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第一次到陜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后講反映論和辯證法。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
領導干部講黨課,宣講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時事政治、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一直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和政治優勢。在這方面,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體力行,親自講黨課,作出了表率。
“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
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紅軍教導隊開學后,毛澤東很關心學員,經常抽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講解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性質。在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員講授“蘇維埃運動史”課程,并常去蘇維埃大學作《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的報告。
抗戰時期,毛澤東經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講黨課。有一次,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走進教室時,大家站起來熱烈鼓掌。毛澤東微笑著擺擺手,讓學員們坐下。他先介紹了跟隨他來的幾位領導同志,然后說:“我今天幫你們請來幾位教員,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個。”當介紹到徐特立時,他說:“他不僅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又在“抗大”開設了“辯證唯物論”課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共達到110多學時。
據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
“有一個時期,毛主席經常到陜北公學來,陜公的教員和干部見到毛主席就說:‘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毛澤東說他是教員出身,所以同志們親切地稱呼他‘教員’)他也很高興答應作報告。”
毛澤東第一次到陜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后講反映論和辯證法。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對此事,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前夕曾對郭化若說:
“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陜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準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
“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
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善于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對癥下藥,激起了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強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毛澤東指出: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
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和要求紅軍宣傳員找群眾談話時,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對象說不同的話。碰到雇農要講雇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
有一次,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毛澤東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后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么是“天”?他指著黑板上寫好的“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的極其鮮明而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舉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在講課中十分注重根據學員特點來說明問題。據當時的學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講課,在黑板上畫了一座寶塔,一邊畫、一邊講,說:
“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面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
毛澤東接著說:
“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兇,但人數很少。只要大家齊心,團結緊,勞苦大眾起來斗爭,壓在工農身上的幾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齊,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這種形象化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語言運用上,
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
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于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員們的歡迎。
西安事變發生后,延安學校的師生們聽說抓住了蔣介石,都欣喜若狂??墒赂魩滋?,中央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覺得蔣介石殺了我們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詐刁滑,不能輕易放虎歸山。毛澤東來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
“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的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復雜和混亂,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縱呢?”
臺下有人提問:
“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么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
毛澤東聽后,風趣幽默地說:
“你們看,陜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陜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斗爭。”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在談到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有些不正時,說:
“這些作風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
從而形象地說明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必要性。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上黨課時把日本侵略中國比作一頭瘋牛沖進了中國,我們正面和他直接對抗暫時抗不過,怎么辦?靠持久戰、游擊戰和全民族抗戰。有扳牛頭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結果是這頭瘋牛必死無疑。聽課學員在會心的笑聲中感到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毛澤東講黨課面臨的對象來源復雜,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工人、農民,也有高級知識分子。但毛澤東“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能吸引每一個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覺得粗淺。
蕭三在上世紀40年代曾評論毛澤東道:
“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于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里,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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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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