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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際上有人政治操弄病毒溯源，企圖甩鍋中國，而生物學起源證據卻引人注目地指向美國特定生物試驗室和生物科技公司。盡管新冠病毒生物學起源一直為世人關注，但新冠全球大流行主要原因并不在生物學方面。中國2020年初以武漢為重點的全國性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被“清零”，以及其后兩年中國許多地方接連不斷出現的境外輸入獨立疫情被快速“清零”，與醫療資源明顯好于中國的美歐國家無法阻止新冠大流行的對比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是生物學和社會學因素結合的產物，而新冠流行的主要原因在社會學方面。

在出現新冠全球大流行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從一開始掩飾、輕視疫情，到以反智主義應對疫情，爭奪和強占抗疫資源，再到甩鍋他國轉移自身抗疫失敗視線，搞亂世界防疫抗疫協作，無不顯示出美國以其世界霸權地位導致疫情快速擴展的獨一無二影響力。到2022年3月下旬，美國以其占世界4%的人口和最優良醫療條件，卻招致了新冠確癥病例占世界18%、死亡病例占世界17%的結果，從而無可辯駁地表明，美國是主要由社會學因素導致代價慘重的新冠大流行典型范例。如果出現新冠疫情的國家都能像中國一樣，在短期內對新冠病毒感染者“動態清零”，就不會出現新冠全球大流行。所以，從社會學角度看，全球新冠大流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性“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流行。

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不能防止新冠流行？顯然有如下制度性因素：一是資本主義國家當權者首先關心的是資本利益，把“物競天擇”當作“抗疫原則”，沒有把民眾的健康、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二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個人主義，個人以自我為中心，不愿意為他人和社會的重大利益放棄個人的少許自由和利益。三是政黨對立，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公權力責任機制喪失，抗疫只是服從競選需要的手段。四是依仗話語權優勢，不愿下功夫做實事，熱衷于操控輿論，粉飾丑陋，推卸責任，甩鍋他人。所以，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缺陷導致的悲劇性結果。

中國對以武漢為重點的全國性新冠肺炎疫情“清零”兩年來，成功消除了廣州、南京、西安、鄭州、天津等大城市和許多中小城市間隔出現的境外輸入獨立疫情，并且在舉辦冬季奧運會和冬殘奧會過程中成功控制傳染力更強的奧密克戎變異病毒疫情，這些無可否認的事實說明，中國無數次阻斷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既不是僥幸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現實體現。從單純防止新冠疫情流行的角度說，中國完全能夠百戰百勝，持續實現對疫情的“清零”，即使從包括經濟發展和綜合成本在內的數據看，中國的防疫也無疑是最成功的。然而，中國這個最大的抗疫成功者，目前面臨的最大困境并不在單純的生物學方面，而在于主要由社會學因素造成的中國以外世界新冠大流行。

應該說，過去兩年多時間，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制度優劣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檢驗。不同社會制度在應對人類重大疫情危難時，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還是應對有道，內在堅強已見分曉。事實上，中國抗疫成功的意義遠不止為人類應對天然生物危害提供了成功案例，也為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穩定全球產業供應鏈，實施符合現代文明需要的先進社會治理樹立了典范。即使中國以后為了與世界多數國家的交往，而主動實行有序、低害的“開放共存”，也不會磨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力量在抗疫過程中留給世人的深刻印象，不會減少這種制度力量由于抗疫成功留給世人的信任和遐想。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應該看到，有的國家過去多次使用生物武器，如今遍布世界設置336個生物試驗室，人類社會面臨巨大生物武器威脅，中國制度性抗疫成功和有的國家自身制度無法阻止病毒傳播的現實，無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阻止道貌岸然的邪惡勢力未來使用生物技術手段，傷害競爭對手和特定人群的陰險圖謀。當然，我們也不應因此放松警惕。

中國雖然抗疫成功，但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未能避免新冠大流行，中國不能不與世界多數國家往來，這為中國下一步防疫抗疫提出了新的課題。這種情況下，一些西方媒體用偷換概念方式污蔑中國“動態清零”政策，把抗疫失敗國家不能順暢與中國往來的責任歸咎中國，甚至妄稱中國抗疫威脅全球經濟發展。還有一種說法，中國過去抗疫成功，但“清零”政策不能持久，如今奧密克戎變異病毒傳染力更強，從目前中國疫情多發的情況看，中國“清零”政策已經扛不住了，“清零”政策終歸也是失敗。事實上，能夠對新冠感染病例“清零”，就是取得了抗疫勝利，不能阻止新冠病毒傳播就是向疫情投降。戰勝了疫情以后的生存和向疫情投降以后的生存，無論從社會學還是生物學意義上說，都有天壤之別。戰勝疫情之后是有尊嚴的、自主的、低代價的生存，向疫情投降之后是屈辱的、無奈的、高代價的生存。需要弄清的是，中國對新冠的“動態清零”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動態清零”并不是為了保持病例“零”狀態，而是利用“動態清零”有力保護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保持較好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同時利用“動態清零”形成的能力和經驗，有效應對中國以外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局面，為中國實現“低害開放”贏得時間，創造條件。如果不能形成“動態清零”機制，就等于失去了防疫抗疫的主動權，只能如那些“躺平”國家，在病毒肆虐下進行一些被動、低效、滯后的抵防。而且從一些西方國家無奈“與病毒共存”的情況看，并沒有擺脫病毒的困擾，有些人反復感染，經濟運行難以恢復，社會一直處在“非正常狀態”。

社會學層面的成功，更多贏得了生物學成效的響應。隨著中國新冠疫苗免疫水平提高、新冠特效藥更多面世、對新冠病例后遺癥更多了解和新冠病毒致病性降低，以及醫療物資和民眾心理準備的加強，“動態清零”政策必將為中國實行新冠疫情下的低害“開放共存”找到可行的路徑。從冬奧會的“氣泡式管理模式”、“封控區、管控區、防范區三級管理模式”、“分片輪流封控模式”，到國家衛健委發布的第9版新冠肺炎治療方案，都是對這一路徑的有益探索。下一步，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精準防控、動態清零”成效基礎上，中國可明確新冠疫情“低害標準”，在適當時機有序走向“低害開放”。比如，針對奧密克戎變異病毒感染者以無癥狀和輕癥為主的特點，放開對感染率的單項控制要求，注重感染率與重癥率和死亡率的關聯性，重點控制重癥率和死亡率。重癥率和死亡率可以美國（或國際適當的）人口重癥率和死亡率的十分之一為預警線，五分之一為警戒線，三分之一為保證線，由各地按“動態清零”機制因地制宜地自主調節管控，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控狀態下逐步走向“低害開放”。對于重癥率和死亡率突破保證線的地方，要嚴格追究責任，嚴厲執行處罰。

目前，深圳、吉林、上海等地的抗疫做法，應該都能算上是在不同程度運用“動態清零”機制應對抗疫新特點、新需要的嘗試。盡管這些嘗試不一定是主動和預期的，但卻建立在“動態清零”成功實踐的底氣之上，并且沒有出現境外那種急劇爆發以及失控的重癥率和死亡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已經走上了“低害開放”和“低害共存”的軌道。走向“低害開放”的路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挫折，包括境外敵對勢力可能發動的隱蔽攻擊，特別需要黨和政府的統籌安排，人民群眾同心協力和特定群體的艱辛付出。只要能夠堅守“低害標準”，始終保持大大低于美國的人口新冠死亡率，就能夠不斷增強防疫抗疫的信心，繼續展現制度優越性，把主動應對全球新冠大流行可能給國內帶來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以最小代價取得新冠疫情防控最大效果。

2022年3月30日

作者：杜道宏 安徽省委編辦一級巡視員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