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不少官文官微,文風大抵如是——綺靡華麗,無病呻吟,言不及義,廉價煽情。”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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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七七事變”爆發82周年。
有主流媒體發文紀念——
“從沉淪到覺醒,從苦難走向輝煌,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才能開創未來。”
許多官微也發帖紀念——
看了不少官文官微,文風大抵如是——綺靡華麗,無病呻吟,言不及義,廉價煽情。
時代沒有回到民國,文風先回到了民國。
“七七事變”的教訓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大片國土淪陷,3500萬同胞傷亡”?
事變發生時,駐守平津地區的29軍相對日本華北駐屯軍兵力上居于絕對優勢,為什么不旋踵即被打得潰不成軍,致使戰略重鎮天津、八百年故都北平都淪于敵手?
難道一句“落后就要挨打”就可以洗清一切腐敗無能,洗清一切不能履行保家衛國最基本義務的軍政要人的歷史責任?
說什么“不能忘,不敢忘”,真正的歷史教訓恐怕早就忘得一干二凈了。
這樣“難忘歷史,面向未來”,恐怕未來也難免重蹈覆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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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是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展開的。
因此,在戰爭初期,日本處于戰略進攻,中國處于戰略防御,這一點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方面不能化總體的被動為局部的主動,不能變總體的劣勢為局部的優勢。
1937年9月25日,就在29軍丟了北平、天津不久,出師抗戰的八路軍115師,就在師長林彪將軍指揮下,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是日本新式陸軍組建以來所遭受的第一次嚴重挫敗。
這次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也足以證明,只要中國軍隊善于發揮自己的優勢,完全可以化被動為主動,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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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發生時,駐防平津一帶的29軍,共有4個步兵師,2個獨立旅,1個特務旅,1個騎兵師,1個騎兵旅加上保安隊,共有75000人。
而在同一地區,根據《何梅協定》駐扎的日軍,只有5600人,并且分散駐扎在北平、通州、天津、唐山、秦皇島、塘沽的廣大地區,在盧溝橋制造事端的日軍只有一個大隊。
很明顯,如果29軍軍長宋哲元與華北的上層軍政精英能夠形成共識,丟掉幻想,認識到中日全面戰爭不可避免,立足于早打、大打,以絕對優勢兵力先機制敵,即便不能全殲華北駐屯軍,也能重創當面日軍,在日本的援軍抵達前搶占戰略要地,形成有利態勢。
如此,則日軍絕不可能在華北輕易得手。
事實上,日本方面最擔心也正是二十九軍會大打出手,所以事變發生后,一再向宋哲元拋出談判誘餌,目的就是為調集援軍爭取時間。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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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輕率吞下了誘餌。
7月11日,即事變發生后的第4天,在宋哲元的首肯下,29軍與日軍簽訂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接受日本的條件,向日方道歉,處分責任人,第37師撤出盧溝橋,并答應取締抗日團體。
這樣一來,29軍就完全喪失了先機制敵的任何可能,陷入被動挨打的態勢。
宋哲元之所以是這樣一種態度,就在于他始終對日本抱有幻想,以為可以通過委曲求全來保住自己在華北的地盤和半獨立地位,繼續茍且偷安,避免打爛自己的壇壇罐罐。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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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不肯積極抗戰,也和腐敗有關。
九一八事變之后,由于日本已經占領了東三省,華北首當其沖,必然會成為日本的下一個目標。
鑒于這樣的形勢,“七七事變”發生前,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多次要求宋哲元在華北修筑國防工事,并規定以天津到永定河為第一道防線,以惠豐橋到保定為第二道防線,以滄州到石家莊為第三道防線,還先期下撥50萬元給宋哲元。
但是宋哲元并沒有把這筆錢用于修工事,而是和手下四個師長一起把錢分掉了。
這樣,當日軍開始大舉進攻時,29軍的士兵就只能以血肉之軀投入日軍炮火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南京國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從上海到南京沿線的國防工事修建工程中。
大量工程款被貪污,許多工事要么根本就沒有修,要么質量低劣,比如有的戰壕居然“忘了”修建排水系統,士兵不得不泡在水里作戰。
今天,如果不譴責民國上層精英的腐敗無能,而只是如《800》那樣歌頌國軍士兵的英勇,那不是對陣亡國軍士兵的諷刺和嘲弄嗎?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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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除了那句著名的“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外,蔣介石還表態“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
在日軍已深入國土的情況下,蔣介石的這一原則,等于在開戰之前,就把戰爭主動權拱手交給了日軍。
宋哲元在平津地區,把“應戰而不求戰”的原則發揮到了極致。
此時,日軍援兵云集,咄咄逼人,大戰一觸即發,宋哲元居然嚴令29軍各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先敵開火,完全把自己置于被動挨打的狀態。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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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這個酷熱的7月里,9日、11日、19日,宋哲元和日本華北駐屯軍三次達成停火協議,但每次都被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炮聲宣布為一紙空文。
宋哲元從“現地談判”中收獲的是幻想,日軍卻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
以后的“事變”速度極快,可謂電光石火。
7月25日,陸續集結平津的日軍總兵力已達6萬人,達到事變發生時的10倍以上,北平被日軍三面合圍;
7月26日下午,部署完畢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們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否則將采取軍事行動;
宋哲元退無可退,嚴詞拒絕,并于27日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
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起總攻;
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余人在極為被動的態勢下奮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殉國;
7月28日夜,宋哲元倉皇撤離北平;
29日,故都北平淪陷。30日,天津失守。
此時,距“七七事變”的發生,僅僅23天!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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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七七事變”,難道我們只會華麗風騷地說一些“不能忘,不敢忘”之類的廢話,反而忘記了這些用無量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最沉痛教訓嗎?
事實上,秉持“應戰而不求戰”原則蔣介石,就是最不善于總結經驗教訓的人,因為他在不久之后爆發“淞滬會戰”中,“完美”重犯了宋哲元犯過的錯誤。
會戰開始前,當在第一線指揮的張治中將軍已經展開部隊,準備利用優勢兵力打日軍一個措手不及時,卻接到蔣介石“等待命令,避免發生沖突”的指示,結果使攻擊完全喪失突然性,導致國軍大量傷亡。
蔣介石之所以發出這樣的命令,和宋哲元一樣,最后關頭仍然對依靠列強調停心存幻想。
在抗日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蔣介石都沒有放棄這樣的幻想,這是抗戰期間國軍傷亡慘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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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遠矚的人是有的。
1937年8月1日,毛澤東主席就在延安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指出:
“很久以前,我們就兩次三番地對他們(按:指國民黨當局)說過,希望他們堅決抗戰,他們不聽,始終動搖不定,始終沒有堅決抗戰的決心。”
“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動搖不定,沒有抗戰決心所致。華北當局始終是抱著委曲求全的態度,在軍事上不做充分的準備,對于民眾是懷著不必要的戒心,不發動民眾,不擴大民眾愛國運動;相反的,還要出告示,下戒嚴令,要民眾‘鎮靜’,使有著滿腔熱血的愛國民眾們,動彈不得。這樣干的結果,便把平津丟掉了!”
“我希望全國守土抗戰的將士們,對于這個悲痛的教訓,有所警惕!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斗爭!這是民族獨立與自由的不二方針。”
這才是我們每年紀念“七七事變”時最應該重溫的聲音,重溫這樣的聲音,我們才可能在未來某一個危機時刻,避免重蹈宋哲元,蔣介石的覆轍。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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