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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毛遠新回憶毛主席對他的三次批評

點擊：作者：海燕來源：錦城紅葉微信號發布時間:2023-10-11 08:59:38

——紀念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

本文源起十分偶然。

一次朋友聚會，一對陌生老人引起了筆者的注意，經友人介紹方知，這對老人竟是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夫婦！若非親眼所見，我怎么也不會將這對樸素得近乎寒酸的老人同開國領袖聯系在一起。席間免不了談及共產黨的歷史和優良傳統，毛遠新回憶起當年毛主席的幾件往事，是關于如何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筆者深受觸動，因而把當時的談話記錄下來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際予以發表，聯系到當前全黨開展的“三嚴三實”活動，覺得仍很有借鑒意義。

在人們期盼的目光下，毛遠新娓娓地開始了他的講述……

1968年國慶節前，中央通知，黨中央、毛主席邀請全國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天安門參加國慶觀禮。遼寧當時是全國主要的工業省，中央給了三百個名額。

接到通知后，我們從全省各地市的各行業中挑選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鋼鐵工人，有撫順、阜新的煤礦工人，有沈陽的重型機械、軍工企業的工人，有大連、錦州的造船、機車工人，有遼陽、丹東的輕紡工人……特別是那些建國后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老勞模、老工人，組成了可能是全國最大的代表團之一：遼寧省工人國慶觀禮代表團。

到北京后，遼寧工人代表團住進了北京飯店，當年可算是北京最高一級的賓館了。對于常年戰斗在生產第一線的普通工人而言，這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激動的心情無以言表。接著，中央又通知說，毛主席邀請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進中南海，給了遼寧一百個名額，還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國慶節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這個消息在遼寧代表團引起了更大的轟動。周總理在電話中告訴我，進中南海的遼寧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隊的營房。

我當時特別興奮，一中隊是中央警衛團專門負責毛主席警衛任務的中隊，營房就在主席的住處豐澤園南門的斜對面。代表團一住下，我就立即趕到一中隊駐地去看望大家。

一進院子，遼寧的工人代表們就把我團團圍住了，緊緊拉著我的手不放，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開天辟地以來，誰聽說過，一個挖了一輩子煤的煤黑子，能住進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邊……”一位撫順煤礦的老工人緊緊握著我的手說。

一位鞍鋼的老勞模，邊說邊抹著眼淚鼻涕，泣不成聲：“我十三歲就在鞍鋼替小日本打零工，披著麻袋片，啃著凍得梆梆硬的雜合面餅子，挨過工頭的皮鞭，還被小鬼子的皮靴踹過……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這輩子，能住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在百感交集的情緒之下，許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傾訴，有的說住進了過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說這里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動了。

當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興奮的情緒，把那些老工人的話，一五一十地報告給主席。特別是轉述鞍鋼那位老勞模的話，我甚至激動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主席一直默默地聽我講述，不打斷，也不插話。等我把話說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擺了兩下，示意我坐下來講。我回到沙發邊慢慢坐下，頭腦也開始降溫，逐漸冷靜下來。此時，我察覺到主席并沒有一點滿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種不以為然的冷淡。

“總理告訴我，是主席決定請工人代表住進中南海的。”我說。

“還有嗎？”主席說。

“總理安排，要遼寧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隊營房。”我說。

“還有嗎？”主席說。

我沒有吱聲，只是微微地搖了搖頭。

主席瞇著眼睛，默默地抽著煙。我茫然地望著他，感到我們在靜默中坐了很長時間。

主席掐滅了煙頭，抬頭看了我一眼：“說完了？”主席緩緩地說，“請工人代表住進中南海，是我提議的。這也值得那么大驚小怪嗎？”

大驚小怪？我一時轉不過彎來，難道我說錯什么了嗎？

主席望著天花板，嘆了口氣，說：“還是江西中央蘇區好哇。”

中央蘇區？我更是摸不著頭腦了。

“在中央蘇區，”主席說，“老俵們隨時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來，我也可以去他們家里和他們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嘍，在河邊在山坡散步的時候，碰見陜北的婆姨、娃娃、漢子，也還可以隨意交談嘛。現在可好，我請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這么大驚小怪？嗯？”

直到這時，我才察覺到主席是在責備我了。

“什么開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什么偉大領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還有什么無上光榮，你是在咒我嗎？”主席一口氣列舉了很多個“什么”，那的確是我剛才說過的，但怎么是詛咒呢？

我感到委屈，辯解說：“我只不過重復了那些老工人說的話，我看他們都是發自內心的，沒有一句是我編造的，怎么……”

“群眾說些過頭話，可以諒解。”主席不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而你，”他指著我的鼻子說：“現在已經是黨的領導干部了，怎么也欣賞這些名堂，還眉飛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來顯擺，太不像話了，你昏了頭了！”

聽到這樣的訓斥，我才明白自己無意間已經惹得主席生氣了。

主席接著說：“作為黨的領導干部，你就不能這么說！難道你連這點淺顯的道理都不懂？我們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共產黨員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人民群眾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勞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統統是為他們服務的仆人。仆人請主人到家里來，有什么可值得大驚小怪的！嗯？你說呀！”

我額頭滲出了汗珠，無言以對了。

“你把主仆關系完全搞顛倒了嘛。這是政治原則性錯誤！還要為自己辯解吶。”主席非常嚴厲地說。

冷靜想想，主席的批評確實有道理，我為自己的表現深感不安，再次從沙發上站起身來，向主席認錯。

“是我錯了，是，是原則錯誤，搞顛倒了……關系”我只覺得自己膨脹發熱的頭腦，被狠狠地澆了一盆涼水。

主席從茶幾上拿起一塊小毛巾，伸手遞給我：“記住這次錯誤的教訓吧。”

“我會永遠記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額頭的汗水。

主席再次揮了揮手要我坐下，說：“你還年輕。列寧說過，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錯誤，但同樣的錯誤絕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來喝了兩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氣平和下來，“你到遼寧領導崗位才幾個月時間嘛。進城以后，我們許多干部官越作越大，離人民群眾也越來越遠嘍。這在黨內是個相當普遍的問題。戰爭年代，是我們離不開群眾。離開了群眾，我們連腦殼都保不住，就像魚離不開水一樣。進城后當了大官了，張口閉口說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眾離不開他了。魚水關系逐漸變成了油水關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還不讓下面群眾透口氣。”

主席繼續說道：“到底誰是父母？是官老爺，還是人民群眾？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義務，絕不能有騎在父母頭上作威作福的權力。現在黨內許多人已經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把主仆關系搞顛倒了。國民黨就是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最后被趕到一個島子上去了。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關系也搞顛倒，我看，遲早有一天，也會被人民群眾趕到某個小島子上去的。你相信嗎？你不信我信。”

主席話鋒一轉：“要把這個被顛倒了的關系再顛倒回來呀。要使我們黨的干部都弄清楚這個關系，人民群眾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監督下，夾著尾巴，老老實實當好仆人。否則，主人有權用大字報向你炮轟，甚至撤你的職，罷你的官。”

主席接著說：“為我們國家奠定基礎的是人民群眾，他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吶。你們遼寧是個工業大省，產業工人多，給國家的貢獻也大，但工資卻很低。他們創造的價值，要比付給他們的報酬高得多。這不盡合理，是我毛澤東對不起他們，欠了他們債的。現在國家底子薄，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樓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會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會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補償一點的，就是他們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學，公家都盡可能包了下來。你去告訴陳錫聯，你們遼寧一定要把工人勞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則，我就更加對不起他們吶。”

國慶節后，工人代表團離京返回沈陽。我因病留在北京住進了醫院。

一天，曾紹山同志來醫院看我，說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并要他到醫院來接我一起去參加。我們就一同乘車前往大會堂。當我們來到會議廳門口簽到處，里面參會的許多認識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還有幾個跑到門口來握手。然而，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說，曾紹山同志可以進去，而我不能進去，因為名單上沒有我。

曾紹山急了，對工作人員說：“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名單上肯定有他，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我，要我去醫院接他來參加會議的。”

一位工作人員要我們先在門口等一會兒，說再去核對一下。

過了十來分鐘，那人回來對我說：“經過核對，名單上確實沒有你。請你馬上離開，回醫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醫院，思來想去，我實在弄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開會名單上沒有我，我怎么卻跑去參加會議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擠進去似的，讓我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出丑，下不來臺。難道是曾紹山故意拿我耍著玩兒？我心里實在郁悶。

第二天，毛主席的護士長吳旭君、管理員吳連登，帶著水果點心來醫院看我，說是主席專門派他們來看我的，并轉達主席的話，要我靜下心來好好治病。

大約一個多星期后，報紙上登出消息，黨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京召開。到這時我才明白，自己是誤闖了黨的中央全會，被當眾拒之門外，并被“轟了出來”。一種既難堪又委屈，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天天折磨著我，始終揮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主席詳細詢問了我的病情，我談了這件實在令人煩心的事。

“我也不知道開什么會，”我說，“是曾紹山通知我，說是中央辦公廳要他專門來醫院接我去參加會的。”

主席微微一笑：“事情已經過去了，就算了吧。”

“我確實連開什么會都不知道，” 我繼續說，“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腦袋，硬要擠進中央全會似的。”

“那又怎么樣嘛。”主席平靜地說。

“當著那么多人的面，當場被轟出會場，別人會怎么想？的確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氣鼓鼓地說。

“覺得受委屈了？”主席皺了一下眉頭說。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沒有我的事，他們把我帶去干什么？還有板有眼地說，是中央辦公廳正式通知，專門來接我的。這不是把我當猴耍了嗎！”我把一肚子氣都撒在了經辦人身上。

“還有嗎？”主席問。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嘟囔著。

“說完了？還有嗎？”主席又問了一遍。

“這是故意要我當眾出丑，下不來臺嘛。”我說。

“還有什么？都說出來嘛。”主席說。

“沒了。”我真沒什么可說的了。

主席依舊不動聲色，只是不停地抽著煙。最后，他熄滅了煙頭，說道：“會議前一天的晚上，總理送來出席會議的名單上還有你，是我給劃掉了。你還有什么意見嗎？”

是這樣啊！我恍然大悟：“那……那我什么意見也沒了。”

主席說：“大概是中辦疏忽了，沒有來得及再通知曾紹山，你莫怪他喲。那天，負責簽到的工作人員來核實，總理告訴了我，說你已經到了會場門口。是我堅持劃掉你的名字，要你回醫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這么回事，所以……”我說。

“你這個人吶，”主席打斷說，“就這么一點點委屈也受不得，沒有出息！”

我垂下頭：“主席說得對。我只是怕人家誤以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斷我的話，指著我說，“還說我說得對。即使人家誤以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當眾趕了出來，那又怎么樣嘛，覺得丟人了？面上無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停了一下，接著說：“你這個人吶，和許多讀書人一樣，把個人的名聲看得過重嘍。”

“我……”我一時不知再說什么好。

主席說：“別人把你捧上天也罷，踩在腳下說得一無是處也罷，你，還是你嘛，有優點，也有缺點，做過些好事也做過錯事，我看你優點還是大于缺點嘛。捧上了天，缺點還是客觀存在。說得一無是處，優點也還是客觀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點自信呢。我年輕時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沒鬼，問心無愧，就不怕人家說三道四，由他說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主席邊說邊把右手向上一揮。

“我記住了。”我說。

主席接著說：“我估計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護士長代表我去醫院看你了嘛。”

“當時我只顧憋氣了，沒想過你派護士長去看我的用意。”我說。

“不是說共產黨員要任勞任怨嗎？”主席說，“按照古人的說法，無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時候，任怨比任勞更難喲。當年在井岡山，省委派人來傳達中央指示，我被開除了黨籍，說只能當個師長，不能參加黨的會議，不能看黨的文件。據說是因為我講了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人家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

“這就開除黨籍了？能接受嗎？”我說。

主席說：“那有什么法子喲，開除就開除唄，這是黨中央的決定嘛。后來又說傳錯了，沒有開除黨籍，只是開除了中央委員，開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說。

主席搖了搖頭：“我們黨是有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對于個人問題的處理，哪怕是上級處理錯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見，但要學會服從組織決定。當然，涉及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黨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這個人吶，受不得一點委屈，任不得一點怨嘛！這很不好，難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評得對，認真地說：“我記住了”。

主席重新點燃了一支香煙，沉默了一會兒沒說話。

忽然，他扭過頭來問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動？”

“三忠于？”我一下子還沒轉過勁來，愣了一下，說：“三忠于活動，就是……就是在每天開會或吃飯之前，大家拿著語錄本，對著主席像，集體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要連呼三遍呢。”我邊說邊比劃。

“哦？有這樣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這是哪路神仙的發明？”

“誰發明的我不知道。”我說，“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遼寧去工作，我發現無論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這一套。到了基層，花樣更多，還要背語錄，跳忠字舞呢。”

“胡鬧！”主席大吼了一聲，說：“你也去跟著做，跟著跳？”

“我不贊成這一套，他們呼喊口號，我不喊也不舉手。”我說。

“那你制止了嗎？”主席問。

“大家都是這樣，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說，“我要是公開反對，豈不顯得很特殊，顯得脫離群眾嗎？還有忠字舞，我從來不跳。在營口縣一個公社食堂排隊買飯的時候，人家還非逼著我背語錄呢。”

“哦？”主席說，“你背了嗎？”

“當時我說我是《遼寧日報》的記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連飯都吃不上呢。”

主席說：“不過，我還是要拿你是問。”

“拿我是問？”我著急了，“原先我真的一點不知道，到遼寧后才發現，到處都是這一套。這又不是我決定的。”

主席說：“你們遼寧的工人代表住進一中隊的營房。我聽身邊一中隊的干部說，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師傅主動打掃衛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還說他們教一中隊的干部戰士搞‘三忠于’活動，還教什么‘忠字舞’，說軍民關系搞得滿不錯的。軍民關系搞得好，我贊成。但我不曉得這個‘三忠于’是個什么活動。”

“遼寧工人代表？”我說，“那我有責任。”

主席說：“三呼萬歲，是封建社會臣子們哄騙皇帝的辦法。效忠個人，是國民黨對付蔣委員長的辦法，居然全都搬到共產黨里來了。完全是胡鬧！這些事，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的人知道嗎？”

“這我說不好。但全國都這樣，他們不會不知道吧。”我說。

“這個‘三忠于’，到底是誰提出來的？”主席問。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沒加思索，就隨口說了。

主席頭一抬，嘴巴抽動了兩下，似乎要說些什么，卻又硬咽了回去。他身體向后一仰，頭靠在沙發背上，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大口地吸著煙。

我發現他手里那支煙的煙灰已經有一寸多長，快燒到手指了，就站起身來，從茶幾上拿起煙灰缸，走到他右手邊，想去接煙灰，卻碰到了他的手，煙灰撒落在沙發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煙蒂在煙灰缸里摁了兩下，我順手把沙發上的煙灰也撣進了煙灰缸。

主席嘆了一口氣，情緒似乎緩和下來，說：“兩年前，在武漢，我寫過一封信，引用東漢一個名叫李固的人的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貴有自知之明吶，這兩句，說的就是我自己。人們喊我毛澤東萬歲，人哪有一萬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難得。但是，群眾都那么喊，又不好潑冷水。我就喊‘人民萬歲！’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萬歲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這個動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遞給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著說：“信是寫給江青的。總理看過，還有武漢的書記也看過（后來我才知道，應該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我說，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復了平靜，說：“這是個原則問題。我還要聽聽總理、伯達他們碰頭會怎么個說法。”

12月，我回到沈陽，把主席批評‘三忠于’的事告訴了陳錫聯。

1969年初，遼寧省召開關于落實政策的有線廣播大會，廣播線從省中心會場，一直拉到基層公社和廠礦企業。大會由省革委會辦事組組長楊迪主持，我對他說，你就宣布開會，然后說由我講話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動，就不要再搞了。

楊迪疑慮重重地問我：“這行嗎？”

“我和陳司令事先商量過，有什么問題我負責。”我說。

大會就這么開始了。然而，我剛講了幾分鐘，楊迪從后臺匆匆跑到我身邊，緊張得滿臉是汗。他在我耳邊小聲說：“不少市地打來電話，追問會議是誰主持的？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有的還提出要追查反對毛主席的黑手。”邊說邊遞給我一摞紙條，說是中心會場臺下遞上來的。

我簡單翻了翻紙條，全是這類問題，有的還上綱上線，罵得很難聽。

我對楊迪說：“放心，我會處理的。”繼續按我原定的提綱講下去。

最后，我說：“會議期間，收到不少電話和紙條，追問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動？還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訴大家，這是我決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會場上傳來嘰嘰喳喳一片議論聲。我提高了嗓門，對著麥克風大聲說：“不僅這次會議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這些東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澤東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導，認真去把落實政策的各項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