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愛國丨臺海風云1996：未盡的硝煙
點擊： 作者：劉愛國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9-02-02 10:48:07
2017年7月29日，CCTV-4《深度國際》首次披露了中國研發DF-21D導彈的歷史內幕。
報道原文描述：1996年臺海危機的發生，中國軍隊和美國兩個航母戰斗群的直接對峙，鞭策中國自主研發出了世界第一種反艦彈道導彈，號稱“航母殺手”的DF-21D。
央視報道披露，
96臺海危機促使了DF-21D反艦導彈的誕生。
這也是官媒對96臺海危機的第一次正式報道。在此之前，關于這次歷史事件的回顧與復盤，多流于民間媒體和外媒的文章中。人們紛紛認為：“1996年，我們離解放臺灣只差一步，但是戰爭并未打響。”而關于這場戰爭最終沒有打響的原因，坊間輿論歸納為三點：
1. 實力不足 2. 美國插手 3. 間諜泄密
臺灣問題從來不止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問題或軍事問題，其中交疊著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若干復雜因素。這場攪動西太平洋風云的事件，給兩岸格局帶來的深遠影響，也遠遠不止于當年。若結合更宏觀的全球背景來看，這場危機的背后，有更多深層次的原因，其中的戲劇性，至今仍讓人余味未盡。
時隔23年，兩岸力量天平發生根本性的傾斜，蔡英文當局的一連串出格言論，很多已不再值得大陸用96年的方式來回應，只能淪為網友日常調侃的段子。而那次危機事件給兩岸統一進程帶來的影響，卻遠未到蓋棺定論之時。
我們查閱了最權威的資料，從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中篩選分析，去偽存真，從彼時的歷史問題、地緣政治、經濟文化、軍力推演等角度，全面復盤這場未打響的祖國統一戰。
1
事起“臺獨”
這次危機的導火索眾所周知，源于1996年臺灣島內的第一次直選“總統”，以及美國同意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美，并在康奈爾大學發表公開演講。
事因“臺獨”分子的猖獗而起。埋下“臺獨”這顆種子的，則要追述到蔣經國時代的“政治革新”。
1996年之前的臺灣政壇，大約歷經了三個思想階段。從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到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再到李登輝的“臺灣獨立”。促使這條主線變化的，主要是外部環境的改變。
冷戰中后期，國際棋局巨變。1971年，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日、美相繼與臺斷“交”。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解凍。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關系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蜜月期。臺灣最大保護傘的倒戈，徹底擊潰了蔣經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
面對“外交”的潰敗，社會矛盾上升的被動局面。蔣經國痛感國民黨在臺統治“處于存亡續絕盛衰枯榮的關鍵時期”，不得不推行以“民主化”為核心，以“革新保臺”和“扎根臺灣”為中心內容的政治革新運動。[1]
這次政治革新運動經過10年準備，在1986年正式推出。其內容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擴大‘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法制化”、“革新黨務”等若干條舉措，史稱“丙寅變法”。
蔣經國晚年的“政治革新”，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國民黨的在臺統治，卻無意間為島內“臺獨”勢力提供了活動空間。
這場“變法”的直接產物，是臺灣所謂的“黨外”勢力完全合法化。而這部分由分離運動、自治運動、反對運動、社會運動、本土運動和民主運動等不同政治派別組成的“反國民黨的聯合陣線”[2]，成為日后“臺獨”勢力的大本營。雖然蔣經國仍然強調“中國統一”，但實際上，正是“政治革新”的大力推行，為“臺獨”勢力提供了進一步成長的政治土壤。
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也使得一大批本土政治“精英”進入島內各關鍵領導崗位。這些人多在臺灣長大，或是大陸籍國民黨元老的第三代，或是臺灣省籍名流的后裔，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對大陸缺乏了解，對“統一中國”并無強烈的愿望。這批人中的骨干，后來成為李登輝上臺后“彈性外交”政策的參與制定者和積極推行者。[3]
“政治革新”的另一面，是臺灣經濟的異軍突起。從5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便以出口為導向，在從大陸掠奪來的黃金和人才基礎上，依靠美國人的援助，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工業。
1964年，大陸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后，蔣家父子意識到，“反攻大陸”已經成為不太可能實現的美夢。到蔣經國上臺之后，已經逐步放棄了“反攻大陸”的計劃，轉而將重心轉移到了“本島建設”上，提出了建設臺灣的“十大建設”和“十二大經濟建設”項目。
這三十多年間，臺灣的GDP增速平均保持在10%左右，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到1991年，臺灣省GDP超過1800億美元，而當時的大陸才不過4000億美元，臺灣經濟不光在大陸省內遙遙領先，而且直接占比大陸GDP超過45%。這個水平一直保持到1994年。
經濟的崛起讓“臺獨”勢力開始內心膨脹。一個島的經濟抵半個大陸，為什么不干脆獨立？這一時期，“臺獨”思維也有了創新發展，他們憑借700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積極開展“彈性外交”，妄圖通過經濟外聯，來扭轉政治“外交”的頹勢。這正是將臺灣推向“獨立”的關鍵步驟。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的突然去世，使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急遽的變化。在此后的177天里，李登輝通過一系列政治手腕，登上了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寶座。開啟了國民黨史上的“李登輝時代”。
蔣經國（右）與李登輝（左）
李登輝掌權期間，在社會上實施“民主”，放手讓“臺獨”勢力惡性膨脹。在內部實施個人專制獨裁，將中國國民黨退化成為“臺灣國民黨”，強制推行“臺獨”路線[4]，成為1996年海峽危機的爆發的直接導火索。
如今再回過頭來看80年代末，臺灣政壇那一場波詭云譎的棋局變幻，既帶有不可思議的突然性，也蘊藏著歷史的必然性。以至于兩岸人們仍然唏噓：
“如果小蔣晚去世兩年，是否真能和對岸領導人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即使當時已經九十高齡的宋美齡，還希望能延續蔣家的衣缽，再戰國民黨主席，也未能阻止李登輝的上位。蔣經國去世的當天，坐在輪椅上的宋美齡無奈地說了六個字：
“真是人生無常”。
與日后自身難保的蔡英文不同，彼時的“臺獨分子”李登輝，憑借著過人的政治手腕，合縱連橫，瓦解蔣家勢力，實際攫取了臺灣的黨、政、軍大權，具備將臺灣推向“獨立”火坑的能力。這也是1996年為什么差一點“真打”起來的另一個原因。
2 美國問題
“臺灣問題歸根到底是美國問題。”
70年代，鄧小平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觀點。
“沒有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就不會有臺灣問題。”
毛澤東主席更早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所在。早在1959年10月，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17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就指出，臺灣問題具有明顯的“雙面性”：一個是國內層面，即臺灣問題屬于中國的內政問題；一個是國際層面，也就是中美雙邊關系中的臺灣問題，它反應著中美兩國圍繞臺灣問題而存在的利益沖突。
“一方面，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和對華政策的需要而必然會對中國內政進行長期干涉；另一方面，中國為維護其國家和民族利益必然會與美國進行長期堅決的斗爭。二者在國際關系層面博弈的基本格局決定著臺灣問題的基本態勢與未來走向。” [5]
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毛澤東主席也曾做過“臺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臺灣事小、國際事大”的評論。[6]
1972年尼克松訪華，談到臺灣問題時，毛澤東說：“我不感興趣”，他指了指周恩來：“那是他跟你談的事。”
而毛澤東口中的“國際形勢”，則是指當時的美蘇冷戰。
冷戰期間，雖然中國并未直接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由于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遏制的主要對象。而當時美國人和其西方盟友遏制中國的主要手段，便是“島鏈戰略”。
這個路人皆知的“島鏈戰略”，由美國務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確提出。這個由南朝鮮、日本、臺灣島和菲律賓組成的西太平洋防線，其目的是圍堵亞洲大陸，形成扼殺,封鎖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基地圈。在這個新月形的防線中，臺灣居其中央，位居要沖。在麥克阿瑟向美國國務院提交的《在亞洲遏制共產黨的戰略計劃》報告中，臺灣被稱為“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現在再看美國人的“島鏈戰略”，隨著中國的復興已逐步名存實亡。
對于這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歷史上美國人曾經數次覬覦。但是從1949年，蔣介石政府撤往臺灣之后，美國人便不再妄想占為己有。而對于臺灣島與大陸的關系問題，美國人則一直試圖在刀尖上尋找平衡。
早在1948年底，國共才剛剛打完遼沈戰役之時，美國國務院就開始認真評估臺灣對于美國戰略的重要性。1949年1月19日，國務院正式起草的《美國對臺灣的立場》文件中，明確規定美國對臺目標是不讓臺灣和澎湖列島“落入共產黨人之手”。并提出三項具體方針：
1. 盡可能施加影響，阻止大陸上的中國人進入臺灣。 2. 出力幫助建立一個非共產黨的臺灣當地政府。 3. 與臺灣當地的未來領導人“保持接觸”，以便在“合乎美國國家利益”時，策動自治。[7]
這一包藏禍心的圖謀，在國共雙方的共同抵制下最終流產。臺灣“自治”成為美國人的一廂情愿。當時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對盟國的扶持、與蘇聯的對抗已經讓美國人力不從心。為了臺灣而在遠東與新中國開戰，將使美國面臨顧此失彼的危險。
因此，美國人開始調整策略，從先前的“棄蔣保臺”，最終分離臺灣，轉變為“棄蔣棄臺”，完全從中國內戰中“脫身”。
此后爆發的朝鮮戰爭，冷戰格局再次發生微妙變化，經過朝鮮戰爭的美國人，開始對臺灣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認識，國內“鷹派”再次壓過“鴿派”。在蔣介石的力促下，美國于1954年9月與臺灣當局通過了《共同防御條約》，直到1978年廢除此條約，并從臺灣撤軍。
從朝鮮戰爭爆發，一直到1978年中美建交這段時間，美國與臺灣的合作都是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一方面美國國內勢力也十分糾結，希望竭力“保臺”，遏制中國，卻害怕直接卷入與新中國的正面沖突。而蔣介石則對戰后地位鞏固的新中國恐慌萬分，一方面抵制美國人策劃的“臺灣中立化”，另一方面卻極力爭取美國人的支持，這給國外勢力插手臺灣問題創造了機會。
現在回顧1958年開始，持續21年的金門炮戰，有分析人士解讀為這是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一場“政治默契戰”。通過炮戰方式來使“內戰延續”，在國際上杜絕美國人“分裂中國”的陰謀。
1958年開始的“金門炮戰”，“逢單日炮擊，雙日不炮擊”，成為世界戰史上的一大奇觀。
自金門炮戰開始后，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的角色扮演已經基本清晰——不直接參與沖突，只做一個“幕后挑事者”。
這個“幕后挑事者”一直小動作不斷。1982年8月17日，在中方的堅持斗爭下，美國不得不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關于逐步減少售臺武器數量的《八一七公報》，但事實上，美國人此后不僅沒有認真執行公報規定，甚至常常出現違反公報的行為，成為日后中美摩擦的一條重要指證。
相對于美國人的曖昧陰險，日本人則更赤裸裸地希望臺灣獨立。從國家地緣心態來分析，一個偏安一隅，四面環海的島國，更不愿意看到臥榻之側出現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但日本畢竟沒有像美國那樣敢與中國正面對抗的能力，只能從背后偷偷摸摸搞一些小動作。事實上，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大多是日本右翼團體在扶持。
現在還有不少人關心，“如果1996年兩岸真的開打，美國會不會參戰？”實際上從美國的對臺方針和一貫行為中，這個問題不難找到答案。我們分析當時的臺海戰局，無非出現三種結果：
1. 兩岸開戰，一鼓作氣收復臺灣，出現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國。 2. 兩岸開戰，大陸與臺灣兩敗俱傷。 3. 不發生戰爭，兩岸維持現狀。
很顯然，第一種情況是美國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們更希望出現的是第二、三種情況。
親歷過當年臺海危機的人都知道，當年的態勢已經遠遠超出“軍事演習”的范疇。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新聞聯播里“千軍萬馬渡海峽，萬里驚濤把路開”已不足以描述當時的緊張態勢。從坊間傳說的“數十萬解放軍”向福建廣東兩省集結，到日后網絡上流傳的軍方高層內部講話，戰爭的硝煙已經在海峽上空彌漫。
1996年的臺灣海峽，戰爭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邊緣。
如果當時戰爭真的爆發。我們可以大膽猜測，美國人可能會在背后支持臺灣，軍事上搞些小動作，政治上為敗退的臺灣政權提供逃亡和庇護路線。但美國軍隊直接卷入臺海沖突的概率極低。
而是否存在第一種可能性？則需要從當時的軍事力量角度來分析。
3
1996，到底能否打贏？
有關1996年臺海危機的兵棋推演，成為日后軍事愛好者們樂此不疲的事情。其中爭論最多的是，“若沒有美國兩個航母戰斗群的介入，中國是否有能力一鼓作氣收復臺灣？”
我們根據已經披露的資料，結合一些軍事研究者兵棋推演的情況，嘗試分析當初解放軍一舉“收復臺灣”的可能性。
首先，戰爭絕不只是紙面實力的對比，而是涉及到攻守雙方時間、空間，以及心理上的較量。我們按照“空軍奪取制空權——海軍奪取制海權——陸軍搶灘登陸——攻占全島”這條最常規的戰爭主線來依次展開，可以看到，當時的真實情況并不容樂觀。
空戰方面，臺灣一直苦心經營三道空戰軍事防線。一是戰斗機群組成的基本火力網；二是由“天弓”導彈、“愛國者”導彈與“鷹”式導彈組成的導彈防空體系；三是各軍事基地的低空防御能力。其中經過8年研制，空軍“強網計劃”自動化防空系統已經于1995年開始擔任戰備任務。[8]
但實際上，當時被外界普遍認為略強于解放軍的臺灣空軍，在1996年的實際作戰能力并未完全形成。盡管在1992年，臺灣就向美國和法國分別訂購了F-16、幻影2000-5飛機，但臺海危機爆發時，這些裝備都還停留在紙面上。直到1996年5月9日，第一架幻影2000-5才在法國交機，一年后的1997年5月，第一批幻影2000-5飛機才運抵臺灣。
而當時臺灣空軍的主力戰機，是即將淘汰的F-104“星式”戰機和F-5E/F“虎式”戰機。自主研發、勉強可稱為三代機的IDF“經國號”戰機，僅僅列裝了二個中隊。且關鍵武器“天劍二號”中距離空空導彈并未批量生產。
大陸方面的情況也半斤八兩。1996年，當時兩岸唯一具備超視距空戰能力的Su-27戰機，只有第一批交付的24架形成初步戰斗力，且這種空優戰機，基本不具備對?；驅Φ毓裟芰Α３袚諔鹬髁θ蝿盏?，主要還是攜帶霹靂-8號空空導彈的殲-7E和殲8-II戰機。
中國空軍的第一批Su-27戰斗機，當時受限于數量和保養和維修能力，尚不足形成完全戰斗力。
從戰機數量和戰術質量上來看，臺軍略遜大陸一籌，但臺軍方面當時擁有4架剛剛到貨一年多的，被稱為“制勝法寶”的E-2T預警機。這種預警機可同時監控2000個目標與鎖定40個管制目標，具有管制、通信、情報與指揮四大功能，可充當空軍的“戰力倍增器”。
臺灣空軍裝備的E-2T預警機，被視為空戰的“眼睛”。
空軍力量方面，雙方勉強打個平手。但是水面艦艇卻不容樂觀。當時的大陸海軍雖然擁有艦船數量的優勢，質量上卻略遜臺灣海軍一籌。從俄羅斯引進的4艘現代級驅逐艦還未到貨，最新式的052驅逐艦，只有一艘“哈爾濱號”進入服役。中國海軍當時的主力艦艇，是仿制蘇聯“科特林級”驅逐艦的051“旅大級”，只裝備技術相對落后的“海鷹”系列反艦導彈，近程艦空導彈只有8艘艦裝備，其中4艘還是性能相對落后的紅旗-61導彈。
為了最大限度彌補艦船火力不足，海軍不得不嘗試“陸炮上艦”的辦法，這也充分反映了當時解放軍的無奈。
而臺灣方面，雖然老式的“陽”字號驅逐艦即將開始淘汰，但改進后的“陽”字號驅逐艦的性能也要比051型驅逐艦強不少，組成“武進一型”、“武進二型”、“武進三型”等三個系列的驅逐艦隊。各型號均標配“小懈樹”防空導彈。還有10艘以上的驅護艦裝備了“雄風-2”型反艦導彈。此外，臺灣還有一支50艘“海鷗”快艇組成的導彈快艇大隊，標配2枚“雄風-1”型反艦導彈和1門火炮、肩扛式防空導彈。這對于登陸艦艇來說也是不小的威脅。
解放軍方面唯一占據明顯上風的是潛艇部隊，大陸當時好歹擁有至少6艘核潛艇，以及100余艘常規潛艇。雖然性能算不上先進，但從數量上起碼勝過臺軍數倍。而日后被軍迷津津樂道的中國核潛艇“嚇跑美軍航母”的段子，雖然夸張，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
但總體來說，當時的?？哲妼嵙?，解放軍并不占據明顯優勢。參考歷次現代戰爭的例子，假若空軍和海軍沒有絕對壓倒性優勢，則陸軍的搶灘登陸將會遇到巨大麻煩。雖然當時中國擁全世界有數量最龐大的陸軍，但是畢竟是要將陸軍投送到狹小的島嶼上作戰，和內陸戰爭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且從當時的陸軍總體裝備上來說，甚至還不如擁有20個師和多個裝甲旅、空降旅，已經裝備500多輛CM-11和CM-12主戰坦克的臺灣軍隊。若是真實開戰，先期的登陸部隊無論從數量和裝備質量上，均會陷入明顯劣勢。
從常規軍事實力上來說，陸?？杖娖旃南喈敚Ｏ碌木褪菓鹇詫嵙?mdash;—據軍事研究人士估算，大陸當時擁有約200顆DF-15地地導彈。這也是當時解放軍壓箱底的“殺手锏”。以至于李登輝公開叫囂：“除了解放軍的飛彈，臺灣什么都不怕”。
但是我們深入來看，200顆DF-15戰術近程導彈，除了可以打擊一些重點目標，還尚不足以對臺灣軍事基地造成封鎖式打擊。這種號稱“可以精確打擊李登輝辦公桌”的戰術導彈，當時主要是GPS+慣性導航的復合制導方式，若是美國人在戰時對GPS系統做手腳，則導彈打擊精度會大大下降。此次事件，也為日后自主發展“北斗”導航系統埋下了伏筆。
其次，“收復”的難度遠遠大于“打贏”。從戰爭的角度來講，“打贏”只需要最大限度的擊潰敵軍，殲滅其有生力量。而“收復”，則需要從戰術上考慮多得多的問題。
對于收復臺灣的戰役，一定是“攻城為下，攻心為上”。若不能在開戰后的短時期內迅速解決臺軍的有生力量，則會不可避免的陷入長期拉鋸戰。留下一個“打爛了”的臺灣，是兩岸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結局。
至于坊間演繹的“間諜泄密”等事件，都不足以成為那場戰爭最終未打響的主要原因。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即使在沒有美國艦隊介入的情況下，解放軍想要在1996年收復臺灣，也必然復出沉重的代價。這對于經濟建設剛剛進入快車道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個難以接受的局面。而兩敗俱傷，最大限度消耗中國國力，也正是美國人最想看到的結局。
更準確的說，96演習，是對臺灣及美國底線的一次深度試探，也是對島內臺獨勢力的一次有力震懾。這次震懾，為大陸經濟快速騰飛，中國國力的積蓄贏得了至少20年的時間。
4
再看臺海“破局”
1890年美國軍事學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發表了《海權論》，被認為是人類進入海權時代的標志。在海權時代，哪個國家控制了海洋，哪個國家就將主宰整個世界。
但實際上，我們放在更大的歷史格局中來看，海權論具有當時的歷史局限性，更多是從美國自身的地緣特點出發，炮制出的一條戰略理論。
馬漢的著作《海權論》，成為美、德、日、蘇等國的國家戰略指導方向。
美國雖然地處美洲大陸，卻更像是在一座三面環海的“超級島嶼”上，除了被兩大洋裹夾在當中之外，東西并無陸上腹地。而中國則不同。東面是太平洋，西邊則背靠廣袤的亞歐大陸。
亞歐大陸自古以來被視作“中央大陸”，成為數千年來人類文明和經濟發育的中心。海權之爭固然重要，但是留給中國的從來不止海洋一條路。中國的戰略眼光，也從來就沒有被局限在臺灣一島之上。
一方面是向島鏈突圍。96臺海危機中，軍事裝備的落后，成為當時軍中高層刻骨銘心的記憶。此后，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開始明顯加速。文章開頭所提及的DF-21D反艦導彈等一大批先進武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1998年3月23日，中國自主研發的殲10戰機1001號原型機首飛。同月，中國以兩千萬美元的價格向烏克蘭購買了未完工的“瓦良格號”航空母艦，并于2002年3月4日抵達大連港，日后改裝成為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
另一方面是向大陸縱深挺進。2000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集中組織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1年6月29日，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標志性工程——青藏鐵路全線正式開工。2002年實現了西藏拉薩與青海西寧之間的連接。
經過十幾年的蓄力，2013正式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拉開了中國能力向整個亞歐大陸延伸的大幕。其中的樣板工程和旗艦項目之一，是北起新疆喀什、南抵瓜達爾港的中巴經濟走廊。這條經濟大動脈直接穿越南亞次大陸，抵達印度洋北岸，意味著中國的能力箭頭將直接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和波斯灣的咽喉。
中巴經濟走廊將直接貫通南北絲路，避開太平洋諸島，讓中國的戰略能力直接從陸地上穿透到印度洋。
大陸局面一旦打開，海洋也不再能夠封鎖得住中國。島鏈一旦失去意義，臺灣對西方國家的戰略價值將會急遽下降。
海洋方面，中國也并未死盯著“第一島鏈”。“一帶一路”中的“一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條“路”從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5省市出發，一路向南，經南海聯系東南亞和南亞，再一路向西，穿過波斯灣和紅海，直抵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
從這張藍圖就可以清晰看出，為什么現在這個階段，南海問題甚至比臺灣問題更為緊迫。
力量才是維持平衡的砝碼。如今臺海兩岸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早已今非昔比。90年代初，臺灣GDP尚可抵半個大陸。到2018年，臺灣GDP為5793億美元，僅廣東GDP就可甩開臺灣2.5倍的差距。
再看臺灣經濟，曾經引以為傲的“四大支柱產業”如今已被大陸全面反超。大批頂尖科研人才和職業經理人被大陸企業高薪挖走。2015年12月7日，象征臺灣島內“最后一面旗幟”的臺積電，也不得不屈服于現實，向“投審會”遞交了赴南京設廠的申請書。曾經強硬抵制來大陸設廠的張忠謀悻悻地說：
“即使現在去也已經晚三星一年，但再不登陸，未來恐將毫無競爭力，實在是時間已晚，不得不去。”[9]
文化方面，不管臺灣當局如何推行“去中國化”的教育，也抵擋不住大陸日益加強的文化影響。島內綜藝產業的衰落，讓臺灣藝人紛紛涌入大陸淘金。來大陸發展的臺灣精英，會回到島內告訴同胞，“茶葉蛋”在大陸早就不是奢侈品。而那些身居島內的臺灣青年，也可以通過開放的互聯網，了解到日新月異的祖國內地。
2016年，《康熙來了》停播，臺灣綜藝的最后一片陣地失守。
軍事實力的對比更是完全傾斜。除了戰略力量，解放軍的常規裝備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我們僅僅從下圖便可直觀看出當時和現在的差距：
1996年和2018年兩岸軍事實力對比，根據網絡流傳的圖片，經鈦禾產研核實數據后重新制圖。
但是我們并不敢馬上說，現在的解放軍已經擁有“秒殺”臺軍的實力。雖然近年來涌現出了諸多具備壓倒性優勢的新式武器，但是很多新裝備尚未大規模裝備軍隊，形成實際戰斗力。例如像殲-20這樣的隱身五代機，僅僅在列裝初期。055大驅也還未正式進入海軍服役。第二艘航母仍然還在海試，離交付部隊，組建編隊還尚需時日。
清代圍棋大師施襄夏曾在其棋訣中指出：
“決勝負之源于布局。”
當年美國人在遠東地區布了一個“島鏈”之局，試圖用一條“星月形”的鎖鏈鎖住中國。殊不知中國并未正面強突，而是避實擊虛，迂回包抄，撒下了一張更大的網。
而在這個棋局中，臺灣當局從來都不是執棋者。甚至已經逐步淪為一枚孤棋。
圍棋戰術里有一招“聲東擊西”，對于孤棋，并不急于攻擊，而是四處詢問對手應手，一般對手不敢用強，則可占順手便宜。若是對手強硬，可能會留下許多借用，這會為孤棋增加危險。執棋者可順勢從孤棋上占到更多的便宜，或干脆將孤棋殺死。
至于統一的時間表，我們相信執棋者早已成竹在胸。正如領導人所說：
“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勢不可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牢牢把握正確方向，堅定不移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條件都充分成熟的那一天，臺灣小島自會瓜熟蒂落，回到祖國的懷抱之中。而這一切假設成立的充分條件，都直接取決于國家的實力。
到那時，或許正如島內一些軍事分析人士所設想的那樣：
“就算戰爭真的不可避免，也許根本不用真打，光靠解放軍強大的?？哲娺M行環島封鎖，幾個月下來，臺灣便可不戰而降。”
5
后 記
做軍工產業研究，常常繞不開“1996臺海危機”、“1999南聯盟大使館被炸”、“2001年南海撞機”這一連串歷史節點。這幾次刻骨銘心的事件背后，是中國曾經的忍辱負重。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裝備發展，在21世紀后進入快車道。國產的反艦導彈、新式艦船、北斗導航、隱身飛機、預警機等先進裝備，正是在這一系列屈辱事件的鞭策下，向井噴一樣涌現。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大國蓄力到達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這一連串發生在世紀交替的事件，也推動了中國國家危機管理能力的提升。如今再面對“臺獨分子”跳梁小丑一樣的表演時，我們可以有更豐富和從容的應對方式。
96年對“臺獨分子”的有力震懾，為新世紀的經濟發展爭取了充裕的時間。從90年代開始，大陸經濟發展步入快車道。而臺灣經濟增速卻在1995年之后開始放緩。進入21世紀后，臺灣省GDP國內占比直線下滑，不斷被大陸的各省市超越。尤其是經過東南亞金融風暴后，“臺灣經濟的前途在大陸”已經成為島內工商界的一致共識。
經濟實力的增強，帶來了國家戰略執行上的自信。強大的國力后盾，為和平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近日對蔡英文當局“觸犯紅線必定出手”的警告，可以看出絕非虛言，對此香港媒體評論認為：
這表明“大陸成竹在胸、自信已牢牢掌握兩岸關系的主導權，‘時和勢都在我’”。
兩岸統一已是歷史必然，大勢所趨。剩下的只是如何把活做細，靜待一個最佳時機的問題。1989年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獎的臺灣電影《悲情城市》中，有一句臺詞：
“我們本島人最可憐，眾人騎，眾人吃，無人疼”，恰好反映了臺灣民眾長期“孤懸海外”，淪落為“亞細亞孤兒”的悲涼之感。
從心理上贏得島內民眾的擁戴和認同，比從武力上征服臺灣更為重要。
泰山不拒細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如今我們再來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大國方略，一邊是經濟建設上的忍辱負重、砥礪前行，另一邊是國際格局中的風云博弈、突出重圍。而其中每一個節點的細節處理，都關系著戰略執行的成敗，值得我們深刻研究，總結得失。
雖然那些讓我們刻骨銘心的故事，最終會沉入歷史的長河里，但那些磨礪我們成熟，催促我們奮進的經歷，卻是永遠值得我們珍藏的寶貴財富。縱有千難萬阻，祖國的統一與復興，也是任何人不可以阻擋的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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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孔立《臺灣歷史綱要》,2008
[3] 鄧福友《透析臺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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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陶文釗《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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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平《臺積電登陸設廠為何慢了一年？》，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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