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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永 王玉山：共和國是紅色的
點擊：  作者：賈永 王玉山    來源：“中國軍網-第一軍情”  發布時間:2019-10-02 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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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公里，京滬兩地的空間距離。從上海誕生到北京執政，一條領航中國的曲折之路，一條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中國共產黨人奮斗了整整28年。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一）嘉興南湖，一艘小船悄然起航——一大代表平均年齡為28歲，正是毛澤東當時的年紀。

 

7月的上海，一年中最酷熱的時節。馬路邊搖著蒲扇納涼的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闌珊路燈下，匆匆閃進法租界一座石庫門建筑的身影；更不會想到，發生在這個夏夜這座小樓里的故事，會徹底改變中國。

 

小樓的地址為：望志路106號，如今的興業路76號。那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時間撥向1920年4月，幾個俄國人悄然來到北京，然后直奔上海——此行的目的，是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晤見李大釗和陳獨秀，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他們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和他的同伴。 

 

這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也是在這個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出版。

 

兩個月后，取名“共產黨小組”的北京早期黨組織，在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辦公室成立。

 

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一南一北，推動著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業，也就是黨史上常說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一年，陳獨秀41歲，李大釗31歲。

 

馬克思主義的“天火”照進黑暗的中國，最早覺醒的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承擔起了喚醒沉睡中的中華大地的歷史使命。

 

就在那段時間，湖南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毛澤東遠赴京滬，與李大釗、陳獨秀接觸聯系——兩地馬克思主義傳播狀況和共產主義者的活動，給了27歲的毛澤東極大影響。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回憶，“到了1920年，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在上海，在北京，在長沙，在武漢，在廣州，在濟南，從1920年盛夏到1921年早春，中國國內先后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此同時，在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組織。

 

1921年6月中旬，共產國際派往上海的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作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代理書記的李達發信給各地黨小組，要求各地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

 

參加會議的代表除了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外，還有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時還在廣州的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

 

全部代表幾經周折抵達上海，已是當月下旬，原定于7月1日開幕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推遲到了23日晚上。新中國成立后經多方考證，確認了一大召開的日期，但對于黨的紀念日，仍然沿用了戰爭年代中央確定的“七一”的提法。

 

遠東第一大城市籠罩在白色恐怖中。會議開到30日晚，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環視一周后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即斷定此人為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轉移。

 

果然，十幾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和搜查了會場。

 

鑒于會場已經暴露，在李達夫人王會悟建議下，會議轉移到了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繼續召開。

 

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和《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黨綱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臨時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

 

大會結束的時候，代表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輕輕呼喊：共產黨萬歲！

 

中國革命的紅船，就這樣悄然起航了。

 

也許是一種巧合，一大代表平均年齡為28歲，正是毛澤東當時的年齡。更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個嶄新的共和國屹立在了世界的東方——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正是共產黨人建黨之初便胸懷的遠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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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血的代價換來鮮血寫成的真理：中國革命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1927年春天，中國革命最為黑暗的日子。就在國共兩黨發動的北伐一路凱歌的時候，蔣介石、汪精衛背信棄義，共產黨人被昨天的盟友殘酷地推進了血泊之中——從上海到武漢，從城市到鄉村，慘遭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超過30萬。

 

鮮血，讓年輕的共產黨猛然醒悟：只有擁有屬于自己的人民軍隊，才能守護共產黨人的信仰之光。

 

1927年8月1日凌晨，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江西南昌打響武裝反抗的第一槍——新型人民軍隊宣告誕生。這也是成立6年零一個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領導武裝斗爭。戰至拂曉，起義軍全殲南昌守敵3000余人，繳獲各種槍5000余支。

 

起義部隊來自共產黨所掌握的北伐軍，29歲的中共前委書記周恩來讓官兵在脖子上系上紅色布帶，以區別于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紅色，從此成為人民軍隊的底色。這一天，也成了人民軍隊的建軍節。

 

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是為“八七”會議。“槍桿子里出政權”這一著名論斷，就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

 

然而，掌握槍桿子又談何容易？

 

南昌起義主力撤出南昌城后幾經苦戰，在廣東潮汕地區失敗，留在梅州三河壩阻擊敵人的隊伍也損兵過半。幾乎在同一時間，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攻打長沙時受挫。緊接著，廣州起義又遭失敗。

 

國情不同注定道路不同。毛澤東最先意識到，以俄為師，顯然不是復制“十月革命”那樣的通過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模式。1927年9月，毛澤東毅然率秋收起義部隊挺進井岡山，于危難之中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

 

翌年4月28日，朱德帶領南昌起義余部與毛澤東會師井岡山，當時全國工農武裝中規模最大、戰斗力最強的“朱毛”紅軍由此誕生。

 

改編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還在為俄國的經驗不能完全被移植到中國革命之中而遺憾，他甚至擔心，“中國的紅軍會把農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雞吃掉”。

 

令萬里之遙的共產國際無法想象的是，盡管紅軍正在遭受重重“會剿”“圍剿”，深深植根于農村和農民中間的“朱毛”紅軍卻在莽莽山林中風生水起。

 

羅霄山脈，紅旗漫卷。五百里井岡，成了養育中國革命的第一塊農村根據地。人民，成了紅色隊伍的再生父母。黨的絕對領導，成了人民軍隊不變的軍魂。

 

星星燎原。從井岡山出發，毛澤東和朱德這兩位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不僅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術原則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最終開創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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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脫離實際的瞎指揮讓中國革命蒙受巨大損失。共產黨人不得不暫時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政權的初心帶到了馬背上。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的版圖上出現了一塊又一塊紅色區域，它有一個受當時的蘇聯影響的名字——蘇區。而這其中，以毛澤東、朱德開辟的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為最大。它與另外兩個人口超過百萬的蘇區——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遙相呼應，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腹地形成燎原之勢，成了蔣介石的心頭之患。

 

1931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當選為第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便是從那時起被尊稱為“毛主席”的。

 

在由63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中，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14年后他們一同當選為黨的“七大”五大書記；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的有朱德、彭德懷、賀龍、徐向前、葉劍英等，24年后，他們一起成了共和國元帥。

 

瑞金城外，一座始建于明代的祠堂裝下了紅色政權的首腦機關。毛澤東對他的“內閣”成員們說：“我們的辦公室，主要應該在田間地頭，在軍隊戰場，在實際工作中。在我們蘇維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按照規定，毛澤東這一級的領導人辦公可點三根燈芯，但每當看到油燈里有三根燈芯，毛澤東總要滅掉兩根。

 

“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年輕的人民政權以她的親民愛民和清正廉潔，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愛戴。當時23萬人的興國，有8萬人參加了紅軍。紅色政權誕生一個月，“圍剿”紅軍的國民黨26路軍1.7萬人在寧都起義，使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猛增到6.7萬人。

 

毛澤東把蘇區作為共產黨執政為民的試驗田，在深入調查和實際工作中寫下了一系列光輝著作，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4篇。

 

毛澤東的理論和成功實踐，贏得了根據地人民的擁護，卻被吃過洋面包的中央領導人視之為另類。

 

也是在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出版了一本叫做《兩條戰線》的小冊子，作者就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共產國際推上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王明。 

 

連紅軍的模樣都沒有見過的王明，用他在蘇聯課堂上學來的一套駕馭黨和紅軍。他號召“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向蘇區派出代表團，排擠毛澤東在蘇區的正確領導。一年之后又排斥毛澤東對軍事的正確領導——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長汀福音醫院治療的毛澤東，被撤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失去了對他親手創建的紅色隊伍的直接領導權。

 

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指責毛澤東為“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臨時中央便在大城市無法立足，不得不從上海遷往山溝溝里的贛南根據地。

 

接著到來的還有一個名叫李德的德國人。盡管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既不精于軍事更不懂中國實際，接替王明成為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博古卻把這位洋顧問奉若神明，將指揮大權拱手相讓。

 

1933年9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出動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

 

當時，對陣雙方的陣營里，分別由兩個德國人指揮。一個為李德，另一個是蔣介石請來的軍事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將軍。

 

國民黨根據賽克特的建議，在根據地周圍建起了由3000多個碉堡組成的封鎖線，像蛛網一樣圍困紅軍。對此，蔣介石有一個比方，蘇區是池塘，紅軍是池塘里的魚，堡壘封鎖線好比一張網，要圍住池塘的邊，抽干池塘的水，捉盡池塘里的魚。

 

贛南閩西層巒疊嶂，地圖上顯示只有幾十里的路程，實際上卻遠遠不止。李德看著地圖調遣部隊，結果，當紅軍急行軍趕往作戰地區，遭遇的卻常常是以逸待勞的敵人。更為嚴重的是，面對國民黨的飛機大炮，李德全盤照搬蘇聯戰術，命令僅有土槍土炮的紅軍與國民黨精銳打硬碰硬的陣地戰、碉堡戰，這自然正中蔣介石下懷。

 

1934年4月21日，中央蘇區南大門筠門嶺被攻占；一周之后，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失守——歷時18天的廣昌戰役，紅軍傷亡5000多人，成為第五次反“圍剿”中最慘痛的一戰。彭德懷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怒火，大罵李德等人“崽賣爺田不心疼”。

 

此時的蔣介石對于消滅紅軍似乎成竹在胸。他離開江西，開始北方之行，視察西北和華北10個省份。當時的報紙稱蔣介石的這次行程為“萬里長征”。  

 

到1934年10月，蘇區核心區域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由鼎盛時期的幾十個縣銳減到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個縣。

 

秋風瑟瑟，雁陣驚寒。1934年10月10日，中央蘇區黨政軍機關撤離瑞金，接著從于都架橋，渡河踏上長征之路。曾經紅紅火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失去固定的版圖——共產黨人不得不暫時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政權的初心，帶到了馬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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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黔北小城。成立14年的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選擇了革命的領路人，一次向死而生的艱難跋涉最終實現驚天逆轉。

 

一支隊伍，兩條河流，兩番苦戰，截然不同的戰局，檢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戰術——湘江戰役，面對5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截，紅軍損兵大半，幾近覆沒；四渡赤水，面對10倍于己的敵人重重包圍，紅軍沖出包圍圈，絕地重生……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紅軍在通過國民黨精心構設的第四道防線——湘江防線時遇到了滅頂之災：頭上是狂轟濫炸的飛機，身后是潮水般涌來的中央軍，前方是設防堵截的桂軍和湘軍，紅軍被死死壓在寬30公里、長80公里的錐形地帶……長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紅軍的手腳，也奪去了紅軍一次次稍縱即逝的戰機。

 

苦戰5天5夜，雖然黨中央和紅軍主力涉險過江，8.6萬人的長征大軍卻銳減至3萬余人……

 

不到兩個月，紅軍在黔北山區多雨的早春面臨的局面比血戰湘江更為嚴峻：隊伍疲憊、傷病嚴重、缺糧少醫……敵我力量之比，達到空前的40萬∶3萬。

 

蔣介石坐鎮西南，夢想挾湘江一戰之勇，徹底解決中央紅軍于川黔滇邊界。

 

然而，蔣介石忽視了這樣一個細節：毛澤東回來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黔北遵義，剛剛過了41歲生日的毛澤東，在失去指揮權兩年零三個月后，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決策層。那一刻，平均年齡34歲的20位與會者，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選擇了中國革命的領路人，從此將黨和紅軍的命運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鄧小平后來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

 

核心，在真槍真刀中形成，在千錘百煉中誕生。越是生死關頭，一支隊伍的核心越重要。當中國革命的航船駛入最為狹窄的航道，毛澤東走上船頭、力挽狂瀾，在千里赤水河兩岸上演了他軍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

 

四渡赤水、威逼貴陽、虛指昆明、巧渡金沙……等到蔣介石如夢方醒驚呼“毛澤東回來了”，紅軍已經沖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

 

毛澤東回來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回來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回來了。朱德總司令用這樣一首詩形容遵義會議后紅軍的變化：“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巍巍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臘子口天險……處處是險境，步步生死關，靠著堅強的領導，憑著堅定的信念，長征大軍硬是完成了一次向死而生的驚天逆轉。一段險象環生的艱難跋涉，變成了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大本營從此奠基西北，黨和紅軍挺進到了抗擊外來入侵的最前線。

 

蔣介石哀嘆：六載含辛，未竟全功。

 

毛澤東感慨：長征一結束，新局面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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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民族取得百年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面勝利，一個最重要的動因是：中國共產黨登上了歷史舞臺。

 

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長，在戰斗中做了俘虜，他想自殺，做天皇的“護國之神”。這時，在八路軍那里，他發現了一本書——《論持久戰》，正是這本書，改變了他后來的命運。

 

“不能完全讀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擊頂，使我震驚。”讓香川孝志震驚的是，還在侵華日軍兵鋒正盛的時候，書中已經預見到將來的戰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見書的作者。

 

在延安的窯洞，香川孝志見到了毛澤東，從此由侵略者變成了反戰者。

 

事實上，全面侵華之初，驕橫的日軍并未將共產黨的武裝視為對手——剛剛經歷過長征的隊伍不足4萬，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還是大刀長矛。然而，他們忽視了這是一支走過千山萬水、歷經九死而重生的隊伍，忽視了這是一群捍衛民族獨立最堅定、維護民族利益最堅決、反對外來入侵最勇敢的年輕人。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血戰平型關，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師團1000多具尸體。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首次遭到破滅。

 

23天后，八路軍120師設伏雁門關，日軍幾十輛汽車在沖天大火中化為灰燼。日本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妄想，與雁門關下升騰的濃煙一起隨風消散。

 

又過一天，八路軍129師再傳捷報：星夜襲擊陽明堡機場，擊毀敵機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時失去空中突擊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

 

“故國旌旗到江南，終夜驚呼敵膽寒”。在江南，10000多名走出深山野林的游擊戰士組成新四軍。先遣支隊初戰衛崗，便在日軍眼皮底下打了一個漂亮仗。

 

共產黨人高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旗，把一個醒來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產黨人的身先士卒，將千百萬莊稼漢錘煉成了一支無所不在的抗日大軍；共產黨人所開辟的敵后戰場，成了埋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遙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巍巍寶塔山，成了光明與希望的象征；黃土高原、延安兩岸，像一方巨大的磁場，吸引著四面八方的人們。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盛會——“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烘托出鮮明的大會主題。

 

也就在那個春天，距延安千里之外的蘇北抗日根據地，人們爭相傳閱《淮海報》刊載的一篇文章：《1945年的延安》。這篇出自美國記者派西福拉斯之手的文章，給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預言說，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會成為中國軍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輕率。”

 

一個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樣達到這個目的的政黨，一個真正想達到這個目的并且具有達到這個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頑強精神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將是不可戰勝的。

 

敵后抗戰，砥柱中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收復國土100多萬平方公里，建立了遍及華北、華中、華南19個省市的抗日根據地…… 

 

從共產黨人為國為民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中，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黨，選擇了共產黨，跟定了共產黨——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取得百年反侵略戰爭第一次全面勝利，一個最重要的動因就是，代表著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登上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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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力量源泉。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歸、民力所聚，人民軍隊無往而不勝、無敵于天下。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當年8月，蔣介石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到延安，巡視毛澤東住過的窯洞。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此后不過兩年，人民解放軍就攻占了他的南京“總統府”。

 

抗戰結束，舉國思定，蔣介石卻逆人民意愿發動內戰。就在毛澤東飛抵重慶談判的第二天，重新印發蔣介石“剿匪手本”的密令已經下發國民黨各戰區。和平僅僅維持了幾個月，蔣介石便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向共產黨六個解放區同時發起進攻。國民黨叫囂：消滅共軍短則三個月，長則五個月！

 

當時的國民黨，擁有430萬軍隊，數量之多為世界之最，陸海空俱全。52國捐贈中國的食品物資中的98%，也被美國截留下來送給了國民黨。只有130萬武裝力量的共產黨，不得不靠小米加步槍，與擁有美式飛機加大炮的國民黨逐鹿天下。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犯，毛澤東果斷決策：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地盤越占越大的國民黨由此捆住了手腳，共產黨卻在輕裝前進中越來越強。戰爭頭8個月，蔣介石以損兵71萬的代價，占領了解放區的50多座城市。

 

全面進攻最終以失敗告終。蔣介石又對山東和陜北發動所謂“重點進攻”——結果，迎接他的又是一個緊接一個的失敗。

 

在山東，華東野戰軍兵鋒直指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74師。孟良崮之戰，74師成了最先被殲滅的國民黨“王牌”，全套美式裝備全部成了解放軍的戰利品。

 

在陜北，毛澤東以延安一座空城，換來了戰略上的主動。一個半月之內，解放軍連續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打了三次殲滅戰，號稱“天子第一門生”的胡宗南損兵1.4萬。

 

更讓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1947年6月30日深夜，12萬中原野戰軍突破黃河防線，直插國民黨心腹之地——大別山，拉開了人民解放戰爭戰略進攻的序幕。

 

1947年，解放軍殲敵百萬——勝利的天平，悄然間向著共產黨一方傾斜。也就是這年年底，共產黨人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在風雨飄搖中就任“行憲”后的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然而，贏得了“總統選舉”的蔣介石，從此再也沒有在戰場上嘗過“贏”的滋味。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歷時142天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蔣介石154萬精銳盡失，國民黨賴以維持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殲滅。

 

22年間，國共兩軍的力量對比第一次發生逆轉。四面楚歌，蔣介石寫下“冬天飲寒水，雪夜過斷橋”后，黯然引退。

 

1949年4月23日，一面鮮艷的紅色戰旗，取代了南京城頭的青天白日旗——昔日富麗堂皇的“總統府”一片狼藉，辦公桌上的日歷，再也沒有翻過這一天。

 

戰場的較量，始于政治；政治的角力，在乎民心。

 

1961年，周恩來總理會見來華訪問的英國陸軍元帥、二戰名將蒙哥馬利，一年前剛剛被特赦的杜聿明作陪。

 

蒙哥馬利問這位淮海戰役時的徐州“剿總”副司令：你的百萬大軍哪里去了？杜聿明笑著指了指坐在對面的陳毅元帥：“都送給他了。”

 

蒙哥馬利說，擁有百萬軍隊的統帥，是不應該被打敗的。

 

蒙哥馬利也許不曾想到，淮海戰役第三階段，解放區支前民工與解放軍參戰兵力之比達到了9∶1。543萬支前大軍用88萬輛小輪車，向前線送去了足夠一個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9．69億斤糧食。

 

人民群眾，就是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力量源泉。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歸、民力所聚，人民軍隊才會無往而不勝、無敵于天下。

 

宜將剩勇追窮寇。帶著億萬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人民解放軍用一場接一場的勝利，為即將到來的人民共和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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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趕考，永無止境。一個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樣達到這個目的的政黨，是不可戰勝的。

 

1949年3月23日，春分過后第二天，由平津前線指揮部調來的10輛美制十輪大卡車和11輛吉普車，載著中共中央機關離開離開奪取全國勝利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毛澤東大手一揮：進京趕考去！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從告別北平到重返北平，當年苦苦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熱血青年，即將成為新生的共和國的領袖。

 

奔馳在剛剛泛青的原野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讓一個古老的國度早日煥發青春，如何讓一個多難的民族早日走向復興，如何讓共產黨人在新的考驗和新的考題面前交出一份優異答卷。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此前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打破一個舊世界不易，建設一個新世界同樣艱難。趕考之路，既要自律，更要自強。

 

上海解放前夕，277．4萬兩黃金、1520萬元銀元和1537萬元美鈔被蔣介石運走。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銀行時，僅剩黃金6180兩。上海的資本家甚至說：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0分。

 

然而，僅僅幾個月，包括上海在內的全國物價趨于穩定，困擾中國社會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畫上了句號。

 

恢復生產，改善民生，追殲殘敵，消滅匪患……共產黨人不僅要為惡性的通貨膨脹畫上句號，而且要為舊中國的一切畫上句號。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選出毛澤東等21人組成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這一天，人民解放軍軍旗及軍徽樣式正式下發全軍。

 

走過22年征程的軍隊，有了自己的軍徽和軍旗。

走過28年歷程的政黨，迎來了一個新的歷史時刻。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之際，毛澤東發表文章說：“黨的28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7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向全國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半個月后，這份創刊于河北平山的報紙，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黨中央的機關報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達的就是：新生政權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月25日，在就國旗、國徽等問題召開的協商座談會上，毛澤東拿起畫有五星紅旗的圖案說：這個圖案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

 

《義勇軍進行曲》——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成為國歌。當年，這首誕生于炮火中的歌曲，激勵中華民族挺過了最危險的時候；而今，萬眾一心的中華兒女唱著它，迎來一個新的時代。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激昂的旋律，毛澤東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天安門廣場，30萬人沸騰了；大江南北，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28響禮炮，奏出震徹云霄的巨響。從1921年7月1日誕生到1949年10月1日執掌全國政權，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整整奮戰了28年又三個月——嘉興南湖升起的那一縷曙光，終于在28年后這個明媚秋日，托起了中國從此不落的太陽。

 

此時此刻，當年的13位一大代表中，僅僅兩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56歲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63歲的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

 

如林的手臂高高舉起，縱情呼喊“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脫帽致意，聲如洪鐘——

 

人民萬歲！

（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中國軍網-第一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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