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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與實踐的是是非非

點擊：作者：衛興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2-07 07: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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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衛興華（1925.10-2019.12.6）

【編者按】昨日（2019年12月6日）凌晨1時52分，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和“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獲得者，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綜合性大學《資本論》研究會原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衛興華老師，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永遠離開了我們。

衛興華老師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是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與科研事業奮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是中國人民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事業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學習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崇高風范，弘揚他的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教育精神，繼承和發揚他的學術遺產和精神財富！

為此，我們特地編發衛興華老師生前發給本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與實踐的是是非非》論文，以表達深切的緬懷！衛老師始終不渝堅定捍衛馬克思主義、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真理精神和科學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內容提要】本文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方式的理論與事實依據。否定了所謂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依據，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以要素價值論為依據的觀點。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是不科學的提法，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明確論述“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分配方式，也是我國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分配方式。有的學者把“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作為整個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這是錯誤的。本文闡述了我國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的根本原因以及應對的理論與政策宗旨。

一、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是什么

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與其相適應的分配制度就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所謂多種分配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為主體的按勞分配，另一種是按生產要素(也應包括流通要素)所有權分配。前者與公有制為主體相適應，后者與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私有制相適應。至于個體經濟，存在于多種社會制度,并不參與某種社會分配方式，既不從國家財政取得分配收入，也不參與別的經濟單位的分配關系。其自有自營收入，表現為個人勞動收入。

從我國當前的分配理論和實踐來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是兩者共同的經濟特點。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存在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存在于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在高級階段，應是與完全的和完善的公有制相適應，將實行單一的完善的按勞分配制度。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什么要實行按勞分配制度？有的學者宣稱，勞動價值論是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基礎。要素價值論是我國當前實行“按要素分配"或“按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基礎。有的學者還把“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稱作我國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舍棄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并將此觀點作為經濟改革的理論創新與貢獻。其實，以要素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的按要素貢獻分配，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老觀點。薩伊、克拉克等早就宣揚過這種觀點。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其所著的《財富的分配》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每個生產要素在參加生產過程中都有其獨特的貢獻，也都有其相應的報酬，這就是分配的自然規律。我們必須證明這個論點……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引者注）有沒有權利維持現狀，以及它能不能照樣繼續存在，都要看這個論點能否成立。”克拉克接著更明確地講:如果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創造的財富很少，但全部歸于他們所有,他們也許就不會想到革命。假使他們覺得他們生產了巨額財富，而所得到的僅僅是一部分，那么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就一定會變成革命者，全體工人也將都有革命的權利。許多人指責現在的社會制度，說它‘剝削勞動'……如果這種說法被證實，那么，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當變成社會主義者”（克拉克，1959）。可見，某些西方經濟學家宣揚要素價值論和按要素貢獻分配，是與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防止工人階級革命的政治目的緊密聯系的。而我們的某些學者竟將西方的這種早已流傳的老觀點，照搬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中來，把資本主義的分配原則當作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不應回避一個事實：我國現階段存在的雇用幾十、幾百、幾千甚至幾萬人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是資本主義經濟。按照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適用于這兩種經濟。

應當明確，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并不是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將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但并沒有與勞動價值論相聯系，恰恰是與勞動價值論分離開來的。因為馬克思曾預計，在實行生產資料全社會占有的條件下，商品生產與交換將會消亡。馬克思講的按勞分配是消費品的實物分配，不是借助貨幣形式的價值分配。以貨幣形式分配，是與社會主義實踐存在商品經濟相聯系的。由于社會主義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勞動者所領取的是貨幣工資，再用貨幣工資購買商品。因而按勞分配的實現形式采取了貨幣價值形式。也可以說，按勞分配的比例，與各個勞動者為社會貢獻的財富和價值相聯系。但這只是按勞分配的實現形式，而非勞動價值論的實現形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雇用工人也是領取貨幣工資，是價值關系，但并非取決于勞動價值論。有些學者之所以杜撰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依據，“醉翁之意”不在此，而是意在借此引出資本的邏輯，即實行按要素貢獻分配，就要認同要素價值論。要素價值論是按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依據。但是，以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來證明要素價值論的合理性，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價值的創造與價值分配并不是必然統一的。馬克思正是在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三位一體”公式，即“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種將價值生產與價值分配一體化公式的同時，創建了勞動價值論，否定要素價值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證明：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不同的分配關系是由不同的生產關系決定的。按勞分配取決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取決于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倒過來用分配關系決定生產關系。

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按勞動要素分配”與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根本不同的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和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資本主義經濟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包括生產要素和流通要素）所有權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以按資本所有權分配為核心的，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按勞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單從生產要素來講，生產要素與生產力的要素是一致的。一般將生產要素簡化為資本、土地、勞動。其實，無論是馬克思還是薩伊等西方學者，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并不單指耕種的田地和建筑用地，而是泛指自然力和自然資源。馬克思把自然力作為生產力的構成要素，并把自然資源納入“土地”概念中。他指出：“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馬克思、恩格斯，2009）薩伊所講的生產三要素中的土地，也是泛指自然力。他說:在農作物耕種中，起作用的“還有土壤、風、太陽等自然力執行工作……自然力的這種作用，我叫作自然力的生產作用”（薩伊，1997）。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引證配第的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1972），這里的“土地”也是泛指自然資源的。最近看到有的學者發表論文，引證配第的名言，大講保護我國耕地的重要意義，離開了所引證的“土地”的本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勞動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與自然界相結合是財富的源泉。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講商品的使用價值時指出：“上衣、麻布等等使用價值，簡言之，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馬克思、恩格斯，2009）引證配第的那兩句名言，所謂 “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1972），就是指勞動利用自然物質進行物質財富生產。學界往往把與勞動相結合的自然物質或自然界解讀為生產資料，這是不準確的。

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主要包括廣大工人群眾的勞動，也包括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調整和規范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分配關系。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對此有兩種不準確的解讀，一是認為，既然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包括了勞動要素，也就是按勞動貢獻分配，就沒有必要再講按勞分配了。二是把技術、管理與資本合在一起與勞動分離，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只講工人的體力勞動創造價值，排斥資本、技術和管理創造價值的作用。應當在理論上明確：首先，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不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分配首先是按資本的大小參與分配，是以按資本所有權分配為核心的，而勞動是受資本統治的雇傭勞動。資本與雇傭勞動存在利益關系上的天然對立，存在貧富分化。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中，不存在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關系。勞動者是企業的主人，不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不會產生貧富分化。鄧小平也講過，只要實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就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其次，在馬克思的論著中，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與工人的勞動是統一的，都屬于 “總體勞動”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生產中，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是更為重要的高層次的復雜勞動。這種勞動正是創新發展的驅動力。馬克思十分重視科學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但是科學的發明和創新，必須運用于生產，才能成為發展的第一推動力。馬克思對管理勞動的重視,表現在《資本論》中一再強調在眾多勞動者的共同勞動中管理勞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將其稱為指揮勞動、監督勞動，正像樂隊需要指揮一樣。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如果資本家自有自營，親自管理生產，他的管理勞動就具有二重性：一是為剝削剩余價值而從事指揮和監督；二是社會化生產的共同勞動中必要的管理和指揮。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手稿中還指出，資本家自有自營的管理勞動，從第二重意義上說，也和工人的勞動一樣，會形成價值。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首先引證馬克思的這些原話發表論文時，還引起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質疑。無論資本主義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的重要作用是相同的。但是，從分配制度上來看，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由資本家聘任的科技勞動者和管理者，其勞動是作為高級勞動要素，參與按要素所有權的分配方式。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科技勞動和管理勞動是作為高級復雜勞動，參與按勞分配制度。

三、應在理論上明確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資本主義分配方式

需要強調的是，前文所述適應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等資本主義經濟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不講“按生產要素分配”，更不講“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的話語權。林崗(2015)對此觀點提出了尖銳的評論:“生產要素按照貢獻大小參與收入分配，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說法。這個說法實際上是非?；模笕藢⑺脤W術的詞語裝點起來，就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神圣的經濟學教義。”

有的學者竟然將“按生產要素分配”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當作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摒棄按勞分配。這種理論觀點不僅背離了社會主義本質規定，在概念和學理上也需要推敲。講“按生產要素分配”，難道是分配給生產要素自身，如分配給作為資本的貨幣或生產資料，分配給土地等自然物質嗎？事實上，利潤、利息、地租等是分配給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利潤、利息是資本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工資是勞動力所有權及其價值的實現形式。自然力如水力、風力、太陽能等也是生產要素，但不參與分配，因為它們沒有被私人占有。如果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且不說無法實證說明各種生產要素，如各種原材料、勞動資料、土地等各自在生產中貢獻了什么、貢獻占比多少。即使肯定其在生產財富和價值中是必要條件，比如在農業生產中自然力起重要作用，陽光、雨水、風力等都有其“貢獻”，但它們參與分配嗎？依然要回到所有制問題上來。自然力作為生產要素不管其貢獻有多大，因為沒有被任何主體占有，就不會參與分配。

還有個問題需要弄清。即使肯定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資本和土地的 “貢獻”也不等于資本家和地主的個人“貢獻”。兩者并不是統一的。但勞動貢獻就是勞動者的貢獻。勞動、勞動力、勞動者是統一于一身的。

因此，只要資本、土地和一切生產資料歸勞動人民公共所有，即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就不存在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問題了。

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只存在于各種生產要素掌握在不同所有者手中的社會經濟中。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只要同一經濟主體占有各種生產要素，就不存在按要素所有權分配問題。就私有制來說，個體經濟自有自營，全部生產成果歸自己所有，不存在按要素所有權分配關系。在奴隸制度下，奴隸主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也不存在按要素所有權分配關系。就公有制來說，無論是原始社會公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公有制，生產要素掌握在同一主體手中，分別實行平均主義分配、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而不實行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最典型的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就是資本主義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經濟是生產高度社會化的市場經濟。資本、土地、勞動力（包括雇傭工人、科技和管理人員）等生產要素分別掌握在不同人員手中，只有將這些分散的生產要素結合起來才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的方式。

我們講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原理是由經濟實踐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分配，其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生產什么，分配什么；生產多少，分配多少。二是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或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空談“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等受拉薩爾主義影響的錯誤觀點。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專門設一章論述“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其中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每年新增加的價值，“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于或歸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于或歸于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于或歸于地產的所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或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2009）。這里，馬克思明確地說明，資本主義的分配關系是在生產要素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也就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有的自稱馬克思主義學者，背離了馬克思的有關科學理論，照搬西方為資本辯護的理論，不僅離開所有權大談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而且竟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連中央文件一再強調、憲法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也完全否定，必然遭到學界摒棄。

應當注意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論述：“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勵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這里沒有再講按要素“貢獻”分配，強調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雖然這里講到“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但可以按馬克思主義理論解讀為完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的體制機制。十九大報告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強調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之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強調“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所有這些理論與實踐，與不重視社會主義分配公平、不重視或否認貧富分化的存在、贊美資本主義經濟分配公平合理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四、怎樣認識我國出現的貧富分化現象

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傮w上說，人民群眾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有人否定我國存在貧富分化，這是不顧事實之言。兩極分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絕對兩極分化；另一種是富者越富，但貧者不會越貧的相對兩極分化。我國存在的是后一種兩極分化。根據統計數字，我國擁有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的富豪，只比美國少一些。同時，曾存在幾億貧困人口，現在也還有4000多萬人口等待脫貧。即使到2020年完全脫貧,也還有大量生活水平低下的低保人口。與日益增多的富豪相比，依然存在相對貧富分化。在理論和實踐上應搞清其形成的根本原因，以探尋緩解與消除這一問題的主要途徑。分配方面出現的問題，其根子還在所有制結構方面。解決的根本途徑也需要重在從所有制結構方面做文章。只要堅持和完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和完善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就可以緩解和縮小貧富過大的差距。習近平同志強調做大、做優、做強國有經濟，強調公有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緩解貧富差距擴大、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

在怎樣認識和對待我國出現的貧富分化問題上，涉及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問題，特別是怎樣認識非公經濟的性質、作用及其稱謂的變異問題。稱謂的變異，會影響理論的不確定性和變異性。

私營經濟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外資企業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本是很明確的概念,連西方經濟學也會肯定這一事實。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把私有制經濟稱作非公有制經濟，避開私有制概念和資本主義概念。這不僅是因為大家學習的《共產黨宣言》中強調社會主義要與傳統的所有制決裂,要消滅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且我國在一個特殊年代，不但要消滅一切私有制經濟，連社員的自留地、集市貿易、庭院經濟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受到限制或禁止。并且，“斗私批修”、“興無滅資”、“狠斗私字一剎那”的口號曾響徹云霄。改革開放初期，如果直接提出恢復和發展私有制經濟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會碰到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因此，轉彎抹角想出個“非公有制經濟”概念是可以理解的。近些年來，人們的思想認識已經不再受“左”的一套束縛。本可明確劃清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了，但理論概念沒有順向發展，反而逆向發展，似乎連“非公有制經濟”也不順耳了，改稱“民營經濟”。本來，民營經濟是與國營經濟相對而言的。民營經濟不僅包括私營經濟，也包括部分勞動群眾的集體經濟，還包括國有私營經濟等?，F在，我國通過國有經濟兩權分離，即國家所有、企業經營，不再搞“國營經濟”了。連憲法也把國營經濟改為國有經濟。本來，沒有了“國營經濟”概念，也就應沒有相應的民營經濟概念了。但目前“民營經濟”概念成為流行語，主要用以取代私營經濟，也包括個體經濟。而且，又進一步將“民營經濟”的性質也變異了。

有人把民營經濟稱作人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稱作國家社會主義，提出用人民社會主義取代國家社會主義。有的學者提出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摒棄傳統社會主義”，其理論核心是：應摒棄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把非公有制經濟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頗有社會與理論影響的于光遠先生在《發展論壇》1998年第1期發表《重要理論貢獻——關于十五大報告的問答》一文，對中央文件的導向性進行解讀。他提出十五大報告是針對有些人“搬弄一些教條，詆毀、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方針路線”，“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改革是當前解放思想的一個焦點”，“我想特別指出十五大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五大報告中并不存在這句引語。他把十五大報告中講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改成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該文認為，十五大報告比憲法“又前進了一步，因為憲法中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沒有寫進非公有制經濟……在黨的文件中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列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范圍的確是第一次”。“報告中還有說的更明顯的地方，例如，‘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句話可以看作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作的規定中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一個進一步的論述。”總之，于光遠先生從十五大報告中解讀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在他的理論導向下，不少學者同聲共鳴。把本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硬要確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與公有制共同構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并被說成是理論界的“共識”。筆者不認同這種“共識”，認為這是對十五大報告的錯解，并在《理論前沿》發表論文提出不同意見。堅持非公有制經濟是非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立即遭到批駁，認為本人是堅持應當摒棄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正是在這種理論語境下，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被宣傳為“人民社會主義”，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國有經濟是“與民爭利”的國家社會主義。于是,在一個時期內，“國退民進"的話語權頗有聲勢，被宣傳為改革的方向。有的重要媒體甚至有的領導人把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超過公有制經濟，看作是改革的成就。在這種理論和話語權的影響和引導下，前一輪大規模的國企改革變成了公開掠奪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運動，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不少國企變為私企，掠奪者一夜暴富，而工人則淪為資本的雇用勞動者或被解雇?？傊?，在改革開放的一個時期內，片面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忽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忽視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另外，片面宣傳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應，忽視其會產生貧富分化的負面效應。而西方經濟學如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則強調說明“市場經濟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 “收入和財富上有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會長期在一代代人中存在下去”（薩繆爾森，1996）。

通過以上說明，可以看出我國公私經濟占比逆勢發展的理論誘因和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盡管不同學者會提出不同見解，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分配范疇內的原因與分配范疇外的原因。如貪污腐敗、坑蒙拐騙獲得高額收入，那是非法收入。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都會產生收入上的差距，與地區天然差別、歷史因素、政策因素有關。我們所討論的是由現行分配制度形成的貧富分化，要分清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如前所說，還是應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的決定作用的理論來說明。在這方面，多位學者進行過明確的論述。劉國光(2010) 強調指出：我國產生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因，“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程恩富等(2010)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強調更多地發展私有制經濟和對外招商引資，現存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也大量被股份私有化，必然導致勞動報酬占比下降是公有制的比重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下降，政府和工會未能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客觀結果”。吳宣恭(2011)講得更顯明和尖銳：“私營企業主收入與普通勞動者收入的驚人的差距，才是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因此，其原因只能從所有制的變革和工作失誤去說明……造成資本過度剝削，資本積累過快而導致勞動大眾相對貧困。”我國形成了“比社會主義改造前還要更強大百倍的資產階級，雇傭勞動和剝削已經在數量上占社會多數的資本主義企業中普遍存在，許多地方剝削和壓迫十分嚴重”。當然也有某些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學者，不但否定按勞分配，硬將“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還否定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提出工人也可能剝削資本家的觀點。這些學者當然就會或是無視貧富分化的存在，或是否定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如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胡鈞，忽視我國兩極分化的存在及其根源，提出與劉國光等相對立的觀點，他的多篇文章不贊同“把公平和正義作為依據來判斷我國現階段的個人收入差別”，只講“個人收入差別”,不講貧富分化，也不講收入差距過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因此，把“勞動貢獻的差別”作為收入差別的第一原因，認為第二原因是“生產要素占有上的差別”，但他認為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靠投入的資本量獲取收入，“應視為公平的、正義的、應當堅持的”，其理由是“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按其投入社會中的有益的活動的資本量獲取收入，是適合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的”(胡鈞，2010)。此外，胡鈞還認為收入差別的其他原因是壟斷行業收入、灰色收入、貪污腐敗收入等五項原因，否定了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不公平中存在的根本問題?？梢钥隙ㄟ@不是馬克思主義觀點。恩格斯將宣揚資本主義分配公平、正義的觀點，斥之為“有產階級胡說”、“虛偽的空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馬克思、恩格斯，2009)。

我國貧富分化的產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迅速、大量發展，占比超過公有制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強勢，勞動弱勢，個人收入和財富分配分化是必然趨勢。我國日益增多的擁有幾十億、幾百億、上千億的富豪都是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中雇用勞動的收入，一般遠低于國有經濟工人的收入。另一種情況是實行市場經濟，如前所說，也會帶來貧富分化。我國的某些歌星、影視明星及其他演藝人員，年收入幾百萬、幾千萬、上億元的，大有人在，有媒體指名道姓地做了報道。演藝市場屬于文化市場，但個人收入分配也屬于經濟范疇。前些年，各種慶典活動很多，常常請演藝明星出場，報酬一般十幾萬或幾十萬元。十八大以來，提出八項規定，限制公款消費，演藝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火熱了。但他們的收入依然遠高于科學家和學者們的收入。

講收入分配不公，避不開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會觸及敏感問題。可能會有人提出質疑：把我國出現的貧富分化歸之于非公有制經濟占比超過公有制經濟，又歸之于市場經濟，這不是否定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發展的意義和必要性嗎？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嗎？筆者認為，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分析，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回避現實存在的實際問題。要一分為二地采取辯證分析方法，不能說好就絕對化地一切都好，說壞就一切都壞。我們討論問題是首先肯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是以肯定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現階段的重要作用，肯定非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貢獻為前提的。但是，不能只看到它們的正面效應而看不到它們也存在某些負面效應。正是由于忽視其負面效應，沒有采取有效的對策，致使其負效應膨脹。比如，在20世紀90 年代，個人收入分配差距已出現貧富分化的趨勢，而我們卻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這就是說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分配公平。有些學者認為，從當時反對平均主義來看，這樣提是有必要的。但這種解讀不能成立。第一，反對平均主義是黨的一貫政策。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合理拉開收入差別，就是否定平均主義；“防止貧富懸殊"，就是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十四大報告又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顧效率與公平”，強調“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種提法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但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個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只重視效率，再分配才重視公平。提法的改變是從完全由市場經濟配置勞動資源出發的。新的提法不再講防止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并肯定初次分配不重視公平會出現“收入差距過大趨勢”，可通過再分配、加強政府調節職能來解決。貧富分化的出現正是從初次分配不公平產生的，不可能通過再分配實現公平。何況我國的再分配機制還不健全。

其次，平均主義分配與貧富分化，都屬于分配不公平。怎么能把初次分配不重視公平作為反對平均主義的舉措呢？那樣講等于肯定平均主義是公平分配。應當明確：社會主義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重視分配公平。當我國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時，政府本應加強縮小和力求消除兩極分化的調節職能，卻采取了相反的舉措，完全由市場調節收入分配，并主張初次分配可忽視分配公平。竟肯定允許初級分配不公平，可以出現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結果導致收入差距越來越擴大，基尼系數不斷提高，超過世界多數國家。由此可見，分析我國貧富分化的出現，不能不涉及分配領域這一理論和實踐產生的重大負面效應問題。

討論我國存在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分化問題，不會搞劫富濟貧，也不會搞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會限制富豪更多更富，但富豪人士可提高工人的工資，可多回報社會，多做扶危濟困的慈善事業，多為國家發展科技、文化、教育、衛生事業做貢獻。這樣的善行會獲得社會贊譽，減少社會矛盾。

近年來，中央特別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扶貧解困，走共同富裕道路。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共享發展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有一段話可集中概括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分配和民生問題及其解決的根本宗旨。他說：“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習近平，2017）這段擲地有聲的論述表明了勇于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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