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精品无码一本二本三本色,日日摸处处碰夜夜爽97,国产成人无码影片在线观看

朱富強 | 計量重構歷史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主流計量史學的邏輯缺陷及其批判

點擊：作者：朱富強來源：《學術研究》發布時間:2019-10-02 15:45:18

人類歷史的事件是整體性的。歷史的整體性表明，對歷史的認知往往是基于某種想象，但這種想象必須是自相統貫的，能夠將許多孤立而相關的證據聯系起來。相應地，它要求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必須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夠通覽全局。但是，計量經濟學家在研究歷史問題時卻試圖以各個分立的數據為基礎，或者熱衷于細枝末節的考據，這種局限于微觀實證的研究往往會陷入“盲人摸象”的認知誤區。

【導讀】目前，計量分析不僅用于對現實進行解釋和預測，而且還用于對歷史的解釋和重構。但是，如果缺乏廣博知識以及相應理論的指導，所謂計量經濟分析只能是資料的統計和歸項，進而在解釋力和預測力上都存在嚴重局限；相應地，如果缺乏對歷史的整體性認知，局部的計量分析往往會隔斷歷史，進而滋生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論斷。事實上，對歷史的研究必須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夠通覽全局，而不能僅僅著眼于微觀的實證分析，特別是不能局限于具有很強片面性的數據；否則，我們就會陷入“盲人摸象”的認知誤區，最多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正是由于理論素養和歷史知識的不足，當前著眼于局部和表象的計量史學研究往往也無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質，無法洞悉歷史的演化趨勢，而主要只是非常無效的文獻資料整理，進而也就難以真正推動認知深化和理論進步。

一、引言

當前，經濟史在經濟學科中處于嚴重的邊緣化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經濟史研究傳統似乎出現了危機。一般地，經濟史體現了經濟學與歷史學的交叉，相應地，經濟史的研究者往往或者是學歷史出身，或者是學經濟學出身；進而，學歷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證，學經濟學出身的重視理論分析，兩者相輔相成就可以極大地促進經濟學科的發展和理論的完善。但問題在于，迄今為止這兩者還處于割裂狀態。就歷史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經濟理論乃至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知識，無法將歷史研究和經濟理論研究結合起來，難以通過歷史研究將經濟理論與具體社會背景和實踐結合起來，從而很難得到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子的認同。就經濟學出身的研究者而言，他們受現代主流經濟學以及計量史學的影響，往往傾向于采用計量分析方法就局部問題進行量化分析，這或者因缺乏大局觀而上升不到理論層面，或者因變量的簡化而曲解了歷史，從而也難以得到傳統歷史學者的認同。

大體上，當前的經濟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考證訓詁，一是計量實證。兩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將經濟史研究退化為一種資料的整理和收集，由此基于局部數據對歷史實踐的重新解釋，進而往往也就缺乏整體性的理論高度。尤其是，受到現代主流經濟學常規范式的影響，計量史學就日益盛行，它傾向于或者套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去解釋或重構歷史，或者才用歷史數據的計量分析來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提供佐證和支持；相應地，這種研究就失去了以歷史來反思和發展現代經濟理論的能力，甚至還會導向完全曲解真實歷史進程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歷史研究大致有兩大基本任務：一是認識歷史，由此需要對過去發生的事情作深入而周全的描述和再現；二是服務現實，由此需要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和提煉而促進認知提升和理論進步。為此，本章嘗試著兩方面的工作：一是通過對計量史學中一些“重要”研究成果的解析，由此來審視計量分析在深化歷史認知中的局限；二是考察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對計量分析歷史的影響，由此來審視計量史學對經濟理論發展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二、計量史學的發展及問題

計量史學萌芽于20世紀30年代，當時，受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經濟理論的中心問題從研究短期平衡轉移到了對長期經濟發展和周期理論的研究。顯然，重視長期經濟增長的趨勢和動力，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將重點放在歷史因素上。這樣，便從經濟史的定量研究方面給經濟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從而使得歷史學和經濟學之間長期業已存在的密切關系得到了加強。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以至于70年代初期，以1957年和1958年康拉德和邁耶的著作以及1960年和1961年戴維斯.休斯和麥克杜格爾的著作為標志，出現了采用一種與傳統經濟史不同研究方法的新經濟史學。新經濟史學對經濟科學的兩個杰出貢獻是：（1）用量化的方式將這種理論結合起來；（2）重新構造或新構造了經濟數據庫。顯然，這兩方面都使人們可以對早期的結論提出質詢，并且進行重新認定。新經濟史學的特點就在于：運用現代經濟理論(尤其是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以及現代經濟方法（尤其是計量分析和統計分析)，去“透視”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分析其成敗原因，進而提煉出一個對經濟變遷理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般來說，新經濟史學發展出兩大主要分支：一是運用計量實證來重新構筑歷史的計量史學，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就屬于這一派別；二是運用現代經濟理論去重新闡釋歷史的新史觀學，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另一得主諾思則是這一派別的代表人物。[①]也即，福格爾一派熱衷于使用現代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去重構歷史，諾思一派則偏好于使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思維去闡釋歷史。這兩大流派的共同之處在于，經濟史研究不僅僅是收集、考訂、分析史料和敘述史實，更重要的是要能解釋史實，說明其中彼此的相互關系。相應地，與傳統史學相比，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就呈現出這樣兩大新特征。（1）方法論上，新經濟史學保持了新古典主義的有關稀缺性的假設，運用由此產生的競爭和微觀經濟理論的分析工具。特別是，使用了假設演繹模式，而這種模式充分利用了計量經濟學精心設計的技術，目的在于用數學方法建立起各種變量因素在特定的環境下相互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方式。（2）在材料上，新經濟史學重新構造了經濟學數據庫，使對歷史的分析包含了更多的“經濟性”原則，從而使經濟學更具有科學性。例如，計量史學的創立者福格爾就把新經濟史學“側重于亮度及其對亮度和理論之間的緊張關系的認識”抽取出來作為它的基本特征，以數學代替文字形式而使之更為精確和準確。

正是計量方法的引入，經濟史學科也就跨入了“科學”的行業。賴建誠寫道：

【“經濟史（就）不再是抄抄寫寫，說個半真半假的故事，而是有命題、有觀點、有概念、有分析、有對比、有精確計算的‘科學’分析；因而有了基本的尊嚴，可以和其他經濟學科平起平坐了。”[②]】

同時，正是基于現代方法的引入和數據材料的發掘，新經濟史學對一些已被定性的歷史重大事件給出了新的解釋和評價，乃至提出了一些令人嘆為觀止的新結論。例如，福格爾對奴隸制和鐵路的研究，諾思對產業革命和圈地運動性質的重新界定；等等。于是，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被快速引入到經濟史以及整個歷史的分析之中，并且人們也大肆為新經濟史的新發現而歡呼。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保持一顆冷靜的心：計量史學得出的結論更為客觀和嚴謹嗎？或者說，現代方法的研究比傳統方法的研究更為合理可信嗎？尤其是，計量分析本質上是一個中性的工具，關鍵在于誰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它。

顯然，流行的計量史學大多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思維下展開的，從而也就必然先天地帶有新古典經濟學的“有色眼鏡”，進而導致相應結論也必然會嵌入新古典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之中。[③]諾思就寫道：

【“計量史學之前的經濟史實際上是圍繞著制度來建立的，并且，它經由了那些最有成就的史學家之手，試圖提供給我們一副連貫的制度變遷途徑。也就是說，那是一個演化的故事。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那些缺乏整體結構的零散的理論與統計數據的基礎之上的，故而無法形成一般性的結論，或者無法跳出對個案的特定特征的分析。計量史學的貢獻則在于能將系統的理論體系——新古典理論——運用到史學研究中，并且運用復雜而精巧的計量方法來說明并檢驗歷史模型”，“然而，我們早已為無條件地接受新古典理論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將價格理論系統地運用于經濟史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但新古典理論所關注的只是一時試點上的資源配置問題。這對于那些將解釋隨時間推移的變遷作為中心任務的歷史學家來說，是有嚴重的局限性的。”[④]】

但是，即使諾思本人，在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來重新闡釋西方世界興衰史時也舍棄了眾多占有重大地位的事實，譬如，他在揭示西方世界的成因時有意忽視了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貨幣和資源，在比較英國興起和西班牙落敗時明顯輕忽了軍事力量以及偶然因素造成戰爭勝敗的影響。

作為中國經濟史學的泰斗，吳承明先生就根據自身經歷指出了計量分析的局限性。究其原因，計量分析所設定的條件往往與歷史不符。（1）計量模型的變量有限。譬如，在對災荒進行計量時往往設定有災為1而無災無0。（2）許多條件都只能假定不變。這實際上將歷史現象都作為函數關系，試圖用t推出的發展，以“時間變量”代替“歷史思考”。[⑤]所以，吳承明先生說，自己因是學經濟出身而早年偏好用計量分析來研究經濟史，但到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改變看法了。同樣，作為計量史學的杰出代表，麥克洛斯基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時就被福格爾和弗里德曼邀請到芝加哥大學，但是，她后來卻批評經濟學家熱衷于耍弄高深的數學和復雜的統計而掩蓋了經濟學的本義，以致本人的研究也從計量經濟史轉向了經濟哲學。事實上，1986年在美國參加計量史學會議就已經發現，計量史領域氣氛低沉，大量計量史家已轉業；相反，重視整體觀和結構主義的法國年鑒學派開始盛行，而這些思維主要來自社會學而非經濟學。但是，后來由于福格爾和諾思在199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加上貝克爾在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帶來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急速膨脹，計量史學也就迅速排擠了傳統經濟史學的研究。受西方學術的影響，計量史學的主導地位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尤其明顯，似乎只有從事計量分析的經濟史學家才能參與經濟學領域的討論和交流。那么，這種現象果真合理嗎？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關注人類社會發展以及經濟學科發展的學者做認真的思考。

三、如何理解鐵路對工業革命的作用

新經濟史學的主要體現在運用現代計量經濟方法對經濟史進行再分析，由此來重構對經濟史的認識。其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就是福格爾對19世紀美國鐵路的分析，這個分析最終為福格爾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進而也引發了很多經濟史學家采用計量手段來分析其他國家的鐵路貢獻。為此，這里以此為例來審視計量分析史學的內在局限性。

（一）傳統史學的基本認識

傳統史學認為，工業革命與交通運輸的發展密不可分，如克拉潘的《現代英國經濟史》、保爾.芒圖的《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漢斯.豪斯赫爾的《近代經濟史》等書都強調了交通運輸與工業革命間的互相促進、互相推動、互為發展的因果關系。同時，傳統史學還認為，在交通運輸革命中，尤其在19世紀的陸路交通發展中，與工業革命關系最為密切就是鐵路和火車的誕生。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中就指出，鐵路與電報提供了迅速、定期、可靠的運輸與通訊方式，這對于大量生產于分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現代大工廠和營銷企業的標志，在新的運輸形式中，鐵路是數量最多、活動最復雜且影響最深遠的一種。[⑥]

一般認為，鐵路在工業革命中至少有以下幾個作用：（1）鐵路降低了統一的運費，這使得開發大面積的農田在經濟方面變得切實可行。（2）修筑鐵路引起對制成品的巨大需求，鐵路網的建成，對工業的發展起了先導作用。例如，魯道夫.呂貝爾在《工業化史》中就說：鐵路的興建意味著刺激著鋼鐵、工業機器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效率的提高，以及產量的增加，而這些行業有刺激著其他經濟部門。[⑦]（3）鐵路的飛速發展導致了一些重要革新的出現和傳播。例如，錢德勒認為，鐵路建筑的需求導致了美國金融業和建筑業的根本改革。

（二）現代計量史學的誤區

然而，福格爾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建立了“反事實”（counterfact）論據：復員了當時主要的工業資料，如運費、主要農業貿易流通量的地區分布、按部門對當時冶金工業交貨情況的分析，等等；另一方面在具體操作上又提出“社會節省”（social saving）概念，由此來估算鐵路能夠為社會節省多少。這樣，福格爾對這些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而得出這樣的結論：鐵路對19世紀的社會節省貢獻不多，甚至比不上河運，因而傳統所認定的鐵路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錯誤的。其理由是，（1）只要把美國當時的水路運輸稍加擴大，就能以同樣的費用進入95%的農用土地；（2）在修筑鐵路引起的工業需求方面，在1840-1860年間，它從未超過美國鑄鐵生產的5%，因而不能用鐵路來解釋該時期美國冶金工業的迅速發展。福格爾甚至指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即使沒有鐵路，1890年的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也不會比這一年的實際產值低3%以上；因此，鐵路在美國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對GNP的貢獻度不超過2%），美國經濟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⑧]

有鑒于福格爾分析的細密和穿透力，我們可以接受他的分析結果：鐵路在早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確實不大。其實，任何創造發明的貢獻都不會在開始時就即刻顯現出來，更不要說，像鐵路這類的新事物，其價值要得到充分發揮，往往依賴其他配套事物的出現，同時也存在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例如，電力發明40年后才惠及一般民眾，瓦特改良蒸汽機80年后才有普及的商業意義，飛航器也是40年后才有商業和GNP上的意義，IBM制造的大型計算機在35-40年后才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產生深刻影響，等等。[⑨]但問題是，我們能夠簡單地以一個事物的構成或比重來衡量它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價值嗎？面對福格爾的“洞見”，麥克洛斯基就質問道：照此邏輯，心臟也是不重要的，因為它僅僅占人身體重量的2.5%。更不要說，一個事物產生的影響往往并不能完全被量化，簡單地用數字來衡量往往會失去一些更重要的方面，會犯致命的“破窗謬誤”。早在1752年，數學家勒蒂凱梯（I.Radicati）就提醒他的經濟學家朋友：你們處理經濟學就像經院學者處理哲學一樣，當事情做得越來越精細時，你將不知道在哪里停頓，何處該停頓。相應地，今天的經濟學家之所以如此熱衷于數學和計量，或多或少地是將數學視為一個“中性”工具；但是，他們卻不去認真地體悟馬克.吐溫的一個深邃洞見：工具會嚴重影響一個人的觀點。[⑩]

由此可見，僅就福格爾基于計量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而言，這是非常短視和近視的：主要考慮到鐵路帶來的短期經濟影響，而沒有站在更高的平臺上進行更為廣泛的審視。譬如，鐵路的主要貢獻并不能在直接的經濟收益上得以體現，因為它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促進了一場生產和運輸的變革：使得生產地域不再受原先河流的影響，使得信息更為暢通，使得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的興起，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企業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革。顯然，這些根本上都不是簡單的計量分析所能夠揭示的。而且，鐵路對工業革命的推動作用并不是短期見成效的，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而鐵路投入與其效益之間存在一個非常強的時滯。顯然，這也不是簡單的計量模型能夠揭示的。試問：當今社會還有誰會否認鐵路的作用比運河大呢？正因如此，即使計量分析得出了相對客觀的“事實”結論，如何解讀它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工作。

（三）進一步的衍生思考

以計量分析來認識社會問題所存在的局限，我們還可以來審視一下當前一些經濟學人基于收益-成本分析范式對當前教育投入所作的實證分析。流行的基本做法是：運用計量回歸來分析教育投入與個人回報（工資水平）之間的關系，并由此來對教育投入進行評估；計量的結果往往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收益呈現日漸下降的趨勢”，他們由此得出“中國高等教育已經投入過度”的結論。試問：這種結論可信嗎？一個簡單的常識是，目前美國全部職工平均受教育時間已達13年以上，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占55%以上；但是，美國人并沒有說他們的高等教育已經過度了，相反，1997年克林頓還發表聲明：“確保每個美國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是美國政府的頭等大事。既然如此，在世界公認教育水平還不高的當前中國社會，怎么會出現高等教育過度的狀況呢？顯然，這正反映出這些文章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本身就存在問題。

其實，要討論教育的投入問題，首先要確定教育的意義及其效用的內涵和外延。一般地，教育收益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個人收益，二是社會收益。一方面，就個人收益來講，我們往往可以通過計量工資與學歷之間的關系來確定個人對教育水平的選擇。即使如此，這種計算也是片面的，因為人所追求的并不僅是物質或金錢收益，而是包含了視野的擴大、素養的提高等各方面，而這些都是無法被量化的。顯然，個體要跟隨時代的潮流，接受教育是基本的要求。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育學和社會學教授英克爾斯甚至認為，凡是對正規教育和在學校里學習讀寫算等技能感興趣并給予較高評價的人才是比較現代的人。另一方面，公共教育主要關注的不是私人收益，而是社會收益。事實上，現代教育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公共性質，公共教育投入也主要不是依賴私人學費，而是社會財政支出。顯然，社會收益不是私人收益的簡單加總，因為它的社會外差性非常強，如可以提高人的親社會性、促進社會協作、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通過教育可以降低社會的犯罪率、弱化機會主義行徑，從而極大地降低內生交易費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類親社會性的提高，社會秩序才得以更為平穩地擴展，每個人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它所不知道的知識，這種收益顯然是難以用簡單的金錢收益來衡量。

此外，即使就經濟收益而言，教育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也是難以衡量的。試想，誰能衡量出一個重大發明如電燈、電腦等的收益呢？它們可是改變了整個人類社會呀！馬歇爾就寫道：

【“一個偉大的工業天才的經濟價值，足以抵償整個城市的教育費用；因為，像白塞麥的主要發明那樣的一種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國的生產力，等于十萬人的勞動那樣多。……在許多年中為大多數人舉辦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費用，如果能培養出像牛頓或達爾文、莎士比亞或貝多芬那樣的人，就足以得到補償了。”[11]】

更不要說，教育所產生的經濟收益和社會作用根本不是即期的，那些計量分析用的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的時滯分析也根本揭示不了教育的長期效益。例如，1962年日本的文部省發表了一部題為《日本經濟增長和教育》的白皮書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的經濟增長歸功于教育人材的儲備，而這種人才可以追溯到德川時期所推行平民教育。事實上，正是德川時期的教育為明治維新以及一個世代以后驚人的經濟增長鋪平道路，因為這些教育為日本儲備了大量人才，使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已經有能力制造航空母艦、零式戰斗機以及大和號和武藏號等戰艦，更不用是汽車、坦克以及各種工業器械了；相應地，戰爭并沒有剝奪這些技術和人力資本，而戰后這些技術和人力資本從軍用轉到民用也就是的產業得以迅速崛起。

四、對工業革命“平反”的再反思

新經濟史學的另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利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去重新闡釋歷史，同時利用計量資料為這種新歷史觀提供“事實”證據。其中的一個熱點領域就是各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尤其集中在經濟起飛時期。相應地，工業革命也就是計量史學關注的重要課題，由此拓展而又涉及收入分配等問題。正是以計量分析為基礎，一些經濟學人尤其是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學者就試圖重新評估“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等事件，甚至嘗試為之“平反”。為此，這里也集中對哈耶克等人的基本論斷進行學理性解析，進而以此來審視新古典經濟學視角下的新史觀所潛含的問題。[12]

（一）傳統史學的基本認識

就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狀況，長期以來，史學界一直存在這樣兩點傳統共識：（1）圈地運動導致了對農民份地的瓦解和生活水平的嚴重兩極分化，英國的大法官莫爾把圈地運動比喻成“羊吃人”；（2）由于大量的人涌向城市和工廠，因而他們受到非常殘酷的剝削。卡爾.波蘭尼寫道：

【“圈地運動曾經很貼切地被稱為富人對抗窮人的革命。地主們和貴族們擾亂社會秩序，打破舊有的法律和習俗，有時候甚至使用暴力，但通常是使用壓力和恐嚇。他們實際上搶奪了窮人在公有地上的權份，鏟倒了他們的房子。依照傳統的習俗，窮人們一向將這些權份視為他們及其子孫的產業。社會的基本結構遭到破壞；荒蕪的村落和傾倒的住屋證實了這個革命的殘暴性，它同時也危及鄉村的自衛能力，荒廢了其城鎮，減少了其人口，把過度使用的土地變為廢土，困擾了其人民并把他們從平常的農夫變成乞丐及小偷等烏合之眾。”[13]】

在很大程度上，當時工人的貧困生活、糟糕的衛生條件、震驚的車間事故以及資本家的貪婪為大量的調查報告所證實。例如，馬克思的著作就是建立在1820-1860年英國議會報告的基礎上，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現狀》也是基于當時的事實；同時，這種情形也為大量的文學作品所刻畫，如《萌芽》《霧都孤兒》《理智與情感》《悲慘世界》《苔絲》《南方與北方》《艱難時世》等。究其原因，盡管工業革命導致了經濟快速增長，但無序和強權的制度迫使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到城市貧民窟，被迫長時間工作卻只能拿非常低的工資（也即最低生活費工資）。

而且，即使到現代社會，除現代主流經濟學之外的學者以及其他社會活動家大多認同對這一歷史階段的認知。譬如，魯杰羅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中就寫道：

【“恰恰是在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工人的狀況卻惡化了。雇主千方百計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工廠雇用婦女和童工以壓低工資；……在經濟高速時期，由于人口和消費者不夠穩定，必然會導致大量的、經常性的工業危機，失業的隊伍一次又一次地膨脹，成為饑餓大軍的后備軍。”[14]】

再如，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錫德尼.韋伯夫婦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一書中就寫道：

【“幼年兒童在紗廠里輪班地遭受摧毀；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礦井里和鐵廠里，被亂七八糟的勞役削弱著和摧殘著；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適宜的住在擁擠不堪的貧民窟住宅里而淪于墮落；經常反復到來的就業不足和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饑餓和死亡；食品參雜、空氣染毒，飲水玷污，日日夜夜間的、聽到的，都令人憎惡；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工業英國司空見慣的事情”；】

而且，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而來的肉體的痛苦、事故和疾病，還不是它的最大禍害。……現代的工業制度，卻一代一代地摧毀著那些在這個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們的靈魂。現在有一種道德方面的毒氣，其能置人于死命不亞于物質上的毒氣。”[15]

（二）現代經濟學的新看法】

當然，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工業革命促進了英國經濟的快速增長，進而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由此也就使得英國的人均GDP以及平均工資等得到了顯著提高。關于這一點，一群歷史學家和經濟史學家也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尤其是計量方法作了一系列的考證。例如，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阿什頓就（T.S.Ashton）寫道：

【“浩如煙海的檔案提供了大量統計和文字證據，這些證據表明，在英國，大量人口的境遇實在不怎么好；這一點喚起了議員和讀者的注意，必須進行改革了。后世的經濟史學家除了依靠他們的結論之外，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不僅學術研究，而且整個社會都從這些報告中受益匪淺。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人們據以形成經濟體制圖景的，不是專門記錄經濟正常發展過程的資料，而是專門分析社會不滿的藍皮書，因而不免有失偏頗”；】

而且，他認為，

【“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并不是工廠的雇工，而是那些家庭手工作坊工人，他們的傳統和市場方法仍然停留在18世紀的水平。……就業環境最糟糕的，并不是使用了蒸氣機的大工廠，而是在手工場。”[16]】

再如，Allen的研究也表明，英國勞工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在18世紀后得到快速提升，并且要遠高于其他歐洲國家和地區。[17]

正是基于現代經濟史學家新近整理的統計資料以及相應的分析，一些受新古典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尤其是經濟學就致力于“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這一歷史論斷進行翻案。例如，哈耶克就把傳統史學觀點稱為“一個貶低我們當今的文明受益匪淺的經濟體系的離譜的超級神話”。他寫道：

【“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工人階級的狀況反而惡化了。有誰沒有聽說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慘狀’？有誰沒有下面的印象：這種制度的出現，給從前知足常樂、心滿意足的廣大民眾帶來了罄竹難書的新痛苦？我們可能恰恰是在維護一種已經臭名昭著的制度，人們指責說，這種制度，最起碼在一段時期內，使社會上最貧窮、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惡化了。社會上無所不在的對‘資本主義’的強烈譴責，與下面的信念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不可否認，競爭性秩序確實帶來了財富的增長，但其代價則是降低了社會中最貧窮的人口的生活水平。”[18]】

事實上，正是以現代計量史學家的分析為依據的，哈耶克認為，

【“歷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間價格下跌之后，總體來說，工人的工資——當然不是每個人的工資——的購買力，確實要比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前要高；由于這一歷史事實與傳統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們根本就置之不理，而歷史社會學家從來就不重視統計學家提供的工資和價格統計數據。”[19]】

問題是，基于留存下來的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真的就比具有連續性的歷史學家的基于更為全面考察得出的結論更為可信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統計方法已經日益發達的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統計數據與現實之間往往還是存在很大差距。

（三）歷史數據分析的局限

既然如此，我們如何認識歷史上留下來的那些統計數據呢？哈耶克自己曾指出，

【“很多現代歷史學家的抱負是進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見影響的純科學研究。這當然沒有任何可指責的，因為這是學者所肩負的崇高使命，那么，具體到歷史學研究，學者們當然需要厘清歷史事實……不過，從一開始，在決定什么樣的問題值得回答的時候，就已涉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面對一個時期的歷史或一系列歷史事件，如果沒有關于社會過程復雜關系的種種理論，如果沒有一定的價值觀，能否寫出這段歷史，實在是大可懷疑。……如果試圖編纂歷史的學者沒有明確意識到，他的任務就是按照一定的價值觀對歷史進行解釋，那么，他即使獲得了成功，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為他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偏見的犧牲品。”[20]】

問題是，哈耶克對歷史學家的忠告同樣適用于當前熱衷于計量分析的經濟學家，因為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脫離價值觀的實證分析。事實上，哈耶克把過去的調查和文字記錄視為是一種文學的夸大，但是，正如S.韋伯夫婦指出的，

【“一再發現這種情況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黃色報紙的新聞記者，而是部會的視察員和議會的調查員。”[21]】

試問：這些視察員和調查員有什么動機來夸大貧困現象呢？而且，即使社會整體確實在發展以及人們的工資也在緩慢提高，但也并不意味著，人們的應得權利獲得了相應的增長。事實上，即使社會似乎出現了帕累托改進，但福利增量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公平的，這也會降低人們幸福感的提升。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時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工資基金說”或“最低生活費說”，這顯然表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盡管經濟在快速增長，但人們工資或真實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

同時，即使工人的平均工資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而不斷提高，這也不一定意味著其生活水平就會有相應的改善。究其原因，工人們逐漸失去了傳統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資料，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購買的生活品，而現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貨幣了。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審視下當前中國社會中那些正在失去土地的農民所面臨的糟糕狀況就明白了，也就不會如此努力地為不斷增長的GDP或工資數字歡呼鼓舞了。更不要說，人們生活環境的惡化并不主要是指物質方面，而是整個生活環境導致了人的福利下降，這種狀況實際上并不僅僅是后來的社會主義者作了深刻的描述，而且幾乎當時所有的調查都作了描述。為此，多德評論說：

【“（計量歷史學家們）所做的也包括——或僅僅是——把歷史觀轉化成新古典經濟學家能用的工具。在此過程中，他們不僅‘揭示’假想的市場魔術的運行方式——只要能夠運行，則始終運行良好——而且在此過程中，遮遮掩掩地將顯而易見的破壞回報給人類（或一筆抹殺）。”[22]】

事實上，18世紀的英國國會之所以頒布《公有地圍圈法》并用暴力將農民從公地中驅趕出來，目的就是使農民與生存資料相分離，從而被迫進入工廠勞動；進而，這些農民之所以在失去生存保障的情況下進行工廠，也就是因為當時工廠的工資非常低，也就是所謂的“最低生活費工資”；更進一步地，工廠之所以給予如此之低的工資以及政府之所以默認甚至鼓勵如此之低的工資，也就在于通過低價格取得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進而實現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擴張。也就是說，在重商主義時期，人們積極逃避工作而政府卻實行強迫勞動；這顯然與現代社會存在明顯差異：人們積極尋找工作而政府卻勸導人們減少工作。其原因就在于重商主義時期沒有任何勞動法之類的法律保障勞動者的利益，這導致工廠勞動工資并不比其他活動更高，因而人們往往不愿參與工廠勞動；但同時，企業的高額利潤又刺激企業主積極尋找勞工，因而政府就會站在企業主角度而推行一系列的強迫工作制度。顯然，撇開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單純地利用數據資料是很難真正了解歷史的。為此，甚至深受哈耶克推崇的伯克也很不喜歡當時經濟學家的著作，認為當改造社會的活動破壞傳統制度時，文化遺產便喪失了，結果大家只關心個人的滿足，而忘卻了自己對他人和社會整體的責任。他感嘆道：騎士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機制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學家和計算相加的時代，歐洲的榮耀永遠消失了。[23]

五、計量史學重構歷史的潛在問題

上述的分析表明，即使試圖借助數據分析來揭示歷史的真實狀況，也不能簡單地選擇一些局部數字，而是必須盡可能考察所有相關的內容。例如，在考察工業革命時期社會大眾的福利時，就不能僅僅看工資指數，而是要注意到價格指數、勞動指數、市場化指數以及基尼系數等。同時，在基于歷史數據來評估某個事物的作用時，不能僅僅依據一些孤立的指標，還必須進一步剖析指數之間的邏輯和因果關系，防止將基于數據之間的特定相關性看成因果關系。例如，在評估鐵路對工業革命的作用時，就不能單單依據它在GDP中的比重，而是要分析它對其他事物的影響；再如，在理解工業革命的作用時，不能簡單看經濟增長指標，而是要看它對社會結構、技術變動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影響。

然而，阿什頓卻認為，歷史學家所形成的觀點是基于專門分析社會不滿的藍皮書。其實，當局通常是不會故意夸大社會不滿的，更不可能選擇性地將那些夸大不滿的報告在當時就公布于眾或者留之后世；相反，那些統計數據更容易偽造，也更不準確。試想，當前中國社會各級政府或有關職能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以及上市公司公布的業績數據有多少可信度？甚至絕大多數統計數據，連統計者也不知如何使之更準確，因為統計方法和過程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24]相應地，計量經濟學家通過數據處理來剖析歷史，貌似提供了一些更為嚴謹而可信的證據，但實際上，其中卻很可能忽視了一些全局性的東西。為此，馬歇爾指出，

【“所有理論家中最為鹵莽的和輕率的是那些讓事實與數字為他們自己說話的人，也許是不自覺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始終是挑選和組合資料，似乎在告訴我們只要發生在后面的，就是事情的結果。”[25]】

相反，歷史記錄或社會報告對那些抽象掉了其他社會信息的統計數據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補充，它提醒我們，不要輕易為那些統計數據所蒙蔽，而是要從更廣、更細的角度來思考歷史。

因此，計量經濟史學家在糾正傳統歷史觀中可能潛含的問題之同時，更應該謹防自身的系統性錯誤。

一方面，人類歷史的事件是整體性的。歷史的整體性表明，對歷史的認知往往是基于某種想象，但這種想象必須是自相統貫的，能夠將許多孤立而相關的證據聯系起來。相應地，它要求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必須首先要站得高，要能夠通覽全局。但是，計量經濟學家在研究歷史問題時卻試圖以各個分立的數據為基礎，或者熱衷于細枝末節的考據，這種局限于微觀實證的研究往往會陷入“盲人摸象”的認知誤區。內維爾.凱恩斯就寫道：

【“如果歷史學家想恰當地發揮他的作用，他就應該坦然地努力建立現象之間的聯系，探詢事物的因果關系。但如果以為不去應用先前已經形成的一般理論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每一宗歷史事件能夠被分開來研究，因果關系的認定既不需要演繹推理的幫助，也不需要與其他事件的研究做比較，那么，我們已經確認，歷史的原因并不會‘在每一個事件中用直接的證據呈現在我們面前’。在每一個研究案例中呈現的我們面前的直接跡象，是一系列復雜的事件，其中真正的因果關系紐帶可能隱蔽于數不清的各種現象中，所以，每一個觀察者會遭遇一頭霧水，要發現這種關系只有靠完備的科學知識。”[26]】

事實上，當前的計量史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局部的表象，而沒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質，無法洞悉歷史的演化趨勢。究其原因，正如G.弗蘭克所說：

【“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如果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那么整體本身也會造成整體的部分和片斷之間的差異。總之，他們或者由于不愿看見整體，或者由于看不見整體，因而不去看整個畫面。因此，他們甚至也無法理解他們考察的那個片斷或者他們想加以比較的兩個或更多的片斷的基本要素。”[27]】

另一方面，人類歷史的發展是連續性的。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表明，對歷史的認知需要充分結合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此能力，需要廣博的歷史知識。相應地，它要求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必須具有歷史性視野，要從歷史時間來構架理論。但是，現代計量史學的分析卻往往把事件發生的時間視為是可逆的，從而必然缺乏歷史性；即使計量史學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來研究歷史問題，也往往是以過去特定時期的經濟活動為對象，而不是考察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意義。何宗武寫道：

【“解釋歷史性要解決的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問：我們如何走到今天？為什么變成如此？富國為什么這么有錢？而不是問：所得極大化的一階條件是什么？結構方程式預測經濟的表現如何？現代經濟學的形式主義，經濟預測要求利用及時的量化信息對短期未來的猜測。這種量化預測，沒有長期經濟成長所需的歷史性和前瞻性。”[28]】

同時，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表明，人類對歷史的認知深入也是漸進的；為此，對歷史的研究就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歷史文獻為基礎，需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然而，流行的計量史學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思維：一方面，它往往基于一種抽象的模型或范式，采用一種靜態的比較分析來審視歷史現象，尤其是將結論建立在靜態的成本-收益分析上；另一方面，它又熱衷于對局部數據的邏輯處理，并基于這種抽象分析而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做出新的論斷，甚至得出與傳統截然相反的新穎洞見。更為甚者，現代計量史學往往還將自身得出的結論是科學的和普遍的，并將由此得出的論斷美其名曰為“歷史革命”，進而展開對歷史的解析甚至重構；而且，越是歷史知識匱乏的學人，越是傾向于采用計量或數理分析方法，越是熱衷于對歷史的重構。這豈非是夜郎自大的表現么？事實上，現代計量史學宣稱它的研究給出了完全客觀而清晰的認識，從而實現了歷史認識的“終結”。問題是，歷史本身就是人們基于不同維度、不同資料乃至不同數據的解讀，在這個意義上，歷史認識具有明顯的相對性，從而也就需要一代一代的學人一直研究下去。吳承明先生強調，歷史研究本身就是研究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歷史實踐，而且，歷史上總有認識不清楚的東西，那些已認識清楚的則隨著知識積累和時代進步又逐漸變得不清楚了，從而需要沒完沒了地再考證、再認識。[29]

六、計量史學如何促進經濟理論發展

一般地，描述或真實再現只是歷史研究的初級階段，而更深入地認識歷史并從中總結出經驗和教訓而為現實世界服務則是歷史研究的高級階段。舒爾茨就寫道：

【“經濟史的作用不是重寫歷史。它應該分辨特定的歷史經濟環境，以達到拓展我們關于經濟行為的知識的目的。”[30]】

問題是，我們又如何更好地認識歷史呢？在很大程度上，這就需要理論和方法的指導。米塞斯就指出，“（傳統的觀點認為，）歷史學家必須描述并再現過去的真實，而且，可以說，如果他以盡可能少的偏見和先決條件來看待各種事件及有關這些事件的信息來源，他將會做得最成功”，但“很久以后人們才認識到，歷史學家不能復制或再現過去；相反，他解釋并重寫過去，而這要求他要運用一些在開始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必須已經具有的思想。在他的研究過程中，即使處理一些材料使他得出了新思想，在邏輯上概念是先于對個別的、獨特的和非重復性事件的理解。除非在致力于研究歷史來源之前有一個確定的戰爭與和平的概念，否則就不可能談論戰爭與和平。”[31]問題是，我們運用哪種理論來理解歷史呢？畢竟任何時代都存在大量相互對立的理論。顯然，這就涉及理論的選擇和取舍問題。

同時，在某種意義上，理論的選擇和取舍又需要回到歷史，需要通過歷史材料來加以甄別。究其原因，社會科學理論根本上不是源于純粹的抽象推理，而更主要來自對人類歷史的提煉和抽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研究本身就是對現有歷史的檢驗，或者可以從大量歷史材料中提煉出更好的理論，而這又依賴于對歷史描述的真實性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經濟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過對大量歷史資料的梳理和總結來檢驗理論、發現理論，進而提高或深化我們對歷史和當下社會的認知。這就帶來了問題：現代計量史學有助于理論的發現和驗證嗎？或者說，現代計量史學比傳統史學更有助于經濟理論的發現和驗證嗎？在某種程度上，目前的計量分析與傳統的史學研究具有極強的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數據的重要性，一個是考證訓詁，一個是統計分析。不過，傳統史學研究卻遭到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輕視和否定，被認為缺乏理論性。問題是，現代計量史學的那些分析又具有何種理論性呢？難道它就一定比早先的考證訓詁更有利于理論的發展嗎？要認清這些問題，就關乎對經濟理論本質和要求的理解，也關乎對計量分析特性和功能的認識。這里再加以比較說明。

我們知道，經濟學根本上屬于社會科學范疇，經濟理論的研究目的根本上體現為揭示出事物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理和因果關系。顯然，無論是事物的本質還是事物作用的內在機理和因果關系都不是經驗性呈現，而是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維加以認知。為此，一個完整的理論研究就包含了四大層次：方法論思維、理論形成，理論表達和理論檢驗；其中，前兩大層次是理論研究的主題，后兩大層次則是輔助性的。就此而言，當前經濟學人趨之若鶩的數理建模主要體現為對既有理論的精煉和表達，而計量實證則是對既有理論的證實或證偽；它們都屬于理論研究的輔助性層次，都無法真正提出的新知識，進而也就無法推進社會科學理論的實質進步。例如，基于歸納的計量分析往往只是得出一些具有嚴格適用條件的趨勢，而無法得出一般性的規律；同時，受各種計量工具和數據資料所限，有限的計量分析甚至也不能簡單地證實或證偽一個基本理論。計量分析內在的缺陷不僅體現在對抽象理論的研究和檢驗中，也體現在對歷史數據的處理和認知中，這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計量史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其實，盡管計量分析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收集數據和處理分析，但其研究結論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卻是值得懷疑的。究其原因，在相關數據等資料的收集和選擇時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根本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相關數據等資料，也根本找不全這些資料；相反，往往是為了論證某些觀點而尋找一些相關的數據，即使存在一些明顯相互沖突的相關數據也會置那些不利證據于不顧，更少有人會對其所引用的數據的真偽性作一番考證。而且，即使目前普遍使用計量方法進行數據分析，這使得數據之間的關系更為精確，研究的結論也更具因果性，但其中的缺陷依舊存在。主要表現在：（1）在計量模型的設立時，變量的選擇本身就是非常主觀的，特別是基于計量建模的簡約性原則，一些非常重要而又無法量化的變量往往被無情地舍去了；（2）在分析主觀設定的變量之間的關系時，數據的選擇本身也具有非常強烈的主觀性和隨意性，顯然少數一些數據值的偏差將會完全改變計量結果；（3）即使基于計量分析得出了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一些數字關系，但還是無法確定它們之間的因果邏輯，因為因變量和自變量的設定本身就具有主觀性。

更重要的是，純粹的計量分析往往是描述性的而非理論性的研究，把它運用于經濟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正如內維爾.凱恩斯指出的，

【“理論知識，即過去所建立的與經濟現象有關的一般性命題，會告訴歷史學家什么樣的事實可能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甚至在我們只是歷史事件的搜集與整理時，理論的幫助也使很大的……（因為）經濟現象極度復雜，如果我們不知道什么樣的現象需要研究，某些最為重要的東西完全有可能被我們忽視。所以，經濟世界的因果性知識給我們提供幫助，使我們能夠將那些特別被關注的事實與其他更難觀察的事實區別開來”，（而且，）“僅僅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就會受到敘述者本人的理論觀點的影響。他很容易重新組合他的事實材料——使得這些材料反映出他自己取向得到的那些結論。”[32]】

事實上，如果沒有廣泛的知識并缺乏相應的理論指導，所謂經濟史研究就只能是文獻資料的整理；相應地，研究者根本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經濟史學家，而只能是資料管理員。就此而言，所謂計量經濟研究也只能是資料的計算和統計，計量經濟學家也只能是資料統計學家，進而也就根本無法從其工作中發現有價值的思想。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經濟史學與計量經濟學基本上都屬于同一研究路徑，兩者都注重材料甚于思想，只不過計量經濟學對材料的處理手段更豐富、更精微（當然也可能更偏離實際）。這也意味著，盡管傳統經濟學積極吸收現代的計量分析工具之后就出現了一門新的科學——計量史學，但這種研究路徑本身上并沒有脫離原來的經濟史學的特征。因此，盡管計量史學往往被宣稱為一場經濟史學的革命，但連福格爾那樣杰出的新經濟史學家也承認，

【“在舊經濟史學和新經濟史學之間有一條清晰的連續性的線索。”[33]】

也就是說，當前流行的計量史學具有局限于考據的傳統史學相類似的局限，都可能僅僅是就事論事而缺乏大局觀、歷史觀和發展觀。在很大程度上，現代計量史學之所以貶低傳統經濟史學，根本上就在于它接受了現代主流經濟學中的客觀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把形式邏輯的嚴密性視為科學理論的根本特征。薩蒙就寫道：

【“如果一個歷史學家接受了通常的證實分析……他可能作出這樣的結論：科學發展的過程受到……非證據思考的極大影響。”[34]】

而且，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歷史提供的經驗材料要比數據計算提供的要重要得多。在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理論主要來自對經濟史的梳理和提煉。余英時就曾指出，歷史學家在研究過去的事件時往往會兼顧外在性和內在性兩個角度，其中，外在性關注的是事物的外在表現，而內在性則要解釋事物的內在機理。[35]相反，承襲了自然科學的思維和方法，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局限于事物的外在性上，試圖尋找事物之間的一般關系而納入一個抽象法則之下；相應地，現代計量史學傾向于基于數據處理來分析事物之間的外在聯系，從而確立某種相關性。從這個角度上說，歷史學家往往比數理經濟學家對歷史發展進程和狀況具有更為淵博的知識，他們剖視歷史的角度更宏遠，傳統史學也比計量史學更能夠揭示事物的內在機理的。

事實上，為了給經濟理論提供盡可能全面的經驗材料，經濟史研究必須契合廣博的歷史和理論知識，而不能僅僅基于孤立環境下的數據處理。例如，內維爾.凱恩斯就指出，

【“與理論觀察相關的經濟史的真正功能是批評；這無疑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當然，）“歷史不僅僅是舉例和證明，它也使錯誤顯示出來，指明理論在什么地方離開了應該有的條件和限制”；（也正因為）“經濟史使人們懂得了經濟理論的實際應用的限制條件。它要求我們注意經濟環境特點的變化，它說明，在這些條件發生變化時，調解經濟現象的那些原則也在發生變化。”[36]】

同樣，余英時也強調，

【“若我們純粹從統計數字與分門別類的眼光來探求人類的經濟生活，則所得者只能是一些干枯而無生命的結論；這決不是我們研究經濟史的真正目的。既然如此，經濟史學家便應該放開眼界從整個文化背景著眼以求真正能了解歷史。”[37]】

但不幸的是，現代計量史學卻不是通過歷史史實來發現和修正理論，而是熱衷于根據新古典經濟學那脫離具體歷史的“一般”理論甚至是依據那種與理論毫無關系的“死”數據來“修改”歷史。索洛就遺憾地說：

【“經濟理論沒有從經濟歷史中學到什么東西，并且僅僅歷史受到經濟理論滋養的同時，也受到經濟理論同樣的腐化。”[38]】

正是由于遵循的經濟理論來自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由此展開的歷史重構也必然帶有深深的歷史虛無主義特征。

最后，由于囿于一些局部數據，現代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就普遍存在著G.弗蘭克所說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試問，那些執著于擺弄數學模型的人有幾個能夠對經濟現象發生的機理有較為清晰的認識？顯然，這種研究方法也深深地影響了計量史學對經濟史的研究，從而就會嚴重誤導我們對歷史的認知。關于這一點，我們可看一段歷史學家柯林伍德的話語：

【“近代歷史學的各種研究方法是在它們的長姊自然科學的方法的蔭蔽之下成長起來的；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自然科學范例的幫助，而在別的方面又受到了妨礙”，（如，盛行的實證主義的歷史概念就）“把歷史學當作是對于埋在死掉了的過去里面的各種連續事件的研究，要理解這些事件就應該像是科學家理解自然事件那樣，把它們加以分類并確立這樣加以規定的各個類別之間的關系。這種誤解在近代有關歷史的哲學思想中不僅是一種瘟疫性的錯誤，而且對歷史思想本身也是一種經常的危險。只要歷史學家屈服于它，他們就會忽視他們的本職工作乃是要深入到他們正在研究其行動的那些行動者們的思想里面去，而使自己只滿足于決定這些行動的外部情況，——即它們那些能夠從統計學上加以研究的事物。統計學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好仆人，但卻是一個壞主人。進行統計學上的概括對于他并沒有好處，除非他能由此而探測他所進行概括的那些事實背后的思想。”[39]】

由此可見，不僅基于計量分析來重構歷史往往潛含著嚴重的破窗謬誤，而且試圖通過計量史學來完善和重建經濟理論也會遭遇嚴峻的邏輯困境。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甚至認為，經濟理論不僅無需接受歷史事實的“檢驗”，而且也無法被歷史檢驗。其理由，一個事實要成為可用于檢驗理論的事實，就必須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要與其他可獲得和可重復的事實同質；但是，每個歷史事件卻都是變動不居的眾多原因的一個合成結果，這些原因之間也無一保持不變的關系，因而每個歷史事件就是不同質的，從而歷史事件也就不能用于檢驗或建立歷史規律、數量規律或其他形式的規律。[40]事實上，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人類偏好、意志、知識以及價值觀等都不斷在變化，社會環境也在不斷演進，因而計量經濟學根本無法在人類歷史中找出一個不變關系。既然如此，我們又如何通過歷史來推動經濟理論的構建和發展呢？根本上，這需要運用契合分析和回溯分析等方法，而不能局限于計量方法。

七、尾論：反思考據式的史學研究

由于計量分析本身存在著強烈的主觀性，因而其得出的結論幾乎都有待結合其他知識進行審視。事實上，歐美很多史學家對計量史學家得出的結論往往持懷疑的態度，即使20世紀60年代計量史學曾盛行一時，但80年代以降歐美史學界對它的熱烈期望就已經逐漸冷淡了。然而，隨著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思維和研究范式逐漸拓展到了其他學科，乃至歷史尤其是經濟史的研究也越來越傾向于使用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提供的新方法。在這種氛圍下，經濟史學家所要作的工作就是尋找新的材料，然而再利用計量工具加以處理，這就是計量分析史學。尤其是，受福格爾和諾思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激勵，計量分析史學得以迅速崛起，基于歷史數據的細枝末節分析論文得到推崇，而系統性的理論著作則往往以缺乏原始數據而遭到貶抑；結果，傳統史學方法就逐漸被否定和拋棄，這在追求“名牌”意識的中國經濟學界尤為顯著。然而，本章的分析卻表明，計量分析史學對歷史認知和理論構建都存在嚴重缺陷，相反，契合多方面的知識的傳統史學對歷史的理解反而會更全面。事實上，吳承明先生就指出，經濟史本來是社會經濟史，老一代經濟史學家都研究社會，而用經濟分析方法特別是計量學方法卻把社會給丟了；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勃興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根本上否定史料考證，將史料視為不可靠，而認為只有用邏輯推理得出來的歷史才是真實的。[41]為此，面對現代主流經濟學尤其是計量史學中極度推崇基于數據的邏輯分析這一流行取向，我們就需要持審慎的態度，需要認真剖析其中潛含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進而更全面地認識歷史和把握未來。

針對囿于數據作歷史考據的流行取向，世界體系史的領軍人物G.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就作了非常精彩的反駁。[42]這里簡要列舉一些精彩之語如下：

【“有人會挑剔地指責說，我沒有使用（甚至沒有能力使用）原始資料。對此，我有幾個理由進行反駁。1966年，我把一份有創見的批評墨西哥歷史研究中的傳統說法的稿件寄給一位墨西哥史專家。他很客氣地給我寫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說，我的稿子沒有發表的價值，因為它不是基于原始資料寫成的。我把這篇稿子放在抽屜里13年之久，后來因沃勒斯坦邀請我把它納入由他主編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一套叢書中才發表出來。此時，那位專家寫了一篇書評，認為我的這本書不應該出版，因為我所說的東西已經陳舊了，其他學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經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稀奇古怪的世界經濟觀變成了公認的流行理論。”

“這段經歷表明，作出一個歷史闡釋，尤其是范式闡釋，需要什么樣的資料。用顯微鏡進行檔案研究會很自然地造成一個問題：它不可能給歷史學家提供一個廣闊的視野。另外，如果歷史學家希望跳出公認的范式，甚至向微觀研究的范式發出挑戰，那么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更廣闊的視野。當然，如果歷史學家邁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遠鏡來考證資料，那么他們必然會遺漏某些細節。這就引起下面這種指責。”

“有人會指責說，尤其因為缺少足夠的原始資料，甚至根本沒有察看原始資料，因此我的知識不足以考察世界整體，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然而，正如世界史專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為我的一本書寫的前言中指出的，無論我們把研究課題規定得多么狹窄，我們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對任何一件事有‘足夠’的知識。”

“因此，知識的匱乏（我很愿意承認這種缺點）實際上并不取決于研究課題的狹窄還是宏大。相反，正如本書第5章所援引約瑟夫.弗萊徹的說法，正是由于人們普遍不愿意作‘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才導致了歷史狹隘乃至極其匱乏。”】

G.弗蘭克的這段話語曾經引起筆者的由衷同感。事實上，筆者曾經從事過一段時期經濟史的研究，也曾在上海檔案館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南京）呆過一年多的時間，期間翻閱了大量的檔案資料，以努力尋找能夠增進自身洞見的第一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碩士論文就是以這些第一手材料為基礎的，為此碩士導師評價說：內行一看就知道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問題是，功夫確實是下了，但筆者卻非常心虛；究其原因，花了這么長時間內，自己的社會認知卻似乎并沒有多少提高。這種感覺就如筆者后來轉向現實經濟問題研究的初期因主要偏重一些統計分析而產生的感覺一樣：心理對自己的研究結論根本就沒譜，更不要說從中提高自己的社會認知了。那么，學問究竟是做給別人看的，還是為了自己的求知呢？正是源于這種內心的焦慮和痛苦，筆者最終轉向理論的探索，并積極從前人所積累的知識中汲取營養，而不是局限于常規分析范式的數據處理。

當然，需要指出，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剖析目前流行的計量分析史學所潛含的缺陷，但并不是要否定計量史學，更不是要否定歷史研究中對計量這一工具的運用；相反，本文的反思更重要是對目前的流行取向提出一種告誡，不要簡單地將計量史學視為客觀和科學的，并由此來壓制和排擠其他方式的歷史研究。其實，選擇何種研究方式往往體現出一個學者的學術風格，這除了跟自身的學術目的有關外，更主要就與自身的知識結構有關。譬如，當筆者剛剛涉入經濟史的學習和研究時，經濟理論和歷史知識的積累非常貧乏，對學術發展和自身認知也充滿困頓；相應地，在接觸到了剛從西方傳播來的新經濟史學及其計量分析理念后，就積極主張經濟史研究走新經濟史學特別是計量史學的道路。但是，當時擁有廣博歷史知識的經濟史學者對這種新興的方法卻普遍持反對態度，他們給我的理由是：中國已有一些教授也在走這條道路，但似乎并沒有得出什么有說服力的新觀念。不過，時事異也，隨著老一輩經濟史學者逐漸淡出學術界，年輕一輩的經濟史學研究者因為缺乏足夠的史學功底而接受并推廣現代主流經濟學所使用的計量化研究方式，主張經濟史研究也應該走計量化道路，進而又反過來“迫使”還留在學術界的老一輩經濟史學者接受這種研究方式。與此同時，隨著知識的積累以及對經濟學科認知的深化，筆者卻對計量史學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時刻提醒嵌入在這種研究方式中的破窗理論謬誤：在很大意義上，計量史學家可以就歷史事件和變量之間給出量化分析和描述，但由此獲得對歷史的論斷卻應該非常謹慎。

注釋：

[①] 當然，諾思早年也曾從事計量史學研究，包括1961年出版的《1790年至1860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一種新經濟史》等，但他后來轉向了用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產權理論來解釋和理解經濟發展史，如1971年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興起》和1981年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等，后者對經濟學尤其經濟史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關于福格爾和諾思的學術路向差異，也可以參見布勞格的介紹（布勞格：《凱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經濟學家》，馮炳坤、李寶鴻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89、275頁）。

[②] 賴建誠：《經濟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頁。

[③] 朱富強：“警惕經濟分析中嵌入的非歷史傾向：阿西莫格魯等人《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審視”，《經濟縱橫》2018年第4期。

[④] 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杭行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182頁。

[⑤] 吳承明：“談談經濟史研究方法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重武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78頁。

[⑦] 魯道夫.呂貝爾：《工業化史》，龔鳴鐘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⑧] Fogel R.W., 1964,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⑨] 賴建誠：《經濟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頁。

[⑩] 以上參見賴納特：《富國為什么富窮國為什么窮》，楊虎濤、陳國濤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11]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233頁。

[12] 說明：這里的主要目的是對新古典經濟學視角導向的新史觀所依據的“事實”和邏輯進行批判性審視，由此來揭示出僅僅基于統計數據的計量分析來認識歷史所潛含的片面性，而不是要對工業革命這一具體歷史事件給出確切的論斷或評價，從而也就不再囿于對歷史文獻尤其是最新文獻的系統梳理進而對不同觀點進行辨析。

[13] 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14] 轉引自哈耶克：“導論：歷史學與政治”，載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15] S.韋伯、B.韋伯：《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秋水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2001年版，第8-9頁。

[16] 阿什頓：“歷史學家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載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17] Allen R., 2011,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 University Press, P.360; 參見王玨：《技術與國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頁。

[18] 哈耶克：“導論：歷史學與政治”，載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19] 哈耶克：“導論：歷史學與政治”，載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20] 哈耶克：“導論：歷史學與政治”，載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秋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21] S.韋伯、B.韋伯：《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秋水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2001年版，第9頁。

[22] 多德：《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學：一種批判的歷史》，熊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頁注釋。

[23] Burke E., 1955,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Bobbs-Merrill, p.86.

[24] 朱富強：“GDP數字能夠說明什么”，《廣東商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25] 轉引自J.內維爾.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黨國英、劉惠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

[26] 轉引自J.內維爾.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黨國英、劉惠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

[27] G.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頁。

[28] 何宗武：“經濟理論的人文反思”，載黃瑞祺、羅曉南主編：《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松慧文化2005年版(臺北)，第431頁。

[29] 吳承明：“談談經濟史研究方法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