一文時，我就知道一些人會盡一切可能從他們認為可能的任何角度，降低這件事對他們的私有制代表文明，民（私）企代表先進性，民（私）企比國企管理更好效率更高等長期灌輸給公眾的思想鋼印不因此松動。但我發現，在某些地方還是低估了他們的無底線。
我們當然不能因為恒大事件就否定全部民（私）企業和整個民（私）營經濟，但經歷過恒大這個事，我們也不能什么樣的民（私）企業都支持，也不是把什么樣的私營企業都當成民營企業。之前他們在這方面的輿論戰認知戰是比較成功的，很多人真的接受或部分接受了這些天天有人講、月月有人講、年年有人講的觀念，條件反射一樣認為公有制是各種問題的存在，國企是僵化落后的表現。有不少普通人，包括一部分打工人，提起國企就一臉嫌棄，提起公有制就一副不屑。哪怕是他們剛剛抱怨完自己所在的企業老板經常讓他們996，工作強度學習華為，薪酬待遇排斥華為。站在他們的角度，這種對國企的妖魔化輿論戰認知戰取得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既能增加了公眾對私有化的認可度，又能讓打工人對所在企業的“996”增加了耐受力。當然，我們的輿論戰認知戰對手并不滿足于對國企的妖魔化，他們還要想辦法論證私有制是唯一的正確選擇。那句到處都在傳播的“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就是給公眾植入這樣的思想鋼印所專用（對這句破綻不少但迷惑性不小的話的批駁在文章后半部分）。他們的話語權很強，輿論戰認知戰又有一套很成熟的體系，文案考究，組織協同有力，洗腦效果很厲害，但因為他們那一套與現實無法做到相符，所以又不得不經常面對現實的挑戰、被打臉。比如，這次恒大許家印事件，以及地產和金融圈的民（私）企多起暴雷事件，總是會讓一些人反思私有制和民（私）企是不是都有他們說的那么好，同時也會反思公有制和國企是不是都像他們說的那么差。妖魔化公有制的存在合理性，是他們輿論戰認知戰的重中之重，事關他們輿論戰認知戰成敗的全局。我們一般人其實不太重視所有制問題，當然這也是被輿論戰認知戰影響的結果，但我們的對手卻極其重視，所有制是他們最關注的三個問題之一。中文互聯網現在出來維護公有制地位的人其實不多，為國企說話的聲音比為民（私）企說話的聲音小多了，這就在輿論上形成了事實上國企和民（私）企的不平等待遇，處處透著對國企和民（私）企的雙重標準。國企確實是頂著猛烈的輿論炮火堅持到現在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都30%左右了，民營經濟都56789了，我們的對手還是嫌國企比重太高，還在變著法要求進一步國退民（私）進，他們的目標是所有賺錢的領域都交給民（私）企，虧錢的事國企去干，包括經濟命脈行業和國計民生領域。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嘴上說著要給國有企業和民（私）營企業同等待遇，還要求不再區分國企民（私）企，但你要是說混改也包括國企混改民（私）企，他們保證會勃然大怒，王健林說過一句話，其實特別能說明問題：“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私）企控股，或者至少我相對控股。國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錢幫國企嗎？”他們要求的是單向的國退民（私)進，只允許方向指向私有化。他們不會滿足于民企和國企同等地位，同等待遇。所以，項立剛那句揭露馬光遠是大資本的代言人，是瞄中了問題的本質。恒大爆出這么大的雷，對他們從春節開始營造大半年“國企隨便否定，民企不容批評”的輿論環境是一個很大的沖擊，事實上成為這些人鞏固輿論戰認知戰成果的一次現實危機。所以，恒大暴雷之后，中國的輿論場并沒有聲音一致地批評和質疑恒大許家印，有不少人拐著彎轉著圈地把恒大出問題的責任拋給了公有制的銀行和政府部門的監管。他們現在一怪銀行給貸款給恒大太多，而中國的銀行以國有為主，所以恒大的問題就是公有制的責任；二怪監管力度不夠，放任了恒大債務的失控。當然，他們一不會告訴大家，其實給恒大貸款最多的是股份制的民生銀行。民生銀行的前十大股東里面，有幾個我們熟悉的面孔，新希望六和投資有限公司、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實際這就是一家民（私）營銀行。他們也不會承認，之前這些人抱怨中國的銀行體系對民（私）營企業不公，貸款支持力度不夠。他們二不會告訴大家，長期負責對恒大進行審計的普華永道配合公司做假賬出具不真實的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在監管問題上責任最為直接。這家會計師事務所掩蓋了恒大的問題，還讓別人也包括其他監管部門認為恒大的問題沒有真實存在的這么嚴重。我們的對手埋怨中國的銀行，唯獨不提對恒大貸款最多的不是國有銀行，而是民（私）營銀行。指責中國的監管不力，唯獨忽略普華永道的責任。你說我們的輿論戰認知戰對手有多么講政治。貸款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與恒大之間有沒有利益輸送和利益分肥問題，這次是揭開蓋子的機會，該處理的一個都不要放過。恒大暴雷這件事，確實暴露了我們的監管漏洞，我們對國企的監管力度已經比較到位，對民（私）企的監管力度還很欠缺。負責監管的機構和部門確實有責任，該追誰的責任就追，希望借這次機會把對民（私）企的監管漏洞也一并補上，那我們這次的學費就沒有白交。恒大的暴雷事件，說明我們前幾年重視資本無序擴張問題，極為必要，也說明去年高層會議強調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非常有必要。恒大暴雷這件事確實暴露了我們的監管漏洞，我們對國企的監管力度已經比較到位，對民（私）企的監管力度還很欠缺。負責監管的機構和部門確實有責任，該追誰的責任就追，希望借這次機會把對民（私）企的監管漏洞也一并補上，那我們這次的學費就沒有白交。反思監管等問題，要求追責監管失職和瀆職，以及官商勾結的問題都沒有錯，但把恒大的問題完全從私有制自身的問題移開，完全歸責于外部的監管等問題，甚至還借此對中國體制進行否定。這些人厲害。當然，不是說所有有類似觀點的人都是我們在 一文中說的那種對手，這里面確實也有認識糊涂的人，畢竟在這個問題上被精神PUA那么多年了。但在恒大許家印問題上帶頭把公眾關注目光從私有制引開的那些人，大概率就是我們的輿論戰認知戰對手。他們這次為了維護私有制的“偉光正”形象，把他們發明的“國企出問題是公有制的問題，民（私）企出問題是政府和社會監管問題”的雙重標準公式運用發揮到極致。這就是我們寫第一篇有關恒大的分析文章《這才是許家印事件的本質！》，為什么要篇幅那么長，把想到的他們主要反駁路徑給堵上，提前設防，因為只要有一個漏洞，他們就會攻擊一點不及其余。但這樣就足夠了嗎？當然不會。哪怕我們的文章，真的做到了邏輯論證滴水不露，這些人也會有辦法。因為他們是由立場決定了他們的觀點和主張，甚至，他們有些人還是帶著特殊的任務和使命。我們與這些人之間不是通常意義的分歧，而是真真正正的輿論戰認知戰。為說明這一點，我就寫了有關恒大的第二篇《恒大許家印倒了，為什么有人急了？》，重點意在提醒：對我們真正的輿論戰認知戰對手，講道理是無效的，他們否定公有制的立場已定，就不可能接受我們反思私有制的問題和缺點。我們的文章只是寫給被輿論戰認知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和誤導的人。我們的對手不但不允許因此質疑私有制，還要把恒大的問題說成是國有的銀行造成的，是中國的體制監管不到位造成的，總之是中國的體制問題造成的；甚至，連我們連批評、質疑恒大都不允許，為此發明了很多話術，比如說現在評恒大的是馬后炮，現在質疑恒大的屬落井下石。當國企一出問題，他們跟藏獒似的上去圍攻否定公有制，就不是馬后炮和落井下石，而是社會良心了。對這些人的雙重標準，我算是見多了已經見怪不怪，但他們雙重標準的臉皮之厚，還是超出我的想象力。他們還是老一套：民（私）企做好了，是企業家的本事和企業家精神的顯現。民（私）企做壞了，就是政府的監管不到位。他們在恒大問題上如此雙標，在俄烏沖突和巴以沖突上也是如此。比如這個人，就在這個問題上把雙重標準發揮到新天際，烏克蘭反抗就有必要，就代表文明，哈馬斯反對占領就是沒必要，就是恐怖主義。所以，在生活中，我是堅決主張要遠離習慣雙標的人。一個人只要喜歡玩雙標，基本就可以認定這個人可以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我們的輿論戰認知戰對手就是這樣的人，我們跟這樣的對手進行輿論戰，就要忍著對他們的鄙視，重視他們發動的一波又一波輿論戰，讓他們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因為輿論戰認知戰我們不能輸，中國輸不起。
現代社會，輿論戰認知戰是所有戰爭形態當中都存在的手段。沒有輿論戰認知戰的作用，各種具體的戰爭很難取得既定的效果。比如美國發動的科技戰，就配合以輿論戰認知戰，對華為的圍攻就是這么來的。中美貿易戰剛開打，輿論戰認知戰就來了，有人就呼吁“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否則不但要跪著，還必須跪姿標準。”科技戰更激烈，美國優勢更大，所以配合的輿論戰認知戰就更加花式繁多，其目的就是要打擊特定目標的信心，讓他們沮喪，絕望，放棄努力。科技戰中輿論戰認知戰發揮的作用，不比科技戰本身差。以中美科技戰為例，如果不能配合使用輿論戰認知戰讓中國人相信科技戰必敗，美國的科技不可戰勝，反抗沒有結果，堅持沒有意義，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舉國體制和全產業鏈優勢，沒有什么技術封鎖是真正能困住中國的。金融戰至少一半是輿論戰認知戰。美國的金融戰要取得成功，就要讓目標國家主動配合自己實行金融自由化，內部放松金融監管，對外放開貨幣自由兌換，允許資本自由進出。如果目標國家沒有被輿論戰認知戰中招，美國的金融戰就很難得手。軍事戰爭當中的輿論戰自古就有，我們中國人更習慣叫攻心戰，這個前輩們用得都很多了。陣地前都架起喇叭宣傳，瓦解對方軍人的抵抗意志的場景就出現電影《大決戰》中。互聯網自媒體時代，輿論戰認知戰與之前相比，發生了幾乎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人人都有話筒了，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話語權被媒體高度壟斷的格局。所以，自媒體時代的輿論戰認知戰，人人都可以做戰士，這就為我們利用人民網絡戰爭的形式進行輿論反擊戰提供了可能。可以說，人類進入自媒體時代，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不再是被動和間接的方式，而是更加主動和直接。傳統媒體時代可能99%的人價值觀都是被1%不到的人塑造的。但是互聯網時代不同了。互聯網很神奇的一點就是實現了普通民眾的自我教育、自我覺醒，很多精英反過來要被普通群眾教育。偉人的一些理念會在互聯網上自動恢復。比如，微博、頭條和微信等形式之間不同觀點之間天天在大辯論，普通網民天天在給那些精神已經對著西方下跪無法站起來的這專家那教授進行覺醒再教育。互聯網雖然沒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了去中心化。這種去中心化，為人類迎接新的時代，實現新的文明，為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實現思想的解放，準備好了技術條件。我們在 一文中提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在生產力方面宣判私有制的死亡，已經具備實現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實現共產主義最大的障礙是傳統的私有觀念，后者遲滯了共產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西方現代文明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已經日益腐朽，你看看美國都允許大麻合法化，性別都搞得混亂不堪，玩起了LGBT政治正確，妖孽都已經登堂入室進入美國政治圈層，比如這樣的，再比如這樣的，從日韓發起的偽娘文化盛行，也是同樣的問題。這就是一個文明已經高度腐朽的表現，說明這個文明已經無法提供正向的思想產品創造能力。這樣的現象往往出現在王朝末期，是國之將亡的表現。出現在一個文明的末期，就是這個文明垂死的文化現象。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給普通大眾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開辟了道路。以前大多受人在思想和信息交流中都是被動被投喂的角色，現在則不同，誰影響誰還不一定。現在很多自媒體賬號的影響力已經超過很多地方媒體。互聯網一普及，這個趨勢就不可阻擋，不可改變。隨之不可改變的，人民網絡戰爭是我們扭轉輿論被動局面，實現輿論反擊戰勝利的最重要方式。人類進入AI時代，互聯網結合AI又會給輿論戰認知戰帶來新的玩法。現實的軍事戰爭無人機要替代坦克的作用，互聯網輿論戰認知戰中，真假難辨的AI機器人已經被大量使用，給人民網絡戰爭的勝利制造了新問題，形成了新挑戰。總之，不管是什么時代，輿論戰認知戰都是重要的戰爭形態，而且，社會越進步，軍事戰爭的重要性越下降，輿論戰認知戰的地位越上升。我個人認為，從冷戰時代開始，輿論戰認知戰就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戰爭形式。如果說美國對蘇聯有什么地方作對了，那就是美國極其重視輿論戰認知戰，而蘇聯則主動放棄了意識形態的堅守，最直接的輸贏原因就是在這里。那些說蘇聯崩潰是因為官僚腐敗，經濟發展不好等原因，其實都沒有太多說服力。蘇聯之后的俄羅斯比蘇聯時期的腐敗不知道升了幾級，經濟差了不知多少，也沒有發生俄羅斯再從資本主義回到社會主義的改變。因為俄羅斯一變成資本主義，資本就特別重視資本主義價值觀體系的宣傳灌輸，讓俄羅斯人認為即便生活水平更差，福利更少，人均壽命降低，但依然要相信社會主義不行，資本主義最適合俄羅斯。所以即便是資本化把他們霍霍成那樣，俄羅斯人現在還相信，蘇聯解體是對的，社會主義是錯的，哪怕是社會主義給普通勞動者提供的福利、穩定和安全感比現在更好。這就是輿論戰認知戰的洗腦作用，能夠讓普通人超越自己的利益得失去支持對自己利益不利的體制。如果美國的老百姓知道美國的資本體制做了多少禍害他們的事情，美國的體制可能明天就被憤怒的美國人推翻。最清楚輿論戰認知戰作用的就是美國了。所以，你看tiktok只因為和中國有聯系，美國就各種不放心，哪怕tiktok的東家可能更認同美國的體制。美國的這種看似神經過敏，但他們對意識形態的這種重視程度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我們有段時間幾乎完全不設防，而人家美國是連續幾十年天天都在處處設防。蘇聯之后，中國就是輿論戰認知戰的最大受災國。有段時間就輿論戰認知戰的具體形勢而言，都很容易讓人想起抗戰。對手對中國的輿論戰認知戰采取的是最現代化的成體系戰法，而我們的反擊主要靠自干五，大約就相當于抗戰中的游擊隊，對方都水軍加機器人了，而我們只是小米加步槍。我們用最傳統最粗糙的網絡人民戰爭，利用互聯網提供的話筒，硬是把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防線修復了個七七八八，而且已經開始修復社會主義的思想防線。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在互聯網時代表現得就是這么鮮明和直接。美國為什么給了中國那么長時間的戰略發展機遇期，與他們對中國的誤判有關。他們以為已經對中國的各類教育文化精英完成滲透，所以就可以通過互聯網“扳倒中國”。至少他們在2012年之前是非常相信他們能夠通過“顏色革命”的方式解決中國。這是成本最小的方式，遠小于后面美國對中國采取的貿易戰、科技戰，所以被美國最優先考慮。因為后來他們發現這種方式總是不能踢進臨門一腳，而中國的制造業等硬實力已經超出他們的控制。美國人開始不再心態淡定地看待中國的發展，等待“扳倒中國”的時刻出現，然后就是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就是特朗普上臺之后并被拜登繼承的貿易戰、科技戰。美國人最不應該低估的就是偉大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有五千年的不斷代文明，在近代史有屈辱的歷史，在現代史有革命的光輝歲月，在新中國成立后有火紅的奮斗年代，在新舊對比中，正常的中國人很難被對手的輿論戰認知戰徹底地進行系統洗腦。貿易戰我們已經打贏，科技戰我們基本打贏，唯有輿論戰認知戰勝負未分，前景不明。科技戰被我們基本突破之后，輿論戰認知戰現在已經成為最關鍵也最難打的戰爭。科技戰我們可以依靠企業科技精英，輿論戰認知戰只能依靠人民網絡戰爭。在輿論戰的體系建設方面，我們是遠遠不如對手的，這方面存在著代差。
自從中國基本收復愛國主義的思想防線之后，我們的對手就把重點放在了攻擊社會主義。他們認為，只要把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認同解構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防線動搖了，中國的民族復興進程就會出現變化。沒有社會主義體制的防護，資本可以從各個層面、想到的和想不到的角度，瓦解中國的實力基礎，掏空中國的財富。一個恒大就可以兩萬多億債務，夠我們建十個航母戰斗群。如果多出幾個呢？我們的經濟經得住這種沖擊嗎？恒大暴雷之前，有海航系，恒大暴雷的同時，還有中植系。對照存在的問題，我們的擔心既不是杞人憂天，又不是夸大其詞，故意聳人聽聞。一家恒大出問題，不能從私有制層面尋找問題和反思原因，多家出問題，從私有制層面思考，就必不可少了。除非我們只是滿足于一時的憤慨，而不是想辦法最大程度的防止類似問題出現。這種層面的反思這并不意味著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徹底否定。現階段我們依然要支持，而且更加堅定地支持華為、比亞迪等這些中國真正的優秀民（私）營企業。只是通過這個事，我們也應該理解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同時，為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首要原則是公有制為主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通過多種所有制，利用各種非公有制形式，發展經濟。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可少，國有經濟的領導作用不能沒有，而且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產業還應該掌握在國企手里。沒有這些基本條件或前提，私有制經濟的負面因素，很難被控制在不失控的程度，私有制經濟也很難健康發展。這光靠監管是不可能，我們不能指望在全面私有制的基礎上建成“監管烏托邦”。我們的對手一直在給我們灌輸包括但不限于這些信條：1、國企效率普遍比民（私）企低。2、公有制比重繼續降低沒關系，只要監管做好就可以。3、國企出問題，一定是公有制的體制不行；民（私）企出問題，一定是政府的監管不行，所以還是中國的體制問題。4、民（私）企老板分走太多利潤是應該的，因為這是人家個人的企業。國企利潤太高，這是搶了民（私）企的機會，是與“民”爭利。5、市場體制是最不壞的制度，市場經濟一定比計劃經濟效率高。6、市場經濟政府干預越少、監管越少越好，市場自動調節能夠實現自動均衡。7、資本是善的，政府是惡的，把政府關進籠子里，資本則需要自由。8、自私和貪婪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9、人性就是自私，所以共產主義違背人性。10、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11、資本不能產生剝削，權力才能剝削。這些信條，稍微用心推敲，都能發現其中不但充滿概念偷換、邏輯陷阱、貫穿著雙重標準，充斥著謊言，而且還有的對一半錯一半，把荒謬和正確混雜在一起，增加了迷惑性。我們這次不能一一分析，就重點分析那句“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很多人一看前半句，感覺很有道理啊，就容易認為后半句也對。其實前半句也有問題，故意把資本也是社會權力給忽略了。后半句最大的問題是絕對化，一句話就把公有制的合理性完全排除，這與我們了解到的現實根本就不符合。有人還為了增加這句話的可信度，還把這句話說成哈耶克說的。因為哈耶克這些年被中國經濟學家當成大神了，就跟中國的公知祖師爺胡適被當代公知美化神化一樣。哈耶克只因為既反對計劃經濟，又反對任何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說的是資本最想聽的話，所以宣傳家哈耶克被包裝成了偉大的經濟學家，在中國獲粉無數。如果財產完全不能公有，再加上他們主張的市場不能有政府干預，這樣的社會會是什么形態？這不就是最壞的私有制形態，是自由的叢林社會嗎？誰最希望這樣的社會狀態出現？自然是處于食物鏈最頂端的大資本。沒有了政府和社會的約束，甚至規則由他們制定，恒大和許家印的許多操作，不少人認為符合規則，這里指的就是資本制定的規則。中國人最忌諱的官商勾結在資本控制的美國變成了合法公開的政治獻金，駐外大使這樣的公差可以根據政治獻金的多少，被當選總統直接給贈款人。完全私有化且自由化的經濟，中國不知道會出現多少恒大和許家印。那是許家印們做夢都想建立的資本樂園。這樣的經濟如果出現在中國，許家印都會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照片掛在墻上，日日上香供著。
圍繞恒大許家印事件的輿論戰認知戰，越來越激烈地進行中。顯然有人既不希望他們繼續私有化的計劃因此受阻，也不介意中國出現更多個恒大。我們與這些人之間，不是爭論，而是戰爭。輿論戰認知戰已經成為我們的關鍵之戰，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但完成這個使命不容易，比如前面舉例的這些信條沒有一條成立，但卻成立社會太多人的共識，干擾我們的認知，是因為我們從高校教育的經濟學、金融學、管理學以及更多專業開始，就開始被灌輸這些信條。面對一個個早就形成的小圈子和獨立王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撥亂返正殊非易事。面對百年大變局，我們普通人不只是歷史進程被動的圍觀者，而且還是歷史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就是我們一個個個體的主動積極參與而實現的。（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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