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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2019年1月30日上午，人大常委會對外商投資法經過兩次審議后，決定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這喚起了筆者寄希望中國的外資政策能有重大改變的遐想，特別是在美國全面禁絕中國對美高科技直接投資、孟晚舟事件和美國逮捕中國工程師的今天，我希望全國人大的委員們能直面這個現實，直面外國直接投資已經給中國造成嚴重危害的現實，了解已崛起大國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事實，反思中國近代史上外國直接投資支配中國經濟的慘痛教訓，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尊重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本著實事求是、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精神，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對《外商投資法》做出重大修改。

對于外資問題，筆者在過去十年撰寫過許多篇文章直斥外資和外資政策對中國的巨大危害，主張回購外資企業。在筆者看來，目前的中國在外資政策上實際上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但現在做出重大改變仍為時不晚，倘若仍繼續延續舊的思維模式，拒不承認現實，一意孤行，不留有余地，中國就難以逃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命運。“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十三屆中國人大的委員們：面對世界經濟史和中國近代史上血淚斑斑的教訓，我們豈能重蹈令人悲嘆的歷史覆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筆者在本公眾號將陸續貼出幾篇舊文或舊文中的摘錄，供十三屆全國人大的委員們參考。今天的第一篇摘錄于剛剛提前發表在《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第二期的幾段。

自主國內市場、進口替代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自主掌控國內市場，為本土核心技術創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場，這是歷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國家最基本的歷史經驗。本文之所以提出率先取消外資企業的出口退稅、對我國出口產品征收高出口稅并在一段時間內對民營企業出口過剩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擠走大量占據我國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為民營企業的大發展和大規模進口替代提供戰略性國內市場空間，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革。

在過去的八年間，筆者一直在講，如果外資企業將其產業鏈特別是對我國經濟危害最大的加工貿易從我國遷走50%，中國民營企業的春天就到來了！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給民營企業騰出更大的產業發展空間，使其大幅度地增加投資機會，特別是在外資占據我國價值鏈高端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同時，它也給中國民營企業騰出了巨大的國內市場空間，由于遷走的50%外資再也不能在國內直接銷售了，它如果想通過出口將產品銷售到中國，就必須繳納進口關稅，國內市場因此就可以得到保護。更重要的是，它就可以使關稅保護制度在進口替代工業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了。那么，50%的外資遷離中國，將為我國民營企業的大發展提供多大的國內市場空間呢？

以美國在華企業為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于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元的銷售額。（數據來源：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EB/OL].[2018-09-24].）按照這一數據進行計算，2015年美國實現對中國“投資順差”為4814億美元-256億美元=4558億美元。又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為2610億美元，其中54.2%也就是1405億美元是由外資企業所完成，中國對美國服務貿易逆差為333億美元。如果按照從事貿易和投資的企業的國家性質進行計算，那么，2015年中國企業對美國貿易順差總額為2610億美元-1415億美元-333億美元=862億美元。將“投資順差”和貿易順差進行加總，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逆差”高達3686億美元（4558億美元-862億美元），中國企業為了獲得對美國862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竟然損失了高達4558億美元的國內市場規模。這說明：如果將直接投資考慮在內，美國不僅對華沒有貿易和投資逆差，反而具有巨大的順差！美國在華企業在沒有通過國際貿易的情況下，其產品隱蔽性地大量占據著我國國內市場！如果將日本、韓國和西方所有發達國家在華跨國公司都考慮在內，我國國內市場被其支配的狀況將是驚人的，其后果也是極其嚴重的，筆者在以往的論文中對此已有許多探討，但并沒有討論它對我國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嚴重危害，本文僅以存儲芯片的進口替代問題為例說明這一問題。

近年來，長江存儲等我國一批企業開始攻關存儲芯片，意圖突破三星、SK海力士、東芝和鎂光等廠商對中國市場的支配。然而，為了狙擊中國存儲芯片，特別是為了狙擊長江存儲2019年的大規模生產，三星采取了三項重要措施。“一是三星刻意控制產能，防止存儲芯片價格下滑。由于三星可以控制產量，直接導致美國一些半導體設備廠商的設備出貨量在短期內下滑了20%左右。三星之所以要這樣做，極有可能是想在國產存儲芯片上市前，再大賺一筆錢，存儲充足的彈藥，為將來和國產存儲芯片打價格戰做準備。另一個消息是三星在不久前宣布其第五代V-NAND正式量產。如果國產存儲芯片上市之時，三星開始暴產能，而且是最新的第五代V-NAND，國產存儲芯片將面臨技術和成本雙重競爭，將會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第三個措施是在中國開辦新工廠。據報道，2018年3月，三星在西安舉行存儲芯片二期項目開工奠基儀式，總投資額為70億美元，這是繼2012年三星在西安投資100億美元建立電子存儲芯片項目后再次追加投資。三星在中國開辦新工廠無疑是針對長江存儲等我國存儲芯片的幼稚工業而來的，一些文章的題目就表達了作者對這種態勢的憂慮，例如，“豪投70億美元！三星又一次在中國開建工廠，將與國產存儲一決高下”，“三星出手，投資70億在國內建新廠，國產芯片再難翻身？”

進口替代是指進口被國內工業所替代，長江存儲所從事的事業無疑是進口替代工業化，但在與三星等國外廠商的競爭上，它所建立的幼稚工業在剛開始量產的時候無疑處于劣勢地位，因為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只有通過“邊干邊學”，才能學會以發達國家的標準高效地利用技術，因此，他們需要時間積累生產、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在大規模生產存儲芯片這種尖端技術上需要比一般工業更加復雜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就需要關稅保護，以便使其安然渡過陡峭的學習曲線，這就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早在1791年就已提出的“幼稚工業保護理論”。從英國到20世紀下半葉的韓國，歷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國家都經歷過這種“幼稚工業保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

幼稚工業保護的實質是市場保護，因為幼稚工業渡過陡峭的學習曲線需要其成長的戰略性市場空間。就中國存儲芯片而言，如果不允許三星在華進行直接投資，中國就可以使用關稅保護手段應對三星以摧毀長江存儲等幼稚產業為目的的低價傾銷。正是為了防范中國出現競爭者，同時也是為了預防中國對幼稚產業采取關稅保護的手段，三星早在2012年就在西安通過建立存儲芯片生產工廠，提前進行了戰略布局，而2018年3月的追加投資更是直接地瞄準了2016年才建廠的長江存儲。當三星在我國進行大量直接投資的情況下，關稅保護的手段已毫無作用可言，如果三星打價格戰，長江存儲將面臨著陷入虧損和無力追加研發投資的嚴峻考驗。假如政府對其提供補貼，其效果也遠不如關稅保護。假如在政府大量補貼之下，長江存儲還不能戰勝三星的話，政府的這種干預行為就成為了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口實。因此，產業政策的成敗取決于其自身正確與否以及為其提供理論指導的經濟學類型。

通過以上討論，讀者不難領悟高出口稅戰略對于我國自主掌控國內市場、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和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重大意義，不難理解它對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性作用。“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對于世界經濟史上血淚斑斑的教訓，我們豈能重蹈令人悲嘆的歷史覆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故而，請允許筆者以七年前一篇論文中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以貿易保護為基礎的進口替代是落后國家產業升級的基本途徑和自主創新的基礎，如果我國永遠實施自由貿易政策，那么，高端產業(或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的進口替代就無法展開;而如果要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那么就必須對高端產業的國內市場進行關稅保護，但按照目前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趨勢，這種關稅將無法達到保護民族企業的目的，反而保護的是跨國公司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我國在將來如果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將不得不面對的世紀性難題，這個難題就是拉丁美洲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與19世紀下半葉美國保護主義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嚴厲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不同，拉丁美洲的進口替代卻指望外國直接投資給其帶來福音。其結果是，雖然拉丁美洲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讓民族企業獨享國內市場的工業化收益，但是，在外資企業控制了拉丁美洲國內經濟的情況下，這種貿易保護反而成了跨國公司在關稅保護之下利用壟斷地位在拉丁美洲國內市場攫取巨額利潤的工具。因此，拉丁美洲試圖通過貿易保護改變其不利國際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國直接投資所瓦解，這是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即使實行貿易保護也無法改變依附型經濟命運的基本原因;同時，它也是19世紀的美國之所以能夠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秘訣：在實行貿易保護的同時必須排斥外國直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