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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宣言》短小精悍卻內容豐富，人們對它的基本思想在不同的階段有過各種各樣的解讀，如階級斗爭、發展生產力、無產階級立場。這些不同的理解是如何產生的？它們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進入新時代之后，這些問題又都具有了新的含義。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不僅凸顯出《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意義，使對《共產黨宣言》的整體性理解成為可能，而且為把握其“核心的基本思想”、解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提供了啟示。

一、《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

在《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1]在1888年的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又強調了這一點。[2]可以看到，恩格斯把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當作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在這一意義上，《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包括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其中，恩格斯在談到《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時，進一步把“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具體化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同時，恩格斯把原來講的是“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修改為“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可見，恩格斯不僅強調經濟的作用，而且把經濟精確化為“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不僅強調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而且強調擺脫“階級差別”。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闡明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即資產階級對雇傭勞動進行剝削和壓迫的特殊方式。正是這種方式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與歷史上一切革命的區別：以前的革命“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3]而無產階級革命則是消滅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

那么，恩格斯的這一觀點是否代表馬克思呢？能不能說，馬克思跟恩格斯不同，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的就是階級斗爭，因而階級斗爭觀點才是《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再說，難道階級斗爭不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嗎？

必須說，這種困惑是有它的根據的。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曾明確指出：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4]正是《共產黨宣言》使毛澤東走上了馬克思主義道路；[5]而正是對階級斗爭觀點的強調，使毛澤東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問題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立者，恩格斯把《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歸于馬克思，而馬克思自己是如何看待階級斗爭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的？馬克思1852年在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明確指出：“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產階級社會的過渡。”[6]顯然，馬克思的觀點和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闡發是完全一致的。在這里，馬克思指出：“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是“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功勞，而不是馬克思本人的功勞。如果把這當作區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標準，很容易誤以為某些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確有學者做過類似判斷）。

根據馬克思自己的看法，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并不是馬克思的貢獻，馬克思的三點新貢獻表現在通過歷史唯物主義對階級斗爭的起源、歷史發展和消亡條件進行了研究。具體到《共產黨宣言》，馬克思通過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修正了階級斗爭學說，這才是《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且，根據恩格斯的看法和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表述，只有具體到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對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才能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的意義上得到澄清。

毛澤東運用階級斗爭學說，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成功。與毛澤東相同，鄧小平明確地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7]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把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放在首位，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根據恩格斯的看法，“階級斗爭觀點”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都是《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一部分。這表明，雖然時代條件在變化，但《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并沒有過時，只是人們在每個時代關注的焦點不同，因而對《共產黨宣言》的理解有不同的偏重。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體現的是《共產黨宣言》的開放性。

二、《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觀點與民主革命

共產主義革命的條件是生產力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突出標志是周期性的商業危機：“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8]按照這樣的標準，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處于短缺經濟時代，它的問題與其說是由于生產力發達導致的，還不如說是由于生產力不發達導致的。當時的中國，需要的并不是一場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就已經傳入中國卻未產生重要影響，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才煥然一新的原因。[9]列寧主義的傳入給中國送來了工農民主革命思想，從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情況與英法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而與《共產黨宣言》發表時的德國和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非常相似。俄國已經進入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但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因此俄國革命具有濃縮和過渡的性質，即它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經歷一個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渡階段。這個革命之所以帶有過渡性質，是由于它的任務是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但革命的主體卻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和農民。這是由于后發國家的資產階級比較軟弱，具有兩面性，不足以承擔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則比資產階級更加堅決和徹底，因此盡管一開始走的是一條資產階級革命道路，但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越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范圍，帶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在面對必須在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中二選一的條件下，資產階級會退出革命，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決定了他們愿意跟工人階級走下去。為此，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重要著作中，列寧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簡稱“工農民主專政”）的思想。他認為，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強行跨越階段，就會陷入空想主義錯誤。另一方面，工農民主專政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是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為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創造最有利的形勢：工農民主專政“無條件地承認不能直接越出純粹民主革命范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于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產階級下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得以最順利地進行”。[10]

列寧的觀點與《共產黨宣言》第三章對“德國的或‘真正的’的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共產黨宣言》發表時期的德國還處于封建割據狀態，因此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德國，共產主義者必須聯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不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去反對資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并不是無條件地跟在資產階級屁股后面走；他們必須掌握革命的主導權，在革命的每一階段都勇于提出本階級的要求，以便為在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準備物質技術條件。

正如后來德國并未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路線行進一樣，俄國形勢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列寧的預料。盡管十月革命屬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但當時實行的“土地法令”則是一個工農民主革命的綱領。國內戰爭結束以后，列寧又提出了“新經濟政策”這種向社會主義“迂回過渡”的方針。遺憾的是列寧過早逝世，這種寶貴的探索后來中斷了。

毛澤東充分吸取了列寧工農民主專政的思想，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他指出，中國革命屬于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它的目標是爭取廣泛的人民民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1956年底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連中等發達國家都沒有達到，為此，黨的八大正確地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后來這被當作修正主義路線加以批判，終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當成主要矛盾，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

由此可以看到，對《共產黨宣言》的“階級斗爭”式理解之所以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是由于當時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當時中國共產黨不是把矛頭對準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是對準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就會被歪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共產黨宣言》在論及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所注意到的那樣，試圖跨越革命階段，在不具備物質技術條件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形成的只能是“反動的社會主義”。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走了彎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后來偏離了《共產黨宣言》所闡明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特別是生產力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原理。只有恢復《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才能使中國回到馬克思主義道路上來。鄧小平正是這樣做的。

三、《共產黨宣言》的生產力標準與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經濟文化過于落后，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了解決這一主要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生產力標準，在此基礎上一方面恢復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另一方面提出了“三個有利于”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這同《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共產黨宣言》不僅強調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而且總是強調階級斗爭始終是在一定的物質技術條件下進行的。存在階級壓迫的社會的經濟基礎在于，“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所以階級斗爭的性質取決于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1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日益尖銳化，是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必然結果。“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然后，無產階級必須“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3]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調節，最終消滅階級差別，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14]可見，雖然無產階級政權同歷史上一切政權具有本質的區別，但與歷史上任何統治階級一樣，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以后，也仍然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的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所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就集中體現了《共產黨宣言》的這一思想。

鄧小平反復強調，“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他看來，共產主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社會主義，只有“到了第二階段，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經濟高度發展了，物資極大豐富了，才能做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產，經濟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如何體現”。[15]后來，鄧小平又作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的判斷，認為按照生產力水平衡量，“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16]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本來是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結果，因此其生產力水平要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既然改革開放初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連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都沒有達到，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為此，鄧小平提出了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戰略目標。

關于“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的著作中就已經提出。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就強調：共產主義必須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條件，這一方面是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才出現了真正能夠戰勝資產階級的歷史主體；另一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17]《共產黨宣言》則提出，“共產主義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即私有制的最高形態。這只能以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至于思想的歷史，只能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18]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需要以特定的“生活條件”為基礎，[19]因此必須按照各個階級的生活條件考察他們的主張，不能脫離這種基礎抽象地討論問題。由此可見，無論是“一個中心”，還是“兩個基本點”，都體現了《共產黨宣言》的相關原則。

鄧小平關于“四項基本原則”的提法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除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外，鄧小平還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當作一條“道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踐標準的重要發展，它使我們黨能夠動態地考察問題，借鑒各種管理方法，吸收先進科學技術，政治上避免“左”的和右的極端思潮，經濟上避免周期性的大動蕩。諸如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等思想，就是這一動態思維方式的體現。

四、“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意蘊

一旦從整體性角度著眼就可以看到，無論是列寧、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共產黨宣言》中的“人民中心”思想置于重要地位，這使他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時代的局限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是對《共產黨宣言》思想的新發展。

《共產黨宣言》中的“以人民中心”思想表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批判思想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發展思想的統一。按照《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與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反作用這兩者的相互關系，使人民群眾成為歷史的推動者。《共產黨宣言》既是一種社會批判理論，也是一種社會發展理論，因此其中的人民群眾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社會批判理論的角度看，人民群眾在革命中的作用取決于它的領導階級能否代表新的生產方式；二是從社會發展理論的角度看，新的生產方式必須能夠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能夠保障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處境的改善。因此，無論是“階級斗爭”觀點，還是“經濟建設”觀點，都與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觀點聯系在一起。

首先，從社會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判定特定階級或階層是否屬于“人民”以及它所具有的革命性，要根據與它相關的生產方式。這是在革命斗爭中區分敵友、確定領導階級地位的根本原則。

《共產黨宣言》講到“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在歷史上，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資產階級代表了一切反對封建勢力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從而代表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在確立了自己的統治以后，“人民”的含義發生了改變。資產階級成為保守的階級，日漸站在以無產階級為主的人民群眾的對立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那些階級和階層，在競爭中日漸被吸引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從而使得無產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整個社會日益分化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就與人民立場逐漸合二為一，無產階級成為人民群眾的領導階級。

《共產黨宣言》同《資本論》一樣，主要是以英國為原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后來根據法國和德國的具體情況對無產階級立場與人民立場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在農民占多數的法國，必須建立反對資產階級的工農聯盟，而在封建的德國，由于主要任務是反對封建和專制制度，因此甚至連資產階級都是聯合的對象而不是革命的敵人。但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德國，共產黨人都必須堅持自己的領導地位，以便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領導階級，團結和帶領各個階級和階層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

列寧根據俄國的生產方式狀況，第一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和東方化，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列寧的無產階級立場和人民立場的統一表現在他的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統一中。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共產主義綱領之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根據中國的生產方式發展狀況，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從此以后，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統一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勢。最低綱領內在地蘊含著黨的群眾路線。“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個重大成果和突出范例。”[20]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28年的經驗，這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即黨的建設、人民軍隊和統一戰線。他接著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21]毛澤東不僅從黨與群眾的聯系、人民軍隊與群眾的聯系、統一戰線與作為歷史范疇的“人民群眾”的關系等方面，而且從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系統研究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作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2]的著名論斷。

其次，從社會發展理論的角度看，新的生產方式必須能夠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能夠保障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處境的改善。這就意味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表現為堅持人民利益、人民態度、人民主體和人民價值的統一。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要“共”的只是資本，而不是個人消費品；“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23]共產主義“要消滅那種以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沒有財產為必要條件的所有制”，[24]為的是讓所有人都能夠單憑自己的勞動生存和發展，而不能憑占有別人勞動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共產黨人主張消滅私有制，并不是為了回到貧困或消滅自由，而是為了實現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富有，從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這一意義上，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5]

《共產黨宣言》不僅指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指導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只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中國社會已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6]黨的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27]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解釋說，群眾路線“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的領導作用就是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它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28]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先后提出生產力標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各項工作的指針。1992年黨的十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29]此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始終堅持這一要求。江澤民在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指出：“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0]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1]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把人民利益、人民態度和人民主體一致起來的傳統。

再次，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四個偉大”體現了社會批判理論與社會發展理論的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闡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32]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之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把這一表述寫進黨的正式文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產能過剩和資本過剩的經濟新常態。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改變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演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明確了解決這一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表明，中國的產能過剩、資本過剩主要是物質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相對過剩，它使原來被掩蓋的精神產品和公共產品的短缺逐漸顯露出來。從兩個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三個文明即“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再到社會建設和“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一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時代正在到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深入推動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努力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對于這些問題，單純運用階級斗爭理論或生產力標準，已經無法加以說明。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出發，才能正確地加以把握。為了實現自己的初心，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牢牢抓住《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不斷推進自我革命，為推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思想理論教育》2018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