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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諾：毛澤東回憶五四運動前后的思想和活動

點擊：  作者：埃德加·斯諾    來源： 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19-02-02 14:50:34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篇關于他個人生活的問題表，要求他答復，我自己抱歉著，因為我所提出的問題太瑣細了，正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吏一樣地不講禮貌。但他竟不覺得。關于我所提出來的對于各種不同的事情的五六類的問題，毛氏談了十幾個晚上，卻很少提到他自己和他對于這些事情的作用。我開始想，指望他給我一些關于他自己的細情，是不可能的了一很明顯地，他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像我所遇見的一些別的紅黨一樣，他只樂于談委員會、團體、軍隊、議決案、戰斗、戰術、辦法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驗。

 

很有一個時期，我以為這種不高興談到主觀的或個人的事情，是由于禮貌客氣，或者是由于對我的懷疑和恐慌，或者是由于這些人們在頭上懸有賞金的原因。后來我才發現了情形不是如此的。事實是因為他們許多人實在都不記得這些私人的細情。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屢次發現：共產黨員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一接觸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復地問他，你不會聽見任何關于他自己的事情的。你所聽到的只是一堆關于紅軍的故事，蘇維埃的故事，黨的故事。他們能夠無限制地談論每次戰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幾百幾千個曾經來往過，而從未聽見說過的地方;但這些事情好像只集體地對他們有意義。不是因為當做個人的他們，在那里做成了歷史，而只是因為他們的紅軍到過了那里。在這紅軍后面，有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個的有機的力量，而為著這種意識形態，他們是在斗爭著。這是一個有興趣的發現，但因此使我的報告更加困難了。

 

有一天晚上，當一切別的問題都有了滿足答復以后，毛氏翻到我這張標題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他總是懷疑著供給一個自傳的必要。但我和他抗辯著，說從某一個方面說來，這是比別的事情的報道更為重要。我說：“當人們讀了你所說的話，他們愿意知道你是如何的一種人。而且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關于你的謠言。”……他很和藹地驚奇著，人們竟用了這許多的時間來幻想他，但他同意了這些傳說是應該糾正的。于是他又看了一下我所寫下來的那張問題表。

 

……毛氏是從記憶中來述說一切，我是照他所說的用英文記下來的。以后這個筆記又被重譯出來改正了。下面就是這個談話，我并沒有打算寫做很好的文藝作品，只是都經過耐心的吳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會失真的了。

........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是很受限制的，它的規則是很值得反對的。在讀了《御批通鑒》以后，我達到了一個結論，如果我單獨自己讀書和研究，或許對我自己還要好些。六個月以后我離開了學校，自己安排了一個自我教育課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里讀書。對于這件事我是很規矩很認真的，而在這樣的方法中所消耗的半年，我認為對我是極端有價值的。每天早晨當圖書館開門的時候我就進去。在正午的時候，我僅僅休息片刻，去買兩個糕餅吃。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圖書館直到他關門的時候。

 

在這個自我教育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這里我第一次看見了并且很有興趣地研究了一張世界地圖。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種的起源》，和一本約翰密爾的《倫理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諾莎的《邏輯》，和一本孟德斯鳩寫的關于法律的書。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于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被我混到一起了。

 

這時我冒充湘鄉縣人住在會館里。許多的兵也在這里，都是從縣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們沒有事做，而且都是很窮的。在會館里學生和兵士總是吵架。

.........

 

那時候我沒有錢，我的家里拒絕供給我，除非我進入學校。因為我不能夠再在會館里住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所。同時我正在認真地思索我的前程，并且將要決定我最好適合于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這時候湖南師范學校一則很動人的布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帶著興趣讀著它的好處：不需要學費，廉份的膳費，廉價的宿費等等。我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試驗論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我的家庭，并且得到了他們的允許。我替我的兩位朋友寫了論文，也替我自己寫了一篇。三個人都被考取了——所以，實際上我被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不以為我代替我的朋友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這只是一件友誼的事情。

 

我在師范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努力反抗著一切后來的廣告的引誘。最后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里一—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這個時期中，我的政治觀念開始形成。在這里我也學習了在社會行動中的最后的經驗。

 

在這個新學校里有許多的規矩，而我只贊成這些規矩中的很少數。為著一件事，我反對自然科學的必修課程。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特別不感興趣，我不愿意讀這些，所以在許多這些課程里，我得到很低的分數。我所最恨的是靜物寫生的必修課程，以為這是極端愚蠢的。我往往只想些能夠畫的是最簡單的物品，很快的畫完就離開課室。我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一個半圓，代表李太白詩“半壁見海日”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說這就是蛋，自己認為滿足了。圖畫這門課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會科學課程都是很好的，這樣平衡了我在別的課程里的低級分數。

 

這里的一個中文教員，學生們替他起渾名叫做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經是我的模范榜樣。我只好被強迫改變我的文章作風。我就閱讀韓愈的文章，學習了舊的古文辭藻。所以，敬謝袁大胡子，今天我仍然能夠寫出一篇可觀的古文，假如是需要的話。

 

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他的生活，后來和我有了極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強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灌輸一種做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于社會的人的志愿，給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影響之下，我讀了一本關于倫理的書。這書是蔡元培翻譯的。我讀完后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心智的能力》。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而我的論文被楊昌濟老師大大稱贊著。他給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觀點來看的。

 

一個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的《民報》，我用高度的興趣來讀它。從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有一天我看見了一份《民報》。上面登載著兩個中國學生，旅行走遍中國一直到了西藏邊境打箭爐的故事。這件事非常地鼓動著我。我想要摹仿他們的樣子，但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我應當先辦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歷湖南省，走過了五縣，一個名叫肖瑜的學生陪伴著我。我們走經了這五縣，沒有用過一文錢。農民們給我們吃，給我們地方睡覺;我們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著歡迎著。……

 

因為感覺到要向外發展和需要一些親密的伴侶，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對愛國工作感興趣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的青年們。對于這個廣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羅章龍的回答，他后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后又叛變了。兩件是從兩個后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這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切話，可是他隨即走開了，他自己并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永遠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圍建立了一群學生，這群學生后來成立了新民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對于中國的事情和命運，有著廣大的勢力。它是一小群頭腦認真的人們，對于小事情是沒有時間去討論的。他們所做的和所說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來說愛情和“浪漫史”，而且認為時局是太危急了，學問的需要是太通切了，完全沒有時間去討論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一一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

 

我們也成了熱烈的體育鍛煉者。在冬季假期里，我們在田地上走著，上山下山，圍繞城墻，渡河過江。假如遇見下雨，我們就脫下衣服，說這就叫“雨浴”。當太陽很熱的時候，我們也去掉衣服，說這就是“日光浴”。在春風里我們大聲叫著，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游戲。已經下霜了的日子，我們還在露天中睡覺，甚而至于十一月里，我們還在冷水里游泳。一切這些都是在“身體鍛煉”這一名詞之下進行的。或者這件事對于鍛煉我的體格，幫助不少，而這一種體格，后來我在華南許多次的進退行軍里，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里，是這樣迫切地需要它的。

 

我和許多別的市鎮城池里的學生和朋友們，建立了一種很廣大的通信關系。慢慢地我開始認為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別的朋友，幫助發起新民學會。這學會有七十到八十名會員。而他們中有許多人后來都變成中國共產主義里和中國革命史里的有名的人物。曾經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有名的共產黨員有：羅邁——現黨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第二方面軍里面;何叔衡—一中央蘇區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何叔衡犧牲應為1934年冬或1945年春];郭亮一一有名的工人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鍵槍殺;肖子璋——作家，現住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蔡和森犧牲在1931年夏。];時立云(譯音)——中央委員，后來叛變投降國民黨，變成資本家工會組織者;肖錚(譯音)—一黨的著名領袖，黨成立時最初綱領的六個簽字者之一，不久以前因病亡故。新民學會會員的大多數，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槍殺了。

 

大約在同時另一個團體被組織成了，這是湖北的“社會福利社”(譯名)，是類似新良學會的。它的許多會員，后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其中有：溫得應(譯名)[即惲代英]—該社社長，在反革命中被蔣介石槍殺。……在北乎也有一個會社。叫做“互社”(譯音)，有些會員后來也變成共產黨。在中國別的地方，主要地在上海、杭州、漢口、天津，一些青年戰士，組織些急進的團體，開始在中國政治上確立了一種勢力。[這樣的團體在天津的是“覺悟社”，吸引了一些急進的青年到組織里來。周思來是創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顆超女士—現在的周恩來夫人;馬駿1927年在北平被槍殺。一斯諾注。]

 

這些會社的大多數，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康、梁二人我早已拋棄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等等觀念的一種奇怪混合物。關于“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確定地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師范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我在學校的最后一年里，母親死了。這樣我更加失掉回家的興趣了。我決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時候是北京一一去。湖南有許多學生都計劃到法國去，用“工讀”的方法去讀書。法國在歐戰中用這種方法招募中國的青年為它做工。在離開中國以前，這些學生們打算在北平學習法文。我幫助組織這一種運動。在這一群出洋的人們中間，有許多是從湖南師范學校去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后來都變成有名的急進分子。徐特立也被這一運動影響了，當時他已經是四十多歲了，他放棄在湖南師范學校的教員位置，跑到法國去。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了共產黨員。

 

我陪伴著一些湖南學生來到北京。可是，雖然我幫助了這種運動的組織，而且還有新民學會的補助，但我不愿意到歐洲去。我覺得關于我自己的國家，我知道的并不夠，而我可以更有利的在中國花費我的時間。那些決議要去法國的學生，從李石曾——現在中法大學的校長—一學習法文，可是我沒有。我有別的計劃。對于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后，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后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

 

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于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作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于他們我是特別感覺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為著能夠旁聽大學里的功課。在新聞學會里我遇見了同樣的旁聽生，像陳公博，他現在是南京的一個大官了;譚平山，他后來變成了共產黨，再以后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一份子;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氏，幫助我很多的。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充滿了熱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

 

當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我也遇見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一九三八年被共產黨開除];康白情——他后來在美國加利弗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一斯諾);還有段錫朋一一現在是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長。在這里我也遇見了而戀愛上了楊開慧女士。她是我以前的倫理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氏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并且后來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加，我的頭腦越來越急進。我已經告訴你了這種情形的背景。可是在這時候，我還是很糊涂，用我們所常說的話來說，我正在尋找一條出路。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了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北大的學生，名叫朱謙之的，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面，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于我可以算是一種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間小屋子里住下了七個人。晚上我們七個人都緊緊地擠在一個炕上，連氣都透不過來。當我要翻身的時候，我常常必須警告睡在我兩旁的人們。但是在公園里，在故宮前面的廣場上，我見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上面正結著堅冰的時候，白梅盛開著，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上懸掛著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天珠玉樹的名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喚起了我的好奇和贊嘆。

 

一九一九年開頭，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車票，到了天津以后，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的，有一個同學從北平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給我十塊錢，使我能夠買一張車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謁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洗腳的那條小溪邊，到了圣人幼年時所住的小鎮。相傳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棵古樹，是孔子親手裁種的，靠近替他所立的歷史上有名的廟旁邊，我居然看見這棵樹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個弟子——顏淵所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并且也看見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神圣的山。

 

可是當我到了浦口，我又沒有一個銅元，也沒有車票。沒有人有錢可以借給我;我不知道如何能離開浦口。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車上一個賊又把我僅有的一雙鞋偷去了。哎呀!我怎么辦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門人”，我又遇著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好朋友，這樣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薩”。他借給我錢買了一雙鞋后，還足夠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一—同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經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學生到法國去，還預備了一筆錢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們到輪船上，以后我就向長沙出發。

 

盡我所能記憶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紀念的，是這些個經歷：我在北海灣滑過冰。我圍繞洞庭湖走過了。在保定的城墻上我曾環繞著走過一圈。在三國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墻，在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環繞著走過一次。最后我登過泰山，拜謁過孔子的墓。這些事情，在那時候，對于我，好像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當我回到長沙的時候，我比前時更直接參加了政治工作。五四運動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時間，專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于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一種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猛烈地反對那時候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很壞的人。新民學會領導了一個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革去他的職。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動反對他。因為那時候孫中山在西南已經很活動了。于是張敬堯就用查禁《湘江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里組織了一種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敬堯的斗爭，擴大為普遍的反軍閥的煽動。當時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社長，推動這個工作。這個運動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閣推倒了，長沙建立起一種新的局面。正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了兩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堅主著一種遠大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應為1920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看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北大。或者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更大。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希望他能贊助湖南學生運動。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以后我回到湖南就開始組織起來。在那里我得到一個教員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政綱是爭取湖南“獨立”—一意思是真正的自主。對于北方政府非常厭惡。并且相信如果能夠和北京脫離關系，湖南會更快地現代化的。所以我們的組織鼓動和北京政府“分離”……

 

譚延闿又被一個叫做趙恒惕的軍閥趕出湖南了。趙恒惕利用“湖南自治”運動圖謀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擁護自治，主張中國成為“聯省自治國家”。可是當他一得到了政權之后，他用極大的力量鎮壓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總而言之，贊成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綱。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地鼓吹這些改革。有一天我們領導著去搗毀湖南省議會，因為在那里，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所指派的地主豪紳們。這一次搗毀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里所張掛的胡說八道和吹牛的對聯匾額，都除下了。

 

搗毀省議會這件事被看做湖南的一件大案子，統治者們都驚慌了。可是，當趙恒惕奪得政權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著的主張。特別是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學會把斗爭的目標轉向了他。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個示威，慶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這示威被軍警鎮壓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經企圖在這一次會上，舉起紅旗，可是軍警禁止沒有能這樣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時候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組織言論的自由，但是軍警并不聽從。軍警說他們不是來上憲法的講堂的，而是來執行趙省長的命令的。從這次以后，我慢慢地信服了只有經由群眾的行動而得到的群眾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在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于工人政治組織，在這方面我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于俄國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那時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有三本書特別印在我的腦海里，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從此以后，從沒有動搖。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地也在行動上一—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從這以后，我自己也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同年我和楊開慧女士結了婚。

.......

 

毛澤東這時候是一個馬克愿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這是因為在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像共產黨的那一種組織。到一九一九年，陳獨秀才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一九二〇年馬麟—一第三國際的一個很有力的長于煽動的代表——來到上海，布置和中國黨的聯系。以后不久陳獨秀在上海召集了一個會議，差不多在同時候，一群中國學生，也在巴黎開會，建議在那里設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

 

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到目前還不過是十六歲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績實在不能算少了。因為除了蘇聯以外，它是全世界共產黨中最強有力的。而且除了蘇聯以外，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夸贊著有它自己的強大的武裝隊伍。

 

這是又一個晚上，毛氏繼續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在這個組織中間占主要勢力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著名的文化界領袖。我在北大當著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很快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路上。我對于這方面的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是很有幫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我和陳獨秀討論著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我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

 

在上海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別的人是：張國燾(1938年春季，張國森從陜甘寧邊區逃定，叛變革命，投降到民黨反動派，隨即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包惠僧和周佛海(周不久即脫黨，成為國民黨官僚，抗日戰爭時期投降日本，是大漢奸)。我們總共是十二個。那一年的十月，共產黨第一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在別的省份和城市里組織也建立起來了。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會有陳獨秀、張國燾、楊民哉(譯音)、譚平山、陳公博(現任國民黨官吏)、劉燕青(譯音)、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槍決)、李達、李森(譯音)等。在湖北的黨員有項英、惲代英、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學校主席)、許白昊、施洋。在山西的黨員有高崇武(譯音)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別的人。在廣州是林伯案(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槍殺)、王精美(譯音)和鄧恩明(譯音)是山東省委的發起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的工人學生們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和在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開始的。那里的黨的發起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在發起人中唯一的中國女子)。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發起人。過了一些時候，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支部。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別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時是書記一—已經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包括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等。那年冬天開始了猛烈的勞工運動。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而在農民中做的很少。大的礦廠大部分工人被組織起來了，而學生幾乎全數被組織了。……

 

　　(本文摘自埃德加·斯諾1937年所寫的《西行漫記》第四章，標題是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