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浙邊抗日救亡干部學校舊址】
【內容提要】黨校初心是黨的初心在干部教育培訓領域的特殊展現,是對黨校90年歷史經驗的最新概括和理論總結,可從歷史深處探尋其結構內涵。閩浙邊抗日救亡干部學校是黨校初心在浙江踐行的最早實現形態,其辦學實踐以救亡圖存的邏輯起點,以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以信仰確立為首要任務,以實事求是為實踐導向,以艱苦奮斗為精神風貌,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取向,其踐行黨校初心的結構內涵聚合顯現為歷史任務、邏輯主線和價值觀念的辯證統一,蘊育著黨校事業砥礪奮進的力量之源、價值基準和精神標識。
202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90周年慶祝大會暨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黨校始終不變的初心就是為黨育才、為黨獻策”。[1]黨校初心是對黨校90年歷史經驗的最新概括和理論總結,精煉表達了黨校的本質屬性和獨特價值。而堅守黨校初心應當回溯歷史,可從歷史深處探尋其結構內涵。回顧浙江革命歷程,閩浙邊抗日救亡干部學校(以下簡稱抗校),作為當年南方八省十四個革命根據地唯一的一所“抗大式”干部學校,是浙江省干部教育事業的早期重要實踐,是黨校初心在浙江踐行的最早實現形態。解析抗校的歷史經驗,探究其成效顯著的邏輯成因和價值本源,可為新時代繼續推進黨校事業提供起始動能和樣板借鑒。
抗校創辦源自于“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構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9月,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與閩浙贛皖四省邊區主任公署達成和談協議,浙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根據浙江和談協議,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而早在193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即命令紅軍做好開赴前線的準備,所以部隊預計將不日奔赴抗日前線。但因1937年國民黨對浙南地區長達8個月的大規模清剿,部隊和黨組織的損失很大,和談后部隊在山門集中時包括地方干部僅約400人。[2]鑒于將來的戰爭需要,吸收和培養青年知識分子、培養一批抗戰干部成為浙江抗戰較為緊迫的歷史任務。所以1937年11月底,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決定創辦抗日救亡干部學校。而且在中華民族空前危難的情勢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政策和一貫鮮明堅決的抵抗意志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普遍認同與共鳴,喚起了全民族覺醒。因而抗校招生的消息傳開后,浙江各地青年奔走相告、踴躍報名,以至于報名人數遠遠超過了原定100人的招生計劃,其中還有來自上海、無錫等地的進步青年。之所以抗校的影響力如此廣泛,甚至有國民黨軍官前來報名學習游擊戰術,其根由在于中國共產黨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調整斗爭策略,自覺從國內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進行戰略轉變。而此正是當年的“國之大者”,構成了“黨校初心”在浙江早期踐行的邏輯起點。
黨校因黨而立、因黨而興、因黨而強,黨校姓黨是黨校最鮮明的政治品格和最顯著的政治標識,進而黨校初心是黨的初心在干部教育領域的特殊展現。抗校由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創辦,教職工均由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任命,臨時省委組織部長、閩浙邊抗日游擊縱隊司令員粟裕兼任校長,確保了抗校正確的辦學方向。在開學典禮上,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書記劉英分析了抗戰形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校長粟裕就發動群眾和全民抗日發表講話,明確了學校創辦的底層邏輯,即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以黨的使命為使命。開學典禮過后,校黨總支召開了全校黨員大會,動員全體黨員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以黨組織的示范引領確保培訓任務的順利完成。在學校創辦期間,為解決浙江紅軍何去何從問題及部署浙江抗戰,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組織部長曾山來到平陽傳達中央政治局和東南分局的指示,還特意到抗校為學員作當前形勢和任務的政治報告;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書記劉英數次來校作政治報告;閩浙邊抗日游擊總隊副司令員陳鐵軍也數次來校作軍事報告,此即是最初的“領導干部上講臺”。潛移默化的傳道解惑和價值引領推動學員關系從“舊制學校的一般同窗關系”轉變為“志趣相同的同志,一道投奔革命的戰友”,其間黨組織切實發揮著動員、宣傳、指引、塑造等功能,不斷推動學員將黨的意志、立場、價值、原則、方針、政策等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抗校第一期干部訓練班入學考試時學員共135人,其中女學員28人,其中多數是學生、青年工人或小學教師,思想觀念各不相同,絕大多數是第一次接觸到馬列主義和黨的革命傳統。在條件極為有限的情勢下,短時間內要將一批剛接觸革命的“小娃娃”迅速培養為獨當一面的抗戰干部,最根本的就在于讓學員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付諸實踐。抗校借鑒“中央抗大”的辦學經驗,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并重,著重訓導每一位學員明白為什么而戰、為誰而戰。所以開設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課程,哲學教材采用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講課內容參考蘇聯立昂吉夫的《政治經濟學》和孫治方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等書籍。學員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明確該樹立什么樣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入領會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根源;在群眾工作和農村經濟等主題講座中,深刻領會中國農村封建剝削的本質等。最終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認識世界、中國國情和改變中國命運上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從而絕大多數由此投身革命,成為職業革命者,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在此意義上,抗校就是他們的“革命搖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礎,政治上的堅定源于理論上的清醒。[3]正是在“革命搖籃”里,學員通過最初的思想改造完成了理論上成熟和清醒。因勢而變、因時而動,90年來黨校從不思想僵化,但對學員培根鑄魂的職責功能缺貫穿始終。
1943年,毛澤東同志為中央黨校禮堂題詞“實事求是”,自此“實事求是”一直是黨校的校訓。實事求是,就是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黨校辦學歸根結底要符合客觀實際和社會發展規律。抗校培養學員目的是要其奔赴抗日戰場,所以懂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張并具備一定戰勝日寇的軍事素養十分必要。為此抗校開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游擊戰術”兩門課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由具有豐富白區工作經驗的抗校副校長黃先河主講,抗校校長粟裕主講“游擊戰術”。為講好“游擊戰術”課,粟裕同志還結合紅軍挺進師浙南三年游擊戰爭經驗,專門編寫了教材《游擊戰術講授提綱》,創造性的提出了“敵進我進”的戰略戰術思想。[4]這本教材是粟裕第一本軍事理論專著,奠定了他關于游擊戰爭軍事思想的基本框架,是對毛澤東游擊戰爭思想的繼承和發揚。[5]抗校的師資隊伍要么理論水平很高,要么具有豐富?實踐經驗,除了一批當年的大學生,其他師資也多有“絕藝”在身,如黨總支書記江如枝畢業于中共中央軍委舉辦的電訊班,是南方少有的電訊人才;負責宣傳的林夫,以木版畫與魯迅先生結緣等,他們以專業的態度和水準確保了教學內容的高質量。在教學方式上,除了上大課,學校組織集體自習、分散討論、野外軍事訓練、社會調查等方式。比如在講授游擊戰術時,粟裕同志就帶領學員在附近的小山丘多次開展軍事演習。還成立列寧室,班組發動學員編寫壁報,組織籃球隊、足球隊,還備有象棋、樂器,以豐富文化生活。組織學員到附近村莊演出短劇、歌詠,開展演講,刷寫標語,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等。教學的有效性根源于滿足學員實際需求的針對性,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能理論結合實際,可使學員能盡快掌握知識、迅速提升能力。抗校的很多教學方法,今天仍在黨校沿用并且行之有效。抗校學員后來歷經戰火大多鍛造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還誕生了一批天文學家、經濟學家、作家、戲劇家、大學校長等。而縱觀抗校辦學歷程,一個“真”字貫穿其中,真教、真學才能真懂、真信、真用。
抗校沿襲“中央抗大”校風,堅持從嚴治校,對學員實行軍事化管理,要求班組內部每周末召開生活會,強調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學員每天早晨5點起床,至晚9點就寢,期間必須完成教學計劃規定的隊列、射擊、刺殺等基本軍事訓練和文化課程。為了鍛煉學員們的革命意志,提高戰備思想,學校還特地組織過突擊演習。反觀當年抗校的物質條件卻極端簡陋,學員每人每月只有三元生活費;寒冬臘月時節大多只能用冷水洗臉刷牙,而且每個班只有一個臉盆,洗臉洗腳、打飯打菜都用它;沒有床板,在地上鋪上厚厚稻草,大家集體睡地鋪;沒有電燈,晚上就靠灰暗的“洋蠟燭”照明看教材、討論、辯論,還要防止稻草著火等。飯菜沒有什么油水,但學員吃得很香;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大家精神很振奮。需知學員年齡大多在十七八歲之間,最小的僅有十三四歲,為什么他們能忍受各種艱難困苦并且“羨慕”抗日前線的殘酷戰斗?在于他們在抗校錘煉的不避艱險、迎難而上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風范,此正是艱苦奮斗精神的真實寫照。而艱苦奮斗是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遠得到人民群眾擁護、永遠走在時代前列的政治本色和優良傳統。[6]黨校作為傳承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的主陣地,應當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作風上和生活上對學員有更高標準和更高要求,由此派生出從嚴治校的內在邏輯。實踐證明,嚴的紀律、嚴的要求、嚴的管理,才能培育朝氣蓬勃、實干爭先、教學相長、風清氣正等優良校風、教風和學風。
中國共產黨將人民視為改造國家命運的有力主體,[7]所以抗校辦學緊緊依靠當地群眾。校舍借用平陽山門鄉疇溪小學及其旁邊的一所舊教堂為校舍,粟裕同志的“校長辦公室”設在不遠處的龍井庵。開學幾天后,曾有學員家長跑到抗校要人,經校領導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大多數家長明確表態支持子女參加抗日救亡學習。學校每餐要做一二百人的飯菜,大鍋買不到,只好向祠堂、廟宇、教會、寺院借。睡覺用的幾十張草墊,都是群眾連夜趕打出來的等。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就沒有抗校。而黨的正確主張只有不斷體現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內在訴求,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因而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從而密切聯系群眾。抗校創辦期間,為配合農村經濟課,以食堂不開火“逼迫”學員自己找“飯轍”的形式,讓大家深入到一家一戶調查村民的生產生活和階級狀況等,以此加深學員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生活狀況和思想動態的認識。同時還要廣泛宣傳群眾,以推動黨的理論主張“飛入尋常百姓家”。新四軍閩浙邊后方留守處成立后,以抗校學員為主體,組織了一只新四軍流動宣傳隊,攜帶《閩浙邊抗日有機總隊告父老同胞書》《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深入平陽、瑞安、泰順三縣農村山區,宣傳黨的抗日救亡和統一戰線政策,并代表部隊向老區群眾告別。宣傳隊所到之處,贏得了山區群眾的普遍歡迎。依靠群眾、聯系群眾、宣傳群眾,歸根結底是為了服務群眾,而服務群眾就要將青春夢想融入時代發展的歷史洪流。抗校學員結業后,一些學員經組織批準,組成隨軍服務團,由陳雨笠帶領,隨部隊奔赴抗日前線;其余大多數干部和學員由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分配到浙江各地,擔負起浙江抗日救亡的偉大使命。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不少學員為民族解放獻出寶貴生命,有的犧牲時只有20多歲,最小的年僅19歲。紅軍挺進師縱隊長張文碧回憶說:“我們挺進師與浙南人民心連心,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連生命也不能保存,更不能說堅持到和國民黨和平談判,直到開赴抗日前線”。[8]以初心守民心,黨校承擔著“教育”黨員干部在為民服務中實現自身價值的功能。
綜上所述,救亡圖存的邏輯起點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風貌描述著抗校對時代命題的深刻感知和自覺擔當;黨的領導的政治保證和培根鑄魂的首要任務展現出抗校辦學的政治品格和邏輯主線;實事求是的實踐導向和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蘊涵著抗校辦學鮮明的人民立場和理想追求。由是觀之,歷史任務、邏輯主線和價值觀念構建起黨校初心在浙江踐行的最早實現形態,實現了初心與使命、人民性與實踐性、繼承性與發展性的有機統一,展現了共產黨人聚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格局胸懷,豐富著黨校初心內涵意蘊的早期生成。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9]抗校的辦學經驗歷經歲月不朽,而對歷史的回溯實則是回溯馬克思主義理論基本邏輯和價值觀念的真理力量,其在具體歷史條件下生成的本質規定性和最高價值追求,蘊育著黨校事業砥礪奮進的力量之源、價值基準和精神標識。于如今黨校學員而言,抗校更是一份青春傳承,在黨校的學習應如當年是“一生中最純真的時刻”,是“時刻要引起幸福的回憶”。[10]因為矢志不渝的奮斗刻畫了永不消退的歷史印記,正是最初的深刻演繹著如今的雋永綿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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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平陽縣委組織部,中共平陽縣委黨史研究室,浙江平陽干部學校.閩浙邊抗日救亡干部學校[M].浙內圖準字[2007]第77號,2019.
(作者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平陽分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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