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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是在北京的另一個綜合醫院。它有大約八百張病床，十三個科，二百五十一名西醫，九名中醫，二百五十四名護士，十一個病房。每天要接待門診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這所醫院原來是蘇聯人建造的，醫務和管理人員也是蘇聯人，當時稱為中蘇友誼醫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稱“反修醫院”，現在叫友誼醫院。

　　在參觀病房之前，我們在一張長桌旁坐下來，同座的有：北京衛生局革命委員會代表王康久;醫院軍宣隊的兩名負責人(即革委會領導人);著名的兒科醫生，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煒遜，他以前是醫院的副院長，現在在一個外地公社的“貧下中農”生產大隊勞動(是請了短假到這里來的);另外還有十位醫務工作人員和革委會成員，其中有五位婦女。

　　在聽取革委會講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變化以前，回顧一下人民共和國在二十年前繼承下來的衛生問題之嚴重性是有益處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國公共衛生署威廉·Y·陳醫生向一次美國醫生組織的討論會提出的有文件證明的報告。

　　“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前……”他寫道，“醫療衛生組織尚在幼年時代，遠低于現代標準。貧窮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的有四百萬人，并有六千萬人需要“日常治療設施”。陳醫生對中國的需要所作的估計，表明了這個問題的廣度，他認為“最低標準”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個醫生，每一千人有五張醫院病床。

　　“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總人數(1949年)，估計只有一萬二千人;這個國家每年只能向大約五百所醫院提供五百名醫科畢業生……。”醫院的病床總數是七萬一千張。

　　“因為在農村地區的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醫藥費，對這種悲劇的唯一及早解決辦法，據信是一種由國家(或社會)供應醫藥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國的著名醫生們就持有這種主張了。而“縣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則大都是受過美國訓練的醫生們所計劃、形成和實施的;他們中間許多人現在仍生活于中國，事實上構成了中國醫療衛生機構的骨干。”

　　在頭十年中，符合西方條件的醫院病床和醫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這還遠低于陳醫生的“最低標準”，但他說，“衛生、保健教育和預防工作的改進方面已有很大進展。……斑疹傷寒、回歸熱及其他必須‘通知’或‘報告’的傳染病，已經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蟲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步。……幾百萬患瘧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療，其發病率顯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萬鉤蟲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訪問人民共和國的英國醫生們，帶回了使“中國通”吃驚的報告，這是一個有關“對蒼蠅的成功控制、整潔的街道和家家戶戶非常清潔”的報告。利物浦熱帶醫學院院長布賴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衛生委員會的群眾工作和街道衛生描述為“對腸胃傳染病的預防有著深刻的影響”。對于任何一個了解過去中國農村骯臟情況的人來說，下面引用的一節是特別引人注意的：

　　“一種經常在進行的進一步控制(傳播血吸蟲病的釘螺)的方法，說明了已經達到的普遍協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夠以十分巨大的規模發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寶貴的肥料。幸而危險的血吸早卵在糞便中如果不與水是活不長的。因此只要把糞便保藏好就不會傳染。由于高明的宣傳，糞便的這種必要的保存已成為一個經濟的和社會的事實了。現在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廁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鮮艷的桶。每天早上，把桶里的東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裝滿之后把容器密封，經過適當的時間使發生的氨起殺死蟲卵的作用，然后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于農田。家庭糞便的收集因為付給代價，所以是有保證的，根據年齡每人一天多少錢，按比例付給家庭。這個辦法也被用來控制漁民對河水的污染，現在每條漁船都有收集糞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項收入來源。”

　　感到驚異的不僅是“中國通”而已，我在1960年問過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蒼蠅!我從沒有想到他們能把蒼蠅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傳染病，包括血吸蟲病和麻瘋，都已消滅、被控制或者減少。性病已在二十六個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絕跡(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膚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經撤銷了，馬海德醫生作為一個臨床醫生，也就能夠完全應該地半退休了。小兒麻痹癥、麻疹、傷寒和斑疹傷寒，由于疫苗和衛生措施，已經得到預防。1969年，在反修醫院看病的大約九十萬病人中，只發現兩個赤痢病例。當然，死亡的兩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癥。

　　現在，再回到前面講過的北京衛生局的王康久醫生。他的職責及于整個北京市特別行政區，有大約六百萬人口，包括郊區十個縣、二百八十個人民公社。這里共有十七個市級醫院和三十個區縣級醫院，病床總計二萬九千張，公社和工廠診所的病床未計在內。這個地區有醫科大學畢業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還有中醫二千人左右。

　　關于最近的“革命變化”，王康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事實：

　　“毛主席在1965年說過：‘衛生剖城市老爺部。必須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人們已習慣于在指揮時把語錄當作政策一樣來背誦。)我們現在正在學習和運用毛主席思想。在過去三年中，我們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醫務衛生工作人員到農村去。我們還把六千名醫務衛生工作人員組成四百三十個巡回醫療隊，派到四川、云南和內蒙古去。我們的醫生、護士和干部輪流參加這一工作。

　　“這個地區有一萬三千名赤腳醫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齡二十歲。他們在衛生學校或醫院附設學校接受三個月的訓練(西醫和針刺相結合)后，回到公社在當地衛生院的輔導下工作一個時期。然后再回來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小病由他們在病人家里或生產大隊的衛生所給以治療;比較嚴重的病號送到公社的衛生院。現在只有疑難重癥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醫院去。”

　　除訓練赤腳醫生外，所有的醫院還培訓隸屬于鄰近地區或工廠診療所的紅衛醫，并為人民解放軍培訓衛生員。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隊的衛生員，在市內的三百三十五處急救站“為人民服務”。反修醫院目前正在培訓四十一名這樣的青年，為期三個月。它還派出八名工作人員參加一支五十人的醫療隊，去幾內亞從事醫療工作。

　　“去年，這個醫院有九十六名醫務工作人員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我們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員經常分批到田間工作。巡回醫療隊的任務是：直接為群眾治病，提供預防性和醫療性服務，而以‘預防為主’;培訓當地的基本醫務人員;促進計劃生育;提高現有服務水平和公共衛生工作;把中西醫結合起來;與工農兵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和批判資產階級作風，以提高醫務工作人員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體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勞動人民繳納一部分)給社員提供健康保險。在城市，醫院同工廠和其他組織訂立勞保合同，費用由它們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國家補助。勞動人民只付伙食費(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費用則不需繳付。

　　我轉向從農村回來的張煒遜，他很瘦，皮膚呈古銅色，兩鬢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就認識他了，當時他是該校的一個醫科學生。他在美國學醫，后來回到中國來工作。我們有好多年沒有見面了。他的英語仍講得很流利。

　　“老張，”我說，“你是怎么離開北京的?”

　　“我是我們醫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醫務工作人員中的一個。現在我在大興縣采育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勞動。這個生產大隊有八百人。”

　　“誰派你去的?”

　　“誰也沒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農民結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這個醫院的兒科主任兼副院長。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動的。在巡回醫療隊工作時，我才第一次知道農民是多么需要醫藥和醫生啊。我是作為一個干部下去參加體力勞動的，但農民知道我是一個醫生后，都來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們叫我‘先生’，把我當知識分子看待。當他們要我治療時，就說‘請您’。耕種和收獲季節，我白天黑夜地同他們一起勞動。現在他們叫我‘老張’，我們都一樣了。同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決心在那里過一輩子。過去，我脫離政治，脫離群眾。我也不懂針刺，不懂中醫。現在我已經學了一點，發現它很頂用。這樣我就學習了很多東西。我不再留戀城市生活了。我正在為需要醫生的各地培養青年醫務工作人員。有著廣闊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們仍在北京。他每月回來探望他們一次。當新的黨組織需要他時，也許會把他再召回城市來--當他已經把青年人培訓好，能接替他在生產大隊的工作時。也可能他的家搬到農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醫生、赤腳醫生、護士、病人和醫務界革委會委員們進行的許多小時談話的摘錄，它也許至少可以表達中國公共衛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氣氛。在這個時代里，注意力已從享受特權的城市及其以自我為中心的專家主義轉到內地的田間和農村去了。全國約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國共產黨人的權力就是人民給的。

　　“農民都全心全意地熱烈擁護毛主席”，老張說。在我到過的十一個公社里，我沒有聽到過和這相反的話，但也不應得出結論說，他們全都已變成社會主義者的模范了。毛對農民在靈魂深處已經拋棄如他所說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

　　本文出自《漫長的革命》，破土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