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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家新，西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意識形態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波士頓校區一年期訪問學者。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2期

[摘要]意識形態話語權始終是西方國家搶奪的重點領域，以美國學者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學者認為，“意識形態”是自帶貶義的標簽性術語，特指共產主義國家官方所持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性”只是馬克思主義門徒們的蠱惑與偏見。美國意識形態輸出戰略基于利益需要，帶有東方主義的基本偏見和反共產主義目的。美國意識形態的綜合輸出策略包括：以聯邦政府為主導，構建對外意識形態輸出的組織化體系；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多方位文化意識形態輸出；干預新聞傳播；構建網絡與新媒體的立體攻勢；經濟上的接觸促變與以壓促變；支持教育交流、學術研究與智庫建設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權力是社會主義中國取得國家獨立和解放的根本力量來源，是我們立國與國家發展的權力基礎。我們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構建具有中國氣質的學術話語體系與研究范式，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關鍵詞]美國；意識形態輸出；戰略；策略

一、“意識形態終結論”與意識形態話語權

　　（一）“意識形態終結論”的意識形態性企圖挑戰馬克思主義

　　意識形態是特定人群、社會或國家基于其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狀況與發展愿景等形成的對人類世界所持有的信念體系，狹義上的意識形態特指政治意識形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將“意識形態”定義為：“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和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理解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切行為模式或方式。”由此可見，作為一種價值信仰與行為模式，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認異性與排他性。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共產主義與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始終處于矛盾與競爭之中。

　　從西方中心主義出發，西方“意識形態終結論”者無視現實存在的“文明的沖突”，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對自由與民主的“普世性”進行“價值論證”。與此相應，國內某些“意識形態終結論”呼應者、注經者，斷章取義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無視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必須基于消滅一切階級及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這一基本前提。筆者認為，無論從歷史性還是現實性出發，“意識形態終結論”本身就極具意識形態性，企圖以西方的“普世價值”否定、終結對他們構成重大挑戰的馬克思主義。

　　（二）西方政治學研究范式對于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偏見與搶奪

　　意識形態話語權始終是西方國家搶奪的重點領域，關涉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不僅為政府提供智庫支持，也影響別國的研究范式。以美國學者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學只有以理性的經驗性研究進行事實判斷，以類似于自然科學的價值中立才能獲得學科的獨立性與科學性，政治學研究無關意識形態性。在他們眼里，“意識形態”一詞本身就是自帶貶義的標簽性術語，特指共產主義國家官方所持的價值觀，政治學研究的“意識形態性”只是馬克思主義門徒們的蠱惑與偏見。筆者認為，政治學研究范式的“實證化”趨勢一定程度上為學科發展帶來了繁榮與理性主義，但其“基于事實的理性判斷”卻至少“刻意理性地”忽略了三個基本“事實”：第一，美國的立國基礎就是其倡導的自由與民主，有多位美國學者曾在不同時期對全美各個階層人士的基本價值觀進行過廣泛調查，研究結果趨于一致：美國國民普遍認為自由、民主是其最重要的價值理念，而任何政治學者都未曾否認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意識形態這一“基本事實”；第二，自建國起，美國就持續性地捍衛、推廣自由與民主；第三，美國眾多知名學者自我披露：“美國政治學從來都是以特有的美國觀點而書，它附屬于它的國家而非民主本身。”無論政客還是學者，給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開出的“藥方”，明顯地“帶著殖民官吏心態，并將美國的實際利益需要或直接或隱晦地表現出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無可置疑地存在著由強大的利益集團的頑固和自覺的黨派偏見所夾帶的虛假的價值無涉的傾向性”。我國部分學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以上三個基本事實，或認為美式的自由與民主已經確立了“普世價值”的典范性意義，美國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理所當然；或認為美國并未有意識地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本身就帶來文明的碰撞，是中國自己制造了“意識形態輸出的假想敵”。這些錯誤認識正消解著我們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努力。

　　必須警惕的是：當政治學研究唯“美國范式”后，我們慣常以美國的研究視角、理論框架看待中國的問題，然后提出“美式方案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典型的毀損理論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的行為。筆者并不否認美國在社會管理、經濟、科技、文教等領域的部分可取之處，但因此就認為在國家制度與核心價值觀上，可以用“例外的美國”作為普適性制度與普世價值，來否定各個國家的自主選擇與價值共識，那就是“中”了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毒”。

我國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短板，既源于認識論層面的對外來意識形態的辨識不清，也源于方法論層面的話語構建不足。本文力圖揭示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戰略本質與策略特征，期冀中國學者能構建具有中國氣質的研究范式，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二、基于價值觀使命與利益需要的美國意識形態輸出戰略

　　（一）美國的使命源自“美國例外”

　　第一，“美國例外論”具有宗教起源并自我賦予了文化擴張的使命。“美國例外論”在學界有著廣泛而不盡一致的討論。本文的“美國例外”指的是，美國社會宗教信仰的獨特性與其獨特的地理、歷史和發展相結合，形成了美國獨特的文化觀、價值觀與使命感。

　　1620年，一批清教徒搭乘“五月花號”去往北美大陸，簽訂了一份被視為美國精神之基石的“五月花號公約”，立誓將沐浴在上帝庇護的恩澤里弘揚上帝的榮耀，盡己所誠推進基督之信仰；我們如今同舟而共濟，必將以契約之形式組建促進自我完善的政府。1630年，另一清教領袖約翰·溫斯羅普帶領信眾登陸北美大陸，認為“因上帝的庇護我們來到這希望之地，我們必須將其建成山巔之城。全世界的人民正凝視著我們，我們受恩于上帝，必不能欺騙上帝，否則我們只能承受上帝不再眷顧的惡果并被世人所恥笑”。清教徒們冒險來到了當時被歐洲人視為荒蠻之地的北美大陸，試圖組建“上帝選民的共同體”，在這“希望之鄉”進行宗教實踐并建立“上帝王國”。北美大覺醒運動時期的宗教領袖喬納森·愛德華茲對宗教的例外與美國的獨特性作出了如下判斷：“雖然每個立誓信教的民族可能也有契約，但我們卻以特別的方式與上帝簽訂了契約。”

　　基督教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在選舉政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歷次總統選舉中，如果候選人不明確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傾向，將會嚴重影響其可能的得票率。據統計，美國建國之后的45位總統均為基督教徒，其中44位為新教教徒。長期以來，基督教組織發揮了政府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用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與宗教語言激勵傳教士們懷著虔誠的信仰去完成“上帝的事業”，向世界非基督教地區進行“基督教的文化遠征”。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在堅持政教分離的國家中，美國的立場始終堅定且有效，“美國是最宗教的，也是最世俗的國家”，“在完全出于世俗動機且服務于世俗目的的活動中，‘宗教例外論’很容易轉化成涵蓋范圍更廣泛的‘美國例外論’”。西奧伯翰·麥克沃伊-利維稱“美國例外論”是一種“‘準意識形態’，使美國的文化價值觀明顯有別于其他國家，美國擔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與價值引領責任，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階段對其國內外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美國自我摹畫出自身的獨特性與優越性。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美國的民族獨特性典型地表現為“國家創造民族”。有學者認為，不像歐洲那樣由國王、宮廷、貴族家庭、主教與教士來統治國家，新教徒依據新思想制定新原則而創建新國家，美國人由此能夠以平等的“新民”姿態出現；在國家政治的規范性上，“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保證國民自由、實踐民主的最好范例，值得所有國家效仿，基于這種制度的純潔性與對其的捍衛，將構成世界文明史上最為重要的里程碑性時代”。20世紀以后，美國制造業、全球貿易水平顯著提高，國力迅速增強，使“美國中心主義”得到強化，“美國例外論”也得到了進一步確證——“美國在確認自己優越于人類的其余部分后，他們急切而誠懇地希望其他的國家和人民創造和享受與他們一樣的‘真正’的生活方式”。

　　第三，制造與他國之間價值觀的“視差”：自我賦予一種布道與救贖他者的必要性。美國慣常于用盎格魯—薩克遜優越于其他民族的信條進行思維和話語表達，這種東方主義帶著基本的偏見：東方的文化系統反常而低劣，與西方的現代、理性、人道的文化系統形成了強烈對比。“東方之于西方，從長期的觀察來看，或威脅著西方（如蒙古游牧部落的侵擾、黃禍），或必須接受西方的控制（直接占領，至少是被用來開發和研究）。”二戰后，美國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關于印度支那獨立問題兩面性的觀點，典型地反映了決策者們的東方主義偏見。羅斯福認為，鑒于印度支那人無自治能力，戰后的印度支那雖然不能交給法國治理，但也不能立即放手讓其獨立，有必要以國際托管的形式“照看”印度支那20—30年，直至他們自己能夠管理自己。長期以來，美國對中東、阿拉伯地區民族主義持輕蔑態度，認為這些地區“在石油經濟的刺激下狂妄而崇拜極權，對東方式的專制主義有一種本能的偏愛，對猶太人及其信仰持一種暴民心態”。這種“去生物化”的文化達爾文主義，制造了不同地區文化與價值觀的“視差”，認為“對落后的解釋從生物學解釋轉向文化解釋意味著第三世界的進步是可能的，從而為美國指導和設計第三世界的發展提供了正當性。（如果）沒有美國的引領，這些國家要么永遠處于停滯之中，要么接受共產主義的蠱惑”。

　　（二）基于利益需要的美國意識形態輸出戰略

　　國家利益的基本要素包括國防利益、經濟利益、意識形態利益與世界秩序利益。協同“意識形態利益”與其他三個基本要素的整體推進，是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基本戰略。

　　20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框架性體系基本建立，“門羅主義”國家政策不斷被調整，美國更多地是將國家利益置于世界范圍內進行考量。1918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計劃”，明確宣布將美國價值觀（意識形態）輸出到國際秩序建設之中。將“威爾遜主義”付諸實踐的典型代表當屬富蘭克林·羅斯福。“珍珠港事件”之前，他不無憂心地指出：“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不僅控制著本國民眾的思想與生活，他們還試圖通過奴役歐洲進而控制世界其他部分的資源，德國并不諱言于他們的制度哲學迥異于美國且不能共存，他們最終將會把槍口對準美國，所以，美國必須支持歐洲戰場。”美國介入歐洲和太平洋戰場，“軍隊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出現在歐亞非三個美洲以外的大陸地區，并同時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取代英國，這種世界范圍內的戰略優勢是前所未有的，對美國義無反顧地走向世界有重要的影響”。冷戰時期，美國用對納粹德國進行道德批判如出一轍的措辭批判共產主義陣營，諸如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朝鮮戰爭、對越戰爭、組建“北約”等，都是美國價值觀與經濟、軍事、世界秩序利益的“復合形式”的表現。里根、布什父子等共和黨人執政期間，傾向于新保守主義，強化將軍事實力與意識形態進行捆綁式作業；卡特、肯尼迪等民主黨人執政期間，雖然祭起“尊重共同體、民主、自由”的大旗，但“自由主義及新保守主義安全觀在是否要促進和擴大美國的價值、規范和制度問題上并無分歧，差別只在于，這一目標在美國國家利益中的位置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上”。

　　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當前美國的利益與安全受到了中國野心勃勃的挑戰，“印太”地區正在上演著代表自由與壓制的地緣性政治斗爭，美國所能做的是綜合有效地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安全等方面回應挑戰，為美國利益的最大化服務。中國與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大國”正在利用包括技術、宣傳與脅迫等方式塑造迥異于美國價值與利益的世界。近年來，美國政商精英階層越來越強烈地認為，“中國在對外‘擴張’和“‘破壞’美國創建的國際秩序，以往美國推行的對華接觸與合作政策業已失敗，美國對華政策需要大幅調整”。

　　（三）根深蒂固的長久戰略：反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批判，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強力遏制。20世紀40年代，美國社會對蘇聯持更加強烈的警惕心理，認為，“反共已經不能僅僅停留于一種姿態，而應該成為一種信條與行動”。二戰后，“理論共產主義”轉變為大規模“政治實踐”，多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美國感到真正的威脅開始到來。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將對共產主義的敵視與恐懼，以各種宣傳工具傳導到社會各個階層，“反共產主義”上升為一種國家戰略，“我們需要全面地反擊、遏制共產主義，并重申民主、自由的傳統與原則；需要以傳教士的熱忱與堅韌向世界奉獻我們旨在促進人類自由的政策；需要提高人類普遍的尊嚴并促進物質的繁榮，將共產主義遏制在始終只能防守的狀態”。為此，必須聯合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政治與軍事同盟，對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展開軍事對抗與政治遏制；綜合采用經濟極限施壓、文化滲透、秘密顛覆等方式，摧毀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基礎，迫使其改變內外政策；積極參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與之合作，以美國模式促進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在競爭中消除蘇聯對這些國家的滲透；進一步激活美國國內的自由與民主活力，重建世界人民對美國的信任與向往。

三、進攻永遠是最好的防御：美國意識形態的綜合輸出策略

　　（一）以聯邦政府為主導，構建對外意識形態輸出的組織化體系

　　美國對外意識形態輸出是由國家主導、多方參與的系統工程。輸出主體“主要包括政府(白宮、國防部、美國情報界、新聞署)、國會、非政府組織(各類財團、社團、智庫和基金會)、媒體以及宗教團體等”。不同主體之間分工合作，構成立體多樣、整合推進的輸出體系。總統與國務卿領導著公共外交總體事務。二戰后，美國新聞署具體負責對外傳播事務。1990年10月，專設負責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的國務次卿，次卿負責3個局（文化事務局、公共事務局、國際信息局）和2個中心（戰略反恐通信中心與政策、計劃、資源中心）。

　　（二）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多方位文化意識形態輸出

　　筆者并不否認好萊塢電影在現代藝術創造中的貢獻，但作為審美的意象系統與社會的鏡像反應，好萊塢電影一直以視覺化方式傳達著美國的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

　　一是，美國電影表現出“公民宗教”與美式“英雄主義”。美國電影雖然題材多樣，但戰爭片一直占據著更多的市場份額，此類影片總是表現出“宗教性的圣戰”色彩。“普遍性而言，美國電影藝術的最大特征是，盡其所能地把戰爭演繹成承載上帝旨意的純潔的美國對邪惡的敵視基督的異端進行宗教征戰，并以此宣揚美國的道德理想主義。”美國的道德理想主義根植于基督教文化，電影藝術中的基督教圣徒氣質為戰爭的正義性提供了依據，并據此進一步催生出“公民宗教”與“英雄主義”。

　　用藝術化的鏡頭承載意象與意識形態，正是美國政府及社會精英的策略共識：最好的宣傳就是做得不像宣傳。特別是隨著電腦與互聯網的發展，鏡頭的特技處理、藝術化表現、多渠道傳播方式更能服務于美國價值觀宣傳意圖。

　　二是，美國電影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凸顯了其文化中的“冒險精神”。美式英雄主義崇尚“沒有敵人的英雄是落寞的”，敵人越強大越能體現英雄的價值所在，所以“尋找敵人”成為美國精神在好萊塢電影中的一種突出表現。而蘇聯、中國等這樣“強大的敵人”，正是美國現實中企圖進行價值觀征服的對象。

　　三是，美國文學、藝術等所傳達的意識形態性是綜合、隱性而立體的。眾多美國學者認為，包括前衛、抽象、后現代等在內的文學、藝術流派在美國國內與國際范圍內均取得極大成功，其原因“并非如美國與歐洲評論家所言那樣，僅僅源自于審美、人性透視與表現風格，坦白說，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應歸因于成功地實現了文學、藝術與意識形態的共鳴”。

　　（三）新聞干預

　　美國建國以后就奉行新聞自由主義與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媒體在國家建設與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被稱為“第四權力”，但其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本質從未改變，且借由其“專業”的視角“自由”地對他國進行新聞干預。“通過新聞報道、煽動輿論、制造謠言等方式施加輿論壓力，干預他國內政，從而實現扶持其所支持的派別或推銷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其核心是一種政治干預。

　　一是，操縱他國國內輿論與國際輿情以實現對他國制度與價值觀的“軟打擊”。對他國新聞工作者、知識分子進行“新聞自由”“媒體獨立”“第四權力”的觀念灌輸，培養能夠以美式視角發聲的新聞工作者和知識分子。同時，在他國“突發”事件報道中，以“專業態度”迅速介入，憑借美國強大而專業的媒體集團與新聞話語權，對事情的本來面目進行“理性的專業化”曲解，并以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為坐標進行國際輿論“倒灌”，借機對他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進行攻擊。

　　二是，扶植獨立媒體，對他國熱點問題與地區、群體性事件進行價值觀指揮。政府、各類財團與社團積極扶植獨立媒體，利用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問題進行“美式解讀”，展開宣傳攻勢，逐步蠶食、擊碎其他國家的社會共識，煽動群體性事件朝政治化方向發展，引起規模不等的社會動蕩。近年來發生的“顏色革命”，處處可見美國所支持的獨立媒體赤膊上陣，為廣場革命站臺、搖旗吶喊、籌募資金等。

　　（四）網絡與新媒體的立體攻勢

　　一是，美國政府負責網絡與新媒體傳播的政策供給、法律支持與統籌協調。美國政府非常重視互聯網民主輸出的頂層設計與戰略規劃。一方面，以法律形式確保美國借助網絡與新媒體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合法性、穩定性與長期性，先后通過了《國際廣播法》《網絡空間國際戰略》《愛國者法》《網絡安全法案》《聯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情報改革與防止恐怖主義法》等法案；另一方面，整合政府相關機構，統籌協調網絡外交事務。例如，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極力主導“網絡外交必須成為21世紀治國方略”，由此成立了“網絡問題協調員辦公室”，新設“新媒體主管”職位，共同負責基于“開源民主”為理念的“透明、參與、溝通”網絡活動。

　　二是，注重宣傳平臺的硬件建設，進行價值觀“軟傳播”。首先，政府組織和網站充當價值觀傳播的急先鋒。以奧巴馬執政期間為例，奧巴馬上任不久便成立名為“倫敦進程”的網絡空間外交平臺，負責政府形象設計并對國內外宣介美國價值理念與外交政策。奧巴馬、希拉里包括現任總統特朗普的推特更是由專門團隊打造，無處不彰顯“美國正義、美國優先、美國中心”的理念并對他國進行各種非難。其次，重視利用非政府組織、投資機構、大型互聯網企業、學術團體等進行價值觀的“軟傳播”。聯合各方成立“全球網絡倡議組織”，“對別國互聯網主權構成了實質上的肆意踐踏與變相侵害，放大、杜撰或炒作別國人權問題、民族問題、社會結構與社會矛盾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聯合社會知名人士的推特與臉書發布，贏得各階層人士的關注與熱議，并利用網絡推手的操作，營造網絡輿情的沸騰化。

　　三是，抓住重點傳播受眾，將政治話語大眾化。青（少）年、社會精英是網絡的主要用戶群，青（少）年處于價值觀可塑性的關鍵期，而社會精英分子因思維活躍、批判性視角與良好的話語表達，往往受到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追捧。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重視把價值觀輸出與國際援助、經濟與技術合作、教育與文化交流等進行捆綁式結合，培養青（少）年與知識精英對于美國價值觀的理解與認同，并重點培養具有“親美情結”的政治異見分子與網絡意見領袖，提高“有價值的人與事”的利用價值，以公開講座、博客、微博、臉書、推特等各種方式解釋美國的“民主”“自由”觀，制造社會議題并進行意識形態化分析，指責他國政府“專政極權”“民主缺失”。網絡大V們更是善于“圈粉”“吸粉”，擴大受眾范圍尤其是青（少）年的關注，展開公開或私下交流，將政治話語大眾化。近年來網絡事件的不當“爆料”“炒作”及其所引起的不良社會影響，固然與部分事件本身有關，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國發展中的社會問題總是會被美國拿來進行加工編造并提高到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解讀。

　　四是，通過控制信息流確立美國的世界認同。一方面，強力推進美國價值觀的信息流對他國的“正向”輸入。美國利用其技術、資金、語言優勢，研發、應用包括“翻墻技術”“破網技術”等在內的網絡傳播工具，升級改造主流媒體的網絡版，開博客專欄、微博與微信公眾號、推特、臉書，改變輿論傳播的單向與刻板形式，代之以多主體、交互型、參與式輿情傳播形式，并根據受眾的類型化與細分分析，構建有針對性的輿論影響模型與機制，試圖引起每個個體的價值共鳴。另一方面，遏制敵對國網絡的根服務器，阻斷“逆向”信息流傳播。美國一直掌控著國際互聯網的根服務器，這為其利用網絡技術侵害、打擊敵對國提供了“必殺器”。例如，2003年與2004年，美國分別強行駁回伊拉克、利比亞頂級域名申請與解析，使得伊拉克、利比亞頂級域名崩潰，并“消失”于國際互聯網。

　　（五）經濟上的接觸促變與以壓促變：以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為例

　　在政府層面，二戰后，美國對中國實行了長期的封鎖政策，原因就在于兩國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美國政府認為，經濟發展的中國將是美國的市場與利益所在，需要與中國進行接觸與合作。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中預言，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其持續的改革和經濟建設將不斷帶來變化，最終將撕下共產主義的標簽，朝向自由與民主的中國即將成為現實。在“接觸促變”的理念下，20世紀80年代美國對華實行較為寬松的外經貿政策。1989年之后，美國聯合西方世界以人權危機為名對中國再次實行封鎖，實行“以壓促變”政策。其后的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總統任期內，中美關系經歷許多波折，美國一直試圖將“人權問題”“民主問題”與最惠國待遇相掛鉤，力圖以經濟手段逼迫中國在政治上作出讓步與改革。

　　在經濟層面，跨國公司為美國的經濟利益服務并扮演著“接觸促變”的角色。“通過經濟途徑的意識形態輸出，鼓吹新自由主義‘去政府化’和‘去監管化’的理論，大肆宣傳和推動市場化、自由化原則，促使中國加快推行經濟私有化的進程，最終實現國家經濟的私有化。”他們參與培養一些認可美國價值觀的中產階級，部分中產階級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將資產轉移海外并移民他國。更有甚者，部分人移民之后成為“反華”“損華”的急先鋒，一邊利用其華人的便利條件從事與中國的經貿合作賺取利潤，一邊“積極”從事貶損中國形象、侵害中國根本利益的活動。跨國公司的文化輸出所帶來的另一顯著現象就是使得大眾消費文化的“麥當勞化”。中國人對于美式消費文化的效仿固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不加選擇的“模仿和趨同”，無異于主動放棄自我文化的塑造。造就一個沒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與國家，這正是美國所樂見的事實與未來。

　　美國希望出現一個“聽話”且能按照美國設計的方式而“改變”的中國，其目的在于，妄圖讓中國既能為美國經濟問題“買單”，又能與其價值觀“共舞”。當中國不聽話時，就通過訛詐性貿易戰，高科技出口限制，加大對中國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軍售，直接在中國周邊進行軍演，挑起臺獨、藏獨、疆獨勢力抬頭等措施，對中國制造壓力以圖“改變中國”。

　　（六）支持教育交流、學術研究與智庫建設

　　作為科技發達國家，美國教育質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質量優良，通過國際教育交流，美國大量吸納外國優秀人才、培養親美分子，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當前出現的重要變化是，美國高等教育界研發并推廣的大規模在線課程（MOOC）為世界各地學子提供了學習的機會。我們在感受到不出國門即可享受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同時也發現，美國正在利用MOOC進行殖民文化的輸送，“內容涵蓋宗教、信仰、哲學、政治、道德等各個方面，很多內容與我國倡導的主流價值觀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和立，即使在科技類課程中也不乏‘英語和互聯網的西方式偏見’，文化軟實力輸出悄然進行”。例如，一些課程以貌似價值無涉的“學術話語”進行考證，對中國歷史進行斷章取義的曲解，歪曲重要歷史事件、詆毀部分中華民族英雄人物、炮制政治謊言，此類課程極易造成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的思想混亂、黨員干部的政治立場動搖。

　　在學術研究領域，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財團等通過對各類思想庫、智庫、學者個體進行資助，對研究者的政治立場施加影響，使其充當為美國主流政治服務的高參角色。學者與政界、軍方、商業界（包括軍火商）之間存在著或明或暗的意識形態關系。如，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通過資助學者研究、舉辦國際研討會、學術出版等形式，與學界保持廣泛而多樣的聯系。“學者們研究的客觀性更好地證明了美國的偉大并為美國的持續強大提供了客觀理性的智力支持。這簡直就是知識界的洗錢行為。”

　　意識形態權力與國家軍事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一起構成國家權力的基礎，也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一直具有極其重要的實質性與操作性作用。在實質性層面，意識形態為美國決策層與社會各界構建了理解國際事務的認知圖式、行動目標、概念框架；在操作性層面，意識形態為國家政策行動提供了價值性分析依據，也為動員國民支持國家各種政策提供了解釋性工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權力是社會主義中國取得國家獨立和解放的根本力量來源，也是我們立國與國家發展的權力基礎。我們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認清“意識形態終結論”與“價值中立”學術研究范式的本質，積極構建具有中國氣質的學術話語體系與研究范式，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