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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形象地講，長期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1]挨打、挨餓、挨罵形象地代表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大階段的突出安全問題。

昔日的落后貧窮不僅體現在生產力上，沒有工業化，鐵犁牛耕；也體現在生產關系上，缺乏組織化，一盤散沙。工業化與組織化是擺脫“落后挨打”同時也是實現“富國強兵”的重要途徑，是現代化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也是維護塑造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中國在工業化與組織化上每前進一步，克敵制勝的力量便提高一分，現代化強國建設的自信心也就增進一級。

歐洲離析、蘇聯解體、美國衰落啟示我們，現代化強國只是國家安全的必要而非充要條件。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中國惟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建設成為“強大而又使人可親”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才能確保國家長治久安。

一、現代化強國的生產力基礎：工業化

近代西方之所以能超越東方、凌駕世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重視自然科學，致力科技創新，推動科技進而產業革命，實現工業化。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能夠浮起港灣內所有的船，工業化是一國實現繁榮富強的關鍵，是現代化的核心。歷史經驗表明，美蘇英法德日等現代化強國，無不以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一強大的生產力作為經濟基礎。

挨打因為落后，沒有先進生產力，沒有強大新式工業。工業是“最有發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1944年5月22日，毛澤東在出席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的代表舉行的招待會時指出：“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2]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就是沒有強大工業，沒有（歷經成功的）工業化。日本原本與中國一樣，處于封建的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近代以來，也成了歐美列強欺侮的對象。但是，日本在挨打后迅速覺醒，勵精圖治，明治維新，通過工業化走上了富強道路，也走上了對外侵略道路。

盡管日本在工業化上與歐美乃至與蘇聯存在明顯差距，與美蘇較量存在劣勢，居于下風（1939年諾門坎戰役就是一個高下立判的檢驗），但是遙遙領先于舊中國，對付封建軍閥式的國民黨軍隊綽綽有余，所以敢于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而后得寸進尺，侵占平津，侵占華北，試圖侵占整個中國。

現代國防與現代工業緊密相關，“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3]而重（化）工業是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4]。新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憑借自己的力量，是可以實現工業化的，德國與蘇聯的工業化歷史說明了這一點。但是，那樣時間會更加漫長，道路會更加曲折，過程會更加艱辛。新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環伺中誕生，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伺機反撲，人民共和國基礎薄弱，因此現代化建設尤其是工業化只爭朝夕，時不我待。

朝鮮戰爭爆發給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施以巨大的安全風險，同時客觀上也給了新中國賦予無比的發展良機。毛澤東與黨中央判斷：“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5]

歷史證明了毛澤東與黨中央的準確判斷和英明決策?？姑涝c土地革命、鎮反運動三大運動同時啟動，即邊抗、邊穩、邊建，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利用尖銳的對外的民族矛盾，順利解決國內階級矛盾：土地革命，主要針對封建地主階級；鎮反運動，主要針對各種敵對破壞分子，負隅頑抗的階級敵人。抓重點，帶一般。國民經濟恢復與現代化建設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勢如破竹。

抗美援朝贏得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信任與尊重，自此，相應“利益”蜂擁而至。“蘇聯人從什么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6]實際上，在抗美援朝期間，為便于戰爭急需，蘇聯在中國東北已經援建了幾十個項目，這部分往往被忽視。

1960年6月7日，毛澤東在杭州飯店會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指出，“社會主義陣營是以蘇聯為首的，蘇聯有四十多年的經驗，第一個建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大家都向它學習，它也對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援助。你們將去鞍山，鞍山鋼鐵廠就是蘇聯幫助我們建成的，蘇聯還幫助我們建設了許多項目，有一百七十多項。”[7]一百七十多項，以重化工業為中心，從基礎到國防再到民用，基本覆蓋工業化主要領域。“我們的大企業是蘇聯幫助設計、安裝的，這樣做由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經十年。在這十年中，我們得到一些進步，現在要自力更生。”[8]

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建，加上中國人自己的努力——消化吸收拓展創造，由此建成了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現代化強國的物質基礎。

1952年2月1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布關于部分部隊集體轉業的命令：“中國民族和人民要徹底解放，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而我們已作了的工作，還只是向這個方向剛才開步走。”[9]

1955年5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同中央警衛局部分指戰員合影時指出：“三國時的孫權、劉備破曹操，萬事俱備，就缺東風?，F在我們就是缺東風。什么是東風呢？就是缺工業，缺近代工業。有了工業，才有汽車、拖拉機、火車頭、飛機、坦克、重機槍。我們要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我們要建設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那時候，我們國家就繁榮富強了，人民過著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10]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強調，“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11]

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后，中國在重軌、大型型鋼、無縫鋼管等材料以及化學農藥、機械設備等方面的自給率都有明顯的提升，1957年機械設備的自給率已達到60%以上。[12]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在經過抗美援朝和一五建設，奇跡般地擁有了工業化的基礎與能力。

中國的工業化雖有波折但不斷向前。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中國斷了從蘇東地區獲得先進科技設備的門路。“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3]

打破常規，即關上了一道門，卻開了數扇窗。自強不息的中國人努力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從東西方狹縫中謀得生路，通過官方、半官方、民間等多種渠道，從資本主義國家累計引進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涵蓋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領域，[14]確保中國工業化能夠跟上世界先進水平。

歷史的輪盤轉到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神機妙手“小球推動大球”，如此有了美國總統尼克松破冰之旅。中美冰凍期甫一結束，迅即給中國外交（主要是與西方國家）帶來了小陽春。1973年3月22日，毛澤東批準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該報告建議“在今后三五年內”，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國家，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技術設備，即著名的“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包括化纖設備4套、石化設備3套、大化肥設備13套、烷基苯設備1套、大型電站設備3套、鋼鐵設備2套，合計共有26個項目，這是新中國繼從蘇聯引進156個項目之后的第二次集中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此后，又陸續追加了一些項目，總金額達到了51.4億美元，參照黃金比價約合今天2200億美元，使得中國工業化進而現代化躍上了一個新臺階。例如，13套化肥設備到70年代末相繼建成投產，年產化肥過千萬噸，為中國的農業發展尤其是糧食增產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中國工業化不僅體現在建成一批國營有骨干企業，還有數量更多、分布更廣、影響更大更遠的國營和集體的中小型企業。“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干，沒有這個骨干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并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15]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經過幾十年艱辛曲折的社會主義建設，今天的中國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工業中類，525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2021年11月11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經過實施幾個五年計劃，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人民解放軍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在內的合成軍隊，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確立中國大國地位、維護中華民族尊嚴提供了堅強后盾。”

中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功，實現了“富國強兵”的初步目標，新中國不僅從一片廢墟中成功地站立起來，而且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中站穩了腳跟，為國家安全提供了切實的物質保障。

二、現代化強國的生產關系基礎：組織化

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連跟北京昌平一般大小的盧森堡、比利時也能將中國打翻在地，踏上一腳。除了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6]

落后，不只是技術裝備所代表的生產力落后，沒有強大的新式工業，沒有經過工業化鍛煉，還有經濟社會制度所體現的生產關系的落后，社會缺乏有效組織，國家一盤散沙，一袋土豆，就會任人欺凌擺布。

“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17]

“日本人口少，中國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夠欺負我們，因為我們廣大的人民沒有很好的組織，至今也還組織得很不夠。”[18]

先醒先覺的中國人，曾經運用很多方式方法，起先是封建體制改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結果都歸于失敗；而后是資產階級革命，北洋取代滿清，國民黨取代北洋，最終都無濟于事，出了水坑又入泥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誕生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結束苦難、迎來輝煌，真正有了希望。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人民勤勞勇敢，人民群眾中蘊藏無窮的智慧與力量，但是這個總體上呈一盤散沙的分散力量，需要不斷地凝聚、團結、動員、組織，才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成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強大力量。

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最廣大、最切實的利益，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照顧人民的利益，關心人民的冷暖。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說：“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

“我們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

“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19]

在物質福利的基礎上，不斷提高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使得人民群眾自覺地為著自己的利益、為著自己的解放而奮斗、而犧牲。

“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20]

“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于天下。’”[21]

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中國人民，不僅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打敗了美蔣反動派，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更為突出的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之時，敢于出兵朝鮮，與世界最強大國家及其集團（聯合國軍）展開英勇頑強的戰斗，并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

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并發表講話：抗美援朝，經過三年，取得了偉大勝利。……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2]

2020年10月2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了最后這句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主權是一個國家維護自身安全的最堅硬的外殼，盡管聯合國憲章賦予所有成員國以獨立平等的主權，但是在實際的資本主義叢林世界中，并不是每一個國家都能有效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

例如，同樣陷入金融危機漩渦而遭遇國際債主追逼，1998年的俄羅斯可以斷然中止外債償還，引爆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等金融海嘯；然而2010年冰島等“歐豬五國”就沒有這個實力，甚至一丁點討價還價的能力也沒有。

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國際環境異常險惡，差不多被敵對勢力合圍了：美帝在中南半島興風作浪，蘇修在北方邊境陳兵百萬，蔣介石在東南沿海不斷騷擾，反攻大陸，尼赫魯在西部邊陲蠢蠢欲動，覬覦西藏。中國共產黨“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主要做法是，將國內億萬人民更加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向一切反動敵對勢力，做堅決的不屈不撓的斗爭，該出手時就出手，舉重若輕，錯落有致，取得了各個戰線的勝利。

新中國的組織動員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更有民族國家特色，即城市工業中的單位化與鄉村農業中的集體化。

新中國的工業化有力地促進城市化，一個大企業往往成就一座城市，如第二汽車制造廠與十堰市。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單位體制”。單位體制，是一類具有中國特色的體制，是新中國城市社會的基本單元，也是城市居民的基本身份。工人從進入企業之日就納入了單位體制，擁有完全的就業保障，不存在失業和下崗，當時稱為“鐵飯碗”，這其實是毛澤東時代“工人”這個職業為人們所稱羨的經濟社會原因，而且工人同時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單位“處于國家與個人的聯結點上，既是國家權威在基層社會的代理者，又是把個人納入集體之中、以規范和保護個人為己任的吸納者和管制者”。[23]單位體制是一個完善的保障體系，任何人只要被某個單位所吸納，就意味著獲得了持久的保障。單位不僅提供就業的機會和場所，而且也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生老病死、婚喪嫁娶、衣食住行、養兒育女，以至法律保護，都有一個堅實的基礎。[24]

每一個單位，都是一個“大家庭”，能給其成員某種程度的安全感，并形成單位內部調節矛盾的安撫、保護機制，以至建立凝聚人心的單位倫理、文化。如此，在這個結合了黨和國家的絕對權威與準家長制的單位里，就比較容易形成相對穩定的單位秩序，成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因素和保證。

“許多人都認為單位體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表現?，F在，許多底層人民，特別是工人，在基本生活、福利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特別懷念那個一切包下來的‘大鍋飯’的時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25]

中國長期是個農業國，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民在中國總人口中、農村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小農思想在中國文化意識中、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都占有主體、主導地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現代化國家建設，必須緊緊抓住農業這個牛鼻子。

黨在不同時期于蘇區、邊區、解放區都有集體化社會化的成功經驗，如在江西蘇區的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陜甘寧邊區的變工隊和扎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解放區都有互助組，各種形式的集體經濟社會組織，不僅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增加糧食生產，而且能夠有效抵御各種災荒、保障民眾的生老病死，更能組織動員、參軍參戰、打擊侵略者。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朔@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毛澤東強調，組織起來“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26]

新中國是農業、農民、農村占主體主導的經濟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農業、農民、農村，農民是“富國強兵”的現代化道路的理所當然的主要承擔者。

“土地改革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黨在農村的農業政策，基本上是‘組織起來’實行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27]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只是農業組織化的開始，是集體化的雛形。農業合作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從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在中國前所未有的展開。

城市工業中的單位化與鄉村農業中的集體化，不僅有利于國家積累，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先發展重工業，發展國防工業，而且把億萬人民充分地組織動員起來，眾志成城，可赴湯蹈火，可排山倒海，任何覬覦中國的敵對勢力都有所顧忌。

新中國建立后，在積極推進工業化與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以促進生產力進而促進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這應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個集中體現。今天，即便那些對前30年雞蛋里挑骨頭的學者，也不得不對單位化與集體化——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加以肯定，不經意成為統籌發展與安全的經典范例。

三、現代化強國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但非充要條件

當今世界，依然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在這個適者生存的世界叢林中，要想不被人家欺負，自己得有相應的實力。

1960年4月13日，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開會議，毛澤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28]

所以，中國要不斷地努力發展自己，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三年小變，五年大變，十年更大變”[29]，參照目標是“超英趕美”，“使自己發展得像個樣子”。

新中國曾經不斷被核訛詐、核威脅，毛澤東一方面認定原子彈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30]因為“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強調，“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31]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32]；和野狗打交道，得有打狗棍。“怎么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33]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億萬人民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終于建成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這是跨入現代化強國門檻的標配；新中國勒緊褲腰帶搞出“兩彈一星”，這是不再受別人隨意欺負、訛詐的現代化強國的一個重要標志。

《道德經》有言“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置身叢林世界，強而有力，必須勝人。現代化強國建設一定得有一個參照系，新中國錨定了“超英趕美”，這個參照系既有現實也具歷史意義。

英國在全世界率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曾經建立了近乎統治全球的“日不落帝國”；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自此西方列強便將無盡的屈辱和苦難施加給中國人民；新中國建立后至今，這個老牌帝國主義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始終沒有消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取代英國一直是世界頭號現代化強國，二戰后美國奉行新殖民主義政策，欲將舊中國變成它的獨占殖民地，努力扶蔣反共，積極搞和平演變，持續敵視社會主義中國，至今仍然實際控制中國臺灣作為對付中國大陸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毛澤東認定，“美國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34]“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35]當然也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與此同時，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秀，相較老歐洲，新大陸一度充滿活力。毛澤東畢生關注美國，研究美國，并提倡學習美國，學習它的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方法，學習它務實的態度與崇尚科學的精神，學習它的政治設計中的聯邦與地方分權，以發展中國的生產力、提高中國政府管理效力與經濟社會活力。

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委托胡喬木撰寫的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對美國給予高度評價，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與蘇聯并稱“民主世界的雙璧”。

建國后，在他撰寫的經典文獻《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還是有所體現：“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36]

1970年，他再次向斯諾指出，美國的體制中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中國應該學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的那種發展辦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給中央是不行的。[37]

正是出于維護國家安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需要，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以及“超過美國”的發展目標。“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F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38]

中國人受帝國主義的欺負、美國的欺負太長太多，由此積壓抑郁的怨氣太多太長，唯有趕上并超過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現代化強國即美國，才可以長吐一口惡氣，掰指頭算上一算，中國能夠趕上并超過美國的理由還真不少：“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39]

從新民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澤東及其所帶領的中國共產黨一直都有重要而鮮明的奮斗（革命或建設）目標，最高（大）目標往往又被分解成階段（小）目標，制定并不斷完善實施步驟和方法，這便是兼科學性與藝術性于一體的目標導向管理。

但是，現代化強國不能保證常勝不敗、長盛不衰，并不能充分保證國家安全。因為，柔弱可以戰勝剛強，現代化強國（如美國）同樣能夠被打敗，甚至不戰而敗（如前蘇聯）。

1950年，朝鮮內戰，美國介入，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鋼（那個時代的實力標志）產量分別只有美國的1/28和1/100。在作戰力量上，中國的海軍空軍才著手組建，尚無實戰能力，陸軍裝備，美國一個師有800門炮，中國志愿軍三個師才有50多門（雜）炮，遠不如美國。“但是一打就像趕鴨子一樣，幾個星期就把美國人趕了幾百公里，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以南去了。”[40]鋼少氣多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最后取得了偉大勝利。

1956年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我們過去沒有很多東西，只是小米加步槍，我們的敵人是飛機加大炮，但還是小米、步槍戰勝了飛機、大炮。這是從古至今的一條基本原則：弱小而進步的戰勝強大而落后的。”[41]

1957年11月18日，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時發言：“歷史上從來就是弱者戰勝強者，沒有槍的人戰勝全副武裝的人。我們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為了同敵人作斗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他，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他。”[42]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著先鞭，率先踏入工業化門檻，實現國家現代化。但是，在現代化西方與前現代的非西方之間，剝削壓迫不斷，戰爭殺戮不斷；現代化西方國家之間為爭奪殖民地、實施資本積累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更是慘絕人寰。

實際表明，現代化國家之間的爭奪，沒有最后贏家，所謂笑到最后的美國，也是在尸骨如山中發跡，而蘇聯的“強國夢”更是在血流成河中煉成。隨后，東西方拉起鐵幕，開啟冷戰，蘇美在“核恐怖平衡”中，落入所謂“俢昔底德陷阱”，最終一死一傷。死者長已矣，傷者且偷生。

現代化強國的蘇聯，在龐大且強大的武裝力量毫發未傷的情形下，轟然解體，灰飛煙滅。現代化強國的美國卻落下產業空心化、經濟金融化、社會兩極分化、政治僵化極化、種族宗教矛盾尖銳化等累累傷痕，今天的諸多“美國病”都可以在冷戰中找到病根。

冷戰結束，美國獨步天下，但是911恐怖襲擊，新經濟泡沫破滅與次貸危機沖擊，尤其是近年來與新興崛起大國的迎頭撞擊，使美國在策略上陷入“越反越恐”、在戰略上陷入“霸權衰落”的雙重安全困境，每年因戰爭、槍殺、自殺、疫情等而死于非命的國民數以百萬計，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是資本積累、是企業利潤、是潤滑人際關系的金錢，利潤率遞減、債臺高筑、財源萎縮使得從最高統治集團到普羅大眾尤其是社會底層民眾，普遍陷入安全焦慮狀況之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43]很顯然，現代化強國（世界頭號強國）不能始終一貫地保證自己的國家安全、人民安全。

四、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確保中國長治久安

近代以來，西方反超東方的經驗以及中國落后挨打的教訓都表明，中國必須走“富國強兵”的道路，實現以工業化、組織化為核心的現代化，成為現代化強國。但是，這個現代化強國既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強國，也不同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應是國家安全的最堅實基礎和最可靠保障。

現代化強國之“強”不僅在物質基礎上、形式上，更在精神內涵上、政治上。經濟基礎上、技術裝備上的強，是必備的、必須的，但是更多是外在的、形式的，思想意識上的強，政治上的強才是真正的強，實質的強。

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同巴西記者談話時強調：“西方世界的太陽是傍晚的沒落的太陽，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陽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陽。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們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逐漸破除。說西方是先進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恰恰相反，它們是落后的。自然，它們有一點東西，無非是幾斤鋼鐵和幾個原子彈；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它們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敗的，是低級趣味的，所以我們看不起它們。”[44]

盡管美西方經濟基礎雄厚，軍事實力過硬，科技裝備領先，但是它們實行壟斷資本統治，這是一種寄生的腐朽的制度，相較于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相較于欣欣向榮的亞非拉地區，恰恰是落后的。貌似強大的美西方為資本積累服務，脫離人民，違背廣大人民的利益，不僅是落后的，而且還是反動的。

毛澤東多次提出，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略上和整體上要輕視它，而在戰術上和局部上則要重視它。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會見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時說：“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45]“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46]

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徹底擺脫落后，做到全方位先進。也就是，要不斷不懈努力奮斗，通過工業化與組織化徹底擺脫落后，做到全面先進，即在經濟、技術與裝備的先進的基礎上，更有思想（如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政治（如社會主義制度）與組織（如中國共產黨）的先進，即從里到外、從形式到內容、從物質到精神的全方位先進。

中國共產黨將舊中國的一盤散沙變成新中國的鋼鐵長城。宗教能夠將信眾組織起來，進行宗教戰爭，一如歐洲歷史上一波接一波的十字軍東征，再如今天的極端宗教勢力熱衷恐怖主義，這些多半是和諧社會、和平世界建設的破壞力量；再有，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也能夠將工人組織起來，但是，往往沒有方向，如早期的英國工人運動（盧德運動）搗毀機器；沒有遠大志向，如減少工時、增加工資等眼前利益；抑或被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所利用，參與對外侵略擴張，剝削壓迫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或參與帝國主義之間為瓜分殖民地、原材料產地、產品銷售市場的野蠻戰爭。

但是，來自無產階級又服務于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通過深刻細致的階級分析，高屋建瓴的理論概括，成為無產階級為自己進而為整個人類整體利益而斗爭的“最好的武器”。

中國人民中蘊藏無窮的智慧與力量，但是這個“人力資源富礦”需要挖掘、開采、分揀、提煉，需要不斷地凝聚、團結、動員、組織。中國共產黨在時時處處關心人民冷暖、給予人民切實物質利益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啟示人民，運用這個“最好的武器”武裝人民，不斷提高勞苦大眾階級覺悟（維護自身利益，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鑄就一雙雙鐵拳，形成一道道鋼鐵長城，從而具有強大的戰無不勝的力量。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7]

中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新中國矢志不渝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的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牢牢抓住了這一點，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新中國建立后，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48]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須兼顧”

“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沒有必要。”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

“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49]1955年5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庭院同中央警衛局部分指戰員合影時指出：“我們要通過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我們要建設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那時候，我們國家就繁榮富強了，人民過著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50]

中國的現代化強國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使人可親”，不會耀武揚威，不會欺負別人，不會在世界稱王稱霸。

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起草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其中這樣寫道：“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51]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特定內涵集中在“大強國”，更在“使人可親”，而決不是可憎，面目可憎，行為可憎；也不是一般的“敬而遠之”的“可敬”和“可畏”。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強調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和貫徹正確義利觀，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同周邊國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實親誠的政策理念同非洲國家共謀發展，推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實現新發展。對待周邊和非洲這兩個重要的傳統外交主陣地，中國都是把“親”擺在第一位。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元首、政黨領袖、民間團體代表，從蘇聯專家、美國記者、英國退休將軍、拉美革命人士、非洲留學生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戰略家、外交家給他們的深刻印象就是“和藹可親”。“可親”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張名片”，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形象的鮮明特征，還應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國的永恒標志。

歷覽古今，綜觀國際，強大而可親的國家，稀罕得很！“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真正的強大是戰勝自己，超越自己。強大而可親關鍵在不要驕傲，不要翹尾巴。有一種落后，是取得成績之后，尤其是強大之后，驕傲自滿。驕傲使人落后，落后又要挨打，是謂驕兵必敗。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時說：“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就是到五十年后像個樣子了，也要和現在一樣謙虛。如果到那時候驕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驕傲。永遠也不要翹尾巴。”[52]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于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53]

前車之轍，后車之鑒。二戰后，蘇聯成為名副其實、與美國比肩的現代化強國，但是蘇共及其領導人驕傲自滿，逐漸脫離人民，背離社會主義原則，以“老子黨”而不是“兄弟黨”自居，不再平等待人，不再平等對待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熱衷大國沙文主義，走上與美國爭霸的道路，人稱“社會帝國主義”。脫離人民最終會被人民所拋棄，背離社會主義原則最終會被世界潮流與歷史趨勢所拋棄，強大的現代化國家蘇聯，在轟然崩塌之后，悄然埋進了故紙堆。

中國初步經驗與蘇聯沉痛教訓表明，只有在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與原則的基礎上堅持國際主義，堅持大小、貧富國家一律平等，才能有效地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抵制和消除狹隘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才能團結世界范圍內最廣大的人民，結成最廣泛的反帝反霸反強權的統一戰線，實現和平與發展，實現共享發展與共同安全，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理應遵循國際主義的原則，真誠地支援被壓迫的國家和民族，幫助人家發展民族經濟”，“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如果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必然會變成超級大國”，“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54]

注釋：

[1]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1日)。

[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3]《獨立自主地搞建設》（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80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

[5]《中國人民志愿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392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頁。

[8]《中尼邊界要永遠和平友好》（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

[1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11]《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頁。

[12]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工業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0頁。

[13]《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41頁。

[1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

[15]《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240頁。

[16]《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40頁。

[17]《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511頁。

[18]《在抗大應當學習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19]參見《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頁。

[20]《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頁。

[21]《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頁。

[23]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66頁。

[24]在毛澤東時代，單位幾乎管理所有事，單位功能之齊全達到了極致。參見李漢林《中國單位現象與城市小區的整合機制》，《社會學研究》1993年5期。

[25]錢理群著《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冊），臺北市﹒聯經2012年版，第164、165頁。

[26]《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頁。

[27]參見1952年6月9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于處理農村中富農成份的黨員的黨籍問題的新規定》。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9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7頁。

[32]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33]《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

[34]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周報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35]《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

[36]《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2頁。

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頁。

[37]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時的講話，參[38]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頁。

[39]《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頁。

[40]《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4頁。

[4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7頁。

[4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頁。

[43]參見南北朝范曄《后漢書·黃瓊傳》。

[44]《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46]《和美國記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3頁。

[47]《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48]《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49]1955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頁。

[5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5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頁。

[52]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5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7頁。

[54]參見《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74年4月11日，這個發言是外交部精心準備的，得到毛澤東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