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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崗”的影響，首先就直觀地體現在收入的驟降。在90年代末，國企員工的平均月收入接近1000元，而下崗工人每月只能領到280元的生活補貼。根據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官方數據，即便補貼標準已降至正式工資的三分之一，仍有25%的下崗工人無法按月從單位領取補助。盡管單位一般會與下崗職工維持兩到三年的勞動合同，但對工人來說，這只會加劇他們的不安全感。因為自己的艱難處境，不僅街坊鄰居間的寒暄都要小心翼翼，許多工人家庭甚至因此分崩離析。

　　“失落的一代”——50后“下崗工人”的命相、怨懟與生活

　　整理自：The Lost Generation: Life Course Dynamics and Xiagang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29, No. 2, 2003.作者：Eva P. W. Hung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7年9月，隨著國企改革三年計劃和“抓大放小”方針的確立，“下崗”開始成為中國工人生活圖景中一抹全新的暗色。在之后的三年內，下崗工人的數量躥升到了911萬，而到2002年，這一數字進一步達至一千萬。

　　毫無疑問，下崗影響了許多人，不過，相較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失落一代”，更早或更晚出生的下崗者或許還是幸運的。在這代人的集體記憶中，“下崗”作為國家意志對自己生活施加的影響，不過是他們近五旬的人生中又一個轉折性的路標。在他們的少年時代，1958年的大躍進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災害”就已讓他們的許多人嘗到了饑餓的滋味。當他們成為十幾歲的青年，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又中斷了他們的中學教育，80年代，當“六零后”青年逐漸走入大學，知識又開始受到社會的重視時，駐守農村與邊疆近十年的他們只能“頂替”自己在國有單位的父母，從底層做起。除此之外，1971~1979年“晚婚晚育”政策的推行也主導了他們本該結婚生子的10年，而當年過三十的他們終于“合法地”找到了伴侶，“計劃生育”政策又接踵而至。可以說，“失落的一代”的人生軌跡幾乎與共和國所有政策轉折同步，當國企改革和“下崗”策略在1997年再度扭轉國家政策面向，已逾中年的他們則不得不面對生活的又一次轉型。

　　“下崗”對這群失落者的影響，首先就直觀地體現在收入的驟降。在90年代末，國企員工的平均月收入接近1000元，而下崗工人每月只能領到280元的生活補貼。根據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官方數據，即便補貼標準已降至正式工資的三分之一，仍有25%的下崗工人無法按月從單位領取補助。盡管單位一般會與下崗職工維持兩到三年的勞動合同，但對工人來說，這只會加劇他們的不安全感。因為自己的艱難處境，不僅街坊鄰居間的寒暄都要小心翼翼，許多工人家庭甚至因此分崩離析。

　　不難想見，已過中年的“失落的一代”在面臨這一處境時會有怎樣的怨恨。正如一位受訪的50后下崗工人所說：“我們這一代運氣不好。在應該上學、工作、結婚的時間，我們全都錯過了。我們從農村回到北京，想要的不過是一個鐵飯碗，誰能想到最后被‘下崗’了?”

　　對這代“運氣不好”的人來說，“下崗”不僅是生計問題，也是事關面子和尊嚴的問題。在多數受訪者的口述中，這項政策無疑是對他們這代人的又一次捉弄，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在農村和邊疆的經歷已足以使他們在國有企業的工作中具備資歷，尤其是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他們已經通過長年的辛勤勞作證明了自己對國企的忠誠。然而悖謬的是，在他們的青年時代被認為無足輕重的學歷與知識，如今已成為市場衡量勞力的標準。調查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50后下崗者得以在三年內找到工作，相比尚屬年輕、且有機會再接受教育的60后，以及臨近退休、等待子女贍養自己的40后，“失落的一代”在年齡和教育程度上的雙重劣勢，意味著他們很可能再也找不到體面的工作。對從小接受工人階級先進性教育的這代人而言，這無疑將在他們精神世界中掀起一場風暴。

　　一位受訪者如此自白：“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大人從小教育我們，為國家和人民服務是我們的責任，不管我們做什么，都是‘為人民服務’，沒有高下等級的區別。但轉眼間，這些東西好像一下都變成錯的了。我根本不明白，我怎么就一下子從先進的工人階級變成了別人的奴隸?”

　　這樣的疑問，自然將失落者的矛頭延伸到了市場改革。一項對上海退休工人的調查顯示，將近70%的“老三屆”對改革都抱著相當消極的態度。與此一致的是，對毛澤東時代美好往日的留戀，常常成為他們表達不滿的隱微方式，在他們的回憶中，毛澤東時代雖然困苦，但國家珍視工人階級，工人不用擔心自己的生計，而當雇傭合同關系在1986年引入國有單位，這樣無憂無慮的生活再也無從期許。盡管多數下崗的“老三屆”相信，國家最終很可能引入新的政策，改變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處境，但更占上風的觀念，仍舊是這一代人一貫的悲觀語調：“我們這一代，注定要受困于不確定性。”

　　或許是錯綜復雜的人生經歷，這一代人的悲觀恰恰折射出他們對自身命運的清醒。上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使他們必須面對更多的“不確定性”。進入新世紀，他們的父母已經到了需要贍養的年齡，他們的孩子也多已進入初高中學習。生活的壓力再一次加在他們肩上的同時，對下一代的期望也相應攀升，尤其是考慮到自身的人生教訓，為人父母的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父輩的覆轍。

　　但或許，“失落一代”的人生經歷，已沒有人能夠重復，因為有時候，人生這件事，“趕上了”就是“趕上了”。不過就今日而言，在命運的慨嘆之外，我們對“這一代人”或許應多一份來自歷史的關心。畢竟對他們來說，共和國的歷史，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歷史。

　　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空間變易、話語重構與工人集體行動新趨勢

　　整理自：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te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8, 2009.作者：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歷經30年改革開放，今日的中國已經成為人們眼中的“世界工廠”。在我們的慣常印象里，這一名號往往標示著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國際經濟秩序中的突出地位。不過，在另一個或許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方面，它也意味著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正在中國同步生成。

　　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新世紀以來，從群體性事件中體現的中國勞工對外國資本的排斥情緒和工人權利話語的日趨活躍，都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尤其當我們考慮到E. P.湯普森“階級起源于共同經驗與排他性的利益認同”的論斷，這些全新的動向就更有冷靜直面的必要。基于對珠三角地區兩次農民工群體性事件的考察，作者認為：在傳統利益訴求與全新斗爭場域的雙重驅動下，一種全新的“工人階級”意識正在中國的工業產區逐步發生。

　　伴隨著“寄宿工廠體制”在中國外資企業的普遍推廣，新世紀的中國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境況，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空間革命”。一方面，高度集約化的規模管理體制，使企業有能力滲入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借助集聚化的居所，工人也得以借助空間優勢培育互聞互助的交往網絡。從兩起群體性事件的考察結果來看，后者在罷工催生進程中的作用，尤為突出：依靠空間便利和平日的交際網絡，廠區內的工人代表能夠在一夜之間收集上千份簽名，而部分租住在“民工村”的中等收入工人，更能憑其私人住所和街坊鄰居，參與到罷工議程之中。

　　2004年，某省A廠罷工事件的經過就是上述空間變化催生的一個典型。在A廠，超過30%的員工都租賃了鄰近廠區的民工房，下班之后，他們往往會聚集在民工村的小區內聊天、打麻將，打發難得的閑暇時光。在工人們談天的話題中，工廠低于最低標準的薪資待遇出現最為頻繁，對工廠的不滿也在每夜的流言蜚語中漸漸升級。直到04年4月，由于廠方要求工人在午餐時間刷卡認證，食堂門口日日盤踞的長龍瞬間引爆了工人長期以來的不快。4月10日，一群年輕工人在其他年長員工的支持下，開始在各個車間張貼罷工告示，并切斷工廠的電閘。

　　罷工旋即開始。工人的訴求是按照每月480元的最低標準提高收入待遇，而當廠方經理在緊急座談會上拒絕了該項要求、并隨即倉皇出逃，憤怒的人群在之后的幾天迅速擴張。以街頭巷議的中層員工為中心，工人代表迅速找到了疏通工人的重要環節，通過張貼告示、挨戶串寢乃至手機聯絡，不僅廠方的蠻橫無理大白于世，跨廠區的抗議活動也隨之發酵。罷工的第三天，在宿舍、工房和街角的工人們即開始相互商議集體前往政府請愿，鄰近廠區的工人亦在得知消息后躍躍欲試。次日，在工人代表的組織下，超過7000名各廠區員工徒步前往市政府。最終，在市政府的調解下，廠方最終妥協，承諾延長工人的午餐時間并按法定標準提高工人的基本待遇。

　　在A廠的案例中，除了對空間與信息關系的運用，罷工領袖的動員語言也充分體現了新世紀中國工人對自身處境的認知。在罷工者使用的標語口號中，資方對大陸員工的不平等待遇，構成了工人表述自身不滿的主流敘事，而僅在三年之后，這種敘事很快就成為位處同省的B廠工人應循的訴求模式。

　　2007年8月16日，一封題為“職員和員工的心聲”的公開信張貼在B廠的各個車間。信中指責了“資方的規章制度對中國員工造成的不公待遇”，并要求公司總部立即調查改正本廠區不合理的制度規定，滿足工人的“合理要求”。與A廠相似，B廠同樣是一家非大陸的外資企業，但相較3年前A廠工人的入不敷出，職工對這家德資工廠的不滿，則主要針對廠方關于四天內完成一周限定工作的規定。對各層次的職工來說，這項規定無疑是巨大的麻煩，無論是監工、技工，還是普通工人，新規定意味著他們必須在其他同事休假的時候，分擔更多的工作，因此，當罷工于公開信張貼后兩天爆發時，監工和技工主動號召本車間的工人離開崗位，支持對廠方的聲討。

　　在B廠的罷工中，密集的居住空間再次成為工人自組織的焦點。在8月17日第一次勞資對話不歡而散之后，住在工廠宿舍的女工立刻趕制了標語和宣傳冊，除了挨戶遞送這些以“兄弟姐妹”開頭的印刷品，不少女工還在宿舍頂樓上演了天女散花，要求罷工到底。在其中一份材料中，她們寫道：“如果你想做板上魚肉或者全體工友的‘漢奸’，那你大可出賣自己。為了整個工廠職工的利益，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毛主席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必須堅持，才能進行到底。”而在廠方人員巡訪女工宿舍，勸說部分無心罷工者回廠工作時，潛匿在人群中的女工代表進一步在宿舍貼出了宣傳海報。受到這些行動的鼓舞，大多數普通員工留了下來。最終，在罷工的第四天，廠方宣布接受工人的要求。

　　通過對上述兩起罷工事件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當外資企業及其寄宿管理體制在新世紀的中國愈發成為常態的時刻，在這些“世界工廠”中勞動的中國民工，也已逐漸在這一全新的生活空間中，找到了區別自身與異己者的途徑。與20世紀初的罷工者不同，他們沒有使用階級話語來證成自己“為權利而斗爭”的合理性，但頗為相似的是，通過凸顯外國資本與中國工人的對立，這些來自江南塞北、城鎮鄉野的寄居者成功找到了塑造一個“自為階級”的方法。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人們確實可以指責：新世紀的“工人階級”并未在根本上“讓思想沖破牢籠”。但當“奪回勞動果實”的吶喊聲從他們胸腔的沉默中再次迸發，徘徊在 “世界工廠”的森嚴壁壘之時，這群新世紀的新工人，或許遠比同處新世紀的我們來得清醒。

　　1915~1949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社會運動與政治策略變奏曲

　　整理自：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5-1949,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58, No. 2, 1983.作者：Jean Chesneaux and Richard C. Kagan

　　對近代中國勞工運動的既有研究往往在勞工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之間，權界其政治策略的利弊得失，但對以“階級”面目表征的中國勞工實際棲居的生活世界，目前的勞工史綜述仍舊缺乏基于社會視角的關照。

　　自始至終，1919~1949年中國的勞工運動與其社會經濟境況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聚集于新興工業城市的150萬中國工人內部，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分殊。從地域分布上看，上海、廣州、香港、武漢、津唐和東北的外國公司涵蓋了80%以上的產業工人，除卻輕重工業在沿海與內陸地區的分布差異，跨地域的勞工串聯也因地區間相互隔離的格局和跨區合作的交通不便，鮮有發生。在同一城市的工人，也在技術水準和行業工種方面存在不同，在5%左右的嫻熟技工之外，絕大多數普通勞工和學徒工均是來自本地或鄰省的農民，他們一方面要經受城市中介人的盤剝，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城里的繁重工作贍養仍在農村的家庭。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產業工人沒有任何同仇敵愾的相似之處。寄生于外國工廠草草搭建的工房內，每天至少工作10小時、沒有雙休日的產業工人不僅是上老下小的成年男子，還普遍包括女人與兒童。對在城市孤立無援的男女工人來說，尋求可靠的同鄉組織庇護，由此成為他們安身保命的最佳選擇。一戰以前，以同鄉紐帶聯系起來的傳統行會在各大城市十分普遍，它們往往以行業為基礎，在大城市為類似身份的同鄉提供相互支援，并與城市幫會勢力過從甚密。從1895到1918年，工人在這些組織的領導下曾發起152次罷工，其中，在國民黨人“二次革命”的浪潮下，許多組織在1915年之后開始明確將帝國主義指認為華工利益的侵吞者。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的城市勞工事實上已經借助這些經驗，獲取了與中國政治舞臺的聯系。

　　1919年以后，激進知識分子和早期共產黨人來到北京、上海、長沙、武漢，加入到勞工運動的行列之中。與訴諸工資待遇的幫會組織不同，這些剛從大學校門走出的年輕領袖帶來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教義和群眾信仰，在張國燾、鄧中夏等人的領導下，他們在武漢興辦工人夜校，在上海組織階級工會，在湖北的軍工廠開設工人俱樂部。這導致原先僅限于一城一業的抗議，在1921~1923年迎來了數輪跨區域罷工浪潮。

　　與此同時，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的國民黨政權也不甘落后。1922年5月，孫中山在廣東成立了首個全國工人議會，而在1924年1月國共兩黨首次形成聯合陣線之后，雙方即此在推翻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旗幟下，將工人運動的進程納入到對北洋軍閥和不平等條約的斗爭中。在同時針對外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運動中，兩黨將策略的重心聚焦于階級剝削與民族憤慨，在它們的扶助和指導下，從香港至北方的工人組織逐漸具備了聯動的默契，這在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后長達16月的舉國聲討中得到了最佳體現。而在反對封建軍閥這一方面，伴隨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打響，勞工亦在鄰近廣東的湖北、香港發起了第二戰線，通過更強調周旋于隱蔽罷工，軍工廠和重工企業的工人在后方極力破壞北方軍閥的武裝生產，而在1927年2月，上海工人甚至在中共和工會的領導下成功發動了武裝起義。

　　然而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的進展，并未從根本上消除國共兩黨革命理念的差異，為穩固局勢、同時籌措戰爭經費，入主上海后的蔣介石事實上采取了與外國企業妥協的立場，比國民黨更切于消除資本主義的中共，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不得不改變工人運動的政治策略。情勢更迭、王旗變換，中共一方面被迫將運動中心引向農村與城市的交界地帶，一方面繼續試圖在城市維系其階級力量，而國民黨政府則在收買杜月笙、黃金榮這些幫會大佬的同時推行社會改革計劃，以求壓制勞資雙方日趨政治化的對立關系。伴隨中共在30年代后從城市的退減和國民黨當局懷柔政策的進展，全國的罷工數量在1934年下降了近50%，盡管這一趨勢未能延續到抗戰爆發以后，但至少在“國統區”，國民黨仍大致維持了政策的安撫效果。

　　不過，對已卷入多重革命浪潮的中國而言，對工人運動采取的馴化政策似乎也只限于經濟訴求。在絕大多數勞力均為外國工廠的流水線禁錮、工人與當局之間抵牾不斷的情勢下，近代中國事實上不存在產生“工人貴族”和勞資中介者的社會經濟基礎。抗戰后工人運動角色的進一步政治化，似乎解釋了這場自1919年起爆發的革命未完成的原因。由于“國統區”持續了30年代早期的政策，中共控制區內的工人愈發與農民形成了政治同盟，二者的共同目標是促進生產，為敵后戰場的游擊隊提供軍工援助，而伴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日益明晰，“國統區”城市供給的停滯，也導致原先隸屬于國民黨控制的城市工會起而反撲。

　　盡管中國“工人階級”的形象在這一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農民和工農武裝覆蓋，但依靠個人聯系的傳統行會和中共遺留的群眾作風仍在運動中扮演重要作用。在城市斗爭中，產業工人在城鄉之間的流動性，決定了夜校、俱樂部仍然是工人領袖掌握群眾的陣地。在40年代，無論是曾經接受當局招安的工會派系，還是仍為中共執掌的地下組織，均依靠相似的框架機制展開活動。從1927年蟄伏在各大城市的中共工人網絡，更在此時成為從內部擾亂國民黨統治機器的關鍵。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的關鍵，似乎主要仍是由它組織起來的農民。從1919~1949年，勞工在城市的抗爭與努力盡管風起云涌，但在政治爭端和社會基礎的雙重軌道中，一旦脫離最初的組織形式和政治力量的指導，缺乏自主動員機制的城市工人事實上無法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找到屬于自己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這既是無產者聯合自身內在的困難，也是1919~1949年，這段不得不由農民和工人書寫的歷史，無法回避的命運。

　　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共產主義中國的“工人逆流”

　　整理自：Labor’s Love Lost: Worker Militancy in Communist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50, 1996.作者：Elizabeth J. Perry

　　共產主義政黨無不以無產階級之名登堂入室，但正如揭竿而起的工農不可能個個都是開國干城，革命成功之后，名稱一致的無產者也未必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

　　無產者內部的分化，早在革命時期就已初顯端倪。正如近年中國勞工史研究普遍指出的，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在共產黨領導下從事城市工會運動的工人階級內部，就已存在兩種組成不同的勞工群體。在諸如上海這樣的近代工業中心，城市工人階級以工作技術性為基準，大致可以分為技工和普通勞工兩類，前者包括金屬工、木匠、銀匠，多來自南方，后者則多為從北方窮困地區雇傭的棉紡織工、卷煙工人和黃包車夫。而當早期共產黨的年輕學生走入上海工廠、尋求革命的階級基礎時，相較受制于幫會勢力的后者，工資更高、閑暇更多、具備堅實地域性網絡的南方技工，自然而然成為他們爭取的理想對象，在中共領導城市運動的早期，這些來自南方的技術工人也就因此成為革命的中流砥柱。

　　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差異結構，迅速在建國后表征為福利待遇的“雙軌制”。1949~1951年，30年前上海工人運動的草根領袖，如今已成為國有大型工廠與工會福利政策的制定人。在與劉少奇、陳云等上海工人運動的老戰友商議后，曾在1925年擔任上海左翼工會領袖的李立三于1950年著手起草了《工會法》，這部法律除了許諾給予國有工廠工會會員豐厚的醫療保險、退休津貼和勞動保險，還明確了全國30萬技術工人在即將到來的國家工業化中的首要地位。與之相似，在建國初年應對失業與通貨膨脹的戰場上，20年代在上海擔任印刷廠學徒的陳云，亦將針對資深技術工人的福利保障視作經濟政策的關鍵。相形之下，絕大多數普通工人的終生福利，則被這些經由歷史經驗和傳統信任產出的政策拒之門外。隨著年輕一代城市工人逐漸浮出水面，中國無產者自革命年代以來的分化格局，終于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激化為階級內部的新老斗爭。

　　1957年春天，一場罷工席卷了上海。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陰影下，這場罷工在很大程度上響應了毛澤東對蘇聯官僚化的抨擊，罷工者將自己的主要訴求表達為增加福利和遏制地方企業的官僚習氣。與此同時，剛剛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許多資深國營單位職工成為了企業股東。

　　在政治氛圍和內部張力的雙重驅使下，方興未艾的公私合營企業成為了罷工者的焦點。在1957年5月至6月的百日工潮中，1300次游行示威中的90%都在合營企業發生。罷工者一方面不滿于企業公私合并后干部管理體制的引入和群眾監督機制的取消，另一方面則對國有單位的老人同儕凌駕己上的福利待遇憤憤不平。在這些抗議的主流“弱勢群體”之外，新的“受害者”也加入到對雙重標準的聲討中，諸如泰昌制釘廠的郊區職工和國營企業的學徒工，此時或要求政府給予同工同酬，或是抵制國務院關于延長學徒培訓工期的決定。對這些工人來說，最使人沮喪的不僅是官方政策的差別對待，更致命的是，來自中央的經濟指令如今已徹底取代了過往的管理習慣和業主責任，而對工廠干部的不滿，更是引發他們走上街頭的直接原因。

　　盡管此輪罷工潮流很快讓路于1957年夏天的反右運動，但工人對分配不公的怨憤也延續到了10年后的文革時期。不過這一次，對現狀不滿的工人從合營企業轉向了國企，對地方黨政機關控制權的爭奪也取代了經濟上的算計，成為國企中的“造反派”工人攻擊工廠干部的動因。有趣的是，隨著時過境遷，革命時期工人階級的地域分野如今已然頭足倒置。以“上海革命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為例，此時革命的“造反派”多為南遷不久、缺乏根系的北方人，而在革命年代引領革命風潮的南方技工，現在反倒成了位居工廠干部之職的“保守派”。前者以無所畏懼的姿態圍攻上海各級黨政機關，后者則若即若離地依靠與上海市高級干部的聯系，與前者虛與委蛇。

　　然而，雖然南北兩派在這一時期風聲鶴唳，與1966年末誕生的新一類“造反派”相比，上述劍拔弩張的兩方，遠不能反映文革時期上海工人不滿的真正根源。從1966年冬天到1967年，一系列掛以“住房困難造反司令部”、“支農回滬造反司令部”名目的造反派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在它們之中，有以幫助外來工人遷入上海為訴求的組織，有要求解決暫住證問題的組織，甚至有關懷“單身革命工人”生活狀況的“造反司令部”。與卷入政治斗爭的“工總司”或是保守派不同，這些頗有想象力的組織仗著文革的聲勢，試圖趁機尋找工人經濟利益的突破口。

　　盡管這類組織在誕生一月不到的時間內迅速被定性為“經濟主義風”，慘遭夭折，但就長遠來看，它們不僅接續了50年代中后期罷工工人的原始訴求，伴隨工人援農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股“經濟主義風”迅速吹進了上海的工廠和政府。不僅流離游蕩的學徒工開始敢于抗議單位拖欠的薪酬，不少“工總司”的內部成員也開始轉而尋求經濟上的好處。

　　雖然南北對峙、新舊之爭表征為如此戲謔的一幕，終究是一件有些反諷的事，但從上海工人對不公平和差等性久經不衰的不滿來看，似乎也只有這股“經濟主義”的力量，妥帖地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從革命到不斷革命的真正訴求。無論是1957年春天的潮涌，還是文革歲月里凡瑣心結的噴薄，變的不過是國家與工人階級的相對態勢，但亙古不變的是工人階級的愛憎分明與心中的自然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