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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展全局的高度，抓住“關系”、“矛盾”和“問題”等關鍵環節，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問題的多方面探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探索。

1956年3月，毛澤東立足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審時度勢，從歷史、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上，對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局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問題作了闡釋。他指出：“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一個月后，毛澤東再次提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提出了以“第二次結合”為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獨立思考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大課題。

“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 是毛澤東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就提出的重要思想。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以經濟建設和經濟關系問題為中心論題，從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總體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國防建設、黨的建設、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等方面問題作出全面探索，這也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基本方法和視界。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這三個方面的“獨創性的觀點”，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三大理論結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在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進程中的理論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偉大貢獻。

從新時期開始到黨的十八大的召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時期。歷史從哪里開始，理論發展和創新也從哪里開始。以生產力問題的探索為起點，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為基本理論，以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研究為主要內容，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為探索目標，刻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的內在統一性。

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當代詮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標志。鄧小平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的。”要把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結合起來，鄧小平指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講全”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結合的問題，這也就抓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問題。

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最顯著的成果，也成為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最基本的理論：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為基點，才能搞清和把握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增強對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基本特征和本質關系的認識；才能搞清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根本性質，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和根本目標；才能搞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布局和經濟關系多樣性的現狀，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綱領的本質規定；才能搞清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選擇的內在要求，明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和目標；等等。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對社會經濟關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研究，同對社會生產力要素的結合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是分不開的。因此，“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

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理論的視閾，緊緊扣住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的水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實踐發展和理論探索提供了“可靠的根據”。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適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話”。鄧小平認為，這些“新話”給人以“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初稿”的印象，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在論及這一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在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初步探索的要點有九。

一是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發展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為對象的，是以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為實踐路徑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基本特征的。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對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象探索的深化。

二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整體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發展和完善的研究為主線，以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研究為展開內容，形成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整體研究。

三是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為理論基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確立的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視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根據”。

四是“剝離下來”和“結合起來”的方法論要義。在經濟思想史上，抽象的經濟范疇的形成，大多經歷了“極其艱難地把各種形式從材料上剝離下來并竭力把它們作為特有的考察對象固定下來”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剝離下來”就是要離析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依附關系，從資本主義經濟中“剝離”出市場經濟這一具有體制性規定的抽象范疇；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使全社會充滿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以“剝離開來”為離析、抽象過程，以“結合起來”為綜合、具體化過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諸多理論形成和發展的方法論要義。

五是經濟改革論。“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根本上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創新問題。

六是基本制度論。“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堅實的、可靠的制度保證。加快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和發展，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七是市場經濟論。黨的十四大之前，經歷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等體制的選擇。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作出了初步探索；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基本框架；從黨的十五大到十六屆五中全會，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創新，使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黨的十七大以后，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八是科學發展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關注中國經濟的發展問題。從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到“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等，體現了對發展問題的深邃見解。發展是第一要義、以人為本是核心立場、全面協調可持續是基本要求、統籌兼顧是根本方法，科學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題。

九是對外開放論。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開放的實踐和理論。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實現自主發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續寫“第二次結合”的新篇章中，緊密結合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實踐，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的發展，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的境界。

2014年7月，在對經濟新常態“大邏輯”的闡釋中，習近平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要著力于“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的實際，習近平強調：“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適應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新形勢出發，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2016年7月，習近平再次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話，深刻把握了“第二次結合”的理論特征和精神實質，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依循。

“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并不排斥國外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對待異樣和異質經濟學理論采取了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之處，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之處。習近平指出：“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我們要堅持去粗存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的內容，對其中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而拒絕予以研究和借鑒。但在學理依循上，“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

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有過兩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第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主題的講話中提出的；一次是在黨的十九大之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這兩次概括互為一體，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最新成果，開拓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習近平首次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拓新作了六個方面的概括：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堅持新發展理念；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四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六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最初概括中，突出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重要理論。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二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 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我們的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最初概括中，還突出了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理論。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特點和趨勢更加顯著，對外開放要著力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

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新概括，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提出了七個“堅持”的理論要義，提升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境界。

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對我們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升華，是對我們推動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總結，要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而初步形成的推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制度體制框架，就是新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的現實根據。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理論，在本質上就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在根本上就是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人民至上論”和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論”，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在不斷解決好處理好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堅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經濟發展新常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大理論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關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支柱。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理論，強調準確把握經濟新常態發展的新特點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規律，準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

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提出兩個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的問題：一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要“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二是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系問題上，核心問題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關鍵問題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 在根本上，就是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其要義在于：要從供給端發力，促進產業優化重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要在需求端著力，在對總需求的規模、結構、質量變化的把握中，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有效的反作用；要發力于供給的結構性改革又著力于需求的結構性調整；要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又要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社會生產關系。

堅持問題導向和堅持正確工作策略，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在根本上就是要強化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訴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基本方法。

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在根本上，就在于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這兩次概括，有其內在統一性，共同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共同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也共同合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晶。

黨的十九大以來，面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要求，以堅定不移地推進新發展理念為主導，進一步形成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理論，拓新了習近平新時代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進一步升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