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過程中，由嘗試、鼓勵到大規模組織的一種有益探索，它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研究和學習知青文化，有利于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有利于準確把握黨和國家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引導方向，有利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貫徹學習，更有利于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但是，研究和學習知青文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割裂歷史和時代背景，淡化黨的集體領導，無視貢獻和擔當，緊盯片面和傷痕，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的資產階級歷史虛無主義。
一、知青上山下鄉是當時國情決定的合理選擇，決不是權宜之計、無奈之舉
知青上山下鄉是堅持推進農業合作化高潮，改變國家“一窮二白”面貌，夯實共和國發展基礎的重要舉措，其直接形式就是“社會生產力向農村有效轉移”。其根本目的是在農村推進和鞏固社會主義改造，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改變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歷史背景上說，中小學生回鄉參加農業勞動是建國初期黨和國家依據社會生產力、社會主要矛盾和任務等要素所確定的重要舉措。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說，知青上山下鄉是國家對生產要素的政策性調整，是對最活躍的生產力要素的再分配。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中國共產黨綜合當時國內外環境，對青年一代培養、鍛煉、教育、領導模式的新探索、新實踐，也是黨領導青年運動方向的歷史要求。知青上山下鄉是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制定的“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從而使新中國的青年成為第三代、第四代革命事業接班人，抵制“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重要措施。
所以說，知青上山下鄉是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社會要素和基本矛盾共同作用下的有效國策，是黨和國家從 1953 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到1982年的近30年制定并執行的關于青年工作的基本國策，這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國內和國際實際出發制定的國家政策，有著可靠的理論依據、科學的實踐基礎，而并不是黨和國家某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更不是權宜之計、無奈選擇。
二、知青上山下鄉是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是可以回避或可有可無的歷史階段
新中國建立后，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張白紙。在這個基礎上，以毛澤東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規劃藍圖，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化三改（即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民以食為天。因此，這里把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放到“三改”的首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而要進行改造必須有兩個著力點：一個是生產關系的改變，一個是生產力要素的有效組合（也可以說一個是革命，一個是建設）。如何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如何把農業發展起來？在具體的改造實踐過程中，廣大農民自發建立互助組、合作社，探索推進社會主義合作化進程。在此過程中，他們發現缺乏知識、缺乏文化是合作化工作推進過程中的最大障礙。于是，在實行互助組、合作化的工作中，他們嘗試、探索、鼓勵、動員知識分子（初中、高小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工作。郟縣大李莊鄉總結了“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回鄉參加合作化”的經驗。但全國范圍內，不僅僅是郟縣這樣做，在全國各地的合作化高潮中，他們都同樣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這項工作。這是全國性的，這是人民的創造。這個偉大創造被毛澤東主席發現后，他以智慧的眼光抓住了這個閃光點，對郟縣大李莊鄉經驗進行批示：
“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做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回鄉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人民的智慧，領袖的號召，黨和國家的推動，先后涌現出侯雋、邢燕子、董家耕等知識青年參加農村勞動的典型。因此，知青下鄉從一開始就與社會主義建設同步進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一直到 1968 年以后，逐漸形成了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的高潮。
1968年8月24日，郟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迎來第一批下鄉知青。當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報》刊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主席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并且把這種首創精神具體化、明確化，提升到理論、政治等高度，形成黨和國家的重要國策，進一步推向更廣闊的天地。
所以說，知青下鄉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到八十年代初期結束，整個過程都伴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同步進行。知青上山下鄉是共和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是可以回避或淡化的、可有可無的歷史階段。
三、知青上山下鄉始終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的一項事業，決不是沒人管、沒人問，更不是被拋棄的一代沒娘孩
知識青年下鄉后，特別是 1968 年知青大規模下鄉上山后，各級黨委把做好知識青年工作擺到重要位置，列入黨委重要議事日程，定期召開專門會議，聽取匯報、研究解決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相關政策，各級黨委成立專門機構，從上到下明確專職領導具體負責。中央有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河南有省委副書記戴蘇里，許昌有地委副書記李剛，郟縣有縣委副書記賈傳卿，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有副書記張炳乾、革委會副主任劉西庚等，各級實行一把手親自抓、主管副職具體抓，切實把知識青年工作、生活、學習安排好。黨的領導體現在方方面面，確保政治上有進步、生活上有照顧、生產上有幫助。各地都成立了由黨委負責同志和共青團、婦聯會等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知識青年工作領導小組，具體負責知識青年工作。大隊黨支部安排一位黨支部副書記、一位貧協代表，生產隊配備一名政工隊長專抓知識青年再教育工作。政治上，黨、團組織、知識青年再教育領導小組引導他們；生活上，貧協代表手把手幫助、關心他們，幫助解決他們在家靠父母，下鄉靠自己動手做飯、洗被褥、燒火、搟面條、蒸饅頭等生活“大”事。熱心的貧下中農社員把知識青年當成寶貝，視為自家的親人，一有時間就去知青小組問寒問暖。各生產隊成立知青組，一個知青小組組成一個新家。組長、副組長由大家推選，知青們自己做飯管理自己的家務，在生產隊長領導下參加生產勞動。他們互敬互愛，互相幫助。勞動掙工分多少，管理賬目公開，一日三餐怎么調劑，全組會上征求意見，共同商討，形成知青組規，人人自覺遵守。知青大規模上山下鄉后，國家逐步完善人員進出流動機制。從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1962-1979年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和同期調離農村人數及去向對比中可以看到，每年下鄉的、調離的同步進行。截至1979年底調離總數占下鄉總人數的83.9%。其中1962-1973年總下鄉934.57萬，總調離401.35萬，1974-1978年總下鄉817.14萬，總調離693.72萬。在調離的形式上，有招生、征兵、招干、提干等多種途徑。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到邊疆后，黨和國家出臺一系列的政策，在生活、勞動、學習中關心他們成長、進步，幫助他們鍛煉、成才，培養他們成為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因此，知青下鄉始終是黨在領導下的一項重要工作，那種認為“知青下鄉是國家甩包袱，是對共和國一代知識青年的拋棄”的觀點是狹隘的、虛無的，也是錯誤的。
四、知青上山下鄉始終堅持我黨提出的“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偉大旗幟，決不是所謂的對知識青年的“迫害”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黨的群眾路線要求包括黨在內的社會各個界別都必須與勞動人民相結合，尤其是（天生軟弱的）知識分子，由于他們脫離實際、脫離勞動等先天性不足，更需要與勞動人民相結合。在延安時期，我黨就形成了“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知識分子只有走向廣闊的天地才能大有作為，知識分子要想大有作為必須走向廣闊的天地與群眾相結合。毛澤東主席說：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因此，知識青年先拜勞動人民為師，勞動人民愛護關心幫助知青，他們相互結合、融合，他們在廣闊天地這片田野里吸收了養分，健康成長起來了。
當前，從中央到省、市、縣不少領導都在那片廣闊的天地里踩過泥土、嘮過家常，他們就像中國的田野一樣樸實、厚重，但更多的知青走向各條戰線，他們又經歷了改革開放的陣痛，他們沒有怨言，仍然愿意聽黨話、跟黨走，他們與黨有割不斷的感情。他們懂得勞動人民，他們知道我是誰、為了誰。就是那段在廣闊的天地里的經歷，鑄就了他們的初心，奉獻了他們的本真，成為他們力量的源泉，并一直激勵他們，讓生命永葆青春。知識青年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那一段經歷，在他們身上永鑄了紅色的基因，使他們成為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而這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既是社會主義中國最堅強的棟梁，也是最牢固的基石。
因此，知青上山下鄉始終堅持我黨提出的“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偉大旗幟，始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不是所謂的對知識青年的“迫害”和“流放”。
五、知青上山下鄉始終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生力軍，是有著巨大物質和精神貢獻的，不是所謂的“四個不滿意”
從1952年的鼓勵農村初中生和高小畢業生回鄉參加農業合作化工作，到1968年大規模城市初中、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再到1980年城市知青全部回城，在這近30年的時間里，3000萬知青（1300萬回鄉知青和1700萬下鄉知青）伴隨著共和國最困難的歲月，與共和國一起負重前行，付出巨大的犧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共和國走進新時代完成了最原始積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奠定了物質和精神基礎。知青依靠辛勤的勞動和智慧，與廣大群眾一起跨越式提高當地的工農業生產水平，為農業、農村發展打開了新局面。幾千萬知青到農村、到邊疆，在改變生產條件的同時，也改造自己，改變農村。無論他們在插隊或去兵團，他們都和當地黨員、干部、群眾打成一片，沖鋒在前。他們先學后干，邊干邊學；他們不怕苦和累，雙手磨泡不休息，冒著生命危險打井、修橋；他們平整土地，挖溝修渠。他們學習農業科學技術，實行科學種田，把自己鍛煉成有文化、有知識、能勞動、會技術的新型農民。他們普及科學知識，成立科研隊，提高當地勞動者科技素質，在科學種田方面發揮骨干作用。他們接受新事物快，嚴格按照良種良法，精細種植、精細管理，一絲不茍，為穩產高產提供了技術支撐。當年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下鄉知青，與當地的父老鄉親一起苦干三年，實現全公社7000畝土地荒溝土坑填平，全部深翻一遍。實現水利化，達到旱能澆（50畝地一眼井），澇能排；道路林網化（邊溝排水，路邊栽樹）；耕地機械化，全公社三部東方紅牌拖拉機，每個生產隊一部40型拖拉機。知青們用青春的身軀在荒灘河道上刨石挖沙，填平了兩條溝、兩個坑洼，增加耕地40多畝。在汝河灘種植了30畝桃樹、60多畝蘋果樹、1000多棵楊柳樹。全公社5000畝小麥從良種、施肥、播種管理建立檔案，定期觀察。玉米種植引進雜交品種，先改犁地時隨溝下種為麥行套種，后又改為麥茬點播，小麥、玉米畝產突破雙800斤，向噸糧目標邁進。廣闊天地人徹底解決了“吃飯”問題。知青們敢闖敢干，施展才華，敢為人先，與當地干部群眾共同創辦鄉鎮企業，在壯大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挑大梁。他們圍繞農業，辦好工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先后辦起了機械修造廠、拖拉機站、木材加工廠、面粉廠、水泥預制件廠、砂輪廠等。各大隊辦有造紙廠、翻砂廠、衛生紙廠等。安排一批知青在企業做工，有的任廠長、會計等。公社抽調知識青年白手起家，在一無資金、二無技術設備、三無廠房立身之地的情況下，在汝河岸邊的荒灘地上利用汝河沙石原料創辦水泥預制板廠。公社蓋招待所需要水泥磚、預制板，他們從供銷社借錢買水泥，從汝河拉沙石料，知青們光著膀子，頂著烈日暴曬，在沒有機械設備，完全用手工重體力的笨辦法，苦干四個月完成了混凝土大磚的預制任務。在掙來第一筆資金的同時，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以硬漢為特征的骨干隊伍。他們利用有限資金靠人拉肩扛架起了3里長的高壓線。從汝河搬運沙石建起了70米長、8米寬的預應力張拉平臺，用竹竿節草在河灘上蓋起10多間簡易工房，并購置了變壓器、混凝土攪拌機、震動器等設備。知青骨干晝夜忙碌在建廠工地，食宿在草棚甚至露天之中。他們吃的苦、受的累，在今天人們看來難以想象，但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特別能吃苦耐勞的心理素質和體質基礎。1975年，在知青家長及鄭州砂輪廠帶隊干部全力幫助下，鄭州第二砂輪廠鼎力支持，水泥預制板廠轉產砂輪制品，從為鄭州砂輪廠加工微粉入手，改制成品砂輪，到冶煉棕剛玉，制作砂輪，后來水泥預制廠更名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砂輪廠。到1977年底，砂輪廠基本形成了年產120噸砂輪和加工250噸微粉的生產能力。廣闊天地砂輪銷售到山東金鄉、山西太原、陜西臨潼、河北衡水等周邊省、市、縣。可以說，前三十年鄉鎮企業的探索和發展，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資本之一。而這里面，凝聚著3000萬知青們“燃燒的青春和苦澀的汗水”。
知青下鄉帶來了當地文教衛等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廣泛而扎實的社會主義文化下鄉。正是由于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大量知青擔任了民辦教師、掃盲教員，使大量農民摘掉了文盲帽子，普及了農村教育，推動了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正是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使文化水平較高的知識青年成了“半農半醫”培訓的主體，不少都當上了“赤腳醫生”，促使中國“醫生”隊伍短期內迅速蓬勃發展，農村醫療狀況得到根本改善。也正是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作為文化主體與插隊下鄉所在地的本土文化發生碰撞、交融，知青在帶來城市文化的同時，也同樣接受農村本土文化的洗禮；父老鄉親在接受知青們帶來的以知識、科技和城市生活生產方式為主要內容的城市文化的同時，也把廣闊天地人的勤勞、樸實的優秀基因植入廣大知青的骨髓。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激勵和熏陶下，廣大知青接受農民群眾的再教育，更加勤勞、更加腳踏實地地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廣大農民吸收新鮮的生產、生活方式，更加崇尚新潮文明、更加相信科學技術。這些最廣泛、最扎實的文化下鄉與融合，是社會主義核心文化在廣闊天地形成的主要方式和重要的途徑。廣大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從磨一手老繭、練一顆紅心，到逐步成為“莊家通”，把廣闊天地各項事業搞上去，實現大有作為，完成了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歷史使命，他們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是有著巨大物質和精神貢獻的。所謂的“四個不滿意”是針對特定的上山下鄉的某些具體工作方法而言的，不是對持續30多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整個工作所做的概括和總結。其后的中共中央（1978）74號文件《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中共中央正式文獻對知青上山下鄉作出的全面評價，該評價應該被認為是對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總結?！都o要》認為：全國 1700 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在農村三大革命斗爭中，經受了鍛煉，增長了才干，提高了覺悟，作出了貢獻。他們把文化科學知識帶到了農村，成為農業戰線的一支重要力量。經過農村鍛煉，走向其它戰線的知識青年，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都o要》也認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統籌兼顧”的方針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城鄉勞動力的安排缺乏整體規劃等。
因此，“四個不滿意”是在特定時間、特定語言環境，面對特定事件，由特定人員做出的特定表述，不具備普遍性的代表意義，不能作為黨和國家評價和衡量跨越近三十年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基本表述。
六、知青上山下鄉是青春激揚的奮斗和貢獻史，不是傷痕累累的文學藝術
知青上山下鄉到貧窮落后的農村，到邊遠落后的邊疆，在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留下青春的足跡。他們灑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他們留下了青春激揚的奮斗，他們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知青上山下鄉是共和國一代人青春激揚的奮斗史。知識青年從學校來到鄉村，發揚革命浪漫主義精神，“闖過三關”，投入到生產勞動、生活學習中去；他們練一顆紅心，滾一身泥巴；他們在勞動中成長，他們在生活中成熟，他們在學習中進步；他們鍛煉了筋骨，他們淬煉了精神；他們用火熱的青春奏響了一曲奮斗激揚的《青春之歌》。這曲《青春之歌》永遠飄蕩在共和國的奮斗史里，永遠收藏在每位知青的心靈深處。知青上山下鄉是共和國一代人的沉甸甸貢獻史。近三十年的無私奉獻，壯大國家和集體財富，支援國家重點建設，為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事業完成了最原始、最干凈的財富積累，為共和國走進新時代、實現民族復興提供了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重要基礎。沒有前三十年一代人的大公無私的艱苦奮斗，沒有無怨無悔的自我犧牲，沒有自強不息的奮力拼搏，就夯實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更提供不了精神支撐。實踐已經證明，知青上山下鄉為黨和國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知青上山下鄉始終激揚著奮斗奉獻的主旋律，創造、濃縮、形成了具有紅色印記的知青文化。知青文化是在黨的領導下、在父老鄉親帶領幫助支持下，由知識青年奮筆疾書的社會主義紅色文化。知青文化以“使命和擔當”為內核，以“腳踏實地、勇于斗爭”為要素，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為精神，激勵和熏陶廣大知青接受廣大農民群眾的再教育，實實在在地參加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同時，知青文化還引領廣大農民自覺吸收新鮮的生產、生活方式，崇尚新潮文明、相信科學技術，為縮小城鄉差別、加快城鄉融合作出了不懈努力。知青文化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出現在中國歷史文化舞臺，它啟迪的是上進的正能量，它給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帶來了新思想、新面貌、新風俗、新教育、新醫療，它是中國五千年優秀文化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地域的特色呈現。
知青上山下鄉不是傷痕累累的文學藝術。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客觀生活在創作者的主觀意識下的技藝加工。文學藝術往往受創作者個人的立場、觀點以及理想和追求所局限。那種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真、善、美的標桿”本身就是一種糊涂認識。生活是多彩的，更是辯證的。知青上山下鄉的奮斗史是艱苦的、有汗水和血淚，這對革命青年來說是磨煉、是鍛煉、是淬煉，是身體的成長和精神的升華；而對另外一部分偏離甚至喪失人民立場、站在自我小圈子的人來說則是“苦難”、是“黑暗、陰謀”，是“人性的磨滅”。這些所謂的知青文學則是各類創作主體分別對知青生活的吸引眼球式的主觀加工。在吸引眼球的功能上，那些所謂的傷痕累累的“現實主義”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迎合普通大眾的本能口味。因此，把知青文學作為知青歷史的觀點不可取，把知青文學中的傷痕文學認定為知青上山下鄉的生活史更是荒唐。綜上所述，知青上山下鄉是發展和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黨和國家集體決策的關于青年工作的一項重要國策。在實施過程中，黨和國家按照有計劃、有步驟、有管理、有（進出）渠道等方法，并積極推進。知青上山下鄉期間，廣大知青與當地廣大干群一起勞動、生活、學習，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為共和國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那種無底線抹黑知青下鄉，無限擴大苦難，割斷歷史，割裂黨、國家和人民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我們應該堅決反對的。
（作者系《廣闊的天地》雜志執行主編；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知青問題研究”，原文刊于《廣闊的天地》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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