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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模式今天面臨著多重困境和嚴峻挑戰。美國今天經濟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個“虛”字概括；美國今天社會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個“分（裂）”字概括；美國今天政治的主要特征，大概可以用一個“錢”字概括。與美國相比，雖然中國也面臨諸多挑戰，但總體發展態勢積極向上，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思路、做法和制度安排，雖然這一切還在完善之中，但中國已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而且這條道路越走越寬廣。通過中美在經濟、社會、政治三個領域內的比較，我們能夠更深刻地領悟中國道路的成功及其偉大意義。

　　在經濟領域，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主導了美國經濟發展，最終導致了2008年嚴重金融危機，美國綜合國力和百姓生活均受到嚴重影響，至今美國經濟還處于艱難的復蘇之中。“華盛頓共識”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其弊端在不少國家早已顯現。上世紀80年代，美國及其主導的國際機構在非洲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結構調整”，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非洲國家的政府職能，結果使非洲國家普遍陷入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90年代，美國專家又在俄羅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使俄羅斯經濟幾近崩潰。但美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執迷不悟，最終把美國自己也拖入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假設。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曾反思說，他感到“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崩潰”，“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花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去拯救銀行，又實行了好幾輪貨幣寬松，向世界轉嫁危機，而美國銀行還繼續把大量的資金投入股市和虛擬經濟，雖然美國股市和一些地區的房市出現了某種“復蘇”，但美國經濟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未被觸動，許多專家傾向于認為這場危機是結構性的危機，而非簡單的周期性的危機。

 

　　今天美國經濟的“虛”，主要體現在危機之后的復蘇乏力，投資疲軟，就業狀況沒有實質性的改善，技術創新短平快為主，不具備拉動整個經濟的能力，頁巖氣開采也因國際油價低迷而受挫，重振制造業未見起色。作為美國政客金主的華爾街，錢生錢的游戲早已玩得上癮，金融衍生產品泡沫仍沒有終結的跡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盡管美國經濟有一些復蘇的跡象，但現在美國經濟的規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要小15%。他認為，GDP已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標，更切實的指標是家庭收入。美國家庭2014年的中位數實際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還要低；全職男性員工的中位數收入還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真是令人唏噓。

 

　　與美國相比，在經濟領域，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市場經濟體制將“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很好地結合起來，奠定了中國崛起的經濟基礎。雖然它并非十全十美，還需不斷完善，但20多年過去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大國，而且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這與美國20多年來多數人實際收入不增反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發展首先是為了百姓福祉，其主要特點是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為一體，經濟與治國安邦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制度安排也吸收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做法，包括現代企業制度、現代貿易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現代融資體系等，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這種制度安排還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國家對戰略資源和大型國企的掌控、政府的戰略規劃能力及執行能力，其強大生命力日益顯現。今天，整個世界都在觀察和研究中國如何采用國家戰略、宏觀調控和調動企業積極性來應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推動創新國家的建設。

 

　　當然，中國經濟也面臨不少挑戰，如金融業如何服務于實體經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如何真正帶動經濟結構調整，提升中國經濟整體實力等。中國要汲取美國金融衍生產品泛濫的教訓，確保充沛的資金能夠推動實體經濟，特別是為國家戰略產業更上一層樓服務。

 

　　在社會領域，美國模式的最大困境是“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帶來的社會“分裂”，即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和個人責任的嚴重退化，帶來的各種權利之間的排斥、沖突、對抗。美國政治文化中社會與政府對抗的傳統，還導致政府日益失去對社會不同利益的整合能力。

 

　　在個人和家庭層面，個人權利的絕對化意味著權利是不容妥協的，各種權利互相打架因而也成為美國社會的常態：同性戀者的權利與反同性戀者的權利、支持墮胎者的權利與反對墮胎者的權利、信教者的權利與不信教者的權利、隱私權捍衛者與知情權捍衛者的權利等都互不相讓，互相沖突。美國社會里，小至家庭、中至族群，大至整個美國社會，主要特點就是“分裂”，社會的凝聚力也因此而大幅衰退。

 

　　我們可以從美國家庭狀況的變化來看“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帶來的問題：如今美國傳統的家庭結構已基本瓦解，人們都在強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美國已經從“傳統家庭”（一對夫婦加孩子）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了今天的所謂“多元家庭”社會，即包括單親、私生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狀況構成的社會。2012年，“傳統家庭”的比例已經跌到了19%。如今，41%的母親在孩子出生時屬于未婚或離異狀態，單身媽媽家庭中貧困的比例高達40％。這種“畸形家庭”的特點之一，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安全感。美國犯罪率奇高與這種畸形的家庭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此外，美國長期形成的社會與政府對峙的政治文化，在“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條件下，使政府更加難以整合社會不同利益，難于形成社會共識。哈佛學者瑪麗·安·格倫頓在其《權利話語：窮途末路的政治言辭》一書中嘆息：美國是全世界權利種類最為繁多、權利信仰最為堅定的國家，但“美國式權利話語的生硬與直白、賜予權利時的揮霍無度、言過其實和絕對化、個人主義至上乃至褊狹，以及對個體、公民與集體責任的緘默”等等，導致了“權利的封閉性、權利擁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會責任感的匱乏”。

 

　　在社會領域，中國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堅持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和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延伸，也是一種基于常識的觀念。實際上，不但權利和義務要平衡，而且不同權利之間也要有必要的互惠與合作。這樣，一個社會才能真正良性地運行。

 

　　中國堅持社會與政府良性互動的模式，而不是社會與政府的對峙。社會主義制度能夠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同時兼顧個人利益，統籌協調社會各方利益，更為有效地整合社會資源，這使得我們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覆蓋13億人的基本醫保制度，而美國至今還有1/6的國民沒有任何醫保；我們的住房自有率也一舉超過所有西方國家；我們的整體社會治安水平也比美國好許多。中國社會充滿活力，同時社會總體秩序井然。

 

 

　　在政治領域，美國模式面臨的困境更為嚴重，突出的問題是一個“錢”字。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傳統是美國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對美國政治力量一直有某種限制。近30年來，特別是從里根時代開始，美國資本力量躍升，其能量顯然壓倒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至此，美國民主真正成為“錢主”。

 

　　在美國，相比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形成了明顯的優勢。資本力量已充分組織起來，影響著政治力量。換言之，在強大的資本力量下，美國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幾乎只能順著資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樣，美國的資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對社會力量的滲透，特別是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對社會議題的設置等。

 

　　牛津大學教授斯泰恩·林根曾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經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滅命運的“臨界點”。三權分立制度的設計初衷是通過政府權力間彼此制衡，最終更好地為公眾服務。但在美國，權力互相牽制形成了僵局，整個國家得不到亟須的良好治理。“在古希臘，當富人成為巨富，并拒絕遵守規則、破壞政府體制時，雅典民主崩潰的喪鐘就敲響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臨界點。”

 

　　再看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影響都有了迅速擴大，但中國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在中國，資本力量總體上受到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限制，資本力量不可能左右政治決策。雖然這些年來中國的貧富差距有所擴大，但中國政治力量總體上保證了低收入群體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社會力量延續中國平民主義的傳統，社會主流幾乎也一直傾向于節制資本。三種力量的這種平衡格局，使中國得以避免美國式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并使絕大多數人成為中國迅速發展的受益者。

 

　　中國是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已經基本摸索出一條走向現代化的成功之路，這條道路是在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中形成的，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它拒絕西方模式，特別是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它結合中國自己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也汲取了他人之長。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它使中國成功進行了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和社會轉型，保證了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它使中國成功應對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它使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都充滿了活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時又使整個國家保持團結穩定。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任何一項成就，就已經很了不起，而中國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道路成功及偉大意義的有力證明。中國人民將繼續沿著這條成功之路前行，不斷迎接新的挑戰，戰勝新的困難，直至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中國夢。

 

　　（作者：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