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直白地對福山先生說，我認為不是“歷史終結論”，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中美兩個模式都是新生事物，就差十幾年，兩者之間可以競爭。

在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二十二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回溯“世紀之辯”十二大問題，批判“歷史終結論”，呼吁中國學者做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原創性研究。

張維為：

大家一定記得，2011年前后爆發了所謂“阿拉伯之春”，它迅速從突尼斯蔓延到埃及、敘利亞、也門等許多阿拉伯國家。當時，西方國家和西方媒體像打了雞血一樣，一片歡呼聲，宣布偉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臨到了阿拉伯世界。他們認為阿拉伯世界的春天來臨了。

與此相反，我的判斷是截然不同的，我認為“阿拉伯之春”不久要變成“阿拉伯之冬”?，F在考證下來，我是全世界最早做出這個預測的學者，我至今引以為榮。

英文維基百科的“阿拉伯之冬”詞條是這樣表述的。它說：

2011年6月，中國的張維為教授與“歷史終結論”的作者弗蘭西斯•福山進行了一場辯論。福山當時認為“阿拉伯之春”可能會蔓延到中國，而張維為教授則率先預見了“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

我當時這樣說，

“至于中東最近出現的動亂，體現了人們好像要求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了大問題。我去過開羅，去過4次，20年前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現在要落后上海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不造反行嗎？而且我自己對中東的了解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帶來很多的問題?，F在叫‘中東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變成‘中東的冬天’。嚴格講那個地區還沒有成熟到中國的辛亥革命時期，所以路漫漫，出現什么樣的問題、什么樣的結果，我們會看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阿拉伯之春”很快就變成了血風腥雨的“阿拉伯之冬”，埃及的全面動蕩、敘利亞的全面內戰、利比亞的全面失控、也門的全面廝殺，我想阿拉伯之冬的影響還會繼續下去。

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圖片來源：IC photo

我經常跟國內朋友說，當時我們不少國人被來勢洶洶的所謂“阿拉伯之春”嚇到了，認為中國制度也岌岌可危，哪里還敢向西方政治話語亮劍？

我經常跟歐洲人說，如果當初你們能夠聽取像我們這樣的中國學者的預判，你們也許就可以避免今天席卷歐洲的難民危機了。但現在已經晚了，你們只能自己去承擔這場危機所帶來的一切了。

我也經常對美國人說，不要再到處放火，一會兒“顏色革命”，一會兒“阿拉伯之春”，這叫害人害己。結果將一個比一個糟糕。你們駐利比亞的大使都慘死于“阿拉伯之冬”，這個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在歷史轉折的關頭，作為一個中國學者，能夠在全世界第一個做出準確的預測，這既是對自己國家的盡責，也是對世界的盡責。

讓我們還是回到那場被有些學者稱之為“世紀之辯”的辯論，我和福山的辯論正好是發生在八年前的這個時候，2011年的6月。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當時辯論討論的主要內容，我想這些內容實際上還在影響，以后也會持續影響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辯論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尖銳的政治問題，比方說民主還是專制的問題、問責制的問題、中國和美國政治制度的未來問題、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問題、西方民主的未來問題、民粹主義問題、世界的文化會不會趨同等等。我想這些問題都會長期地影響中國、美國乃至整個世界。

這場辯論的地點就在上海文廣大廈，離我們這個演播廳不到千米。大家知道福山先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大家，他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使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

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圖片來源：IC photo

所以當時《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邀請他來，希望他談談國際秩序中新興經濟體的作用，然后跟我進行一場對話。我記得他到了文廣大廈休息室，對我們說，他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坦率地講，我們有一點點驚訝，因為這跟我們原來給他的題目不完全吻合。但是這些年來，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話語的滲透非常之深，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

在與福山進行辯論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和他進行的對話和討論。恕我直言，我覺得那不是對話，更像是“匯報工作”。我們一些學者關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的民主和法治的水平，我將其稱為弱者的心態。這種弱者心態使西方很多學者到中國來，真是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一樣，所向披靡。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可以發表意見，他們的意見都被看作是專家的觀點、名家的觀點被廣泛轉載和引用。我覺得這種局面應該走向終結了。

我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說了一句，我說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我們雙方都保持了必要的禮貌和互相的尊重，但我們的觀點分歧非常之大，辯論是激烈的，但不失理性。應該說這場辯論已經成了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進行的理性對話和正面交鋒的一個經典。

時間有限，我在這里就和大家簡單地回顧一下那次辯論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我大概梳理了一下，可能有12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剛才已經簡單討論過，就是中國是否會經歷“阿拉伯之春”，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未來。

第二個問題同樣尖銳。福山說他研究中國歷史，覺得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碰到好皇帝這個朝代會繁榮昌盛，碰到壞皇帝這個朝代就一蹶不振，他叫做“壞皇帝問題”。我當時的回應是這樣的，即使退一萬步，中國歷史被簡化成“好皇帝壞皇帝問題”，我粗粗算了一下，中國至少有七個朝代的壽命在250年以上，比美國歷史都長，誰也不能保證美國和西方的制度能夠繼續下去。

我說中國已經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解決了他所關心的所謂的“壞皇帝”問題。中國領導人大都歷任兩三任省委書記，治理過至少1億人口，而且中國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像美國小布什總統當政以后，可以隨意地發動兩場愚蠢的戰爭，在中國這個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小布什在9·11恐怖襲擊以后發表電視演講  圖片來源：IC photo

第三個問題就是“小布什問題”，這是我提出來的。我接過福山的“壞皇帝問題”，說我現在擔心的不是所謂的“壞皇帝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什問題”。我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和中國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

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產物，需要進行實質性的改革。沒有實質性的改革，當時我說我擔心美國今后選出來的總統可能還不如小布什。今天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國人，歐洲人非常認同我的預測。2017年我們在奈克薩斯辯論的時候，我又回憶了這場辯論的這個觀點，下面掌聲一片。

第四個問題是問責制。福山理解的問責制就是西方那樣每四年進行一次的大選。我當時這樣回應，我說我長期在西方生活過，熟悉西方的所謂問責制，我覺得現在看來這種制度越來越難以真正的問責。我跟他這樣說，中國現在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治制度。我們從西方學習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以后還要學。但是我們的眼光是超越西方模式，因為西方模式有太多的問題，無法做到真正的問責。今天中國進行的問責制試驗和探索，包括了政治問責、經濟問責、社會問責、法律問責等等，比西方這個所謂的問責制的面要寬很多。

我當時舉了一個例子，我說在我們的辯論地點，這個會場是在上海靜安區，這個區不久前有一棟民居著火了，造成不少百姓生命財產的損失。實際上，這是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的一個工程，但由于種種原因，結果出了事故。我們馬上實行了問責制，有關的官員、有關的公司負責人都受到了處理，被繩之以法。相比之下，美國金融危機是2008年爆發的，我們當時這個辯論是2011年，整整三年過去了，現在是一筆糊涂賬，沒有任何人問責或者被問責。我說美國老百姓財富平均減少了1/4左右，但是沒有任何人被問責。

第五個問題是關于法治，他說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法治。我說我們一直在探索建設高質量的法治社會，我們也一直在學習西方法治建設的有益經驗，但我們的眼光是超出西方法治模式的。

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爆發后，對于造成金融危機的那些金融大鱷，美國不僅沒有把他們繩之以法，而且以法治的名義給這些人大量的獎金，上億美元的獎金。為什么？因為美國的法治，這些華爾街大鱷幾乎都和這些公司簽過合同，英文叫“golden handshake”，“黃金般的握手”，就是不管公司是否盈利，離開公司時候，就要付這筆獎金，名義是要吸引一流人才。當時這在美國社會引起公憤，但是他們這個獎金拿的還是心安理得。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概念非常好，叫“天”，中國文化“敬天”。這個概念如果翻譯成現代政治話語，那么這個“天”代表的是民心向背，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整體的、核心的利益。我認為我們可能99.9%的情況需要嚴格按照法律來辦，但我們一定要保留一個小小的空間。在涉及民心向背的大問題上，涉及到“天”的問題，涉及到人民整體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會在不違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做出政治決定，否則就可能是“法條主義”。

治理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相當于100個普通歐洲國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法條主義”會出大問題。換言之，我們的法治建設一定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的。實際上美國今天的“法治”，英文叫作“rule of law”，幾乎已經演變成了“律師治”，“rule of lawyers”。律師是按市場價格收費的，這顯然更有利于富人。而且律師在美國已經是個巨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使美國國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使許多必要的改革難以進行。

第六個問題是中國模式是否可以持續。在這個問題上，我給他講了“文明型國家”的觀點，我說“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大周期，中國現在還處在這個大周期的上升階段。西方學者和受西方話語影響大的人預測中國老是出錯，我覺得他們就是讀不懂“文明型國家”的大周期。歷史上中國好的朝代，怎么都是250年、300年，甚至更長。今天的中國不能用朝代來形容，但中國人講勢，勢一旦形成，即使會出現相反的力量、相反的浪花，但扭轉不了這個大勢，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我說今天的中國還在自己崛起的初級階段，更精彩的故事還在后面。

第七個問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主席。福山對毛主席頗有微詞，我說你一定要了解，為什么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至今對毛主席仍然非常尊重，一定是毛主席做對了很多事情。我舉了三個例子：一個是毛主席統一了這么大的一個國家；第二是進行了土地改革，中國的農民今天是有土地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第三是婦女解放，中國的婦女地位高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婦女地位。

第八個是腐敗問題。我說這個問題要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在崛起的時候，也都是腐敗比較多的時候，財富爆發性增長的時候，都經歷了腐敗增多的情況。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財富增長的速度遠遠高于監管的水平。后來都是通過補短板，把監管這個短板做上去，補了這個短板，然后逐步把腐敗降下來。

這也是今天中國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力度非常之大。福山認為只有西方模式才能解決腐敗問題，我說歷史經驗不能證明這一點。我當時舉了“亞洲四小龍”的例子，我說“亞洲四小龍”在初步完成現代化之后，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采用了美式的政治制度，而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還是或多或少保留了原來的模式。結果在治理腐敗方面，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比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要成功得多。

我還跟他講了美國的，我稱為“第二代腐敗”。美國的金融危機，如果按照中國的標準，是嚴重的金融腐敗造成的。美國這么多監管公司“監管套利”，把許多風險極高的金融衍生產品評定為最好的3A產品，然后向全世界兜售，害得全世界多少老百姓，包括多少美國人傾家蕩產。但美國人不把這個叫作金融腐敗，而是簡單地稱之為“moral hazard”（道德風險）。我認為，美國已經為此，而且還將繼續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占領華爾街運動  圖片來源：IC photo

第九個問題是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問題，中產階層要求問責制，要求發表自己的聲音，要求參政。福山認為，中國的中產階層崛起，必定帶來西方那樣的民主化。我說中國的中產階層實際上是最支持中國的穩定，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穩定和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和支持者。

第十個問題，所謂的“文化趨同論”。福山認為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世界文化將會越來越趨同。我說可能不是這樣的，我提及了當時中國的一首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我說中國人忙著現代化，忙著賺錢，突然在這首歌里找到了感覺，覺得不管你怎么忙，也要?；丶铱纯?，這種歌在美國是不會流行的。

中國人愿意為自己家庭做出的付出遠遠超過美國人。我說中國文化有點像八大菜系，美國文化有點像麥當勞。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我們也可以借鑒，但不可能把這個八大菜系融入麥當勞，而是我這八大菜系怎么收編麥當勞的問題，中國文化怎么收編美國文化的問題。當時我就這么說，因為這個辯論也沒有事先的準備，所以講得比較直白，但背后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

第十一個問題涉及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系。我明確地說，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一個重要原因是難以解決“低智商的民粹主義”（Simple-minded populism），美國制度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記得當時福山這樣回應：“美國最偉大的總統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欺騙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時間里欺騙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這是一句名言，我們學英文都背過，他當時這樣說，“對于美國這么一個非常成熟的民主國家，人民有言論自由，有評論自由，所以從長期角度來看，人們最終還會做出正確的抉擇”。

我當時一邊聽福山先生講這話，一邊我心里就在想，這個福山真的有點“簡單和天真”（simple and naive）。我當時這樣回應：“你很樂觀，認為美國會汲取經驗教訓，不被民粹主義左右，但我自己覺得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出現，民粹主義會越來越嚴重，這是一個大趨勢。一個國家也好，一個社會也好，垮起來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簡單的體制問題”。

劍橋分析事件  圖片來源：IC photo

從2016年英國脫歐的公民投票，到今天美國特朗普上臺這些“黑天鵝”現象來看，西方民粹主義思潮愈演愈烈。金錢的卷入，新媒體的卷入，最終我覺得西方這種“低智商民粹主義”可能會毀掉西方的未來。至于林肯總統的表述在哲學層面是對的，語言也是詩一般的語言，但是現實是非常骨感的。我們研究政治，政治是有很多維度的，比方說有時間的維度，空間的維度，成本的維度。打個比方，好像說我今天丟了手機，但別人可以寬慰你，沒有關系，你的手機肯定還在這個地球上。

第十二個問題就是要討論關于“歷史終結論”本身，我講了一個很大的觀點。從歷史長河來看，我認為西方現在這個民主制度，這種所謂多黨制加一人一票的制度，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

道理很簡單，就是兩千四、五百年前的時候，在古希臘一些很小的城邦，那里的男性公民有一人一票，但是最后所謂的民主雅典卻被斯巴達給打敗了。兩千多年以來，民主這個詞在西方政治話語中是一個貶義詞，相當于暴民政治。直到西方國家先后完成現代化之后，一人一票才開始成為主流。美國是1965年才開始施行一人一票的。

中國改革開放是1978年開始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就差十幾年，所以我說這兩個模式可以競爭。我非常直白地對福山先生說，我認為不是“歷史終結論”，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歷史終結論”英文叫做End of history，我說不是End of history，而是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我想起當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在1793年派他的特使到中國，當時中國的乾隆皇帝會見了英國特使，乾隆皇帝的觀點代表了他那個時代中國版本的“歷史終結論”：世界上沒有比我更好的制度了，你們英國送一些雕蟲小技的東西，我們大清帝國不屑一顧。后來的歷史證明，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的國運急劇下滑。我說我覺得恐怕現在的西方有點像中國的乾隆時期，正在明顯地走下坡路。

以上十二點就是我當時和福山辯論的主要內容。整個辯論實際上網上都有視頻，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多數內容確實屬于比較針鋒相對的政治判斷和政治預測。八年過去了，大家可以做出初步的評判，誰的判斷和預測更為靠譜？有些問題我們還可以等一段時間再下定論，這也沒有關系。但我相信我的判斷和預測是準確的。

今天我們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崛起。我認為我們的學者，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點雄心壯志，我們要通過自己對中國和世界扎扎實實的研究，做出原創性的貢獻，千萬不要滿足于給西方學術當打工仔。我們應當花大功夫了解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世界，了解西方話語，進入西方話語，但進去后一定要出來，否則是沒有出息的，一旦走出西方話語就是海闊天空。

總之，我們尊重西方，但絕不迷信西方，絕不迷信西方的智庫，絕不迷信西方創立的各種指標體系。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原創性的研究，絕不人云亦云，西方的東西只能是參考，永遠只能是參考。

以我比較熟悉的中國政治研究為例，多少西方政治學者，多少西方智庫對中國政治做過準確的預測？我幾乎找不到，你叫我怎么尊重他們所做的學問？我覺得中國學者完全可以通過自己原創性的研究，提出能夠影響中國和世界的觀點和理論。率先預測“阿拉伯之冬”就是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希望我們更多的中國學人、中國學者、中國智庫，能夠自信起來。

主持人：很多人可能都聽說過張教授跟福山的這樣一場辯論，但是今天我們聽張教授的回顧了解到了更多的細節。八年的時間，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大家會發現當時的論斷，當時的這些思想到現在依然有價值，而且依然還在不停地啟發大家的思考。

張維為：實際上，中國人對事不對人。福山是個很認真做學問的人，是個真的自由主義學者，不是我們國內很多假自由主義學者。福山是愿意理性地跟你溝通、對話、討論的。關鍵問題不在于他本人怎么樣，他的觀點多少變化，而在于他提出一個核心的觀點。

今天還有很多中國人不自信的原因，他們還覺得西方模式代表一個最理想的、最好的模式，中國要做的無非就是不斷地靠近西方這個模式。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觀點徹底解構，還要回到福山，他是個標志性的人物。

問答環節：

Q1：張老師好，主持人好。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它為什么是可持續的？我們的民主集中制為什么會比西方的多黨制要好，好在哪里？

張維為：這個問題很有水平。

我把民主集中制稱之為 “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一個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五年計劃的制定過程，基本上有一年半時間。制定這個五年計劃，當中經過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黨內、黨外、智庫內、智庫外，方方面面的專家，然后意見集中起來，最后作出一個比較靠譜的宏觀決定。

所以我老說，為什么我相對而言看好中國模式？凡是中國成功的東西，它基本上都包括了三個元素：一個是傳統的基因；一個是紅色的基因；一個是西方的或者其他文明的元素。以民主集中制為例，紅色基因毫無疑問，它是從蘇聯過來的，而且我們后來在戰爭時期也一直使用；傳統基因就是我們歷史上一直有這個傳統，我們叫做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過去朝廷都有各種各樣的議政、百官議等等，所以這個傳統在我們這兒是有的；西方元素也有，比方我們制定五年計劃，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預測，各種各樣的數學模型也都用上了。所以它總體來說包含這三個元素，而且真的是有機結合在一起，它相當之厲害。

Q2：張老師好，主持人好。為什么西方的民主是曇花一現？引用《華爾街日報》的一個標題，就是99%的人想占領1%的人占有的華爾街，但是他們失敗了，所以他們的民主曇花一現。這樣理解對不對？謝謝。

張維為：99%只是一個現象，就是盡管有這么多人對這個制度不滿，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制度，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是它的制度產生的問題。

為什么我講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西方民主模式可能是曇花一現？我指的是此時此刻的西方主流民主模式，一人一票加多黨制。它的一個基本預設是人是理性的，或者叫理性人假設。現在各種政治學、社會學的研究都證明，人經常是非理性的，甚至很多情況下是非理性的。

而且西方民主制度碰到很大的挑戰，一個是金錢的卷入，海量資金的卷入。我老說美國民主就是錢主，金錢卷入之后，你要做廣告，你砸多少錢，你取得什么樣的結果是可以預測的，你怎么保持人的理性決策？另外就是新媒體的介入，新媒體的影響會使得人的理性決策變得越來越難。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Q3：張老師，你好，主持人，你好。其實我是一位很傳統的儒生，一直就是對我們的傳統充滿著自豪，對我們的未來也充滿自信。但是很多的國人依然是很不自信的，他們還在堅定地信奉福山先生的“歷史終結論”，你覺得應該怎么喚醒他們，應該怎么樣讓我們的國人更加自信？

張維為：我還真的講過這么一個故事。比如說我在英國問他們問題，我說他們的大學畢業生或者博士畢業生，有多少能夠讀《莎士比亞》原著？他們告訴我，絕大多數人都不能讀，這已經是古英文了，多數人讀不了。我說那中國人是厲害了，我們一個水準比較高的中學生可以讀孔子的原著，我夸張一點，照西方的標準，我們任何一個好的中學生都是歷史學家。讀原著，意味著中國文化沒有中斷，它的魅力在這里，我是帶點開玩笑，但是也半認真。我們的文化沒有中斷，積淀在我們的語言當中，我們可以直接和古人進行溝通，汲取他們各種各樣的智慧，同時也汲取西方的東西。

總體上，我覺得我認認真真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們一些公知老說要給中國啟蒙，說中國沒有經過啟蒙運動，我現在真的覺得需要給西方啟蒙，給我們的公知啟蒙。他們現在還生活在一個自己想象中的美國，無比美好的彼岸世界，還生活在這樣一種非常愚昧的狀態之中。我經常比較上海和紐約，一項項可以比較，比較老百姓的家庭凈資產，比較嬰兒死亡率，比較住房水平，比較人均預期壽命，比較社會治安等等等等，一比就比出來了，對不對？這是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上海，上海是中國的發達地區，紐約是美國的發達地區。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講中國自己的故事，這故事本身就是非常之精彩，從哪個角度都可以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