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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毛主席斗爭高明在于讓真老虎、鐵老虎變成假老虎、紙老虎
點擊:  作者:江涌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03-25 16:07:46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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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論斷,“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1]“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是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進行深入探索所取得的標志性成果之一。當取得三大戰役勝利、中國革命勝利在即之際,毛澤東把1948年全黨大多數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把我黨政治成熟程度的極大的增長,視為“一個最偉大和最根本的勝利”,比戰場上的勝利、比軍事勝利更加重要,寓意深刻。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而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對美斗爭的一系列勝利,概括起來,是因為有這樣幾個重要策略。

 

算經濟賬,更算政治賬

 

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同巴西記者談話時強調:西方世界的太陽是傍晚的沒落的太陽,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陽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陽。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們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逐漸破除。說西方是先進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恰恰相反,它們是落后的。自然,它們有一點東西,無非是幾斤鋼鐵和幾個原子彈;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它們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敗的,是低級趣味的,所以我們看不起它們。[2]算經濟賬,美國是先進的,二戰后美國經濟如日中天,占到世界的一半;但是,算政治賬,美國就是落后的,壟斷腐朽的資本主義日薄西山。政治賬是戰略賬,政治賬一算,就知道這個所謂“先進”的美國原來是落后的,所以非但不用迷信它,懼怕它,反而可以藐視它,它是一只紙老虎。

贏得對美斗爭的勝利,首先要有比美國更好的戰略,戰略是一種全局性策略,好的戰略應有足夠的高度,這個高度重要的是政治高度。

 

1962年8-9月間,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陳毅在華東組時指出,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說我們對美國斗得過分了,對修正主義斗得過分了,對尼赫魯斗得過分了,要和緩一點。一少,是指我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點。這種“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錯誤的。大量的事實說明我們同肯尼迪、赫魯曉夫、尼赫魯聯合戰線的斗爭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的斗爭又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不能說已經斗過分了。對于民族解放運動,隨著我們力量的不斷增長和技術的提高,我們還應當給他們以更多的支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目光短淺,不能打小算盤,要打大算盤,不能只算經濟賬,要算政治賬。陳毅的發言被登載在情況簡報上,毛澤東批閱“可看,很好。”[3]

 

1970年5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時說:“你提出來要搞人民解放軍,要打。我們是不賣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贈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還賬的。”[4]幫助支援亞非拉的反美反帝國主義的正義斗爭,實際上就是幫助自己,讓美國十個指頭按跳蚤,一個也抓不住;更是給美帝國主義套上絞索,讓它動彈不得。如此,中國的發展與安全便得到了有效保障。

 

此外,對朝鮮、越南等國的援助,不僅是戰略策略謀劃,還有情感道義考慮,履行國際義務。在中國革命斗爭中,許多外國朋友參加了我們的斗爭。胡志明參加了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不少越南人為中國的革命事業流血犧牲,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朋友在我們困難的時候伸出了援手。這些人就是在國際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才這樣做的。毛澤東曾經這樣反問,他們能夠這樣做,我們為什么不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俗話: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從積極方面說,就是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斗爭。幫助被壓迫民族實現解放,既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也有助于我們自己安全。1950年6月3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援越顧問團,就作了上述入情入理的分析。唇亡必齒寒,為了我們自己的安全,為了幫助兄弟民族,我們去工作是一舉兩得的事。這是我們要派顧問團的根本原因。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也有同樣的考慮,“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

 

1950年,朝鮮內戰,美國介入,越過三八線,直逼鴨綠江。出不出兵,新中國艱難抉擇。1950年,美國工農業生產總值高達15078億美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574億元人民幣,鋼產量81萬噸,分別只有美國的1/28和1/100。如果只是算經濟賬,中國經濟總量、鋼鐵產量只是美國一個零頭,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其他數目字,如作戰力量上,中國的海空軍才著手組建,尚無實戰能力,陸軍裝備,美國一個師有800門炮,中國志愿軍三個師才有50多門炮,都遠不如美國。如果只是算經濟賬,看數目字,這個仗根本就沒法打,不能打,要打必輸無疑。毛澤東從小(讀私塾的時候)就幫做買賣的父親記賬,很會算賬,但是,在是否出兵朝鮮這一重大問題上,他有另一本賬,另一個算法:美國“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斗力太弱。”[6]戰斗力太弱,是因為美軍迷信裝備武器,而不是官兵士氣,美國鋼多氣少,而我們鋼少氣多,人民解放軍是正義之師,威武之師,睿智之師,不畏強敵,不怕犧牲,敢于戰斗,敢于勝利;而且,美國戰略重心在歐洲,不能長期陷在亞洲,不能兩邊作戰。很顯然,毛澤東注意到經濟賬,但是主要算的是政治賬。政治賬決定經濟賬,政治賬算準確了,經濟賬自然會清晰。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擴大)會議上講話:去年這一年,我們是邊打,邊談,邊穩。去年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計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現在我們的部隊減少了,但裝備加強了。我們過去打了二十幾年仗,從來沒有空軍,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陸軍都可以輪流去訓練一回。[7]“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要更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8]抗美援朝及其偉大勝利,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工業化不僅有了實現途徑(重化工業宏偉藍圖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大力援助)而且突飛猛進,由此奠定了完整獨立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社會組織化程度,凝聚了黨心軍心民心,全國眾志成城,各族萬眾一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與聲譽,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因積貧積弱而烙刻下的“東亞病夫”的形象。

 

教育人民,激勵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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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但是它所奉行的不同于舊殖民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即在“硬實力”基礎上更加注重“軟實力”與“巧實力”,比一般帝國主義更為狡猾,故而也更具有隱蔽性、欺騙性。“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乃當時(即英法德美日本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作者注)資產階級用以籠絡欺騙小資產、半無產、無產階級使為己用的一種策略。”[9]其所為“平等”,一方面只是基于等價交換原則的資產階級平等,具有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平等,在“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什么時候平等過。

 

如果說,階級的平等(如所為機會平等)還有欺騙性,那么白人與有色人種的種族不平等一度就是赤裸裸。“最先承認人權的美國憲法,同時確認了存在于美國的黑人奴隸制,階級的特權受到了指斥,而人種的特權卻為法律所神圣化。這就完全揭穿了資產階級所說平等的虛偽性。”[10]美國干涉他國內政外交,“打的是‘保衛自由’的旗號。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自由’呢?這就是用飛機、兵艦、大炮屠殺別國人民的自由。這就是任意侵占別國領土的自由,任意蹂躪別國主權的自由。這就是江洋大盜殺人劫貨的自由。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腳下的自由。”[11]

 

美國統治階級對本國人民、對黑人實行欺騙,對拉丁美洲人民、對世界人民實行欺騙,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更是有加。明明是侵略,偏要說成是“友誼”;把打家劫舍而虛報多拿的庚子賠款,不是直接退還中國,而是“援建”清華大學,說成是“友誼”;把“扶蔣反共”,殺死了幾百萬中國人的內戰,說成是“友誼”;把一百多年的對中國侵略的歷史,說成了一部對華的“友誼”史。毛澤東曾經用《“友誼”,還是侵略?》等五篇評論文章,充分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偽善與兇惡,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人民的作用。當然,“一步實際行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抗美援朝、金門炮戰、抗美援越等一個個反帝愛國斗爭行動,不斷地教育人民,而斗爭的不斷勝利,極大地助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掃滅了美帝國主義的威風,這也是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親美崇美媚美跪美恐美泛濫的情形下,絕大多數中國人能平等、客觀看待美國的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策略在世界屢屢得手,而在中國難以奏效的重要原因。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西方金融資本獲得巨大(數萬億美元)經濟收益。實話實說,中國也收益甚多,個人認為,最大收益則是一面鏡子,即以蘇為鑒,可以正我們的“衣冠”,時而不時地拿來校一校我們這一巨輪的航向,是否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是否步入“和平演變”的邪路。

 

毛澤東高瞻遠矚,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出徹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時候,他便指出:蘇共二十大揭了蓋子,也捅了漏子。我們一方面批評斯大林,一方面保護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種財產,有一部分錯誤的東西,應該批評。正確的部分應該保護,當做我們的一種武器,不要把這把刀子丟掉了,因為有用處嘛。[12]此后,毛澤東又強調,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于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象有些人那樣,丑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13]刀子可以防衛,也可以進攻,是斗爭的工具;實踐證明,斯大林和列寧這兩把刀子,是與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斗爭的有效有力工具。但是,蘇共領導人相信并鼓吹“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與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共舞、共眠,不僅拋棄了階級斗爭,更重要的是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丟了列寧主義這把刀子。當然,列寧主義這把刀子是逐步丟掉的,當到戈爾巴喬夫將其徹底丟掉的時候,紅旗就落地了,蘇聯也就解體了。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對付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銳利鋼刀,這個刀子是傳家寶,應牢牢看護好,使用好,絕對不能丟。美西方及其代理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多年來竭盡全力妖魔化、抹黑馬克思列寧尤其是毛澤東之能事,就是要誘導中國人丟掉這些刀子,以便實現“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美帝國主義的‘反共’,就是反對一切不愿意做美國奴隸的人,就是反對一切保衛本國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的人,就是反對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國主義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人。過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都是這樣。現在,美帝國主義更是這樣。”[14]

 

對美帝國主義“所說的一套”,要徹底揭露其虛偽性和欺騙性,與此同時,對美帝國主義“所做的一套”,要有切實的應對辦法,變壓力為動力。“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15]1951年10月23日,周恩來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在抗美援朝斗爭中,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并沒有嚇倒我們。相反,正好被我們用以肅清在中國經濟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賴性,縮短我們在經濟上獲取完全獨立自主的過程。也加速了我們清算美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特權的進程。同時,我們順利地徹底地結束了美帝國主義者對我國多年來的文化侵略活動,并逐步肅清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真正受到打擊的反而是他們自己。[16]毛澤東則強調,“禁運,不跟我們做生意。這個東西對于我們的利害究竟怎么樣?我看,禁運對我們的利益極大,我們不感覺禁運有什么不利。禁運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煉鋼煉鐵)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抗戰時期,國民黨對邊區解放區搞禁運,何應欽不發糧餉,共產黨八路軍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結果日子比禁運以前過得好得多。“現在的‘何應欽’是誰呢?就是杜勒斯,改了個名字。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17]正是在美帝國主義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禁運中,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搞出了“兩彈一星”,建成了完整獨立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回過頭來看,那些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度的優等生、跟隨美國亦步亦趨的國家,如印度、土耳其、巴西等等,有誰能夠有中國這樣的成就?

 

一百多年來人家說我們是“東亞病夫”。中國處在一窮二白,窮者鋼不多,白者科學文化落后,這要記住。反華有好處,一可以暴露敵人,二可以使我們慪氣,憤怒不要表現出來,要變成力量。三年小變,五年大變,十年更大變。總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實力的。[18]憤怒出詩人,憤怒出雜文家,憤怒可以變成力量和斗志,變成建設好自己國家的力量,以及和一切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敵對勢力進行堅決斗爭的志氣。1969年,美國共和黨人尼克松上臺執政,在客觀理性地審視美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后,決定改變對華政策。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將尼克松的就職演說讀給毛澤東聽。當他聽到尼克松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屆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毛澤東說:“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從1949年起到現在,他們嘗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美國為它長期的愚蠢的敵視孤立遏制中國政策,付出了極大代價,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張。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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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乘機卷入,試圖渾水摸魚。1950年9月5日,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毛澤東講話:美帝國主義也可能在今天要亂來。假如它要那樣干,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了,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所謂那樣干,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19]1965年3月24日,在武昌東湖客舍會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毛澤東介紹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斗爭奪取革命勝利的經驗,指出打仗的辦法就兩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0]用兵打仗,三十六計走為上。主要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打仗亦如打牌,若想要有更多勝算,就不能按照對手預料的方式出牌,不安套路出牌。

 

其實,不按套路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澤東的一貫軍事思想,這一思想在解放戰爭中被清楚地表述出來。“先打弱的,后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動作戰政策。”[21]游擊戰如此,運動戰如此,當必須遭遇陣地戰后,又是如何貫徹“各打各的”?1952年春夏,中國人民志愿軍利用戰場形勢相對穩定的時機,為穩固防守陣地,堅守戰線,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創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為骨干、同野戰工事相結合的支撐點式的堅固防御體系。從由帶機動性質的積極防御,轉為帶堅守性質的積極防御。這樣,美軍使出渾身蠻力打出拳頭,諸如“范弗利特彈藥量”,志愿軍不去硬接,而是做好打持久戰的多種準備,由被動應對變為主動出擊,既堅守已有“陣地”,也要找準時機給美軍以應有的打擊。

 

長期以來,中美兩國在諸多領域具有相互依賴的特征,一些人士據此認定中美關系向好,中國發展與安全有了保障。但是,這種“相互依賴”對中國而言是不健康的,是多方面的不對稱的依賴。亦即,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要遠遠高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結構的不對稱性使得美國在中美關系中更具主動,甚或占據主導地位。多年來,美國不斷揮舞反傾銷、反補貼、“匯率操縱國”等各類大棒。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等系列斗爭,主要是美國強加給中國的,中國必須擺脫被動,靈活應對,就是應“各打各的”,即不能順著美國的思路與邏輯與他博弈斗爭。如,關稅加征戰,美國發牌,我們跟牌,然而中國從美國進口遠遠高于美國從中國進口,同等數量與幅度的加征關稅,從500億美元到1000億美元再到2000億美元,中國很快就遭遇無額度可加、亦即無籌碼可壓、無子彈可打的尷尬境地。因此,必須跳出“跟牌”思路,秉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斗爭策略。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包括美國國債、機構債),美國有大量在華投資以及大批“同盟軍”(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曾經反復強調利用在華同盟軍就可以一起扳倒中國),這正是美國的軟肋與要害,美國及其中國的親美崇美恐美派生怕啟用這些籌碼,這個“怕”恰恰表明,中國可以在美債、美資、美同盟軍這些籌碼上做文章。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內含積極主動的核心思想。毛澤東在1958年9月函復周恩來就中美會談和臺灣海峽軍事斗爭等問題時明確提出:我們對美斗爭應采取主動的、攻勢的和有理的新方針新策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我們外交斗爭的必需形態”。[22]主動策略就是在處理中美關系的過程中,不能由美設議題、被美帶節奏、隨美起舞,“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國服從我們”。[23]攻勢策略就是,鑒于美國當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機會就要整我們,要針鋒相對,但也要審慎從事,“美國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謂‘整’,請同志們放心,雙方都是謹慎小心的”。[24]抓住時機,實施反擊,有利有節。

 

武仗與文仗,邊緣對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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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反對美國侵略臺灣、加劇遠東緊張局勢的陰謀,為了打擊蔣介石的反攻政策,摸摸美國和蔣介石的底牌,看看美臺1954年12月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國人對蔣介石的保護到底有多大的限度,人民解放軍遵照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指示,炮擊金門。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萬炮齊發,金門島料羅灣一片火海,信誓旦旦護航的美艦倉皇逃竄,蔣軍軍艦三艘被擊沉,數艘被擊傷。當前線指揮員(時任福州軍區政治委員)葉飛向毛澤東匯報戰況時,毛澤東笑著說:“別看他美國人叫得兇,一動真格的他就成了縮頭烏龜了。”與武衛相結合的是文攻,當新華社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將炮擊金門的新聞稿交給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邊看邊改邊說:“我們現在一手打炮、一手談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偵察,今天打了3萬發,配合天安門群眾大會,大造聲勢。談判是外交偵察,摸清底細。兩手比一手好,保持談判渠道是必要的。”[25]

 

炮擊金門,意在擊美。[26]195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當前對美斗爭的通知》指出,此次炮擊金門,進一步暴露了美國紙老虎的本質,測驗出他目前還不敢冒大戰的危險。現在我們正用“絞索”政策擊破美國的“脫身”政策,粉碎其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解放臺、澎、金、馬將是一個長期、復雜的斗爭。[27]葉飛在1984年答記者問中說:“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這個動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圖是要摸美國人的底。美國人表面上氣勢洶洶,究竟敢不敢和我們打?原來美國是只紙老虎,一打起來就跑了。金門炮戰,是我們與美國互相摸底的一出戲,一出很緊張很有意思的戲。”[28]

 

1956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美國“不怕走到戰爭邊緣,但要學會走到戰爭邊緣,又不卷入戰爭的必要藝術”。這種主張被稱為“戰爭邊緣政策”。這實際上是一種軍事訛詐和恫嚇,它嚇壞了蘇聯修正主義分子,嚇倒了諸多國際人士,但是毛澤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炮擊金門,中國采用了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下令“只準打蔣艦,不準打美艦”,但只限于12海里之外,如果美軍越界,照打不誤。“我們學了杜勒斯的‘戰爭的邊緣’,杜勒斯當了我們的先生。他的‘戰爭的邊緣’是對著我們的,我們也用‘戰爭的邊緣’對付他們。國民黨同我們打了幾十年仗,我們還在繼續打國民黨。國民黨沒有飯吃,美國給他們吃。美國的軍艦距離在我們炮彈射程之內的海島只有三海里。他們在戰爭的邊緣,我們也在戰爭的邊緣。我們以‘戰爭的邊緣’來對付‘戰爭的邊緣’,結果他們不敢前進,只到戰爭的邊緣為止。”[29]兩強相遇勇者勝,美國選擇了退縮,再次證明是紙老虎,外強中干,貽笑天下。

 

二戰后,美國狼子野心勃勃,圖謀獨霸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迷夢,最終一舉把美蔣驅逐出大陸,成立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美國當然不甘心它的失敗,陰招損招迭出,“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30]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將美軍趕回三八線,簽訂停戰協定,拔除了頭上的尖刀;金門炮戰,摸清了美蔣的底牌,實際上拔除了腰上的尖刀。至于腳上的尖刀,在抗美援越將美軍趕回老家后,也成功拔除了。

 

絞索政策,令美帝不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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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過后,美國力壓群雄,武功高強蓋世,成為人見人怕的鐵老虎,連蘇聯斯大林都很忌憚,美國老虎屁股摸不得。但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中國共產黨不信邪、不怕鬼,不僅一摸再摸老虎的屁股,而且還燒了老虎的胡須。炮擊金門,敲山震虎,震驚美國,震驚世界。金門炮戰,不僅摸了美蔣的底——美國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蔣介石反攻大陸純屬文宣演戲,美國協防臺灣并不包括大陸沿海島嶼,而且成功地給美國套上了“絞索”。“我們什么時候要踢他一腳就踢他一腳,它走不掉,因為它被一根索子絞住了。我們主動,美國人被動。”“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里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里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打炮,什么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么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31]這便是后來人們常常提到或學者經常引用的著名的“絞索政策”或“絞索戰略”。

 

毛澤東進一步認為,美國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的幾百個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除了美國對外擴張、占建基地、自套絞索外,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應當積極編織、設置絞索,請君入甕,引美進索。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會見剛果(布)、剛果(利)兩國客人時指出:你們在那里反對帝國主義,削弱帝國主義一份力量,對全世界人民都有好處。所以,我們不把你們的事業只看作你們的,而是也看作我們的事業。我們有義務支持你們,你們有權利得到我們的支持。[32]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美國在世界到處伸手,搞霸權主義,廣大發展中國家倘若聯合起來,充分發揮正義的力量,都可以把美國的每一個海外擴張變成套住美國的絞索。“不是別人,而是美國人自己制造這種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國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國侵略者在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絞索就將越緊。”[33]正是因為被越勒越緊,如越南戰爭,到七十年代,美國總統不得不梳妝打扮,跑到中國尋求解套之道。帝國主義強大,但是過度用力,透支國力,必然走向衰落,真老虎、鐵老虎也就變成假老虎、紙老虎。

 

注釋:

[1]《關于情況的通報》(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頁。

[2]《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

[3]《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情況簡報上的批語》(一九六二年九月),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1-582頁。

[8]《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頁。

[9]《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冬)《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25頁。

[10]引自《對<談談削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的批注》(一九五八年十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11]《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頁。

[12]1956年5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頁。

[13]《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頁。

[14]《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對美國武裝侵略的聲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頁。

[15]《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頁。

[16]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8)上卷。

[17]毛澤東《關于國際形勢問題》(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頁。

[18]196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開會議時的講話,引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頁。

[2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頁。

[21]1947年4月22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并告朱德、劉少奇的電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頁。

[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25]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頁。

[2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頁。

[27]《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對美斗爭的通知》(1958年10月17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頁。

[28]訪問葉飛談話記錄,1984年7月22日。

[29]《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7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33]《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論目前形勢,美國侵略者把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人民日報》1958年9月9日。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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