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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強：現代主流經濟學為何一再遭到質疑？——哈佛學生大罷課的深層原因及其啟示

點擊：3298  作者：朱富強    來源： 當代經濟研究  發布時間:2019-02-28 10:27:07

 

       一、引言

科學理論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需要鼓勵多元化的思維和方法，對社會科學尤其如此。只有基于多元化視角，我們才能更好地審視復雜的社會現象，才能更好地利用各分支學科所積累的文獻和理論。事實上，不少學者都指出，學術的首要原則是謹防一個作者、一種方法或一種工具一統天下，依靠單一方法會讓人變得束手束腳。[①]同時，不同研究對象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這在18世紀初葉就為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所強調。就此而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就應該采用不同質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們在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上存在明顯差異：自然本身就是自我存在的，研究者只是自然的觀察者；社會、文化和歷史本身則是人類精神的產物，研究者在一定意義上親身參與到其他人類的生活和活動中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社會經濟現象源自具有強烈意向性的個體行為之社會互動，其中必然需要大量運用包含人類意識的文字詞匯和術語，而難以簡單地用數學語言來加以刻畫?？茖W哲學家海塞就寫道：

【“一種形式上的、符號性的語言永遠不可能替代思想，因為符號方法應用于任何經驗實例，須以對主體情況進行十分細致的分析為前提……也就是要抓住了本質，并恰當地用語言加以描述……當一個詞語成為恰當的和唯一的符號的時候，它所表達的另一些必要的含義也就丟失了。與數學相比，現存語言的不明確，正是他們對世界的實用性以及他們能得以發展的代價。”[②]】

很大程度上，只有擺脫自然主義思維，我們才能更好地剖析人類行為的意向性和動機，而不是將人類行為還原為無機的原子運動。

也就是說，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我們無法對主客體作笛卡兒式的區分，而是要把社會和文化作為人類一項、欲望和動機的表現來尋求對它們的理解。相應地，我們不能將研究自然現象的研究方法簡單地拓展到對社會現象的研究之中，尤其難以將社會經濟現象化約為數量分析。然而，在日益共同體化的當前學術界，學者們普遍傾向于遵循“錘子規則”（the rule of the hammer），不加區別地使用單一方法，而不論它是否適合特定的研究項目。[③]這種傾向在現代經濟學界表現得尤其明顯，大多數研究都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使用成本-收益和理性經濟人分析，從而滋生出一種強盛的主流化趨勢。尤其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傾向于使用自然科學的分析思維和方法來分析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就導致數理經濟學的偏盛；其極端取向就是，不少經濟學人將數學當成唯一科學的語言，對社會經濟現象的描述和論證都要基于數學工具和數學邏輯?；羝孢d寫道：

【“經濟系已經成了應用數學家的天堂，而非研究現實世界經濟的學生的樂園。令人遺憾的是，經濟系滋養了符號而非實質，成就了公式而非事實。”[④]】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符號和工具的濫用，從而也就無法深入到社會經濟的內在結構和因果機理；它不僅嚴重窒息了經濟學理論和思想的發展，而且也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日益相脫離，從而被嘲諷為“黑板經濟學”。進而，隨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這種缺陷在實踐中的暴露，很多有識之士也提出了反思和批判，由此形成了周而復始的反思和批判浪潮。例如，《凱恩斯傳》作者斯基德爾斯基就指出，

【“我深信當前這場危機的根源就是經濟學的思想誤區。經濟學家讓放松監管合理化是非常錯誤的，正是對金融業的放松監管使得信貸過度膨脹最后演變成了信貸緊縮。目前占據主導地位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帶來的禍害簡直難以描述，有那么多聰明的頭腦會致力于如此奇怪的思想，歷史上也很少見。”[⑤]】

同時，這種現實反思思潮也已經擴散到了青年學子之中。

一個典型事件是，2011年11月哈佛學生罷了鼎鼎大名的經濟學家曼昆的課，并發布了致曼昆的公開信。[⑥]根本上，哈佛學生罷課事件具有學術和現實兩方面的深刻根源，它是30多年來經濟學界反思運動的延續，也是無法根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之內在缺陷在教學上的周期性爆發。一方面，現代主流經濟學僅僅關注“表面”的市場現象，并熱衷于為之提供某種理性邏輯的解說，從而無法真正剖析現象背后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貌似”崇尚市場競爭，但它卻一直刻意地排斥和壓制其他經濟學思維和流派的競爭，否定和無視來自其他領域的聲音。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壟斷以及對其他競爭思維的排斥，造成了經濟學界的單向度狀態以及對現實問題的集體沉默；同時，這種沉默所換來的除了偶爾的抱怨外，最終將導致矛盾的集中爆發。[⑦]

然而，與經濟學革新運動如火如荼的國際形勢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面貌和青年學子的態度：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對歐美高校發生的經濟學革新毫不了解，也根本不愿了解，而只是一枚地追隨著所謂的“主流”。更為甚者，這些經濟學人對學術反思和批判持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認為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經濟學研究的人才去從事所謂的方法論探究，進而，他們也就將那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視為沒有掌握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而能力低下者，甚至當成非理智的憤青。為什么會這樣呢？森就曾指出，

【“回避理智思考的人通常并不是憤怒反抗的民眾，而是社會秩序與司法的溫和的衛道士。縱觀歷史，那些當權者手握公共權力，但并不清楚他們行為的緣由，也不愿審視他們決策的基礎，往往都會選擇保持沉默。”[⑧]】

很大程度上，中國經濟學界的現狀也是如此，一群知識狹隘而無力反思的經濟學人占據了重要崗位，并通過了各種制度安排來限制經濟學的多元化思維。有鑒于此，本章以哈佛大學學生罷課事件為契機，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理論作一深層次的剖析，由此來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現狀及其社會基礎。

二、反思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理論

哈佛學生罷課事件的根源在于現代經濟學本身的缺陷?！督洕鷨栴}雜志》主編圖爾寫道：

【“正統的資本主義學者傾向于只給學生提供一部分概念工具，和他們所需要的相差甚遠。古典和新古典理論家的研究方法——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就是其派生物——是提出一種與早期牛頓物理學的高度成功相媲美的科學方法。其主要任務是以因果關系揭示自然規律。這種研究在經濟學家手里變成了理性主義的、演繹的、片段式的、實證的研究，并主要關注價格和市場現象。”[⑨]】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局限于關注“表面”的市場現象，并且熱衷于為之提供某種理性邏輯的解說，而無法真正剖析現象背后的社會問題。為了便于讀者對現代經濟學的缺陷有深刻的認識，這里就其思維和理論作一深刻的剖析。

（一）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缺陷審視

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斷深化對人類現實行為的認知并逐漸解決現實社會中不斷暴露出來的問題。為此，經濟學理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現象的解釋層面，而是要深入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這為古典經濟學家、老制度經濟學家以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等所認識。例如，奧地利學派的開創者門格爾就“堅持認為經濟學家尋找的不僅是數量間關系”，還包括經濟現象的本質。[⑩]問題是，如何才能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呢？這就有兩方面的要求：（1）需要觀察大量的經驗事實并由此形成基本直覺；（2）還需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維對直覺進行邏輯化提煉而形成系統性的理論。

顯然，遵循從現象揭示本質以及由本質來審視現象的雙向邏輯，這就為構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出了雙重要求：（1）不能脫離日常經驗；（2）又要把基于經驗的認識與邏輯化的知識體系結合起來。進而，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經濟理論體系要得到廣泛的接受和傳播，還必須經受這樣的雙重檢驗：（1）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檢驗；（2）外在的事實相符性檢驗。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恰恰在這兩方面的檢驗上都存在問題，從而也就必然面臨著問題意識的批判。

首先，就經濟理論與經驗事實的相符性而言。經濟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尤其是要解決現實問題；從這個角度上講，經濟理論本身具有一定的彈性，能夠與社會環境的演化保持一種歷史邏輯的一致性。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理論與歷史之間共同演化的邏輯關系，而日益被打造成一種具有普遍主義的抽象理論，從而導致理論體系變得越來越形式化。從這個角度上講，現代主流經濟學應該重新回歸其本質，重新回歸深化社會認知和解決社會問題這一基本要求，以使經濟學的理論和思維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取得實質性的不斷推進。

其次，就經濟理論的內在邏輯一致性而言。經濟理論必須以某些可行的前提假設作為微觀基礎，這個前提假設是分析微觀個體行為以及宏觀社會經濟現象的邏輯出發點，由這個前提假設推演出的系列論斷也必須符合嚴格的邏輯關系；從這個角度上講，經濟理論體系必須建立在自洽性的邏輯之上，而且，各個具體理論的內在邏輯基礎也必須具有一致性。不幸的是，迄今為止在社會科學各分支之間以及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還存在差異巨大乃至截然對立的前提假設，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往往采取不同的分析邏輯。從這個角度上講，社會科學以及經濟學科還很不成熟，整個社會科學或者經濟學領域的各理論之間還沒有實現內在邏輯的一致性。

很大程度上，正是遵循自然科學的研究邏輯，現代主流經濟學形成了“八股”的論文寫作范式：先設定一個前提假定，然后再基于形式邏輯而推演出結論。在主流經濟學人看來，只要前提假定是真實的，那么推理結論也就是真實的，從而也就是與現實世界相關的。問題是，這種模型分析始終置于一個封閉的系統下，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適合于自然科學，也與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相差甚遠。其原因在于，社會經濟現象與自然現象存在根本性差異：（1）社會經濟現象本身不是靜止的，不是可逆的，而是不斷演化的；（2）型塑社會經濟現象的人類行為也具有明顯的意向性，這種意向性不僅體現為行為方式受各種社會性因素的影響，而且也產生行為的變異和創新。

同時，研究對象上的這種差異也就賦予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以不同的學科特性，并導致內在邏輯在自洽性上的差異：自然科學注重的是物理或數理的形式邏輯，而社會科學注重的是人的行為邏輯。正是由于人類行為具有意向性，因而數理模型就永遠不能真實地反映與人類社會同向演化的心智和行為。沙克爾寫道：

【“數學所能夠探討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隱含地表達的含義，要么是已經給定的含義。社會經濟事務方面的數學模型可以把社會成員視為穩定地活著逐漸地獲取知識的人。……這樣一個模型無法將我們所說的創新也包含在內。”[?]】

這意味著，經濟學的研究不能簡單地蛻化為靜態的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關系，經濟學也永遠不可能達到像物理學那樣的“科學”和“客觀”的程度。

然而，長期以來占據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卻刻意地向自然科學攀親，而與社會科學其他分支則不斷拉大距離。很大程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明顯特征就是數學化，努力用復雜的數學符號來遮蔽那淺薄和空虛的思想探索。勞森就寫道：

【“在一名主流經濟學家看來，理論就意味著模型，而模型就意味著經濟思想必須使用數學形式來表達……在越是高級的課程中，經濟理論越是使用更多的數學模型加以闡釋……因為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全的……對簡化的假定提出過多的質疑是不禮貌的表現……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是建立一個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論……”[?]】

里昂惕夫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寫道：

【“經濟學家們年復一年地不斷建造著難以計數的數學模型，并極為詳細地探究著其形式特性；計量經濟學家們則把所有可能、各種形式的代數函數應用于本質上相同的各類數據，卻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能夠提高對真實經濟的結構和運行機制的有系統的解釋力。”[?]】

（二）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批判遭遇

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極力向自然科學靠攏，并積極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乃至大肆使用數學工具；由此，也就自詡為社會科學的明珠，進而以其“科學性”而躋身于諾貝爾獎序列。但試問：盡管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會捧出一兩個“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經濟學家對社會發展究竟提供了什么幫助呢？[?]有人就調侃地說，未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熱門議題是：（1）如果你能發展一個數學模型解釋“在不完全信息之下，為什么肚子餓了要吃飯”且能精確地預測吃幾碗；（2）如果你能發展一個嚴格數學模型解釋“在不確定時，為什么理性的經濟人會遲到”且能精確地預測遲到幾分鐘；（3）如果你能發展一個嚴格數學模型解釋“在不完全信息之下，為什么一群高學位的經濟人湊在一起會變得很不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課程只是提供了一個與任何具體問題度都沒有聯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還借助數學工具極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戰，從而就對學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嚴重的壓制。麥克洛斯基則說，

【“或許在一些事情上，小孩子也比哲學家更加明白事理：在經濟學或任何專門只是中孤立地使用比喻、故事、事實和邏輯，會造成無窮無盡的禍害。”[?]】

有鑒于此，現代經濟學說首先受到眾多經濟學方法論專家以及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嚴厲批判。Peter Söderbaum說：

【“新古典經濟學接近壟斷的地位與民主政治的一般思維是不相容的。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是科學，但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將經濟學限制在新古典范式內意味著強加一種嚴肅的意識形態限制。經濟系成了政治宣傳中心”；】

Steve Keen說：

【“從經濟學碩士或博士課程畢業的學生，往往對經濟學存在一種茫然若失的理解，對他們專業的智力發展史缺乏正確評價，而只知追逐那種不僅妨礙其對經濟學之批判性理解而且妨礙其對數學和其他科學最近發展之鑒賞能力的數學方法。這些所知不多的學生中少數日后卻會成為學院派經濟學家，然后重復這一過程。（于是）無知便成了永恒”；】

Herbert Gintis說：

【“本科經濟學是一個笑話——宏觀還好，但微觀就是一個笑話，因為他們講授那些你知道不是真實的材料。他們知道一般均衡模型不是真實的。那個模型有很好的穩定性，它并不預測任何有趣的事，但是他們就教這個……”；】

Emmanuelle Benicort說：

【“大多數課程處于一個‘想象的世界’，它與無論何種具體問題度沒有聯系”；】

Julie A. Nelson說：

【“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義思維對婦女來說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最為控制和壓迫的體制?，F代學院派經濟學和全球經濟政策已經為喬治.索羅斯所抨擊的那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僵硬思維所控制”；】

Tony Lawson說：

【“現代經濟學作為一種解釋的努力是很不成功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個學科中絕大多數的嚴肅評論者所接受，包括它的許多最杰出的闡釋者”；】

Geoffrey M. Hodgson說，

【“因為數學已經淹沒了主要大學和研究院的課程，經濟學系學生既沒有受到鼓勵也缺乏裝備來分析真實世界的經濟和制度”；】

Donald Gillies說：

【“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已經被證明是很不成功的，因為它是基于一種在經濟學和物理學之間類比的誤導。經濟學如果用另一個非常成功的領域（也即醫學）的模型來武裝自身，像很多醫學一樣采用定性因果方法論，可能會做得更好。”[?]】

同時，這種批判不僅來自非主流經濟學家，而且也來自眾多主流經濟學家。事實上，很多經濟學人都深深認識到現代主流經濟學思維和理論的缺陷，從而往往在“功成名就”之后就會對之進行質疑并發出強大的批判聲音，如繆爾達爾、哈耶克、科斯、諾思、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薩繆爾森、阿羅以及保羅.羅默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如此。這里引幾段這些現代主流經濟學“教父”們的評論。弗里德曼說：

【“……經濟學正日益變成數學的神秘分支而不是處理現實經濟問題的學科”；】

斯蒂格利茨說：

【“在美國研究院正在被教授的經濟學是一種對勝利的意識形態而非對科學的宣言”；】

科斯說：

【“現存經濟學是一種漂浮在空氣中的理論的（意即數學的）體系，它與真實世界中所發生的事情很少有關系”；】

諾思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和永遠在變化的世界，它以新的和異常的方式在不斷地演化。（但）標準理論卻對此無能為力。要試圖理解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改變，就需要對我們的思維進行根本性反思”；】

索洛則說：

【“今天，如果你問一個主流經濟學家關于經濟生活的任何方面的問題，他的反應將是：假設我們將這個情形模型化而后看將會發生什么……現代主流經濟學是由這個過程的例子所構成之外，就很少有其他東西了”。[?]】

薩繆爾森也承認，

【“有時候的確看來如此，我們最優秀的學生可謂是無所不知，但就是對常識一無所知。”[?]】

克魯格曼說：

【“經濟學科的迷途在于，經濟學家作為一個整體誤將優美——套上外表華麗的數學外衣——當作了真理。”[?]】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片面地向自然科學攀親，現代經濟學研究論文越來越注重模型的優美，以致經濟學研究蛻變成向他人展示智力的一種游戲而非探究事物內在本質及其因果關系的科學，乃至經濟理論也就離社會經濟現實越來越遠。瓊.羅賓遜很早就對科學和藝術進行了區分：“詩歌的優美是一個有關精細鑒賞力的問題。一個年青的初學者幾乎不可能確定自己的詩歌是否優美，因此，再也沒有什么比得到朋友和公眾的好評更能使他喜氣洋洋；再也沒有什么比相反的評價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確定了他急于獲得的對自己詩歌的好評，后者動搖了這種好評。經驗和成就也許會適時地給他對自己的判斷增加一點信心。然而，他老是容易為公眾做出相反的判斷而感到極度的羞辱”，“相反，數學家對自己的發現的真實性和重要性充滿自信，因此對于人們怎樣對待自己毫不介意。……自然哲學家們，就其不受公眾評價的制約來說，同數學家相近；就其對自己發現和觀察所得知識的優點的判斷來說，具有其程度同數學家相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正因如此，“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們由于不受公眾評價的制約，很少受到要維護自己聲譽和貶低對方聲譽的誘惑而組成派別和團體。他們通常是態度親切舉止坦率的人，他們相互之間和睦相處，彼此維護對方的聲譽，不會為了獲得公眾的贊揚而參與陰謀詭計，他們在自己的著作得到贊同時會感到高興，受到冷遇時也不會很惱火或非常憤怒”，而“對詩人或那些自夸自己作品優秀的人來說，情況總是與此相異。他們非常容易分成各種文人派別；每個團體往往公開地和幾乎總是隱秘地把別人當作不共戴天的仇敵，并運用各種卑劣的詭計和圈套以搶先獲得公眾對自己成員作品的好評，攻擊仇敵和對手的那些作品。”[?]

不幸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支配下，大量的經濟學子熱衷于嚴守所謂的常規范式，并滋生出日益嚴重的數量模型崇拜現象；此時，經濟學研究似乎不再是“自己相信”的“為己之學”，而蛻變成一種“努力讓他人相信”的體育競賽。結果，以新古典經濟學思維為基礎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就日益封閉和僵化，從而成為一種徹頭徹尾的“黑板經濟學”。這種現象在主流經濟學教材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希爾和邁亞特就寫道：

【“主流教科書的口徑統一到了何等嚴整的地步，它們體現的世界觀譜系又是何等狹隘——的確，甚至比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所持有的價值觀譜系還要狹隘。”[21]】

譬如，典型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會宣稱，它傳授的是一門與價值觀無關的學問，但它給人印象卻又是，市場主體上是充分競爭的且處于有效狀態，而最低工資和工會等對工人自己有害無益，政府的監管更是既無效又有害。顯然，這些論斷又是充滿了價值判斷，體現了主流經濟學家的方法論定見。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就描述道：

【“業外的人很容易把經濟學看成一套尊崇市場的教條，或者是一系列（配置）效率的狹窄定義。如果你選中的恰恰是典型的那種經濟學入門概要……日后要念的恐怕還真是那些東西。不過，若是多選幾門不同的經濟學課程，或者花點功夫到其他地方聽聽課，你絕對能略到全然不同的景色。”[22]】

正是深受主流經濟學教材之害，進入21世紀后，一個命名為“后-我向思考”經濟學的革新運動就如火如荼地興盛起來了，它要求對經濟學作根本性的改革。例如，2001年的劍橋大學公開信強調，“經濟學正為對經濟現象解釋和分析的單一方法所壟斷，這種方法的核心就在于依賴于一種正式模型推理，它被認為是對研究正確的，而相關的證據卻并不是‘硬條件’，經濟學專業的主要雜志、教師以及課程都指向這個方向”，但是，“這種形式分析對理解經濟現象的一般適用性卻是值得懷疑的”。[23]隨后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大學發布的“堪薩斯宣言”強調，“受無歷史的分析和抽象的形式主義方法論限制的經濟理論只能對挑戰復雜性的經濟行為提供有限的理解。經濟學狹隘的分析方法阻礙了它產生真正適用和現實的政策處方的能力、以及與其他社會科學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的能力”，因而“所有經濟學系應該對經濟學教育進行改革，這包括對那種強化我們這種學科的方法假設的反思”。

經濟學改革運動者看來，經濟分析應該立刻朝如下幾方面拓展。（1）拓展對人類行為的理解。“經濟人作為一個自洽性的理性最大化者的定義太狹隘了，以致無法容得下諸如本能、習慣、性別、階級和其他社會因素等在經濟心理和社會代理中的決定性作用。”（2）重視文化。“經濟活動像所有社會現象一樣必然是根植在文化中的，這包括所有的社會的、政治和道德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它們通過強加義務、賦予和剝奪特殊選擇以及創造社會和團體身份的方式深深地塑造和引導了人類行為，所有這些都會影響經濟行為。”（3）考慮歷史。經濟現實與其說是靜態的不如說是動態的，作為經濟學家，我們必須調查如何和為何事物會有時空上的變化。“現實主義的經濟調查需要集中在過程而不是簡單的結果。”（4）知識的新理論。“傳統上被社會科學使用的實證和規范的二分法是有問題的，事實-價值的差別能夠被這一認知超越：調查者的價值不可避免地與科學的調查和科學的成熟結合在一起。”（5）經驗主義的基礎。“為了證實理論主張需要在經驗證據作更多的努力。經濟學教學中那種不涉及經驗觀察而賦予理論原則特權的取向產生了這種解釋的現實主義懷疑。”（6）拓展研究方法。諸如參與者觀察、案例研究和討論分析等都應該和計量經濟學和正式建模一樣被視為獲得和分析數據的合理手段。“基于不同的優勢點并用不同的數據收集技術來觀察現象往往可以提供新的洞見，并提高我們的理解力。”（7）跨學科的對話。“經濟學家應該意識到經濟學內部的不同學派，也應該意識到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發展。”[24]

三、哈佛罷課事件引起的中國經濟學反思

學術的發展本身是在反思、批判和綜合的基礎上不斷前行的，而不能囿于特定的解釋共同體，不能盲從于所謂的主流范式。圖爾就強調，

【“理論是為人服務的，出于對真理的尊重，它不會向塵世中的任何大師低頭；意識形態并不信仰真理，從而只是對人、制度及歷史進程等盲目崇拜的犧牲品。”[25]】

但是，現代學術卻日益喪失了這種學術理念，主流經濟學教材尤其熱衷于闡發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智慧，從而導致整個經濟學都陷入沒有思想、缺乏反思的單向度狀態。加爾布雷思很早就指出，

【“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稍有批判精神的任何個人，也有可能被視為一頭憤怒的獅子，與周遭的整體心境格格不入。在這個時代，具有各種社會信條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尋求安逸的生活和既定的觀點，有爭議的人會被看作一種不安定的因素，創新會被當作不穩定的標志；在這個時代，對于奉為金科玉律的教條稍加修正，又會導致無窮無盡的陳詞濫調。”[26]】

這一情形充分體現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從而形成了一種截然背反的圖景：一方面，隨著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實踐中的失敗以及內在缺陷的暴露，乃至它正遭受越來越嚴厲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化取向越來越強烈，乃至絕大多數青年學子都投入到這一領域之中。那么，這種情形就如何形成的呢？我們繼續作一解悉。

（一）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沉悶現狀

一般地，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應該是問題導向的，應該關注周邊的社會經濟現象，解決熟視無睹的社會經濟問題。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卻是方法導向的，熱衷于在既定范式下進行抽象的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而忽視這些分析工具在真實世界的運用，從而導致了現代經濟學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而經濟學界的思想則猶如一潭死水。很大程度上，正是當下流行的新古典“黑板經濟學”，把青年經濟學子訓練成了一個個建模高手，卻缺乏有關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常識。這就如我們在《雨人》《自閉歷程》《我是山姆》《馬拉松》《我的名字叫可汗》《地球上的星星》《守望的天空》《海洋天堂》中看到的自閉癥患者，他們往往具有特異的才能，在適當場合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并由此獲得大量收益。例如，具有超強記憶力的自閉癥患者甚至可以培養成賭圣，由此獲得的收益甚至可以雇傭多個正常人為之服務。問題是，如果社會充斥了自閉癥患者，那么，社會就會被割裂成一個個孤獨的個體，就不再有熱情和歡笑，也形成不了良好的合作秩序，從而也就會導致社會的解體。很大程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正處于這種處境，它正在培養出一個個自閉癥患者，而這最終又將會解體整個經濟學。

正是基于這種認知和反思，制度經濟學、社會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文化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新學科也逐漸興起，它們逐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自閉病癥。這樣，盡管新古典經濟學還在極力維系它的正統支配地位，還在堅持理性+均衡的分析范疇，但是，正如科蘭德宣布的，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已經死亡了，我們也不能再用新古典標簽來描述當前的主流經濟學了。[27]實際上，任何現實主義經濟學者都可以清晰地認識到現代盛行的那種經濟學的弊端，有社會實踐經歷的學者更是如此。例如，斯蒂格利茨早年主要熱衷于不對稱信息下的保險、信貸、租佃、失業等抽象信息經濟學理論的探索，但自2006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后，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就加強了。同樣，以開發內生經濟增長陌生和撰寫主流宏觀經濟學高級教材聞名的保羅.羅默在就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后也發生了很大的認知轉變，他指出，宏觀經濟學研究利率、經濟衰退、失業、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經濟增長等大事件，但顯然，幾乎沒有人能夠成功預測經濟大蕭條，因為迄今為止的宏觀經濟學本身就是胡說八道。[28]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旦保羅.羅默獲得了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經濟學人又開始大肆推崇他開創平衡經濟增長模型的意義。但試問：保羅.羅默的模型對提升社會認知又有何貢獻呢？甚至說，他提出的東西連假說也算不上呀！因為假說畢竟是沒有被證偽而有待進一步檢驗的，而平衡增長說卻沒有任何現實性，也一直在為現實所證偽。同時，保羅.羅默的平衡增長模型承襲索洛模型的思路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完全歸結為技術的演化，至多引入知識和創意來解釋規模報酬遞增，從而倡導政府對科研、教育增加的投入。但是，無論是報酬遞增還是全要素生產率體征根本上都是體現為總體生產力，而這又源于更為合理的分工（分工的深化和廣化），進而合理的分工又關涉到社會制度（包括組織結構以及文化倫理等）的變革。顯然，這些已經為古典經濟學家所高度關注，但現代主流經濟學出于構建數理模型的目的卻將這一明顯且根本性變量丟棄了，進而也就丟棄了人類知識的寶貴遺產。

由此可以反思中國經濟學的現狀：盡管中國經濟學人大都熱衷于社會熱點關注和應用政策研究，而新古典經濟學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已經在西方社會遭到了激烈批判并處于衰落之中，但是，中國經濟學人卻將之捧若至寶而大肆引進。更不要說，當前中國社會經濟情形與歐美諸國存在很大的不同：它更需要關注和解決現實問題，更需要走問題導向的跨學科交叉研究道路；但是，中國經濟學人卻如此熱衷于照搬主流經濟學教材中的方法導向研究，大肆從事抽象的數理模型構建和定量分析。正因如此，這種“黑板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所造成的惡果更為嚴重。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國的那些經濟研究論文根本上是無意義的：（1）從事計量實證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對現實社會環境作正確的理解，從而那些實證分析往往是非常牽強附會的而根本無助于預測或指導實踐，從而表現為“下不著地”；（2）從事數理經濟學的那些人士根本無力在數理邏輯或模型構建上所有創新，而往往是機械地搬用（最多是對變量做些調整）西方學界的數理模型，從而表現為“上不入天”。既然如此，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學生們又一次走出了“黑板經濟學”課堂的今天，那么，中國的青年經濟學子又有何反應呢？

不可否認，隨著“黑板經濟學”缺陷的逐漸暴露，中國一些學者也提出了反思，并倡導“上天著地”式研究。問題在于，流行的所謂“上天著地”式研究往往被扭曲為：搬用教材中的一些理論來對具體問題進行解釋或解決，結果，這反而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更嚴重的惡果。例如，有人利用供求規律或激勵理論來倡導提高高校學費，或者基于“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來進行教育產業化改革，結果就造成了社會新的不公平。究其原因，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導向思維往往靜態地看待問題，看不到現實的異化；相反，制度的優化和改進需要全面地認識現狀的危害及其產生原因，這就是基于從本質到現象研究路線的“上天著地”思路。一般地，這種思維強調，我們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維，不斷深化對現象背后的本質及其內在結構和作用機理的認知，提高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因此，研究過程中就不能簡單地局限于利用某單一理論對現象進行分析或解釋，而是應多視角地把相互聯系的社會現象作為一個整體來作全面剖析，基于各種理論的契合而提煉出更具一般性的理論體系。

（二）中國經濟學界如此沉悶的根源

經濟學的現實主義發展需要走知識契合的道路，但這一研究取向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卻遇到極大的阻礙。究其原因，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個不同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往往簡單地基于“主義”的立場來看待學術，從而也就缺乏起碼的學術交流、對話和尊重。結果，基于知識反思和契合的研究路向就面臨著這樣的困境：（1）它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不能被當前甚囂塵上的“主流”們所青睞；（2）它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又不能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盛行使得青年學子們更是迷戀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從而對那些反思的聲音要么是故作不理不睬，要么就是竭盡嘲諷之能事。事實上，自“后-我向思考”運動興起之初，賈根良教授就一直保持跟蹤并作了系列的介紹，但似乎沒有幾個學人感興趣。即使這次在2008年經濟危機下的哈佛大學學生罷課事件在西方社會得到廣泛報道，但中國經濟學界卻依舊像一潭死水，青年學子依然毫無反應。由此，我們就需要思考：為何出現這種現象呢？

一般地，中國經濟學界的沉悶情形可以從如下幾方面得到說明。第一，中國經濟學人往往具有根深的崇洋心態：對國外經濟學者往往采取一種仰視的態度，稱之為“大師”或“泰斗”；相反，對中國經濟學人則采取犬儒主義態度，把任何批判和質疑都視為是一種“自傲”和“不自量力”。第二，中國社會還缺乏獨立的人文思想這一“道統”：那些與政治需要不符的思想往往會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壓制，甚至根本就無法發表；相反，承襲西方的主流范式尤其是數理范式則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學術壓制，因為這體現了與國際接軌的前沿研究，數學邏輯更是中立的。第三，中國經濟還處于增長周期，較好的經濟形勢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人們對其理論基礎的批判，而稍縱即逝的經濟機會也使得大多數經濟學人熱衷于去把握現實機會而不是理論批判；相反，西方經濟學子之所以起來反對主流經濟學，因為這種理論指導下所引發的經濟危機明顯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第四，中國的市場經濟遠遠不是完全競爭的，不同崗位的收益相差極大，而進入具有高收益的財經崗位往往依賴于文憑之類的“敲門磚”；為此，經濟學專業的學子往往熱衷于獲得這樣的“敲門磚”，而不在乎是否真正學到了知識，提高了認知。很大程度上，前兩者反映了崇洋主義、媚俗主義的學術精神，而后兩者則反映了功利主義和務實主義的人生態度；兩者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經濟學人熱衷于追隨主流學術，熱衷于模仿數理經濟學的形式，而鮮有時間和精力對這種范式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質疑。

事實上，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很少有經濟學人能夠且愿意對社會科學各分支以及經濟學眾流派的學說進行系統梳理以及對相關知識進行契合并由此對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理論展開系統審視和批判。這些經濟學人往往不僅會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各類學術宗派所排擠，而且還要受到政治的以及社會的各種壓力；結果，這類學人往往淪為李商隱、蘇東坡之屬，處于悲哀的生活境遇和邊緣的學術地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學界當然也就難以有真正的學術探究，相反，盛行的大多是那些最大程度地利用現有學術規則以牟取私利的學術蟑螂。[29]特別是，由于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話語權基本上都為一些功利主義的海歸經濟學人所掌控，他們傾向于制定一系列的學術獎懲制度來推行現代主流經濟學范式，只要那些遵循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思維和分析范式的數理文章才得到認可，乃至形成了居絕對支配地位的新古典主義中心觀。在這種游戲規則下，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會撰寫為主流認可的文章。博蘭寫道：

【“如果你想得到終身職位或提升，你就應試圖在有地位的雜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數學為基礎的經濟學的雜志——上發表你的論文。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永遠不要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實性或者怎樣你才有可能發現你的模型的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類問題而冥思苦想。”[30]】

在某種意義上，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思潮類似于文化上的西方社會中心觀：西方社會中心觀以西方社會的行為、制度和文化來審視乃至排斥東方的行為、制度和文化，而新古典主義中心觀則以新古典主義的思維和理論來審視乃至排斥其他經濟學流派的思維和理論。不過，當前的買辦學術比以前的買辦文化更為強盛，以致新古典主義中心觀似乎更為偏激；同時，以前也不是所有學者都盲從于西方文化，相當一部分學者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從而對當時日益盛行的買辦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關于這一點，我們可從當年胡適的主張及其所面臨的批判中略見一斑。胡適是文化西化的主要倡導者，他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重點也就在于：以西方的邏輯思維來否棄儒家文化的合理性。這種學術取向和學術態度盡管為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卻遭到金岳霖、陳寅恪、錢穆、牟宗山等大儒的強烈批評。

例如，錢穆批評說：“適之提倡新文化運動，其意不在提倡專門，凡屬中國舊學，逐一加以批評，無一人一書足資敬佩”，結果，“其所假設者，似僅為打倒孔家店，中國文化要不得。一意廣泛批評，即其小心求證矣。至民主科學兩項，究當作何具體之開創與設施，則初未之及”，[31]于是，吃鴉片煙、裹小腳等都成了胡適證明“中國文化落后”的“小心求證”了。同樣，金岳霖也寫道：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商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在工商業那樣發達的美國，競爭是生活的常態，多數人民不免以動作為生命，以變遷為進步，以一件事體之完了為成功，而思想與汽車一樣也就是后來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見，所以注意效果，既注意效果，則經他的眼光看來，樂天安民的人難免變成了一種達觀的廢物。”[32]顯然，當前那些海歸經濟學人的學術傾向也是：大膽假設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是對的，然而“小心”地找一些數據來加以“證明”。其實，即使我們承認中國文化存在不足，合理的研究取向也應該是努力去探索這種文化形成的機理以及發展中的偏差，從而可以吸收其精華而去其糟粕，而不能簡單地全盤照收或全盤否定；這種研究取向和態度也是正確對待現代經濟學理論應有的取向和態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理論，從而促進理論的實質進步。

四、結語

馬歇爾很早就指出，

【“經濟學必須遵循日常生活的實踐”，“經濟學的理論必須用大家所明了的語言來表達；所以，經濟學必須力求使它自己與日常生活中慣用的名詞相合，而且在可能范圍內必須像平常所用的那樣來使用這些名詞。”[33]】

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刻意地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術語名詞和數學符號，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提高進入經濟學的門檻，其結果就是，經濟學與社會大眾以及其他社會科學日益相割裂，最終蛻變成一種“我向思考”的經濟學。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內部各流派之間往往在政策上存在很多分歧，但它們的基本社會哲學觀是一致的，相應地的基本理論前提也是共通的。布依特就指出，新古典經濟學和信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都信奉“完全市場范式”，都認為“不管發生什么不測事件，他們認定市場始終是存在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違約、破產和倒閉是不可能的’。”[34]不過，隨著“黑板經濟學”的弊端在社會實踐中日益暴露，隨著它在經濟預測和社會實踐中遭遇越來越多的失敗，西方社會就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人以及青年經濟學子起來尋求改變，以致每一次重要事件的發生都會引發類似哈佛學生罷課事件之類的事件。

很大程度上，由于對數學工具和形式邏輯的推崇，現代主流經濟學內含的思維和理論缺陷早已暴露無疑了。塞利格曼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指出，“從總體上看，今天經濟學各個流派都過于關注形式主義的技術特性的，能夠為政策制定提供指導的理論非常少。往往只有在經濟危機發生時，才會有人提出與現實有關的理論，這實在是一件相當奇怪的事情。勉強地說，這或許也算地上一個小小的安慰，但是難道我們真的就應該坐等經濟危機一再地重復發生嗎？”[35]勞森則提出這樣四個論題：“論題1：當前，學院派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傳統或正統派統治著，其實質是一味堅持數學演繹主義建模方法”，“論題2：這個主流理論已處于不很健康的狀態”，“論題3：主流理論之所以表現如此差勁，是因為數學演繹主義方法正在被應用于不適合它的情況”，“論題4：與其雄心相反，現在主流理論主要起到了限制經濟學獲得其潛在（卻真實）的理論解釋力和作為自然科學的科學性”。[36]為此，數理經濟學家哈恩等也強調，經濟學的中心將從數理經濟學轉向其他領域，將會更為關注具體的社會現實問題。[37]

然而，盡管現在主流經濟學作為科學的信譽在西方也已遭受越來越大的質疑，但中國經濟學人卻依舊在大肆照搬這種新古典的主流范式?；羝孢d說，

【“政黨危機的風暴在外部世界肆行無忌的時候，整體經濟理論的擁護者們卻還在用一個并不存在的世界的‘模型’玩著機巧的但是無用的游戲。”[38]】

這句話固然適用于西方經濟學的總體情形，但顯然更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寫照。之所以如此，中國經濟學人深受功利主義和傳統智慧的雙重束縛，而無論是功利主義還是傳統智慧都促使中國經濟學人追慕西方的主流，與主流一致才會帶來認可，才會帶來利益。顯然，正是這種學術取向導致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化和一元化，從而嚴重窒息新思想的出現和成長，嚴重制約學說理論的發展。加爾布雷思就強調：

【“經濟學的缺陷不在于創新性的錯誤，而在于人云亦云的陳詞濫調。這些陳腐的觀點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便利已經被神圣化。任何人要想挑戰這類理念似乎都需要有自信，甚至還需要具有挑戰性”。[39]】

最后，中國經濟學的僵化和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又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精神有關。只有廣博的知識結構，才能充滿自信地對弊端日益凸顯的主流范式發起挑戰；只有高度的學術理念，才會積極自愿地對弊端日益凸顯的主流范式發起挑戰。懷特海曾經說，在中學階段，學生應該伏案學習，而在大學，他該站起來四面張望。但是，在當前中國高等經濟院校，大多數經濟學人卻缺乏學術反思和批判精神，而熱衷于學術的“照搬主義”，乃至整個經濟學界日益陷入一種缺乏否定的單向度狀態。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又源于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和學術制度的激勵：出身數理的海歸經濟學人掌控中國經濟學話語權并逐漸取得了經濟學刊物和經濟院系的行政崗位，為了控制學術話語權，他們設立了一系列獎懲制度來激勵青年學子在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而不是使用自己最為熟悉的中文，這樣，青年學人就不得不選擇數理經濟學的研究道路，不得不遵從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式；相應地，中國經濟學界就形成了一股自我強化的主流化效應，中國經濟學論文的形式化取向更為嚴重，并與本國的現實需求更加脫節。

[①] Clark, R.S., 1977,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10.

[②] Hesse M. B., 1955, 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88.

[③] 波蒂特、詹森、奧斯特羅姆：《共同合作：集體行為、公共資源與實驗中的多元方法》，路蒙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④] 霍奇遜：《演化與制度：論演化經濟學和經濟學的演化》，任榮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⑤] 斯基德爾斯基：《重新發現凱恩斯》，秦一瓊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頁。

[⑥] An Open Letter to Greg Mankiw by Concerned Students of Economics 10，Monthly Review, 2011-11- 3.

[⑦] 朱富強：“哈佛學生為何罷曼昆的課”，《社會觀察》2011年第12期。

[⑧] 森：《正義的理念》，王磊、李航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4頁。

[⑨] 圖爾：《自由抉擇的經濟：政治經濟學的規范理論》，方敏譯，華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⑩] 科茲納：《市場過程的含義》，馮興元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頁。

[?] Shackle G.L.S., 1972,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

[?]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 Leontief W., 1982, Letter in Science, 217(9):104.

[?] 朱富強：“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克拉克獎的得主盛名難副”，《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10年第1期。

[?] 麥克洛斯基：“經濟學專業的修辭”，載麥克洛斯基等編：《社會科學的措辭》，許寶強、劉健芝、羅永生等編譯，讀書.新知.生活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153頁。

[?] “后我向思考”經濟學網站的扉頁，http://www.paecon.net/.

[?] 以上參見“后我向思考”經濟學網站的扉頁，http://www.paecon.net/.

[?] Samuelson P.A., 1960, American Economics, In: Freeman R.E., (Eds.),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S., New York: Harper. pp. 1652-1653.

[?] 克魯格曼：“經濟學家如何錯得如此離譜？”朱富強、安苑譯，《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9年第6期。

[?] 瓊.羅賓遜：《經濟哲學》，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53-154頁。

[21] 希爾和邁亞特：《你最應該知道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荒謬》，夏愉譯，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

[22] 希爾和邁亞特：《你最應該知道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荒謬》，夏愉譯，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23] “Opening Up Economics:A Proposal By Cambridge Students”，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Camproposal.htm.

[24] “The Kansas City Proposal”，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KC.htm.

[25] 圖爾：《自由抉擇的經濟：政治經濟學的規范理論》，方敏譯，華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頁。

[26] 加爾布雷思：《富裕社會》，趙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27] Colander D., 2000,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22(2): 127-124.

[28] Kein Drum, 2016, Famous Economist Paul Romer Says Macroeconomics Is All Bullshit , http://www.motherjones.com/kevin-drum/2016/09/famous-economist-paul-romer-says-macroeconomics-all-bullshit.

[29] 朱富強：“‘蟑螂性生存’還是‘優勝劣汰’？基于現實收入分配之決定機制的思考”，《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12期。

[30] 博蘭：《批判的經濟學方法論》，王鐵生等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頁。

[31]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序。

[32] 轉引自馮友蘭：《馮友蘭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頁。

[33]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卷），朱志泰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1頁。

[34] 斯基德爾斯基：《重新發現凱恩斯》，秦一瓊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

[35] 本.塞利格曼：《現代經濟學主要流派》，賈擁民譯，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頁。

[36] 勞森：《重新定向經濟學》，龔威譯，中國書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

[37] 伊東光晴：《現代經濟的蛻變》，鄭海東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38] 霍奇遜（本書譯為霍奇森）：《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于樹生和陳東威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4頁。

[39] 加爾布雷思：《富裕社會》，趙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朱富強，察網專欄學者，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本文原載《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