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30周年，也是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偉大號召68周年，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掀起高潮55周年，還是毛主席給知青家長李慶霖的回信5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再一次細研《毛澤東年譜》，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總結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這一偉大道路的深遠歷史意義，是對老人家最好的紀念與緬懷方式之一。下面，結合《毛澤東年譜》的研讀，用以事實說話的方式，談一些體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一論斷的最早提出，正是毛主席。1963年11月，毛主席在修改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的《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提出并加注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這一論斷是毛主席在實踐論基礎上的進一步高度概括。事實也不斷證明，只有在實踐中才能不斷學到和發現新的知識，只有在實踐中才能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只有在實踐中才能最終檢驗和辨別真理。而這種實踐，絕不是一時一事，一偏一偶就可以得出正確結論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多方面的社會實踐檢驗，才能最終確定真理的真偽。正像毛主席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所講的那樣：“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2]。”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講，時間是真理標準的最好檢驗器。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特別是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和號召，是具有重要戰略眼光的英明決策。但一段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者甚囂塵上，把這一偉大決策說的一無是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檢驗，現在回頭看，我們才更清晰地看到，老人家當時是多么地高瞻遠矚啊！因此，實踐已雄辯地證明，燕雀永遠難知鴻鵠之志，“侏儒”永遠難以理解巨人何以能偉岸，一個自私卑劣的小人，永遠難以理解偉人高尚圣潔的靈魂，更永遠難以求得真理的真諦！二、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絕不是所謂“文革”的產物細讀《毛澤東年譜》我們就會發現，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初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指導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講話時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為此，毛澤東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3]”，并且，毛澤東身體力行，讓自己的愛子毛岸英成為這一道路的帶頭踐行者。把從蘇聯回來的毛岸英送到農村，拜當時最有名的延安勞動模范吳滿有為老師，去當農民。毛岸英深知父親的良苦用心，服從了父親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繭，才從“農業大學”畢業。新中國成立后，鑒于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的復雜形勢，毛澤東一直關注和思考著中國青年的發展方向。1955年，毛澤東在看到許昌地委報送的《大李莊鄉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材料中，談到郟縣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四個村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這在當時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回到村里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時，毛主席敏銳地捕捉到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條極佳途徑，批示到：“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4]。”此后“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為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口號，“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成為那個年代的最強音。1955年，中共中央關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此后，從50年代底開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志愿報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據不完全統計，毛主席的批示和黨中央的《綱要》下達后，山西省51個縣就有8萬多青年自愿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參與，團省委在其中挑選了1038名優秀青年組成志愿者墾荒隊，由各地團干帶隊，到內蒙古的河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1964年，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5]。”此后，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如火如荼。特別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6]，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進一步掀起高潮。這一階段，山西共接納安排上山下鄉知青95414人，其中有北京、天津知青48780人，占到總數的51%。全省安置知青的縣達到91個，除少數安排到國營農林牧漁場外，大多數為知青集體插隊點。最有名的有曾受到周總理接見，并經周總理點名于1969年參加中巴婦女友好代表團出訪巴基斯坦的北京知青蔡立堅（女，于1967年1月主動并最后帶動一百余人到只有幾戶人家16口人的榆次縣杜家山落戶）以及由天津南開中學教師郝廣杰帶隊，于1969年2月組織30名學生建立的平陸縣毛家山知青點（后陸續壯大到106名知青）；1968年12月由21名北京插隊知青組成的蒲縣寨子腰知青點等。曾寫出反映全國知青情況《奉獻者的足跡》巨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說委員會委員、黑河知青博物館名譽館長葛元仁先生，也是這一時期從北京來到山西夏縣插隊的。山西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會長喬晉湘同志，也是于1969年1月從湖南回到祖籍山西，插隊到平遙縣東泉公社圪塔村。另外，山西還動員本省的城鎮青年到農村插隊及農場插場，如當時離石縣一個小小的柳林鎮，從1962年到1965年，就有140余名城鎮青年插隊及插場。可見，一些人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視為“文革”產物，是毫無事實依據的別有用心！1973年，毛主席給福建知青家長李慶霖關于知青問題的批示傳達后，山西省內城鎮青年插隊插場進入高潮，這一時期，山西本省上山下鄉城鎮知青達21萬余人，占到歷年本省下鄉總數80%。至此，全省廣大農村共接收歷年插隊的省內外知青達到34萬之多。
三、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道路，充分體現出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對于組織城市青年到農村上山下鄉的原因，曾有“防止城市動亂說”、“就業壓力說”等多種說法。筆者認為，盡管這些也算是其中的一些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細讀《毛澤東年譜》我們就會發現，毛主席發出有關此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和號召，主要著眼點還在于培養永不變色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對手是最嚴苛的老師。作為一代偉人，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是其他任何人都難以企及的。針對美帝國主義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1959年毛主席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7]。”并且指出：“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里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8]，“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9]。”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組織有關人員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10]。”由此可見毛主席對未來中國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擔憂和未雨綢繆。1964年，針對蘇聯對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背離，毛主席又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11]。1964年10月，毛主席在和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到：“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知識了，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所以要請你們當教員，給他們講講，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你們還在受苦。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現在下去了。我告訴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閃閃，你就說我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笨了，要向你們學習請教[12]。”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13]。”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又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14]”。這一系列談話，進一步表露了毛主席對中國未來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走向的思考。在《毛澤東年譜》中，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很多，篇幅關系，這里不一一列舉。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深謀遠慮。事實雄辯地證明了毛主席當年戰略決策的英明偉大。黨的十八大后，當年的知青逐漸進入高層政治舞臺。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歷，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歷，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歷，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占比也相當高。這一群體最明顯的特征是：較為開闊的眼界和從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維和城市意識，對最底層老百姓艱難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養起的深厚感情，二者互相結合，使這一群體與其他群體有了明顯的區別。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兩個三十年不能分割”的正確論斷，才有了“一切以人民為中心” 的初心回歸，才有了脫貧攻堅偉大戰役的全面勝利，也才有了毛澤東思想和靈魂逐步得以恢復的氛圍。四、從山西知青的成長與發展史，看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對人才造就的普適性山西省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從2019年起，開始著手收集整理全省知青資料，從收集回來的情況看，大多數知青都認為，正是走向社會第一步的知青生活，給了他們有益的鍛煉，不僅使他們與農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且農村貧困落后的現實，激發起他們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們愿意為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而努力拼搏。這種拼搏的過程，也是增長知識與才干的過程。據不完全統計，在上山下鄉期間，山西共有3700余名知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7萬余人加入了共青團，有1.6萬余人被選進各級領導班子，有11人出席了全國的各類代表會，有4人當選為全國代表大會黨代表或全國人大代表，有17人當選省黨代會、省人代會代表或省政協委員。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在分配工作后繼續發揚知青精神，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為黨、為國家做出了不菲的貢獻。這些人中包括省級領導楊志明、胡蘇平、張建欣、朱先奇、張璞、姜新文等，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博士生導師溫鐵軍以及博士生導師、華為集團高參組組長、創始人之一的黃衛為等，中國福利基金會元常務理事長兼秘書長繆力等，還有為我省文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作家柯云路、李銳、周山湖、趙二虎等，以及至今仍然為知青事業奔忙的喬晉湘、葛元仁、劉晉英等。更有許許多多取得各種職稱、擔任各種職務的人以及為共和國大廈添磚加瓦的許多默默無聞的同志。從山西知青史料征集各地報回的情況看，不少市縣的知青在參加工作后的受表彰總次數已經遠遠超過本市的知青總人數。這充分說明，廣大知青在插隊期間歷練出的堅強意志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已經成為這代人刻入骨子里的一種烙印。這對祖國的繁榮強盛以及對后人的示范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外，筆者還想以山西特別是自己祖籍柳林縣知青的情況為例，談另外三個觀點：1、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體制上打破了領導干部子女的“特權”思想，不僅使這些子女本人通過世界觀、價值觀改造終身受益，而且向全社會彰顯了共產黨人官民平等的一貫原則。柳林屬于1971年的新建縣，1973年開始組織本縣城鎮青年插隊。在我們插隊的知青中，當時縣委、縣革委、縣武裝部（屬于軍管時期）領導的子女無一例外地都到農村插隊。到農村后，還得積極帶頭干，否則，不僅老百姓看不起你，一旦擔上“搞特殊”的名譽，連家長聲譽都會受到影響。我們插隊的年齡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當外圍環境迫使領導干部的子女和大家打成一片，自然會使這些干部子弟的“特權思想”“優越感”減弱許多，對其終身世界觀、價值觀有著深刻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一政策和行為用事實向全社會彰顯了共產黨人官民平等的一貫原則。這與后來的“我爸是李崗”等事例，形成了鮮明對比。2、知青是最能識大體，顧大局和經受艱苦歷練的一個優秀群體。通過摸底，柳林縣建縣后共有618名插隊知青，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618人中沒有一人走向違法犯罪道路。而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和成長環境是：所有縣級企業全部破產或者改制，其中有202名知青下崗失業，占到總數的32.8%強。但他們沒有氣餒，沒有躺平，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用插隊時期培養成的艱苦奮斗精神，忍辱負重，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我們在編寫《柳林知青專輯》時，要求每個知青提供“簡歷”并寫出“知青生活感言”。原以為有些同志可能會乘機發一些牢騷，說一些抱怨的話，但沒有想到，99.99%以上的人交回的“感言”，都充滿了對知青生活的懷念，并紛紛表示，正是由于知青生活的歷練，才使自己在后續的人生道路上，面對艱難困苦不氣餒?，F隨意摘錄幾位下崗職工的的感言，以窺其一斑。“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這碗酒墊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對下崗失業等艱難困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圪針灣知青高繼平、破產企業職工）； “五年的知青歲月，不僅磨練了我的堅強意志，而且挑戰了自我，為自己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多年來，由于有了知青經歷，自己戰勝了生活中的一個個困難……我不可以找苦吃，但我不怕吃苦”（留譽下岔溝知青高俊蘭、破產企業職工）；“插隊三年，人生五味盡在其中。付出了青春年華，收獲了精神財富，體現了價值，增長了知識，磨練了毅志，懂得了珍惜，理解了感恩。真正的嘗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無悔”（圪坮林場知青阮宏向，企業下崗職工）；“知青生活雖然艱苦，但這種艱苦磨煉了我頑強的人生意志，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李家灣楊家嶺知青蔡愛珍，破產企業職工）；“回望插隊歲月，留給我們的是滿滿溫暖的懷念……。知青歲月給了我農村生活的全新體驗，是我人生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留譽上岔溝高美香，下崗再創業知青）......像這樣充滿正能量的感言，比比皆是。這一段段感言，雖然不是什么豪言壯語，但足可以從中看到我們這代人的大局意識和艱苦奮斗精神。3、知青經歷，使我們深切感受到老百姓的艱辛，為黨密切聯系群眾等優良傳統的承續奠定了基礎。應該承認，一個人的作風與自己的經歷有著極大關系。由于插隊期間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因此，我們這些知青，不僅體會到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與老百姓結下血濃于水的深厚感情。這極大地影響著我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作風。黨的十八大后，山西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后有十幾名省級干部被查，但前所述有過插隊經歷的幾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重中之重，據公開報道，僅2014年前，呂梁就有170余名縣級以上干部涉案。但我們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13名縣級以上干部，28名科級干部，至今無一人涉及其中。這種現象絕非偶然。經過平時互相交談，大家的共同感受就是“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會走的太遠”。因此，插隊期間對老百姓結成的那種這種刻骨銘心的深厚感情，足以影響一個人終身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品德。而這種精神世界和思想品德，不僅是黨密切聯系群眾優良作風的基礎，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安全的基礎。在這方面，筆者作為長期工作在紀檢監察戰線的一名領導干部，有著非常深切的親身體會。有學者曾把人分為三個層次：只強調感官滿足的自私貪婪型；追求社會公德和公理的精神知性型；有著崇高理想和遠大抱負的高尚人格型。筆者認為，那些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特別是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道路惡意詆毀的人，就是站在自私貪婪立場上的低層次徘徊者，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這次會議的東風，形成共識，號召全社會起來，對這些丑惡現象予以充分揭露，讓全社會認識這些人的丑惡面目，以正視聽。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 并見于《建國以后毛澤東文稿》第10冊414頁
【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并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人民出版社1971年 623頁
【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24頁，詳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530頁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495頁
【5】《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37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223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4卷，第237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37頁
【9】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37頁
【10】《毛澤東年譜》第四卷卷第261頁
【11】《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363頁
【12】《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426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6卷，第89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 第6卷，第176頁
說明：本文有關全省知青的一些數據及情況，摘錄自山西知青創業文化研究會會長喬晉湘同志2017年9月2日在《知青問題研究》平臺上發表的《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考察》，在此表示特別感謝。
（作者系山西知青；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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