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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55處，位居世界第一。

這本來是一個好事，但是，不少媒體在報道這條消息的時候援引了2018年11月8日的一則對良渚遺址的報道，宣稱

【“民國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開了良渚文明大門。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發掘、良渚文明確證的工作被時代按下了“暫停鍵”，直至上世紀80年代后才恢復穩定、高效的節奏。”(《剛剛！良渚古城申遺成功！發現者是一位25歲青年……》)】

實際上，查閱2018年11月8日的那篇報道就可看出，原文中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表述，原文如下：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劉斌、王寧遠等專家在《良渚：神王之國》中指出，施昕更發現良渚文明之時，由于當時盜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認為是周漢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沒有得到認知，學術界認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龍山文化南漸的結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過持續推進的考古，慢慢確證其實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已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事了。”（《良渚的發現：民國青年25歲推開文明大門》）】

顯然，《剛剛》文在援引這篇報道時，進行了添油加醋式的處理和主觀的臆測，就形成了前面提到的那種表述。

不少人根據這樣的表述認為，民國時代是一個良渚文化為代表的考古學突飛猛進的時代，新中國的前30年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糟糕，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漸恢復民國時代的那種突飛猛進的狀態。事實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這樣。

的確，良渚遺址最早的確是在民國時代的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之間開始發掘的。但是民國時代的這三次發掘規模都非常小，而且專業程度很差，最早的發現人之一施昕更本身就不具備什么考古的專業知識，只能說是一個業余的愛好者。讓一個不懂考古學的愛好者去主持良渚文化的考古，并不能體現民國時代的輝煌，恰恰體現了民國時代的悲哀與無奈。更為重要的是，民國時代關于良渚文化發掘出來的文物絕大多數都在抗戰爆發后喪失了，因此后來對于良渚文化的研究和民國時代的發掘并沒有多少直接的繼承關系。（可參考汪濟英《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02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很快便對良渚文化進行了探索，第1次發掘開始于1955年。和民國時代盲目的冒險式發掘不同，新中國對于良渚文化的發掘一開始便是建立在保護性的專業化考古發掘基礎上。當時，良渚鎮的農民在水塘挖土積肥時發現了一些黑陶和木炭。浙江省的文物管理委員會聞訊后急忙進行搶救，最終成功的得到了較完整的陶器50余件。這次發掘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成功地改變了抗戰爆發之后良渚文化的出土文物大都遺失、發掘工作停止的局面。使中國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了一個全新的基礎上。（可參考汪濟英《良渚黑陶又一次重要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02期）

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文管會和省博渚物館發掘了吳興錢山漾遺址,揭露了面積700多平方米,發現了保存良好的實物。在錢山漾遺址下層,發現一種獨木劍制而成的千篰,千篰是一種積肥的工具,可見良渚文化時期的人們,已經掌握了施肥和人造肥料的技術。從紡織技術上看，錢山漾遺址出土了殘麻布、絹片、絲帶等紡織品。經浙江省紡織科學研究所鑒定，麻布的質料為苧麻，織物密度每時40至60根，絹片是家蠶絲所組成，織物密度每時120根，絲帶為10股組成，每股單紗3根，共計單紗30根編織而成。這說明良渚文化時期的人們，已具有相當高的紡織技術和養蠶繅絲的經驗。這些成果使我們對良渚文化的生產狀況有了具體的認識。（可參考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2期。）

這兩次發掘之后，新中國對于良渚文化的興趣驟然升高。過去絕大多數人把良渚文化視作北方龍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經歷了新中國50年代的大規模考古之后，人們感覺良渚文化應該是有獨立性的，于是到60年代便開始明確了其特點，“良渚文化”的命名也正式出現：

【對良渚文化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初期曾把它歸于龍山文化的一支，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主編的《新中國考古收獲》一書，才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隨后曾昭烯、尹煥章兩位先生撰寫的《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一文，對良渚文化的特點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概括。

徐湖平主編,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館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10,第112頁】

70年代中期，新中國對良渚文化的發掘進入了高潮期，出土的文物遠遠超過前代，特別是對于墓葬和古井的發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2年至1973年,南京博物院對昊縣草鞋山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發掘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草鞋山遺址的文化堆積厚達11米,疊壓著各個不同時代的文化層,在最早的文化層中發現了反映生產的重要實物,特別是分屬早、中、晚三期的二百多座墓葬,豐富了對馬家浜類型、崧澤類型和良渚文化的認識。1974年,南京博物院和吳縣文化館,對澄湖湖底出土的大批古井作了清理,其中最早的古井,屬于良渚文化,可以豐富我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在此前后,蘇州越城、上海馬橋、松江廣富林、吳縣張陵山發現的良渚文化的墓葬也是比較重要的資料。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01月第1版,第94頁】

在這個階段，新中國對良渚文化社會性質與發展程度逐漸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因為墓葬當中的相關情況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當中的論述基本一致，證明其已經進入了階級分化與國家開始形成的階段：

【良渚文化的墓葬反映出該文化的社會性質。目前已發現墓葬近百座，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草鞋山3座、張陵山5座、寺墩3座、福泉山7座等。葬式一般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也有少數為二次葬，頭向大致朝南。葬地一般比周圍地勢高些，多數墓葬就地掩土而埋，少數淺坑埋葬，個別有葬具，墓與墓之間有一定的距離，墓地較分散，一般僅幾座在一起，隨葬品多寡不一，多的上百件，一般僅幾件，個別沒有隨葬品，有的人還被殺掉當陪葬，因此貧富差別很大，充分表明私有制已出現，原始社會處在即將崩潰境地。在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層中，發現一座墓葬(M198)，墓深1.45至1.75米，有墓壙，南北長4.5米，東西寬2米，深0.3米，合葬一男二女，都有眾多的玉璧、玉琮、石器和精美的陶器等隨葬，這兩個女性應是墓主人的妻妾，說明一夫多妻制已經存在，恩格斯指出：“事實上，一夫多妻制，顯然是奴隸制度的產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辦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58頁)。顯然墓主人是氏族的貴族。

徐湖平主編,南京博物院文物博物館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10,第116頁】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考古并沒有把良渚文化孤立起來，而是將其和馬家浜、崧洋等結合起來共同分析，逐漸構筑起了太湖地區古代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譜系。到70年代末，大多數人已經認定“太湖地區和中原地區一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這已經和我們今天的認識相差不遠了：

【良渚文化已經出現了奴隸,而當時的氏族貴族,掌握權力,占有大量財富,剝削他人勞動,實際上就是最早的奴隸主。隨著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斗爭,奴隸主要統治奴隸,就必須建立奴隸主的政權。隨著奴隸主國家的出現,人類社會就進入奴隸制社會,這就是文明時代。……從上面對太湖地區原始文化的簡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馬家浜類型經崧洋類型到良渚文化,原始社會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太湖地區和中原地區一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太湖地區的人們創造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悠久的燦爛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太湖地區考古發掘的成果說明:“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的土地之上。”(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01月第1版,第101頁】

當然，在80年代以后，我們對于良渚文化的探索仍然在繼續發展，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2007年發現的良渚古城，明確了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產生的文明時代。我們今天成功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就是2007年發現的這個良渚古城。但是如上文所述，我們很難說這些成就和民國時代有多少關系，更直接聯系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50~70年代一系列重大發掘研究的成果。

因此，這幾天被很多人大量轉載的“民國青年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開了良渚文明大門。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發掘、良渚文明確證的工作被時代按下了‘暫停鍵’，直至上世紀80年代后才恢復穩定、高效的節奏”這種表述并不準確。比較準確的表述應該改成，

【由于民國時期國家極其落后和混亂，對于良渚文化僅有的一點發掘成果也大都遺失。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近乎空白的條件下對良渚文化的探索突飛猛進，到70年代末已經接近了今天的認識水平。80年代以后，對于良渚文化的探索進一步發展，最終在2007年發現了良渚古城，明確了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產生的文明時代。】

事實上，關于良渚文化探索歷程的資料并不難找，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相關人士太不認真的緣故，仍然在報道中出現了偏差，導致有很多人被帶了節奏。因此，我希望朋友們以后要是再看到某個領域“民國時期異常輝煌，以后陷入停滯，80年代以來才開始恢復發展”這種三段論句式，最好不要先盲目的相信。一般只要認真查一下相關資料，就會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最后，就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段名言作為結尾吧：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二十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