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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自由主義改革論試圖改變我國改革的正確方向，以西方自由主義的所謂“原理”、“理念”為衡量改革成效的尺度，試圖改變我國改革的正確方向，竭力主張中國的改革應當“去馬克思主義化”、“去社會主義化”，竭力主張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改革都應走全盤西化的道路。一些自由主義改革論者提出了“改革倒退論”、“既得利益論”、“無知無恥論”、“思想阻礙論”和“語言腐敗論”，這些改革主張集中體現了自由主義改革觀。如何認清這些理論觀點的精神實質和實踐危害，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防止掉入自由主義改革論的話語陷阱，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而緊迫的課題。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握好馬克思主義改革觀與自由主義改革觀的根本區別，否則，就容易掉進自由主義改革論的話語陷阱。

 

　　一、改革倒退論

 

　　國內外經常有人唱衰改革，因為改革沒有按照他們的路線圖向前推進。有人這樣評價過去的改革：“過去十年，我們的理念大大倒退了，我們從相信市場到更多地相信政府，從相信企業家精神轉向相信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這就導致了經濟上的‘國進民退’。……未來改革的總目標是建立一個公正、自由、法治、民主的社會。未來經濟改革的任務仍然非常重，而且最重要的仍是建立一個平等、自由的市場，這里私有產權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為現在國有企業的效率是相當低的。”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理念非常清晰，政治上信奉西方核心價值觀，他們所說的“公正、自由、法治、民主”與我們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公正、自由、法治、民主沒有共同之處。經濟上，唱衰國企實際上是要消滅國企，將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

 

　　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力量有兩個，一個是領導力，一個是理念。他們認為領導力和理念有四種組合方式：第一是有正確的理念，也有很強的領導力;第二是有很強的理念，但領導力較弱;第三是理念是錯誤的，領導力也非常弱;第四就是理念是錯誤的，但領導力很強。據此，他們認為：“最好的是第一個，最糟糕是第四個。過去中國幾十年的歷史都可以總結為：首先，1949～1976年，毛澤東是最高領導者，他有很強的領導力，但他的理念是錯誤的。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是最高領導者，我認為他有正確的理念，也有強的領導力。但在過去十年里，我們的社會發生了變化，我們一些理念不再正確，但好在領導力還比較弱，所以，盡管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但還不是災難性的。”這種高論實際上是一種主觀臆斷。被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理念大大倒退”的十年，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等各方面都取得明顯進步，然而，這些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的理念中是得不到反映的。可見，他們的理念也是有選擇性的。到處宣揚這種罔顧事實、充滿臆斷的理念，這是在故意制造陷阱，只是制造陷阱的人可能未必認為這是陷阱，他們是錯將謬論當真理。

 

　　二、既得利益論

 

　　近年來，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用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指稱中國共產黨，對黨進行污名化。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黨除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允許在執政黨內部出現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黨必須隨時清除利用權力撈取私利的腐敗分子，以保持自身的宗旨和純潔性。所以，在當代中國，既得利益者成為改革者是一個偽命題。而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人們普遍認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變成改革者，改革是沒有希望的。”如果不講人民群眾這個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只講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人的覺醒，這無疑是一種英雄史觀。統治集團內部少數人為什么會覺醒？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看來，還是因為那個神奇的“理念”：“美國獨立戰爭后喬治 華盛頓沒有當皇帝，當總統也只當兩任，然后就回家種地，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經濟學教授只看到理念而看不到利益的歷史作用，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更為離奇的是，有的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將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相提并論，認為鄧小平推進改革，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爾巴喬夫在前蘇聯進行改革也是理念使然”。我們知道，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所開創的改革大業，始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來沒有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而戈爾巴喬夫所領導的改革，葬送了蘇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念念不忘戈爾巴喬夫這個蘇聯社會主義的葬送者，其用意不言自明。一些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順應了歷史潮流，中國也應該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家，中國共產黨應該有勇氣順應“歷史大勢”實行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否則，中國共產黨就沒有雅量和智慧。這種將中國指向邪路上的雅量和智慧，中國共產黨永遠都不需要。

 

　　三、無知無恥論

 

　　有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避免由于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人類災難。”這說明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對市場經濟的了解近乎無知，基于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內在矛盾恰恰導致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掠奪，導致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發生，甚至大大小小的戰爭也是這個內在矛盾導致的。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神圣化是自由主義改革論的核心主張之一，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看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一切災難是不相干的。

 

　　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人類犯錯誤就兩個原因，一個是無知，一個是無恥，特別是少數人的無恥和多數人的無知結合起來是人類最大的災難。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再往前100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都是少數人的無恥與多數人的無知相結合的結果，差點導致整個國家的毀滅。無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為了個人私利損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場的邏輯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如果別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場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不會變成無恥的行為。”用“少數人的無恥與多少人的無知相結合”批判不同性質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對歷史的無知，認為市場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不會變成無恥的行為”是對市場制度的無知。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動了許多侵略戰爭，制造了大量的人類災難，這些災難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那里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為追求私利而超越道德底線的無恥行為同樣可以忽略不計。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也要有清醒的認識。由于市場崇拜論無視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無疑是十分有害的。

 

　　四、思想阻礙論

 

　　當代中國的改革離不開思想理論的指導，這個思想理論的指導是一個綜合的思想體系，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看來，這樣的思想理論是改革的障礙，它阻礙改革向前推進，即“意識形態約束對中國的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從這樣幾個方面，闡述了意識形態是如何約束中國改革進程的：第一，改革領導人沒有辦法提出一個顯性的、明確的改革目標。第二，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不同的人對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使得下級執行部門無所適從，等待觀望，延誤了一些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門權力尋租的空間。第三，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處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張“左”的觀點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張改革的人經常受到來自“左”的攻擊。第四，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過程中不能公開討論、集思廣益，增加了實施中的風險，特別是，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除經濟學家外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難以參與改革的討論，貢獻他們的智慧，無形中把他們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評者的陣營。第五，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難以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使得一些經濟方面的改革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

 

　　在這里，有幾個問題必須澄清：第一，在改革問題上，中國不存在“改革領導人”和“不改革領導人”之分，改革是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是哪個人或少數人的事情。第二，說“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處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在當代中國是不存在的，這種情況是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的主觀臆想。第三，說“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除了經濟學家外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難以參與改革的討論”也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經濟學家外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為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做出了許多努力和貢獻，許多“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同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試圖誤導中國改革的言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第四，說“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難以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無非是想說中國沒有實行完全西方化的政治改革，這樣的配套改革中國不需要。

 

　　五、語言腐敗論

 

　　近年來，自由主義改革論者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叫“語言腐敗”，認為消除語言腐敗是推進改革的重要任務。他們是這樣給語言腐敗下定義的：“語言腐敗是什么含義？簡單說就是人們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識形態的目的，形成一些語言詞匯，附加一些不同的含義，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義，然后就可以忽悠聽眾，達到某一種目的。”從這里可以看出，第一，“語言腐敗”是一個政治概念;第二，“語言腐敗”的作用是“忽悠聽眾”。這兩點針對自由主義改革論自身是很恰當的。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列出了語言腐敗的歷史存在情況：“20世紀世界上出現了最為集權的一些國家。這些最為集權的國家，它怎么去運行？它就必須借助于語言腐敗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們知道希特勒的納粹，納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國家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是一個很好的詞，希特勒也借過來，變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但我們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個我們知道，在蘇聯，在斯大林的這種集權體制下，語言腐敗也是非常嚴重。”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改革者的“語言腐敗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主義話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斯大林的集權體制只是他們批判社會主義話語的歷史由頭。

 

　　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教育，是我們黨加強自我教育、提高理論水平、統一思想認識、推動國家發展的重要方法。但在自由主義改革論者看來，這種方法非但沒有用處，還會“導致人們理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大大地退化”。自由主義改革論者一味相信自己神奇的理念，其他都一概加以否定，制造了大量的語言腐敗，這倒是一個事實。自由主義改革論者認為，語言腐敗導致道德墮落，因為語言腐敗造成了大量言行不一的人，“如果我們能夠消滅掉一半的語言腐敗，這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語言腐敗，那就是官員腐敗，我估計80%都可以消除。然后我們道德的建設就會逐步跟上來。當我們發現我們都是真誠的，當我們的官員不胡言亂語的時候，那我相信，我們的企業界，他的行為都會有一些改變。”這些話很隱晦，貌似深刻，其實混亂不堪。這里所謂的“語言腐敗”，實質是貶損、抹黑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即馬克思主義話語。自由主義改革論者希望中國能有一場語言革命，實現自由主義話語的一統天下，這是“語言腐敗論”的實質所在。

 

　　（作者是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來源：《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