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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發展和創新（下）

點擊：作者：李捷來源：《湘潭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發布時間:2019-02-09 08:43:48

【摘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堅持、發展和創新了毛澤東思想。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從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是從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到全面從嚴治黨；三是從讓馬克思主義占領意識形態陣地到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四是從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五是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所以能實現這種堅持、發展和創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善于運用問題導向、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以人民為中心、辯證思維、知行合一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實現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取得新飛躍的根本要訣。全文共六個部分，以下為第四至六部分。

四、從構建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到構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一直高度關注理論創新。他曾經說過，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因此，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寫出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毛澤東未竟的夙愿。盡管如此，毛澤東對此仍做出了重要理論貢獻。

最為著名的，便是毛澤東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論十大關系》首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基本方針的指導下，毛澤東概括提煉并深刻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在這十個關系中，前面六個關系都屬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在當時，能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有如此清晰認識的，毛澤東當屬第一人。

另一篇著名著作，就是毛澤東1957年2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論述經濟建設問題，但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做出了三個極其重要的貢獻。一是深刻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文章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二是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問題。文章還指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但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三是提出了統籌兼顧的思想。文章強調，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一切工作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

再就是在開始覺察“大躍進”的問題之后，通過領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進行的集中反思和總結。擇其要者有:（一）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劃分階段的問題，認為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二）提出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為社會主義服務。（三）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注意搞好綜合平衡。（四）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以農、輕、重為序，中國要走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的道路，進一步發展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在改革開放中，一個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成功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由此引發出一系列從思想觀念到體制機制再到具體實踐的革命性變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加強了對西方經濟理論及其體制機制的系統研究和吸收借鑒，但也出現了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面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及其經驗、全盤肯定西方經濟學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偏向，以致出現許多奇談怪論和社會現象。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頭批駁新自由主義思潮，帶頭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價值，帶頭糾正食洋不化的錯誤傾向，從根本上端正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他還充分肯定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成果，指出：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在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發展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把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高度。其突出貢獻是:

第一，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在經濟工作中強調堅持全面領導，為的是徹底糾正黨的領導被虛化弱化的錯誤傾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正是有了黨的堅強領導，有了黨的正確引領，中國人民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F在，我們已站上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開啟了新的奮斗征程，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知還要爬多少坡、過多少坎、經歷多少風風雨雨、克服多少艱難險阻。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完成光榮艱巨的歷史使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從根本上講還是要靠黨的領導、靠黨把好方向盤。

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要從全局和戰略高度，著眼于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發展方向，及時提出政策措施，不斷把發展向前推進。要加強黨委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制度化建設，完善黨委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定期分析經濟形勢、研究重大方針政策的工作機制，推動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各級黨委要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領導，強化重大事項的決策權、監督權，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世所罕見的巨大成就，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夠大幅度提升，都同我們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我國，黨的堅強有力領導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和發展我們的政治優勢，以我們的政治優勢來引領和推進改革，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好發展。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確保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我們黨要帶領13億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觀念、體制、方式方法，不斷提高黨把握方向、謀劃全局、提出戰略、制定政策、推進改革的能力，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為發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切實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使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完善、執政體制更加健全、執政方式更加科學、執政基礎更加鞏固。要加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制度化建設，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強黨領導經濟工作專業化能力，強化輿論引導工作。

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強調在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為的是徹底糾正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見物不見人”“顧錢不顧人”“唯GDP”等錯誤觀念和做法。習近平總書記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從根本上回答了“為了誰”的問題，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生動體現，是共產黨人始終堅守的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部工作中都要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們一開始就使改革開放事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改革開放積累了豐富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沒有人民的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中國要飛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億人民的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遇到關系復雜、難以權衡的利益問題，要認真想一想群眾實際情況究竟怎樣？群眾到底在期待什么？群眾利益如何保障？群眾對我們的改革是否滿意？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及時總結群眾創造的新鮮經驗，充分調動群眾推進改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最廣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來，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進。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就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最終要落實到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我們要不斷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頭，把改革發展責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上，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實踐要求，著力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更高水平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就要堅持由人民群眾評判，把人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檢驗工作的第一標準，一切工作的成敗得失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根本標準。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最能衡量我們工作的長短優劣。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堅持群眾標準、由群眾來評判，不能走過場，必須具有約束力。無論是制定政策、出臺規范，還是評選評比、考核表彰，都要注重群眾評價，增加群眾的話語權、評判權，不能關起門來搞自我評價、自我認可。要經?？匆豢垂ぷ魇遣皇前凑杖罕姷囊笤谡归_，看一看有哪些措施和辦法還需要改進，讓群眾真滿意而不是“被滿意”，使黨和人民事業始終體現群眾意愿，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的檢驗。

第三，堅持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各方面的情況都不允許再按照原有的理念和方式繼續下去。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集中體現了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更通俗地說，高質量發展，就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推動高質量發展，對于我國發展全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發揮了很大作用，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步伐，但現在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來做，不僅國內條件不支持，國際條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續的。有關研究表明，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球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十幾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那些取得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就是在經歷高速增長階段后實現了經濟發展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國家和地區，就是沒有實現這種根本性轉變。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上升不是線性的，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通過高質量發展，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實現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循環通暢，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和空間布局比較合理，經濟發展比較平衡，不出現大的起落，逐步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現在，中國經濟的體量已不可同日而語，集聚的動能是過去兩位數的增長都達不到的。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和不少困難，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前進中必然出現的階段性現象，對這些問題和矛盾，我們正在著力加以解決，并不斷取得積極成效。我們堅定向前發展的決心不會動搖。

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和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不容易，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實現。一方面，必須跨越非常規的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特有的關口，要著重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這個關口特別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關口過不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會失去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必須跨越常規性的長期性的關口，大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特別是要凈化市場環境，提升人力資本素質，增強國家治理能力。這個關口過不去，提前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就會落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就難以實現。要增強跨越關口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統籌做好跨越關口的頂層設計，把各項工作做好做實。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實踐告訴我們，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進程，發展環境不會一成不變，發展條件不會一成不變，發展理念自然也不會一成不變。

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發展理念搞對了，目標任務就好定了，政策舉措跟著也就好定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我們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的問題。我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為此，我們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人才作為支撐發展的第一資源，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我國發展不協調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區域、城鄉、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關系上。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的主要任務是要跑得快，但跑過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調整關系，注重發展的整體效能，否則“木桶效應”就會愈加顯現，一系列社會矛盾會不斷加深。為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是當今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我國在這方面的潛力相當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問題十分嚴峻，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干凈飲水、安全食品、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新貢獻。

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的問題。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引進來、走出去在深度、廣度、節奏上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總體上還不夠高，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還不夠強，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運用國際經貿規則的本領也不夠強，需要加快彌補。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對外貿易布局、投資布局，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

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追求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共產主義社會將徹底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體現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這方面問題解決好了，全體人民推動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能充分調動起來，國家發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偉力。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實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這五大發展理念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要統一貫徹，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個發展理念貫徹不到位，發展進程都會受到影響。要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第四，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以黨的十八大為標志，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經濟建設毫無疑問依然是黨的中心工作，但是著重點已經從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增長轉變為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是保持戰略定力的基點，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要長期堅持。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要穩扎穩打，步步為營，鞏固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促進經濟社會大局穩定，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要著力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守住金融安全、民生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底線，確保經濟社會大局穩定。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積極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問題導向，勇于突破創新，敢于啃硬骨頭，以改革促發展、促轉方式調結構、促民生改善。穩和進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兩者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要統籌各項政策，加強政策協同。

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壓縮一般性支出，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強化實體經濟吸引力和競爭力，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強化創新驅動，發揮好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的合理增長。社會政策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的問題，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擴大對外開放，大幅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擴大開放，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要加強預期引導，提高政府公信力。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深入細致地做好社會托底工作，擴大人民群眾獲得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堅持蹄疾步穩地推進改革。推進改革膽子要大，但步子一定要穩。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則要穩扎穩打。只要經過了充分論證和評估，只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該干的還是要大膽干。同時也要看到，膽子大不是蠻干，必須穩妥審慎，三思而后行。對于一些攻堅難度大的改革，不要想象著一招制勝、立竿見影，需要久久為功、持續用力方能見效。立足全局、結合實際，堅持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改革，集中力量先推具有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舉措，夯基壘臺、立柱架梁，做到重大改革舉措系統配套，然后集中力量一項一項抓好落實，確保改革穩步有序推進。

貫徹落實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過程，也是在新形勢下全面提升黨領導發展的能力和水平的過程。我國發展領域不斷拓寬、分工日趨復雜、形態更加高級、國際國內聯動更加緊密，對黨領導發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無論是分析形勢還是做出決策，無論是破解發展難題還是解決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都需要專業思維、專業素養、專業方法。那種習慣于拍腦袋決策、靠行政命令或超越法律法規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已經很難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要更加注重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分析和預判，完善決策機制，注重發揮智庫和專業研究機構的作用，提高科學決策能力，確保制定的重大戰略、出臺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觀規律。要更加自覺地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依法治理經濟，依法協調和處理各種利益問題，避免埋釘子、留尾巴。要發揮政治優勢，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群眾工作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及時了解群眾利益訴求，及時解決群眾思想認識問題和現實利益問題。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加強調研思考，加強實踐歷練，增強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社會發展規律、自然規律的能力，努力成為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家里手。

第五，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處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交匯處，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做出的重大戰略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呈現出以下九個方面的典型特征與發展趨勢。

一是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現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采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二是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于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三是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現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四是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并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五是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六是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現在正逐步轉向以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七是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八是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癥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九是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地進行宏觀調控。

通過深入分析這些趨勢性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以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是我們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做出的重大判斷。從歷史長過程看，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這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全面認識和把握新常態，需要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審視我國發展。從時間上看，我國發展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今天的新常態是這種大時期更替變化的結果。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這些重大判斷的做出，為進一步做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出現新變化的重大政治判斷鋪平了道路。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表現出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特點，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以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要看到，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加快改革創新，抓緊做好工作，就能順利過關。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理論上做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認識新常態上，要準確把握內涵，注意克服幾種傾向。其一，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有人問，新常態是一種好狀態還是一種壞狀態？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種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我們要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其二，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裝。新常態主要表現在經濟領域，不要濫用新常態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態”，什么文化新常態、旅游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現象都歸入新常態。其三，新常態不是一個避風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難做好的工作都歸結于新常態，似乎推給新常態就有不去解決的理由了。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第一，做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第二，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提出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第三，貫徹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發揚釘釘子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黨中央對經濟形勢做出的重大判斷、對經濟工作做出的重大決策、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做出的重大調整，經受了實踐檢驗，是符合實際的。在此基礎上，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要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

這里特別要注意劃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界線。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做出抉擇。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需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比如，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國內龐大的市場沒有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事實證明，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當前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需求管理邊際效益不斷遞減，單純依靠刺激內需難以解決產能過剩等結構性矛盾。因此，必須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信貸結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第二，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等，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堅持創新驅動，注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第三，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要做好為企業服務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利益，提高企業投資信心，改善企業市場預期。要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要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加強統籌協調，調動地方積極性，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抓好改革舉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斷見到實效，使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第五，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要更好地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第六，堅持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我國40年來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改革開放。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作為。我國改革開放歷經40年的偉大實踐，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隨著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矛盾越大，問題越多，越要攻堅克難、勇往直前。越是艱險越向前，可以說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改革進程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自強不息、自我革新，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

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因此，必須加強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規劃指導。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圍繞這一總目標，必須做到“六個緊緊圍繞”密切配合。

一是在推進經濟建設和改革上，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二是在推進政治建設和改革上，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三是在推進文化建設和改革上，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四是在推進社會建設和改革上，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五是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改革上，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六是在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上，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

在這六個緊緊圍繞中，經濟建設始終居于中心地位。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茖W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這兩個定位是前后銜接、繼承發展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絕不是改弦更張，必須長期堅持以下成功實踐和重要經驗。一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的正確方向；二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三是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四是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要學習和掌握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的觀點，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要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同時，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地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要學習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我們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面矛盾，并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我們強調不能簡單地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出化解產能過剩，提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等等，都是針對一些牽動面廣、耦合性強的深層次矛盾的。面對復雜形勢和繁重任務，首先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又要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

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善于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系，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要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看形勢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要加強調查研究，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經濟巨輪才能頂住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風險，才能頂住世界經濟長期低迷造成的持續下行壓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五、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自強，始終是毛澤東的夙愿。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時，他又強調：“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強，自己有辦法，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然后國際與國內各方助我力量，方能發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險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提出：“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工業化建設順利起步之際，毛澤東又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轉眼到了毛澤東所說的21世紀。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人類文明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和平、發展、進步的陽光足以穿透戰爭、貧窮、落后的陰霾。另一方面，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貧困、失業、收入差距拉大。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加快演變的歷史性進程之中，人類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戰爭和沖突的陰影之下，很多老人、婦女、兒童依然飽受饑餓和貧窮的折磨。氣候變化、重大傳染性疾病等依然是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開放還是封閉，前進還是后退，人類面臨著新的重大抉擇。

要解決這個困惑，首先要找準問題的根源。有一種觀點把世界亂象歸咎于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曾經被人們視為“阿里巴巴的山洞”，現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當然，我們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當世界經濟處于下行期的時候，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變小了，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受到壓力和沖擊。反全球化的呼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足，值得我們重視和深思。

從哲學上說，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為事物存在優點就把它看得完美無缺是不全面的，因為事物存在缺點就把它看得一無是處也是不全面的。經濟全球化確實帶來了新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把經濟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讓它更好地惠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問題，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思路。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

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世界經濟長期低迷，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問題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經濟領域三大突出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一是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世界經濟增速處于7年來最低水平，全球貿易增速繼續低于經濟增速。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尚在推進。世界經濟正處在動能轉換的換擋期，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術雖然不斷涌現，但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世界經濟仍然未能開辟出一條新路。

二是全球經濟治理滯后，難以適應世界經濟新變化。前不久，拉加德女士告訴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過去數十年，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深刻演變，而全球治理體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夠。全球產業布局在不斷調整，新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日益形成，而貿易和投資規則未能跟上新形勢，機制封閉化、規則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場需要增強抗風險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機制未能適應新需求，難以有效化解國際金融市場頻繁動蕩、資產泡沫積聚等問題。

三是全球發展失衡，難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中寫道，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產生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包括會加劇不平等，特別是有可能擴大資本回報和勞動力回報的差距。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量超過其余99%人口財富的總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發展空間不平衡令人擔憂。全球仍然有7億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對很多家庭而言，擁有溫暖住房、充足食物、穩定工作還是一種奢望。這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一些國家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

這些問題反映出，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治理、發展模式存在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世界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增長動力不足。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與以往歷次工業革命相比，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非線性速度展開的。我們必須在創新中尋找出路。只有敢于創新、勇于變革，才能突破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瓶頸。第二，堅持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個國家都有發展權利，同時都應該在更加廣闊的層面考慮自身利益，不能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第三，堅持與時俱進，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緊迫性越來越突出，國際社會呼聲越來越高。全球治理體系只有適應國際經濟格局新要求，才能為全球經濟提供有力保障。第四，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發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讓發展更加平衡，讓發展機會更加均等、發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發展理念和模式，提升發展公平性、有效性、協同性，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實現全球范圍平衡發展。

全球治理，要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一，我們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世界的前途命運必須由各國共同掌握。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主權原則不僅體現在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內政不容干涉，還應該體現在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應當得到維護，體現在各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實踐應當受到尊重。我們要堅持多邊主義，不搞單邊主義；要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扔掉我贏你輸、贏者通吃的舊思維。協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應該成為現代國際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導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我們要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大國與小國相處，要平等相待，踐行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

第二，我們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安全相互關聯、彼此影響。沒有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力謀求自身絕對安全，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從別國的動蕩中收獲穩定。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不是國與國相處之道。窮兵黷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要摒棄一切形式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新觀念。我們要充分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在止戰維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過和平解決爭端和強制性行動雙軌并舉，化干戈為玉帛。我們要推動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國際合作齊頭并進，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防戰爭禍患于未然。

第三，我們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2008年爆發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告訴我們，放任資本逐利，其結果將是引發新一輪危機。缺乏道德的市場，難以撐起世界繁榮發展的大廈。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局面不僅難以持續，也有違公平正義。要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打造兼顧效率和公平的規范格局。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秉承開放精神，推進互幫互助、互惠互利，共同營造人人免于匱乏、獲得發展、享有尊嚴的光明前景。

第四，我們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類文明多樣性賦予這個世界姹紫嫣紅的色彩，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樣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豐富多彩、欣欣向榮。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

第五，我們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人類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歸根結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須呵護自然，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我們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建設生態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

中國將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無論自身如何發展，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永不謀求勢力范圍。

中國將始終做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堅持走共同發展道路，繼續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自身發展經驗和機遇同世界各國分享，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一起來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將始終做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持走合作發展的道路。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將繼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國將繼續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堅定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在聯合國的一票永遠屬于發展中國家。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并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既是對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總結和升華，也是對當前世界發展難題的有力回應，為面臨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等嚴峻挑戰的國際社會和國際秩序指明了改革發展的方向。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的提出，也代表了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心聲，很快就被寫入聯合國正式文件，成為當代中國對世界的重大貢獻。這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中國正在穩健地以建設者的姿態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六、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

通過以上的分析論證，可以清晰地看出，盡管新時代與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同毛澤東思想有著一條清晰的堅持、發展、創新的紅線。之所以如此，恰恰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經歷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客觀歷史過程的集中反映。

對于毛澤東思想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來說，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所追求的，絕不僅是讓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站起來，而是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民富國強。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沒有任何經驗可資借鑒，沒有任何捷徑可資攀援，只能靠獨立自主地艱辛探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非同尋常的艱辛探索，走了很大的彎路，為后來找到一條正確道路創造了必備條件、積累了寶貴經驗。

真正找到并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由此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這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的不朽貢獻。這以后，又經過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接力發展，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越走越堅定。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一思想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節點上，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交匯處，通過堅持、發展、創新，既充分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也充分彰顯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力量。

第一，正確認識往往需要在長期實踐的比較、反復中最終取得共識并被確立起來。

實踐不是一條直線，人們的認識也不是筆直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客觀事物和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人們要形成正確的認識，往往要經過反復的實踐，有時還需要長時間的實踐，才能充分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和干擾，這些認識在實踐中展開時容易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影響和干擾，增加了認識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的難度，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比較、反復，才能在實踐過程中逐步排除各種影響和干擾，最終得到比較合乎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正因為如此，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一個正確的認識在提出之后，特別是經歷了曲折復雜的實踐之后，會受到很多人的疑惑甚至是質疑。只有經歷了更長一段時間的實踐檢驗后，人們才開始產生比較一致的認識，解除了原先的疑惑或質疑，接受其為正確的認識。也就是說，這些正確認識是在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實踐驗證之后，才被最終確立起來。

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個重大觀點，是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們黨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也因為黨的中心工作偏離了經濟建設這個根本，出現了“空頭政治”“政治取代一切”“政治沖擊一切”的錯誤，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了極大損害。顯然，只有徹底糾正這一偏差，才能使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來。然而，在糾正這一偏向時，又出現了把這一論點本身作為“左”的影響徹底放棄的偏向。只有在經歷過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政治、淡漠政治、不講政治所造成的惡果之后，完整全面準確認識這一重大觀點的條件才告成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既旗幟鮮明地講政治，又切實防止“空頭政治”“形式主義政治”，切實增強以政治意識為核心的“四個意識”，切實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加強政治建設，使政治工作貫穿到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之中，貫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環節、各領域、各方面。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也有著類似的情況和歷程。

第二，一些認識開始并不完善，需要在長期實踐中的比較、反復中才能日臻完善起來。

實踐的道路不平坦，探索的歷程充滿坎坷，也就決定了正確的認識也總是在比較、反復中形成并確立起來的。有些認識，曾經作為普遍的真理廣為認可和接受。但由于這些認識在一個時期里出現了實踐上的偏差，而在糾正這些偏差時，往往又會對這些認識所包含的真理性產生懷疑和動搖，結果又出現另外一種偏差。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過猶不及。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只有在經歷了正反兩方面的比較、反復之后，人們的認識才逐漸更加接近于真理，也更加全面起來，才能做到毫不動搖。

例如，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特別是政治方向上的領導，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也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沒有能夠很好地處理執政黨條件下的黨政關系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下，過分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造成了嚴重的以黨代政現象，黨的各級組織包辦了許多原由政府承擔的工作，致使黨組織管了不少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反而在重大問題上損害了黨的領導，并造成權力過于集中的偏向，損害了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我們黨糾正了以黨代政、權力過于集中的偏向。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又出現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的現象。在糾正了以黨代政偏向的同時，又出現了不敢理直氣壯地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的問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比較、反復，特別是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正本清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終于在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問題上糾正了偏差、撥正了航向。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全面領導，不是要以黨代政、由黨包攬一切，而是要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充分發揮黨的統領作用和協調各方的優勢，建立健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工作機制，形成“眾星捧月”之勢，切實把黨的領導落實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確保黨中央號令暢通、令行禁止。

第三，對于那些被實踐檢驗是錯誤的理論和實踐，不屬于黨的科學指導思想范疇，必須牢記歷史教訓，永不再犯。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歷史錯誤，使黨的探索歷程遭受過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是，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利益勇于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是一個對歷史、對民族、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因此，我們黨從來沒有對自己所犯的錯誤采取文過飾非、遮遮掩掩的態度，而是公開承認這些錯誤，公開檢討這些錯誤，公開糾正這些錯誤，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來彌補錯誤造成的損失，確保永不再犯。正是本著這種對歷史、對民族、對國家高度負責的態度，我們黨在糾正全局性重大歷史錯誤的過程中，形成了兩個歷史決議，一方面通過吸取教訓使錯誤的經歷轉化成為找到正確道路的寶貴思想財富，另一方面通過確立和發展正確的指導思想以及必要的制度措施來確保永不再犯類似的錯誤。正因為如此，每一次歷史決議的做出，不僅使我們黨徹底糾正了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錯誤，而且使我們黨在指導思想的發展完善上、在全黨的思想武裝和思想統一上大大地向前邁進。這種情形，可以說在整個世界政黨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完善并確立為全黨的指導地位是如此，包括鄧小平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是如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是如此。可以說，這些黨的科學指導思想越發展、越完善，在實踐中越是取得顯著的成就，我們黨就越發遠離歷史錯誤，確保這些錯誤永不再犯的道路根基、思想根基、制度根基、文化根基就越深厚、越牢固。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發展和創新為例。比如說，在強調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不能割裂、對立甚至相互否定的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兩個30年“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他指出:“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并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臨嚴重危機，就可能遇到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這樣，既尊重了歷史，更昭示了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還比如說，習近平總書記在根據當前暴露的突出問題強調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切實加強政治建設的同時，又反復強調，不能搞空頭政治和極左政治，更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搞表態政治和形式主義。這樣，既突出了面對當下的問題導向，又記取了歷史教訓。另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始終強調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發展始終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四個自信”，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些都清楚地表明，對被實踐證明是科學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一定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發展和創新，對被實踐證明屬于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則要嚴格同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絕不能也絕不會混為一談。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表現出高度的政治自覺。

第四，實現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高度統一和良性互動，必須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擺端正。

在認識客觀規律的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始終是一對休戚與共的關系。一方面，實踐出真知。理論必須以實踐為源泉，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在實踐中產生理論，又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糾正理論的偏差，不斷完善理論，并發展理論。而不能用理論去套實踐，剪裁實踐。理論離開了實踐的支撐，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一方面，科學理論對實踐起著指導作用。實踐要達到預期的目的，又必須以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因為，只有深刻地反映了實踐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才能使實踐徹底擺脫盲目性，使實踐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使實踐更加合乎規律性。因此，實踐又不能離開科學理論的指導，否則就會無功而返、一事無成，甚至會事與愿違。

由此看來，理論與實踐都具有能動性，解決的是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前者否認實踐的作用，把理論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后者否認理論的作用，把實踐的功利性作為衡量是非成敗得失的標準。這些都是錯誤的。

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我們追求的是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高度統一和良性互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必須高度重視理論的作用，增強理論自信和戰略定力，對經過反復實踐和比較得出的正確理論，要堅定不移地堅持。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就必須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擺端正，徹底同教條主義和實用主義劃清界限。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實現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發展和創新，很重要的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以下幾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色。

第一，善于運用問題導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以概念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還是以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作為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始終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與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分水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只有不懼怕問題，才能勇立時代潮頭；只有迎難而上、越是艱險越向前，才能引領時代發展方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前進道路上首先遇到的是黨內腐敗問題，黨的領導弱化虛化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失語、失聲、被邊緣化的問題等等。正是在這些根本原則問題上、大是大非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勇于發聲亮劍，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勇氣和膽識，徹底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攔路虎”“絆腳石”，才能夠標本兼治、正本清源，調正了中國巨輪的航向。在開創并引領進入新時代的過程中，不但開創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嶄新局面，也實現了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發展和創新。

第二，善于運用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歷史既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更是認識現實與未來的一把鑰匙，運用得好可以起到以史為鑒、資政育人的作用。但是，歷史并非自然而然地起到這樣的作用，而是必須依靠正確的歷史觀。錯誤的歷史觀，包括歷史虛無主義在內，往往是以割斷歷史為基本特征的。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為了解決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方向性問題，首先就以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30年入手，進而拓展到如何看待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如何看待社會主義世界性發展的全部歷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地位的聯系，從根本上端正了人們對黨的發展史、民族發展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認識，從而為開創新時代、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鋪平了道路。在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也是不能繞過的重要課題，就是正確對待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產。毋庸諱言，在這份政治遺產中，既有如何對待和吸取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教訓的問題，更有如何繼承和堅持被實踐檢驗是正確的理論與實踐。正因為如此，面對如此嚴肅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本著對歷史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國家長治久安負責的態度，是教訓就牢牢記取，是經驗就毫不動搖地加以堅持，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創造性地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提高歷史思維能力，就要加強對中國歷史、黨史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世界歷史的學習，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認清歷史趨勢，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地走向未來。

第三，善于運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長期以來，那種“唯GDP”“見物不見人”的扭曲了的錯誤發展觀一直盤桓不去，使人忘記了根本，忘記了初心，忘記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本意，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萬世開太平。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但是先進生產力要靠全面發展、全面提高的人來掌握、來創造、來運用。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一時一刻都不能偏離這個中心。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發展成果必須體現在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最大限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上面，這是由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決定的。因此，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推動實現物的不斷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由此可見，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要求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群眾路線既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黨始終堅持的根本工作路線和根本工作方法，以造福人民為最大政績，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入手，把民生疾苦放在心頭，把改革發展責任扛在肩上，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實踐要求，著力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更高水平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根本上扭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

第四，善于運用辯證思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改革開放的過程，本質上說就是發現矛盾、把握矛盾、解決矛盾、推動事物在矛盾運動中向好的方面轉化的發展過程。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會出現害怕矛盾，遇到矛盾躲著走、繞著走的現象，其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而會使矛盾日益激化，錯過了解決矛盾的最好時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掌握和運用辯證思維，主動應對矛盾，積極促成矛盾的解決和轉化。他強調指出，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矛盾更加復雜，既有過去長期積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決舊矛盾的過程中產生的新矛盾，大量的還是隨著形勢環境變化新出現的矛盾。這些矛盾許多是這個發展階段必然出現的，是躲不開也繞不過去的。對待矛盾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直面矛盾，并運用矛盾相輔相成的特性，在解決矛盾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重新學習《實踐論》《矛盾論》，深刻認識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聯系的實質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不斷認識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問題是事物矛盾的表現形式，強調增強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唯物辯證法揭示了物質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特性，要求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充分運用辯證方法觀察和處理問題，正確分析矛盾，在對立中把握統一、在統一中把握對立，克服極端化、片面性，不斷提升辯證思維能力。當前，我國社會各種利益關系十分復雜，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準確把握客觀實際，真正掌握規律，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

第五，善于運用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同教條主義作斗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貫倡導知行合一，強調實踐出真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正確的調查研究同樣沒有發言權。著名的《實踐論》的副標題，就叫“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最后的結論特別強調:“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在和平建設時期，黨的各級干部的專業化程度和知識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又出現了知行脫節的問題，由此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下最大的決心倡導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優良傳統作風，大力倡導“三嚴三實”作風。他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樹立和發揚好的作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嚴以修身，就是要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嚴以用權，就是要堅持用權為民，按規則、按制度行使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謀私。嚴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獨慎微、勤于自省，遵守黨紀國法，做到為政清廉。謀事要實，就是要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使點子、政策、方案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科學精神，不好高騖遠，不脫離實際。創業要實，就是要腳踏實地、真抓實干，敢于擔當責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做人要實，就是要對黨、對組織、對人民、對同志忠誠老實，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襟懷坦白，公道正派。要發揚釘釘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韌勁，善始善終、善作善成，不斷取得作風建設新成效。從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出發，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他強調，要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好，我們黨必須勇于進行自我革命，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新時代，我們黨必須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既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和發展的內在需要。

通過以上五個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時代不同，但始終有一條紅線貫穿始終，這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不斷實現科學世界觀、方法論上的創新發展、與時俱進。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取得歷史新飛躍的根本要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