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龍：改革方向不能與民心向背！
點擊： 作者：王海龍 來源：華山穹劍 發布時間:2018-11-28 09:38:57
《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這本書是來自京、滬、鄂、華盛頓的六位學者——鄢一龍、白鋼、呂德文、劉晨光、江宇、尹伊文——聯袂創作的思想力作，也是暢銷65萬冊的《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姊妹篇。
該書提出“社會主義道體”“超級資本主義”等新概念，從文明、歷史、哲學、新技術等角度探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未來發展趨勢，為我們解決中國今天面臨的矛盾和困難，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以及更加主動地應對中美貿易戰打開了思路。
任何國家都有問題和矛盾。國家存在問題不可怕，哪怕問題很嚴重，關鍵是實事求是地承認問題并找到產生問題的根源，進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理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從政治經濟制度方面定義社會主義，報刊上有大量文章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的最大優勢，這也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密碼”之一。但僅在制度層面理解社會主義是不夠的，《天下為公》第一章即從中國和西方數千年文明傳統的角度提出并論證了“平等”和“覺悟”是社會主義的道體，這是極其深刻并極具創意的，有助于我們深化、拓展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平等”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反映的是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利益關系、分配關系等。要實現平等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不僅靠社會主義制度，還要靠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政策。
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它體現在一項項以人民為中心、促進社會平等的具體的經濟社會政策中。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政府政策的層面認識社會主義。
平等主要是指經濟社會地位和生存發展能力的平等，不等于沒有差距，不是平均主義。合理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率，但如果差距過大則會損害經濟效率。不平等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阻力。
實體經濟、中小民營企業為什么困難重重？網上的大量輿論認為是企業稅負和社保負擔重，但更深次的根源在于：
一是因貧富分化導致的中下層老百姓有購買能力的需求不足；
二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利潤空間受金融資本、國際壟斷資本、房地產資本的擠壓。
普通老百姓為什么感覺生活越來越難，乃至青年人生育意愿降低？根源在于，教育、住房、醫療、養老這四大民生領域的過度市場化、資本化和干部特權化，造成各階層間的不平等，導致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積蓄向少數投機者和利益集團手里急劇集中。
在當今中國，中低端產品生產過剩與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同時并存。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經濟的依賴也反映了生產過剩、實體經濟不振。
中美貿易戰有可能引發外需萎縮，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如何解決生產過剩、振興實體經濟？如何實現產業升級，提供更多的中高端產品？如何在抑制高房價的同時，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只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改革的實質是不同階層間利益關系的調整，深化改革應著眼于改變不平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如果任由以資本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經濟社會政策，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矛盾越積越深。只有采用社會主義的方式，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一、提高勞動所得、限制資本所得，促進收入平等。
目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表現在多個方面，如不同階層間、城鄉居民間、不同區域間、企業內部的員工與管理者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間、勞動者與有產者間、實體企業勞動者與金融部門從業者間。
在諸多收入不平等中，最核心的是勞動與資本間的不平等，即勞動者的勞動所得遠低于資本所有者的資本所得和有產者的資產增值。促進收入平等應抓住這個“牛鼻子”。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通過的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方案，有利于提高工薪階層的實際收入，緩解收入不平等。但在修改后的個稅法中，勞動所得的最高稅率（45%）仍然高于經營所得（35%）和財產所得（20%），且事實上多數情況下財產所得都可以免稅。
為了更實質性地促進收入平等、鼓勵勞動致富和知識創新，今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改革，應該大幅降低勞動所得的稅負，提高財產所得的稅負。
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不平等還體現在實體經濟從業者與金融從業者的收入差距上。金融業的薪資，無論是平均工資還是高管收入，都遠遠高于制造業。
為何金融從業者薪資高？因為我國金融部門的利潤率遠高于實體企業，稅負卻低于實體企業。
2017年，滬深兩市3522家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3.36萬億元，其中，26家上市銀行合計實現凈利潤1.39萬億元，占3522家上市公司凈利潤總額的41.3%%。
就稅負而言，以我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為例，減稅后，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由17%降到了16%，而金融業的稅率仍為6%。因此，企業減稅降費不宜搞一刀切，應區分不同部門實施結構性減稅降費。
為提高勞動所得、治理脫實就虛、振興實體經濟，減稅降費的重點應該是制造業、高科技產業、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服務業、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部門；而對于金融部門、房地產業則應提高稅率。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稅負減輕了，利潤提高了，就有條件給勞動者漲工資。
另外，目前中國金融違法犯罪的成本低，加劇了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不平等。對于那些在資本市場上興風作浪、搞內幕交易、非法投機的金融大鱷和其他金融違法犯罪分子，應該加大行政處罰和刑事打擊的力度。
可以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對金融違法犯罪者處以高額罰金，直至讓其傾家蕩產，或者將其列入另類“征信黑名單”，限制其貸款、乘坐高鐵和飛機、甚至出境等。
二、促進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平等。
爭取平等且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條件，是老百姓辛勤勞作的基本動力。這四個基本的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乎民心向背和經濟增長。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造成國內經濟陷入困境，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產市場化以及與之相伴的土地財政，在一段時期內有力促進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增強了政府財力。
但過猶不及，房地產后來的過度市場化和金融化，導致一二線城市畸高的房價，自2017年以來，高房價又從一二線城市向三四線城市蔓延。高房價，在有房者、無房者、早購房者、晚購房者間制造了財富鴻溝和不平等，導致政府調控房價的動作左右為難。
過高的房價還透支了工薪家庭的消費能力，扭曲了勞動創造財富的社會價值觀，間接增大了實體企業的人力成本、地租成本，并導致本應投入實體經濟的大量銀行貸款和社會資本涌入房地產業。房地產過度市場化和金融化是造成目前生產過剩、實體企業經營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育、醫療、養老與住房一樣，是最基本的民生，理應由政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并隨著經濟發展逐步提高政府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但在經濟增速減緩和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有人又打起了教育、醫療、養老產業化的主意，主張以這三個領域的市場化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在某些地方和領域，已開始付諸行動。比如，伴隨著校內強制減負，校外輔導培訓火爆，對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不小的支出。
又如，社會資本熱衷投建民辦中小學，它們出高價從公立學校挖優秀教師和學生，對普通學生則收高學費，這會沖擊公立學校的質量，并增大老百姓教育支出的負擔。
再如，某些大的企業集團和投資資本已開始布局醫療和養老產業。以教育、醫療、養老的市場化、產業化來拉動內需，短期內會刺激經濟增長。
但這樣的增長會增大中下層老百姓的負擔和痛苦，加劇階層間的不平等，不但背離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方向，而且從長期看反而會壓抑整體內需，拖累經濟增長。房地產已是前車之鑒。
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養老領域，是為了滿足富裕階層的個性化的高端需求，但應嚴防資本邏輯侵蝕基本民生保障。
教育、醫療、養老領域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促進均等化，強化公益性，合理平衡家庭、企業、政府的責任，降低普通勞動者的負擔。如北京大學潘維教授所言，目前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在遞減，國家的投資應該更多投向這三大民生領域。
當然，對醫療、教育的投資，不是要建更多豪華的住院大樓和教學樓。應提倡節儉辦醫療和教育，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于培養更多優秀的醫護人員和教師，以更好的待遇和條件吸引高水平的醫生和教師到基層和落后地區工作。
對于養老問題，一些城市已在實踐中摸索出不少好辦法，比如以居家養老為主、社區服務為輔的方式。這里的社區服務應由基層政府牽頭，把社區居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而不是交給資本來辦。
以上述社會主義的方式辦教育、醫療、養老，提高勞動所得，就能為解決房地產問題創造條件。政府抑制高房價的辦法其實也簡單，
一是調整新增貸款的流向，大幅降低面向剛需以外的購房者和房地產企業的貸款額；
二是增加住房土地供應；
三是政府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
四是對擁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累進的房產稅；
五是把控好貨幣化拆遷的節奏和力度。采取這些辦法中的一種或多種，對于降房價會立竿見影。
政府為什么現在不用？
一是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有依賴，房價下跌會明顯降低“賣地”的收入；
二是政府擔心房價下跌會造成房地產業及其相關產業疲軟，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增速，還可能引發金融風險。
如果老百姓在教育、醫療、養老上的負擔降下來，勞動所得增加，就能提高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從而擴大內需，進而緩解生產過剩，實體經濟就會煥發活力，政府的稅收會增加，就可以對沖房價下跌引發的影響。
如果再對財產所得、金融部門多征稅，并盡快推出房產稅，那么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會大幅降低。
房價下跌，那些貸款炒房的投機者很可能會還不上貸款，引發銀行風險，但銀行可以收回作為抵押品的房子，政府再從銀行回購作為保障房，這樣就可以減小風險。政府下決心降低房價以后，普通家庭的消費能力進一步提高，從而就能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可見，促進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的平等，提高保障水平，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穩定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的有效辦法。
三、以自主創新贏得在全球產業鏈中平等的利潤分配權。
我國實體經濟、中小企業的利潤率低，除了受金融資本的擠壓，還因為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處于中低端，又受處于高端的國際壟斷資本擠壓，在一些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在利潤分配上處于弱勢。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如何在科技和產業上以自主創新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
自主創新需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這一法寶，今天我們推進科技創新突破也要依靠這一法寶。有學者提出，要賦予職務發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權，以激勵創新。
這對于小打小鬧的科技創新項目還可以。而對于一些基礎性、戰略性、引領性的重大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項目，更需要大規模協作、大兵團作戰，不宜過分強調個人科研成果的產權。如果糾結于個人科研成果的產權，那我國的“兩彈一星”搞不起來，高鐵也搞不起來。改革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優勢改沒了。
那么，如何激發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天下為公》的作者提出，以互聯網企業和高科技企業為代表的新型企業，在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上更強調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企業內部關系是較為平等的，全體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精神得以激發。
科技創新是系統性的、高度創造性的活動，更需要調動組織內全體成員的主動性、自覺性、協作精神。科層制的管理只會壓抑創新。
要想實現自主創新，無論是在科研機構，還是在企業，企業家、管理層與科研人員、技術人員、普通工人形成平等的創新共同體是最為關鍵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創新人才不僅包括科研人員和企業家，也包括技術人員乃至普通工人。
自主創新需要巨量資本的投入。國資國企無疑是我國實施自主創新的主力軍。
此外，我國目前存在海量的社會資本，它們四處游動，尋找短期高回報甚至暴利的投資目標，比如炒房、P2P金融等，這干擾了經濟正常運行。
據行業權威機構數據統計，截至2016年底，中國理財市場總規模已達百萬億元。如何把這龐大的社會資本引向實體企業、高科技產業，以促進創新和轉型升級？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哪個部門利潤高，就會投向哪里。
目前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部門稅負和利潤分配的不平等，阻礙了社會資本向實體經濟的流動，突出表現就是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高、杠桿率高。
再加上企業自主創新的周期長、回報慢，社會資本更是不愿投資。
如前所述，政府可以提高金融部門、房地產部門、落后產能部門的稅率，并打壓投機暴利行業，把這些部門的利潤率降下來；同時降低有發展潛力的制造業、高科技產業的稅率，這些部門的利潤率提高了，社會資本就有意愿投資。當然，政府和金融部門需要創新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以提供通道。
改革只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才能真正解決國內的深層次問題，才能贏得民心。解決好了國內問題，獲得民心支持，我們應對中美貿易戰中就有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我們就能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中保持獨立自主。
毛主席早在1958年的談話中就警示說：“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的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
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21世紀》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是暢銷64萬冊的《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姊妹篇。
（本文的刪減版原載《大眾日報》2018年10月26日）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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