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張嘉昕 王慶琦：新時代我國銀行業深化開放與風險防范研究 ——基于程恩富“金融業對等開放”原則

點擊：  作者：張嘉昕 王慶琦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9-02-02 11:17:36

 

 

 

【摘 要】隨著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外資銀行對我國的滲透日益明顯。在國際比較視野下的研究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銀行業保護主義明顯，嚴格限制外資的持股比例；而發展中國家銀行業開放過程中則經歷了慘痛的教訓。在我國基本國情的前提下，并結合中美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數據對比分析可見，中國銀行業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因此，現階段銀行業應謹慎對待外資持股比例問題，并加強金融業的監管，這對國民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基于程恩富教授“金融業對等開放”原則下的政策建議。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地位也愈發顯著。隨著對外開放進程的深入，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業的影響也不斷擴大。1979年，第一家外資銀行的代表處“日本輸出入銀行代表處”在北京設立，拉開外資銀行在我國開展業務的序幕。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志著我國中國對外開放水平進入新階段，五年后，我國兌現當初“入世”承諾，取消了對一大批外資銀行的業務限制，外資銀行很快進入中國金融市場。隨著國際金融體系之間的相互滲透，外資銀行已經從起初的零零散散發展成為在中國金融市場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因素。

 

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帝國主義霸權，侵蝕其他的金融部門，從而控制該國的經濟命門。而外資銀行在我國繼續發展勢必會沖擊國有銀行業務，稍有不慎更會影響到我國金融業安全。因而，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金融開放政策、把握銀行業開放程度以及加強監管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2017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中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金融安全問題提升至新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1]同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針對金融開放（包括放寬股權限制），“我們要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做法，在實踐中完善外資安全審查等機制”。 [2]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這是基于新時代背景下為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而提出了治國方略。現階段我們既要堅持國家安全，又要保障人民安全；既要積極促成國際金融合作，又要秉持自主對等的金融開放理念。基于新時代我國基本國情以及歷史經驗，不難發現：過度地降低外資銀行的準入門檻會增加本國銀行業內部風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沒有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嚴格把控外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的持股比例，國際資本規模較小，難以操控我國金融領域。正如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國如果對外開放我國金融領域的股權限制，那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會趁機對我國股市造成打壓。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金融業相對發達國家還比較落后，面對復雜的國際金融局勢，中國應保持審慎的原則，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監控外資銀行控股持股比例，保證本國銀行業的主動權。

 

一、發達國家銀行業的

“開放”與保護

 

發達國家以其金融自由度高自詡，但它們是以名義上的金融開放對外資進行種種限制，看似自由開放的西方世界實際上具有很強的保護主義行為，發達國家的大部分銀行限制外資持股或者控股，以確保本國銀行可以平穩開展業務。以下我們將對發達國家銀行業的控股結構進行具體分析。

 

（一）美 國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一方面采取對外開放和拓展外國金融市場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堅持保護主義，對本國金融市場的準入權限嚴格把控。1991年，美國出臺《外資銀行監管促進法》，它通過禁止外資銀行在美國境內吸收美國居民存款、禁止外資銀行加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系統等一系列舉措，使境外機構難以進入美國金融市場。2008年，美國財政部頒布《關于外國人兼并收購的條例》對外資的進入與并購提出了十分嚴苛的要求。美國金融政策對外的口號越是高調，對內則越是嚴加管控。美國已經成功地將外資銀行邊緣化，使之難以觸碰美國銀行業的主流業務，從法律層面剝奪了外資銀行與本國銀行開展平等競爭的條件。最終的結果無非是兩種：一是外資銀行毫無資格進入美國銀行業，二是即便有機會進入，生存周期也很短。為防止美國的金融資源落入外資手里，美國對外資入股本土銀行業的占有比例也極其嚴苛，明確規定：美國有分支機構或代理機構的外資銀行，在取得一家銀行或銀行控股公司5%股權之前，都必須得到美聯儲的批準。圖1所描述的是2017年美國三大銀行——富國銀行、摩根銀行、美國銀行的大股東占比情況，可以看出：美國富國銀行、摩根銀行以及美國銀行持股比例為5%以上的大股東均為美國本土金融集團，并且這三大銀行的大股東構成基本重合。可見，美國銀行業股權較為分散，同時各大銀行的主要股東基本為美資控制的投資基金公司，外資金融機構參股比例較少。

 

圖1：2017年美國三大銀行大股東占比情況*

*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注：BlackRock,Inc.:又稱黑巖集團，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上市投資管理公司，位于美國紐約。The Vanguard Group:美國先鋒集團，是世界上第二大基金管理公司，其前身為威靈頓基金。Berkshire Hathaway Inc.: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美國一家保險和多元化投資公司。

 

同時，美國監管機構的評定標準也是極其不透明。它們通過主觀的評判方法來裁決外資并購是否在美國金融安全的范圍之內，外國資本一旦在美國企業持股超過10%，都會被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而審查的結果基本都是不通過。另一方面，美國通過信用評級機構間接打壓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如1997年，美國穆迪公開宣布對山一證券降級，直接導致其股價暴跌和倒閉，而美國的美林公司趁機接管了山一證券，從而以極少的成本成功進入日本證券市場。美國所掌控的國際評級的話語權直接關系到其占有國際信用資源的能力，通過采取不斷打壓債權國的信用等級的方式來獲取巨額利潤，從而維護了美元的強勢地位。

 

（二）日 本

 

日本銀行業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的繁榮時期后，于90年代進入困難時期，由于國民經濟陷入停滯，很多銀行發生嚴重虧損。當前日本銀行業處于金融復蘇階段，隨著不良金融貸款率降低到4%的目標接近完成，日本政府宣稱其金融再生計劃實現，銀行業基本走出困境。從歷史角度看，由于日本政府對日本經濟實行長期干預，外加上企業集團與銀行業存在密切的關聯，日本銀行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股權架構情況。

 

表1：日本主要銀行的股東及持股比例（1996年，單位：%）[3]

 

 

由表1可知，1996年日本主要的10家銀行的股東是由金融機構、其他法人、個人以及外國企業四類構成，其中金融機構與其他法人加總的比重超過80%，個人以及外國企業加總的比重占15%左右。當前，日本經濟雖然取得好轉，金融業開始重現生機，但日本銀行的股東構成情況與1996年相比幾乎沒有差別，日本大型企業和主要銀行依舊緊密關聯。可以說，日本本土的大型企業控制了絕大部分銀行，通過采取高度集權的股權模式使得銀行業的行為與目標符合企業集團的利益。同時，日本銀行業的股權較為分散，并呈現相互持股的特點。總而言之，日本銀行業的股權模式決定了企業經營的核心是銀行，企業通過股權控制整個銀行業，從而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體。

 

（三）歐 盟

 

我們對歐洲的代表性國家——德國和英國——的銀行業股權結構進行說明。2016年底，德意志銀行公開了其股東情況。2016年，BlackRock與Wilmington分別持股5.95%，Paramount Services Holdings Ltd.（注冊地：英屬維京群島）和Supreme Universal Holdings Ltd.（注冊地：開曼群島）分別持3.05%。中國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在2017年2月持3.04%的股份。在德意志銀行的全部投資者中，德資占56%，20%來自歐盟國家，18%為美資。回眸2009年，德國商業銀行的股東情況發生重要變化，由于德國第二、第三大銀行合并，德國安聯保險集團持股合并后的銀行近30%股份，成為最大股東。此外，德國政府在2009—2012年對本國商業銀行持股均超過25%。2016年底，德國政府持有本國商業銀行股份15%以上，德意志銀行、BlackRock持股都低于5%，其他機構投資者占45%。再看英國，2017年，英國兩大商業銀行——匯豐控股和巴克萊銀行公布了股東配比情況。由圖2可見：匯豐控股的兩大股東分別為BlackRock和平安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共占比12.02%，二者均為外資；巴克萊銀行有四大股東持股比例在5%以上，共占比25.95%，并且均屬外資。

 

圖2：2017年英國兩大金融機構大股東占比情況*

 

*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注：The Capital Group Companies Inc：美國資本集團公司，是一家投資管理公司。Capital Research Global Investors：美國資產管理公司。Qatar Holding LLC：卡塔爾控股。

 

最近兩年，歐洲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出現了重要波折，如歐洲先后經歷了英國脫歐、德國的牙買加聯盟談判、蘇格蘭公投和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等事件，這說明歐洲內部存在分歧，各自的利益沖突不容忽視。與發達國家金融危機如影隨行的“逆全球化”現象（如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與歐盟國家的貿易爭端）很可能會使歐洲主要國家加強金融管控，尤其是限制外資對本國銀行的持股比例。

 

（四）總 結

 

通過對主要發達地區銀行業股權構成情況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1）美國銀行業的股權較為分散，絕大多數為美國資本控制的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資進入進行嚴格的限制和管控。一旦金融危機爆發，政府也會以投資優先股的方式向各大銀行注資，但是政府正常情況下不會持有普通股。

 

（2）日本銀行業普遍由日本本土的金融集團控制，外資占比較少，并且呈現出進一步加強的趨勢；同時銀行也是日本企業運營的核心內容，本國企業通過控制銀行的股權來操控整個銀行業。

 

（3）德國政府直接對本國銀行持有較高的比例，并且德國銀行業的主要持股方來自德資。而英國銀行業股權國際化的程度相對較高，部分銀行的國外投資者比重超過本國投資者。在歐盟內部分歧加深以及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國家利益沖突愈發明顯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的銀行業很可能會走向加強保護且限制甚至排斥外資的局面。

 

綜上所述，發達地區的銀行業整體上對外資具有明顯的管制，在嚴格限制外資對本國的持股比例方面擁有嚴格的法律體系，保障了銀行業對外開放順利進行。同時，發達國家銀行業的股權結構一般較為分散，這有利于本國銀行業平穩發展和金融市場繁榮穩定。

 

二、發展中國家銀行業

開放的經驗教訓

 

當前，銀行業作為一國的戰略性行業是國際資本力爭控制的重點領域，同時銀行業的覆蓋范圍廣泛，直接關系到各行企業以及民眾的利益。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們發現：過度開放本國的銀行業在短期內可能會促進經濟繁榮，但從長遠來看，如果沒有很好的監管等配套措施，也很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一）阿根廷

 

阿根廷曾以高金融自由度聞名于世，銀行、證券領域開放程度較高，國有資本全面對外開放，國民經濟的私有化程度舉世聞名。1997年，外國資本已經控制了阿根廷銀行業52%的股份，這一數字在1998年飆升至67%，此時阿根廷資產規模最大的前10家銀行中有8家被外國資本控股主導。隨著當局放棄保護本國民族經濟，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大幅度降低銀行業準入門檻，導致外資在本國日益做大，政府對資本市場的監管和控制流于形式，金融控制權旁落于西方國家，這一惡果最終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時全面體現出來。

 

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外資銀行和被外資操控的本國銀行根本就沒有發揮金融穩定器的作用，而是與政府官僚和國內大商人相互串通，通過大量資本外逃和大規模洗錢活動迅速抽身，這無疑加重了金融危機的程度。短短兩年內，這個曾被譽為拉丁美洲糧倉且具有豐富自然稟賦的國家迅速衰落。社會貧苦問題愈發嚴重，政局動蕩不安，曾出現一個月內五位總統更迭。2001年10月至次年3月，約150萬人民陷入赤貧，社會貧困人口比率達到42.6%，2002年10月，更升至57%。經濟萎縮與社會福利衰退對老人和兒童的影響最為明顯。兒童貧困率高達67%，8%的醫院無法得到正常的藥品供應。

 

（二）墨西哥

 

二戰結束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有經濟一直在墨西哥處于主導地位，社會經濟穩定。1982年，當局曾將60家私有銀行中的58家國有化，政府由此取得了對銀行業的絕對控制權。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和世界銀行的直接干預下，新一屆政府為爭取解決債務危機于1988年推動了國有經濟私有化進程。尤其是在銀行業領域，大幅降低了外資準入門檻和取消了外資在本國銀行持股比例的限制。從1990年起，當局頒布《股票市場法》、《金融集團法》等為外資進入金融業保駕護航，當財政部于1994年向18家外國商業銀行提供許可證時，標志著墨西哥政府的銀行業保護政策被正式終結。

 

為了獲取高額利益，當局熱衷于直接對外資出售國有銀行的股份，而對后續監管漠不關心。這些被外資把控的銀行對生產領域興趣不大，而是將大部分資金用于證券市場投機，這意味著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墨西哥銀行業無法發揮應有作用。正是由于銀行業對生產領域缺乏支持，國家實體經濟萎縮于1994年陷入金融危機。然而，當金融市場上發生波動時（首先體現在墨西哥比索匯率的巨大震蕩），墨西哥銀行業的外資迅速地進行大規模資本外逃，這對金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應，人民對本國銀行業完全喪失了信心。這場金融危機使國家損失420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達到50%，工薪階層的收入整體下降60%，35%的民眾陷入貧困。[4]

 

（三）泰 國

 

1989年起，泰國開始實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對國外的投資者開放本國銀行業的業務經營限制和持股比例限制。1990—1995年，涌入的境外資金從91億美元上升至219億美元。[5]1993年，當局允許外資在曼谷期權金融中心進行期權交易。1995年，政府設立目標：力爭于2000年前實現外資在本國的自由流動。這是一個脫離實際的規劃，因為泰國經濟當時沒有達到金融自由化的條件。這主要表現在：其一，泰銖與美元掛鉤程度較大，不能充分反映泰銖的真實匯率水平。其二，泰銖的存貸款利率水平過高，同比超過國際市場2倍。

 

表2: 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銀行業深化程度比較[6]

 

 

表2總結出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各類收入水平國家的銀行業開放程度，其中泰國在人均GDP這一指標的數據為2414，銀行業開放程度指標為97.8%。泰國整體屬于中等偏下的發展水平，但其銀行業開放程度已經超過高收入國家。此種收入水平與金融開放程度不匹配的現象違背了經濟規律，使得泰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損失慘重，國民經濟發展大幅度倒退，政局陷入長期動蕩，生產建設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四）總 結

 

以上發展中國家不切實際的銀行業外放過程說明了以下問題：

 

首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薄弱，如果盲目的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勢必導致民族經濟被外資控制，政府失去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

 

其次，政府應當對金融業進行有效監管。在上文銀行業對外開放的例子中，政府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一味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作用，對外資入侵采取放任態度，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最后，任何一個國家進行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開放程度不匹配的操作都是脫離實際的，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足夠的資本市場運作經驗，會使這種操作帶來更為嚴重的惡果。

 

實際上，諸如以上的經驗教訓還有很多。目前，全球金融開放成功的案例均為國內銀行走向國外，在外國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體系和制度，而沒有一個反向的成功案例。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2000年間實施了“華盛頓共識”這類金融自由化方案的105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只有0.8%。事實勝于雄辯，發展中國家過早過快提高銀行業開放程度未必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而一旦對開放程度把握不準確，很容易導致金融危機。我國應充分吸取他國經驗教訓，堅持我國銀行業獨立自主的發展思路。

 

三、我國銀行業的開放度分析

 

（一）我國銀行業開放的歷史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程度有了很大提升，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改革開放伊始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這一時期，我國銀行業通過引入外資實現了對企業金融服務功能的提升。自1980年日本輸出銀行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代表處之后，外資銀行不斷涌入，至1993年，外資銀行在我國共設立了76家營業性機構。[7]1994年，政府頒布《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標志著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發展進入規范化的發展軌道。

 

第二階段為“入世”后至08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一時期我國逐步履行承諾，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對外開放的政策。2002年，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取消了部分地區對外資業務的限制。至2002年，外資銀行在我國共設立了180家營業性機構，211家代表處。[8]2003年，銀監會正式成立，在隨后的三年內相繼開放了全國16個城市的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2004年，政府頒布《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修訂版）及其實施細則。同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以19.9%的股份入股交通銀行。爾后，外資銀行的覆蓋范圍逐漸擴大，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進入我國銀行業。2005年，蘇格蘭皇家銀行、瑞銀集團、亞洲開發銀行以及新加坡淡馬錫控股以51.75億美元的價格入股中國銀行，收購價格為1.22元。[9]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盤中價格6.26元計算，四家外資銀行凈賺2419億人民幣。2006年，美國高盛、德國安邦集團及美國運通公司出資37.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95億元）入股中國工商銀行，收購工行近10%的股份，收購價格為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盤中價格6.77元計算，三家外資銀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凈賺2460億元人民幣。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交通銀行、興業銀行等大型銀行以及渤海銀行等地方銀行內部。

 

第三階段為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為維護我國金融市場穩定，政府加強了監管力度，將重點放在銀行業風險防范方面，銀行業對外開放進程有所放緩。由圖3可見，2007年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占我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為2.36%，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這一數字開始下降，2009年降至1.7%。最近幾年，外資銀行比重一直在較低的水平，但外資銀行總資產呈上升趨勢。如圖4所示，2015年外資銀行總資產較2003年增長近7倍。至2015年，15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共設立了37家外資銀行、2家合資銀行和1家外商獨資財務公司，外國銀行分行數量達114家，支行總數多達580家。[10]（見表3）

 

圖3：2003-2015年外資銀行總資產占我國銀行業總資產比重情況

 

數據來源：CBRC 2015 Annual Report

 

圖4：2003-2015年外資銀行總資產變化情況

 

數據來源：CBRC 2015 Annual Report

 

表3：中國外資銀行機構（截止到2015年）單位：銀行機構數目

 

數據來源：CBRC 2015 Annual Report

 

2017年底，中國銀行業的總資產突破250萬億元，已有外資銀行法人機構39家，直屬母行分行121家。[11]就資產規模而言，我國銀行業已經位居世界首位，是美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的兩倍，比歐盟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還要大。表4列出了外資銀行持股中資銀行比例的情況，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末，各地方商業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保持著較高水平，大多外資股東均為我國地方銀行的主要股東，外資控股現象明顯。

 

表4: 我國部分地方性商業銀行外資持股比例（截止到2017年第三季度末）

 

同時，我國監管機構在對外開放政策方面也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2017年3月，我國原銀監會下發文件，提出在風險可控制的前提下允許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機構。同年，中美達成貿易協定，中國將允許外資金融服務機構提供信用評級服務，并將采取措施為美國電子支付服務供應商提供市場準入。2018年4月11日，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中國金融開放的12個具體措施，其中一條為“大幅度的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6月8日，銀保監會決定取消中資銀行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取而代之的是實施內外資一致的配比規則。而按此前規定，外資銀行單獨控股中國銀行不得超過20%，聯合控股中國銀行不得超過25%。可見，以上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又將外資銀行在我國的市場影響力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中美四大銀行股權結構的對比分析

 

美國對外宣傳新自由主義思想，敦促世界各國推進全面私有化和加快金融自由化進度，這給拉美國家、蘇東地區和亞洲國家都帶來了嚴重的金融災難。而美國政府卻對本國銀行業持高度封閉的監管態度。據2018年福布斯的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數據，美國四大銀行分別為摩根大通銀行、美國銀行、富國銀行以及花旗銀行，中國四大銀行排名分別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以及中國銀行。以下，我們對兩國四大銀行的股權分配情況進行深入對比，以說明我國銀行業的開放程度。

 

表5: 摩根大通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前十大股東股權情況

 

表6：美國銀行與中國建設銀行前十大股東股權情況

 

表7：富國銀行與中國農業銀行前十大股東股權情況

 

表8：花旗銀行與中國銀行前十大股東股權情況

 

數據來源：網易財經-美股、網易財經-滬深。（注：美國四大銀行數據截止到2018年4月5日，中國四大銀行數據截止到2018年3月31日。）

 

根據表5至表8的數據整理，可以作出如下判斷：中國銀行業相對于美國而言開放度較高，并且股權分配較為集中。如表5所示，美國排名第一的摩根大通銀行前十大股東均為美資，而中國工商銀行前十大股東中，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為外資股東，并且位列十大股東第三名。從兩國銀行總體角度來看，美國四大銀行中只有美國銀行排名第九的股東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為外資性質，而中國四大銀行中，每個銀行的前十大股東均存在至少一個外資性質的股東，并且排在該銀行股東前五名的位置。此外，從外資持股比的角度看，美國銀行的股東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僅占美國銀行總股份的1.09%。反觀我國四大銀行外資股東占比情況，在僅有一位外資股東的中國工商銀行中，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占到該銀行股份的24.33%，與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數據相差超過20倍，而中國建設銀行的三位外資股東的總占比更是達到36.91%，與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數據相差超過30倍。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12]這說明，我國社會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遠不及發達國家。不應忽視的是，中國2015年股市大波動的影響并未消除，各領域的各類債務水平線很高，存在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前文分析說明，中國銀行業的開放程度已經高于美國，若此時進一步擴大銀行業對外開放程度，很可能會造成國內金融市場動蕩。政府和各類監管部門應當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將金融領域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基于“金融業對等開放”

原則的政策建議

 

一國銀行業的運行和發展情況直接關系到該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旦一國的銀行業被外資操控，極有可能喪失經濟發展主動權。基于前文對發達國家銀行業持股分布狀況以及發展中國家銀行業開放過程中經驗教訓的分析，并結合我國銀行業開放程度現狀，下文將闡述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基本思路與政策建議。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金融業對等開發”原則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一）基本思路：自主對等開放

 

對于《政府工作報告》（2018）中放寬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表述，一些學者建議修改“取消外資銀行對銀行和證券等金融企業的股比限制”。這是基于我國基本國情及金融業發展現狀所作出的判斷。有學者撰文《不能逾越的改制底線：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張宏良，2018）強調了國家之間的開放程度必須對等。開放市場必須是以雙方共同開放為基礎，并非一國單方面簽署對外開放的協議。當前，每年的國際游資多達數十萬億美元，任何一個國家的對外開放政策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本國嚴重的金融危機。

 

世界貿易組織曾明確規定了國與國之間要實行公平對等開放原則，當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集團是否對中國金融業實施對等的開放政策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根據前文分析，美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程度不及我國，這種實質上的不對等帶來的后果將是我們難以預見的。在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第一輪談判中，美方直接提出了讓我國開放金融服務業市場準入的要求，我們以往的擴大進口的方式不再奏效，談判的結果為我國開放保險市場以及進口汽車市場，中美貿易爭端很可能會繼續激化。

 

我們不能進行逾越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金融開放。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人均GDP不到一萬美元，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是在人均GDP達四萬美元左右時才實施一定程度漸進的金融開放。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在仍處于中等收入階段便大規模開放金融領域，很容易引發經濟危機。當前，中國國有金融機構的資產總值占總金融資產的一半以上，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如果外國資本對國有金融機構持股或者絕對控股，那么我國關于在國企混改上所提出的國資可以獨資、全資、絕對控股、相對控股的說法就有可能失去實際意義，更會為經濟發生系統性風險埋下隱患。因此，我國應堅持自主對等開放的基本思想，不斷保證我國金融安全措施的完備性。

 

（二）具體政策

 

1．政府部門：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至上

 

國家安全是維護全國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關鍵，是國家經濟實現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關注我國金融安全，強調“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程恩富教授撰文《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 審慎開展金融業對等開放》指出，中國處于工業化中期需要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應始終把國家安全觀放在首要位置。首先，對外國投資加強審查和監管。我們應充分借鑒美國的外國投資審查制度，如當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成員認為該外資引入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抑或是該項目是國外政府控制的項目等情況，政府部門應迅速對該投資并購項目進行審核。其次，要加大對鹽業、城市用水以及稀土等戰略性產業和資源的保護，形成國家控制的產業集團，保持鹽業專賣制度，實行國有控制的城市水務工程建設和管理模式。最后，國家應在互聯網業持有一定的股份。當前，中國主要門戶網站幾乎均被外資持股，公司的主要資產存在于海外，長期下去便會造成更大的資本流失，而我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重要信息將不再成為外國公司的秘密，金融自主性無從談起，國民經濟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

 

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構建必須要遵守憲法，如程恩富教授指出，改革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憲法總則第七條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動力量”。銀行業正是國有經濟中的重要組成。前蘇聯曾是超級大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其金融領域的全面私有化使這個巨人迅速倒下，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1985年，美國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國有企業出現大范圍的空洞化現象，日本經濟進入長期蕭條。可見，政府應始終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至上的原則，嚴格限制外國資本進入我國國有銀行的門檻，警惕帝國主義對我國金融部門的入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穩定可靠的金融支持。

 

2．監管機構：構建“頂層權力”監管體系

 

新華社特約評論員曾對中國的“頂層權力”進行深入分析，認為我國諸多經濟問題都是由于缺乏“頂層權力”的掌控能力所造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奪回“頂層權力”。在現代化市場經濟體系中，經濟的頂層權力由“貨幣發行權”、“資產定價權”以及“匯率定價權”構成。如果一個國家失去了對頂層權力的掌控力，便意味著它成為外國資本的殖民地。

 

在“貨幣發行權”方面，中央銀行應努力推行自主貨幣發行機制。據統計，我國在2010年新增發行的人民幣中，94%是由于美元的流入導致的，美元通過操縱我國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的方式進行經濟侵略。現階段，央行對國際資本實行寬松政策，而對國內企業則實行緊縮政策。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外國基礎貨幣持續投入我國，美元持有者不斷將手中的資金兌換成人民幣并作為資本在中國進行投資，致使人民幣需求量不斷增加，而央行只能對內采取降低商業銀行的貸款額度、減少實體經濟資金流動的政策。盡管我國尚未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但央行的貨幣發行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一深層次原因正如時任總理朱镕基于20世紀90年代所形容的那樣：國外金融投機力量還沒有大規模進入。一旦外資大規模進入我國銀行業領域，就會以更巧妙的辦法和更嫻熟的投機行為行事。為此，我們要擺脫美國及美元操縱下的貨幣發行權，時刻警惕美元等外國基礎貨幣的漸進性入侵，大力推行國內自主貨幣發行機制。

 

在“資產定價權”方面，我國監管機構應加強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嚴控外資在我國金融市場的參股比例。人民幣資產價格主要包括股票價格、債券價格、房地產價格等資產價格。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持續出現民間利率上升、實體經濟不景氣、房地產價格虛高等現象。以房地產價格為例，據2018年5月全國的房貸監測數據顯示，全國首套房貸的平均利率創新高達到5.6%，同比增長20%。而央行與證監會在政策上的不統一也值得關注。一方面由于外國資金不斷流入，央行只能被迫擠壓國內資本市場；另一方面，為防止股指的局部超跌而引起社會不穩定，證監會又依靠吸引外資來提高國際資本收益率，長期勢必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銀行在一定程度上講屬于高負債行業，資本充足率大致維持在7%左右，遠低于實體工業企業，一旦面臨外資收購問題，銀行由于凈資產占比的劣勢更容易被收購。因此，政府應降低海外資本在我國的話語權，對外實行“非國民待遇準則”，形成高度一致的對外政策，杜絕金融大躍進式發展模式，將資產定價權服務于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

 

在“匯率定價權”方面，我國應制定明確的人民幣匯率浮動機制。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金本位制被廢除，美元成為世界貨幣。2005年7月，我國啟動匯率改革，從此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具有很大影響力。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引來了大量外國基礎貨幣的投入，極大地抑制了人民的貨幣購買能力。要想穩住人民幣匯率，關鍵在于市場用戶是否足夠相信人民銀行。因此，我們應嚴格限制外國資本的進入比例，在外資、外匯和財政稅收等方面制定一套強有力的方案來保護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做到主動引領而非被動出擊，拒絕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同時逐步取消出口退稅和補貼等政策，從而為我國金融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環境。

 

當前，發達國家通過其金融膨脹的國際轉移、金融危機的國際輸出、金融文化的國際傳播以及金融制裁的國際壓制來掠奪他國財富，并呈愈演愈烈的趨勢。發達國家明確限制外資進入本國銀行業股權比例，并且它們的監管部門采取嚴苛的外資引入審查制度。如2011年1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華為某個小型并購案進行公開審查。2015年7月，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紫光集團收購美光科技的交易進行審查。我們應充分借鑒國外的外國投資審查制度，但凡有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外資投入項目均予以嚴格審查，甚至可以回溯以往相關事件。只有牢牢把握住我國經濟的“頂層權力”，才能在國際金融領域贏得主動地位，從根本上扼殺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

 

3．銀行業內部：提升金融創新力和競爭力

 

2017年7月，央行公布了《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指出我國銀行業內生性創新動能不足，仍需不斷豐富銀行業內部金融產品，擴大創新銀行資本補充工具的類型。面對互聯網+時代的來臨，銀行業傳統的信貸業務潛力已被挖掘殆盡，我們要把重點放在提升金融領域創新能力上面。在金融交易創新上面，應與支付寶、微信支付等互聯移動支付平臺建立長期合作模式。在金融科技創新上面，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銀行業內的廣泛應用，商業銀行要加快數字化轉型過程，將人臉識別技術、智能客服系統、智能化風險控制以及網點機器人等技術真正落實到各網點機構，從渠道、用戶服務體驗等方面提升銀行整體業務能力，運用科技創新方式推動內部轉型升級。不斷鼓勵綠色金融的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學習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運作模式，打造綠色金融生態圈，為我國探索經濟綠色轉型提供可行性路徑。

 

在提高創新能力的同時，更應加強銀行本身的競爭能力。在全球十大銀行排行榜上，國有四大銀行都位居前列，但在全球銀行品牌500強榜單中，我國多半銀行處于靠后的位置。因此，我國銀行一方面要將本行的業務特色與風險管理等基礎環節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深入打造地區品牌競爭力，細化考核管理機制，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激發品牌效應，打造具有專業化、差異化、特殊化的行業運作模式。另一方面，銀行業應加速人才引進流程，完善人才培養流程，建立人才培養機制以及獎勵機制，以市場化模式公開選聘優秀的研發團隊，運用科技創新產生的正向效應吸引更多的客戶和資源，逐步提升銀行內部核心競爭力。

 

在進行金融創新力以及競爭力的提升過程中，我們要秉持以下原則：其一，復雜化手段不是創新。復雜化手段只是在營銷過程中的市場戰略，就自身而言并不屬于創新范疇，銀行業在提升自身業務能力過程中需要擺脫這一假象。其二，信息透明化仍需大力保持。金融創新意味著財富的創造，信息陽光化使得金融創新成為可能，更能為我國銀行業內部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其三，提升金融創新力與競爭力需要選擇適合的技術與恰當的資本結構。銀行業必須選擇合適的資本結構（如不同的長短期債券以及各種股票類型的組合）來提高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進而促進業務發展。

 

參考文獻：

 [1]宋巖.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N].新華社，2017-04-26.

 [2]王萌萌，薛濤.深化金融改革 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N].新華社，2017-07-15（版）.

 [3]羅清.日本金融的繁榮、危機與變革[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4]王麗穎.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還原[N].國際金融報，2015-09-21（22）.

 [5]李永明.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與2008年越南金融風波之比較研究[J].戰略決策研究,2011,01：26-32.

 [6]吳元作.金融深化過度──泰國金融危機成因探析[J].國際金融研究,1998,02：26-29.

 [7]王淦銀.外資銀行大舉進入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及對策探討[J].改革與開放,2013,05：19-21.

 [8]宋耀，張偉.中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評價[J].安徽大學學報,2003,06:139-144.

 [9]王佩,趙寶珍.中國銀行的融資路徑分析[J].財務與會計(理財版),2010,10:51-53.

 [10]史晨昱.外資銀行進退：莫以一時論成敗[N].南方都市報,2016-10-25（9）.

 [11]董希淼,張濤.銀行業對外開放歷程與深化[J].中國金融,2018,07:18-19.

 [12]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8：73.

 

Deepening the opening and risk prevention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Zhangjiaxin、Wang qingqi

（Jilin University Economics School，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opening of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the penetration of foreign banks into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 markedly. The 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ound that the protectionism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obvious, and strictly restricts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foreign capital; while the opening up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experienced a painful lesson. Under the premise of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combining wit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China and the US banking industry, we can see that the opening degree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has been relatively high. Therefore, at this stage, the banking industry should not be further open to foreign investment. In particular, it shouldn't be easy to open equity restrictio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national economy's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we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al opening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Key word: bank industry opening; foreign banks; reciprocal open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top-level power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新常態下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創新與國際比較研究（16YJC710050）；吉林大學勞動關系專項課題：國際比較視野下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創新研究（2016LD004）】

 

（作者：張嘉昕，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慶琦，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