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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毛主席誕辰129周年有感】

又快到毛主席誕辰紀念日了，每當這個時候，難免由衷思念老人家治黨治國方略以及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今天，特別想結合當前的一些實際，談談老人家所倡導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人才培養道路問題。

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在血與火的教訓中找到的一條中國革命發展的光明之路。建黨初期，一群懷揣革命激情的年輕中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革命理想，首先必須解決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問題。而只有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工農群眾才可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保護這些共產黨人。這種血與火的事例，在黨革命早期比比皆是。隨著經驗和教訓的不斷總結，這一道路成為推進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巨大動力。到延安時期，在毛澤東頭腦中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

毛澤東思想最本質特征就是來源于實踐，又著眼于解決實際問題的。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大批城市知識青年紛紛奔赴延安，去追求革命理想和真理。這些青年的到來，為紅色延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革命事業帶來了新的希望。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識青年有著知識分子固有的傲慢，他們不熟悉也不愿熟悉工農群眾，在群眾面前往往要擺出知識分子的“酸架子”，導致了工農群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感情“隔閡”。對人民群眾有著深刻歷史認知和深厚感情的毛澤東，自然認為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無疑在知識分子，因此，怎么樣教育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成為毛澤東需要重點思考和重點解決的問題。為此，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講話，以解決這一現實矛盾。

1938年4月，毛澤東在參加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時說，我今天來要為大家送兩件珍貴的禮物。“第一件，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并指出：知識青年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到工農群眾中去”。

193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時，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把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性質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以這一標準來劃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這在我黨歷史上是第一次。

1939年12月9日，毛主席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即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革命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又為知識分子的成長進步指明了方向。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更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育青年，他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但是，經過革命實踐的鍛煉后，思想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進一步把能不能與工農相結合提高到階級劃分的高度。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延安的知識分子紛紛走到工農群眾中去，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毛主席教作家丁玲“如何當好主任”的事例，可稱為“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佳話之一。當時，中央任命丁玲為中央紅軍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丁玲擔心不能勝任，毛主席告訴她，當好主任首先要放下架子，深入實際，搞好各方面的關系。后來，丁玲放棄吃小灶的待遇，深入連隊談心，在與干部戰士同吃小米雜糧中建立起了親密的感情，最終感慨道：“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在革命戰爭中就會一事無成”。

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成為延安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等20多所大學的學生，通過學習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講話精神，使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逐步得到了根本性改造。大多數知識青年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主動放下架子，轉變作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僅密切了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而且充分發揮自己知識面廣，見識多的優勢，為有的放矢地解決工作、生活、勞動和戰爭中的實際問題做出了積極貢獻。使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在知識分子中身上得到完美結合與體現，更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知識、懂民情、掌握各種不同知識的不同層次的人才，為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和人才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歷史任務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但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并沒有變。毛主席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黨在在投入巨大精力著力改造舊知識分子的同時，更把青年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作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項重大戰略抓在手上。

歷史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任何執政集團，總是需要一大批有知識的人去執掌國家政權的，但如果這些人和人民群眾沒有深厚的感情，和老百姓建立不起水乳交融的血肉聯系，就很難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制定國家戰略和大政方針。而和平年代，又客觀上解除了戰爭年代中與群眾密切聯系的自逼機制，即黨的干部即使不主動去聯系群眾，也不會有衣食之憂，更不會有生命之憂。因此，客觀機制決定了黨面臨著脫離群眾的巨大危機。長期以往，一些黨的干部難免會逐漸成為只懂得享受與盤剝的“蛀蟲”。如果這些人一旦掌握高層權力，難免會改變黨和國家的性質和命運。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毛主席深諳其理，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嚴厲的警示。進京后，毛主席更是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特別是美國提出的“和平演變”戰略和前蘇聯變質后，更引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警覺。為此，中央多次發文要求知識分子要到工農當中去，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了解工農的思想感情，學習工農的品質，樹立為工農服務的思想。

鑒于建國初期我國落后的農業嚴重制約到工業和國防科技等發展，黨中央、毛主席把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重點放在了農村。1955年，毛主席在許昌地委報送的材料中批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5年，中央關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1964年，中央《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中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1964年4月21日，毛主席在南昌對當時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1964年12月26日，在老人家71歲生日時，特意邀請正在北京參會的插隊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與自己一起過生日，并安排坐在了自己的身邊。當有人提出讓毛主席的女兒李訥也一起坐時，毛主席說：“她不下鄉，不配。”這一特別行為，深刻表明了老人家對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鮮明態度。

任何執政條件下，那些家庭條件優越的人，總是有更多機會捷足先登政治舞臺；一些高干子弟的幾率更高。毛主席充分注意到這一問題。1965年，毛澤東在與其表侄孫女王海容談話時講到：“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由此可以看出老人家的深謀遠慮。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又進一步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并且親自帶頭，將自己大學畢業已經參加工作的女兒李訥先送到“五·七”干校鍛煉，后又到農村插隊勞動。在毛主席的帶動下，中央許多高級領導干部也積極帶頭，把自己的子女親屬送到農村去、邊疆去。此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普遍興起，全國先后有1700余萬知識青年奔赴農村這一廣闊天地，去接受鍛煉，接受再教育，也為黨和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有知識，知民情，與人民群眾有著深厚感情的領導干部。

正是由于有毛主席當年的這一重大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大后，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進入高層政治舞臺所占比例之高，為任何一個群體難以企及。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絕不是偶然的。知青，既有從小在城市養成的開闊的思路和廣泛的見識，以及城市人較為先進的理念和活躍的思維習慣等，又通過插隊經歷，對最底層社會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們對社會的認知是立體的。特別是通過長期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對人民群眾生活的艱辛以及淳樸善良的品德等感受至深，也與群眾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感情。這些見解和感情，影響到他們終身，決定了他們的言行，也成就了他們的事業。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說過的那樣：“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學。上了這個高中和大學，對老百姓才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國內外輿論一致認為，有知青經歷的一代人全面進入決策層，無疑將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未來走向。

但是，知青畢竟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這一批人終將會老去，而我們祖國，我們民族的未來呢？一個國家，政權可以交接，但經驗以及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卻不會隨著政權的交接而交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也不是靠簡單的思想說教就能解決。如果我們繼續走從家門到校門，從校門到機關門的人才培養路徑，那么，很擔心我們未來的接班人，能不能承擔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也很擔心我們的一些所謂專家、智囊，會不會把國人和國家引向歧路！

這樣的擔心絕非杞人憂天，這樣的事例在現實中已經屢見不鮮！

且不說飽受詬病的中小學教育改革、醫療衛生制度改革、中小國有企業改革等，在一些專家的蠱惑和高層的“頂層設計”下，最后使人民群眾“談改色變”；也不說網載的所謂全國的一些知名經濟學家所說的：中國老百姓“誰家沒有個50萬”、“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低工資是我們的優勢”、“只有拉大貧富差距，社會才能進步”、為了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建議“取消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福利”、“醫改如果成功了，是全國人民的悲劇”、“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等等令人既憤慨又噴飯的“高見”；單單是這次新冠疫情防控期間，我們不少基層領導干部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不惟實，只惟上，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等行為所導致的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國家資源嚴重浪費，社會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等，就足以讓我們對未來的社會發展和政權走向深深擔憂！

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任何朝代，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社會發展，無疑都離不開一大批有知識的人。但真正的知識并不僅僅是文憑和學位！獲取知識的路徑也并不僅僅是書本！毛主席曾經說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這種所謂的“使用”，絕不是拿著書本去對照實踐；也不是蜻蜓點水地到基層召開幾次座談會，聽著一些言不由衷的發言，然后拿出幾篇調研報告（筆者在職時曾多次遇到過這種現象）。這樣的所謂成果，即使講得天花亂墜，也只能是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而這樣的專家學者和領導干部越多，給民族、給人民群眾帶來的禍害和災難就可能越大，社會矛盾也就會越來越加劇。

走什么樣的人才培養道路，不僅僅是思維方法問題，更是根本立場問題。毛主席之所以特別重視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人才培養道路，說到底是老人家歷史唯物主義人民觀的具體體現。因為他老人家堅信，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英雄。載舟覆舟的道理人人都懂，但由于根本立場不同，在實踐中就難免偏差走樣。無數事實已經證明，依靠一些不懂得國情、民情，和老百姓毫無感情的“海歸式精英”或資本大佬們去搞所謂“頂層設計”，最終只能把黨和國家引向邪路。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過：“艱難方顯勇毅，磨礪始得玉成”，同時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到基層和人民中去建功立業，讓青春之花綻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書寫別樣精彩的人生。”（2014年5月，給河北保定學院西部支教畢業生群體代表回信）“當代中國青年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投身人民的偉大奮斗。同人民一起奮斗，青春才能亮麗；同人民一起前進，青春才能昂揚；同人民一起夢想，青春才能無悔。”（2015年7月24日致全國青聯十二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賀信）因此，怎么樣全面認真地落實習總書記的指示精神，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

未來的國際、國內情況將更加復雜，治國理政的任務將更加艱巨，而人才的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們只有從現在起，像當年組織知青插隊一樣，拿出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讓大量年輕的知識分子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到實踐中、到艱苦環境中去鍛煉，老老實實地拜工農群眾為師，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這樣才可能增進和普通老百姓的真正感情，也才可能真正從思想上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也才能為未來黨的事業培養一大批優秀人才，而中華民族，也才可能以更加昂揚的姿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