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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美國實力勢力如日中天，自以為無敵于天下，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神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這里，一破再破。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1]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在這次會議談到“趕上美國不要一百年”。對此，毛澤東深表贊同，并說“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2]中國為什么要、又為什么能趕上并超過美國呢？因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毛澤東認為，“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3]在毛澤東看來，趕上美國，超過美國，理所應當，而且還是中國的一種責任。目的若能達到，則是中國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世界無產階級與世界人民的勝利。

 

向美國學習，正反兩方面都要學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4]美國實行金融壟斷資本統治，其寄生性腐朽性自不待言，由此美國的帝國主義必然走向衰落沉淪，社會主義運動必然會在美國蓬勃掀起。但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提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5]盡管美國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是落后的，但是美國仍是當今世界最發達國家，集中了世界諸多先進生產力，掌握著世界諸多重要資源（能源礦產資源、農業生產資源、大宗商品流通交換資源等等），這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美帝國主義是世界人民也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但是美國人民同樣遭受著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是我們聯合的對象，美國統治階級中的一些開明人士則是我們應當團結的對象。

 

美國是世界也是中國人民的“反面教員”。列寧諄諄告誡“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6]“斯大林告訴我們，要學習美國人的實際精神，還要有俄國人的革命氣概，把二者結合起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7]毛澤東曾多次說過，蔣介石是我們的“反面教員”，教會我們打仗。他也多次強調，美國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員”。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稱，美國總統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那些“存有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里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美國人訓練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沒有美國人就是不好，這個教員不可少。要打敗美國人，就要跟美國人學。馬克思的著作里沒有教我們怎么打美國人，列寧的書里也沒有寫。這主要是靠我們向美國人學。”[8]一個人、一個團體或政黨、乃至一個政府或國家，如果有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那么就會更容易走向成熟。

 

毛澤東年輕時就形成了有關美國作為“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和“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的深刻印象。其中，“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就是辯證看待的，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另一面；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另一面。對于美國，毛澤東認為，除了反面學，還有正面學。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秀，后來居上，相較老歐洲，新大陸一度充滿活力。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就關注美國，研究美國，并提倡學習美國，學習美國正面的，學習它務實的態度與崇尚科學的精神，學習它的政治設計中的聯邦與地方分權，提高治理效力與活力。人到中年時，一方面對馬列主義理論掌握更加全面、理解更加深刻，有了堅實的主義定向；另一方面中國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現實斗爭需要，也有了明確的問題導向。1944年7月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委托胡喬木撰寫的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對美國給予高度評價，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與蘇聯并稱“民主世界的雙璧”。相對于中國的中央集權、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弊端叢生，而美國實施政治分權，尤其是聯邦與地方分權，所能體現出的效力與活力，這應是毛澤東對美國民主肯定的重要原因。建國后，在他撰寫的經典文獻《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還是有所體現：“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9]1970年，他再次向斯諾指出，美國的體制中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中國應該學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的那種發展辦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給中央是不行的。[10]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美斗爭，必須充分了解美國，研究美國，學習美國。毛澤東不僅要求學美國的政治，美國的國家治理，還要學美國如何研究和制定戰略。毛澤東非常尊敬和推崇魯迅先生，認定魯迅是中國歷史上除孔夫子之外的第二個“圣人”，（他謙虛地認為自己至多也只是個賢人，是圣人的門生學生）。魯迅的拿來主義，毛澤東就很贊賞，他認為，“美國是‘計算機的國家’”，它的外交手腕“是算好了的”。[11]他要求在與美國打交道時要見微知著，察勢觀風，多謀善斷。為此，他請陳毅等四位老帥研究國際戰略問題，要求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以及部隊相關研究機構加強戰略研究，掌握國際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

 

學習美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趕上并超過美國。“中國實現工業化”借助美國力量，引進美國資金，美國的技術設備。早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與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二等秘書、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攀談時，就對戰后中美合作的前景表示樂觀，認為中美不僅在戰時為了打敗法西斯應當合作，而且在戰后也應該攜起手來，因為“中國實現工業化”，“這只有通過興辦自由企業和取到外資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兩國的利益是相關又相似的。”“美國同中共合作對于一切有關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興的。”[12]當然，由于美方堅持頑固的新殖民主義和反共政策，美國一直視新中國為敵，中美經濟交流大門緊緊關閉。歷史的輪盤轉到20世紀70年代初，小球推動大球，如此有了尼克松破冰之旅。中美冰凍期甫一結束，迅即給中國外交（主要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帶來了小陽春。1973年3月22日，毛澤東批準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該報告就是著名的擬定從國外進口成套設備和單機的“四三方案”，方案建議“在今后三五年內”，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國家，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四三方案”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項目共有26個，這是繼新中國建立初期從蘇聯引進156個項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四三方案》在毛澤東批準后，又陸續追加了一些項目，總金額達到了51.4億美元。

 

區別對待美國人民與統治階級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階級斗爭[13]，民族矛盾實質是階級矛盾[14]。中美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中國人民，與美帝國主義、美國統治階級或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斗爭，而不包括廣大的美國人民，廣大美國人民被美國壟斷資本集團所剝削所壓迫所統治，是中國人民的聯合對象，是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要對象。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美國還是中國的反法西斯盟友（當然是片面支持國民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基本上持肯定態度，不多的批評也比較委婉，集中在援華物資應當根據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實際貢獻而公平分配。在歐洲戰場取得勝利，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在望之際，美國“扶蔣反共”政策愈發明顯（美國特使赫爾利最后脫卻“中立”“調處”外衣，全面倒向蔣介石國民黨）。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從此，便不斷增加對美國的批評。但是，“我們的批評是將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分開，又將美國政府中決定對華政策的人物與其他人員分開，又將美國政府一部分錯誤政策與其他正確政策分開。只要美國政府的現行扶蔣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變，我們就將停止批評這個政策，否則是不可能停止的。”[15]

 

抗日戰爭結束后，美國獨占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或附庸的意圖愈發明顯，美國政府的“扶蔣反共”政策愈發突出。毛澤東強調，中美人民之間是存在友誼的，中美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決不是美國人民的民意，是華爾街的“民意”，是“艾奇遜在這里強奸了美國的民意”。美國人民的民意限制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們所以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國內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16]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現在還沒有發展到“極親密”的程度，這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是“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污，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系極不密切。”中國革命拆除了美國反動派在中美人民中設置的障礙，“對于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17]毛澤東相信，隨著中國人民的勝利，必將開辟中美人民友好關系的新篇章，中美人民的友誼將要發展到極親密的程度。盡管中美關系暫時處于低谷，但是中美人民友誼的發展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往的。

 

毛澤東高度重視建立和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對美國人民寄予了相當的期待和肯定。他一生結交了許多美國朋友，包括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等媒體朋友，向他們反復闡明中共的內外政策，通過記者與媒體，不僅影響美國政府政治人物，更在于溝通美國大眾、拉近兩國人民的距離。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后來所說的那樣，“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那曾經是偷偷摸摸地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涓涓細流，己經匯成了一條交往的滔滔大河。以前的神秘所在變成了眾所周知的地方。”[18]毛澤東以平易近人、非常誠懇和平等待人的態度和他們親切交往，虛心向他們學習，給他們無比的信任、關懷、友誼和支持，向他們表達了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的友好情誼，顯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以及中國人民以誠待人、珍惜友誼的傳統美德。

 

毛澤東積極評價美國人民，“美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們不要戰爭，歡迎和平。”[19]1955年7月，美國政府通過英方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會談的建議獲中方同意。毛澤東對中美會談極為重視，告誡王炳南在談判中要采取說理的方法：“在會談中要多用腦子，謙虛謹慎，說話時不要對美國人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人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20]在中蘇關系日劇緊張、中美關系走向微妙緩和之際，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在報眼十分醒目地刊登了一句：“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即便是美國統治者，因為代表的利益集團不同，如主街與華爾街，東北部鐵銹地帶與西南部高新科技地區，或因分贓不均，或利益差別，內部也是有矛盾的，也還是有文章可做。如何做文章，毛澤東提出就是要孤立與分化反華勢力，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當然，更關鍵在于，“我們要區別美國人民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美國人民是好的，壞人就是帝國主義分子。就是帝國主義分子，我們也不是準備一萬年不和他們來往。”[21]197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毛澤東直接說出，“我是喜歡右派，人家說你們是右派，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英國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派。我是喜歡右派，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在談到中國當時常用的“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修、反”的口號時，毛澤東說：“你可能就個人來說，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編者注）也不在內。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22]這是一個共產黨人應當具有的實事求是的辯證態度，更是一個偉大戰略家的胸懷與韜略。

 

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1963年8月8日，毛澤東接見了正在北京訪問的一批非洲外賓時指出，美國歧視黑人的問題，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只是美國國內一千幾百萬的黑人受歧視的問題，在非洲、亞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種族歧視的現象。種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我們的團結不是種族團結，而是同志、朋友的團結。我們要加強團結，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他們的走狗，為爭取完全徹底的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斗爭。”應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先生的請求，1963年8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毛澤東署名的《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聲明指出，美國黑人斗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日益嚴重的不安。……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23]一石激起千層浪，聲明迅即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有力地推動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讓美國統治者也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政治、思想意識的力量。

有資本主義就有被剝削的無產階級（今天也稱“弱勢群體”或曰“底層民眾”），有帝國主義就有被壓迫民族。當今世界，依舊是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依舊是（美）帝國主義橫行的世界，民主革命、民族解放在全世界、在美西方都是一個未盡的事業，所以那些取得民主革命勝利、民族解放成功的國家，理應更有條件在美西方鼓動“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一如二戰后至五六十年代）而不是相反。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同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埃德加·斯諾進行談話。斯：希望在我走之前，請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斯：主席的話非常好，特別是同前面的話聯系起來，就是中國不會打出去，中國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這一點。毛：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24]多年來，出于帝國主義的本性，美國在全世界搞“和平演變”、搞“顏色革命”，攪得周天寒徹，搞得一些地方雞犬不寧，美國儼然成為世界動蕩的根源。熟知，美國統治者壟斷資本集團本身就坐在火山口上，階級矛盾與種族矛盾、宗教矛盾等諸多矛盾交織在一起，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文化問題、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矛盾問題日益嚴重，美國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是，對內實施階級專政與經濟籠絡的兩手，與此同時，努力向外轉移矛盾、轉嫁危機。20世紀50年代，當蘇聯的赫魯曉夫、印尼的蘇加諾談起美國真的懼怕中國的時候，毛澤東直接指出，美國怕的是明天的中國，美國怕的是中國的政治，怕的是中國的思想意識。問題來了，我們今天是否就是毛澤東所指的“明天”？如果是，那么我們的政治、我們的思想意識的競爭力、戰斗力如何激發出來？讓美國真的“怕”，這應當是我們深入思考的。

 

上帝是不會饒恕美國的

 

帝國主義是世界戰爭的策源地，美國是國際社會動蕩的亂源。“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國。”[25]1954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坦率地說，“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同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我們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們可以睡得好覺的。”美國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26]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壯大，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有增無減，近來年近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中國人民能安睡嗎？視而不見的裝睡能行嗎？中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斗爭、不做堅決的斗爭能成嗎？

 

美帝國主義不僅不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阻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在全世界興風作浪，肆意妄為，為壟斷資本積累（獲取高額壟斷利潤）服務，為華爾街金融投機服務，可謂干盡了人世間一切壞事和丑事。1960年5月9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見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國來華參訪團時說：（美國人）他們不做好事，專做壞事，我相信上帝不會饒恕他們的。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決不會饒恕他們的。團結人民的大多數才有前途，歷史是人民的歷史，政黨、領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脫離人民群眾就要倒臺了。[27]毛澤東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和觀點（人民創造歷史），用美西方能聽懂的語言和概念（宗教上帝），清晰地表達了一個會讓美帝國主義反動統治發抖的思想，顯示出毛澤東思想的無比戰斗力。

 

人心就是力量。[28]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29]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知覺，更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洞察。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閉幕會上這樣演講：“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30]今天，美帝國主義就是壓在中國人民、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頭上的大山。美帝國主義及其遍布世界的代理人，罪惡累累，罄竹難書，“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全世界人民一定不會饒過它們，上帝一定不會饒恕它們。

 

結語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美國實力勢力如日中天，自以為無敵于天下，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神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這里，一破再破。有鑒于此，被中美學界譽為戰略大師的亨利·基辛格在他著作《論中國》中這樣寫道：“他（毛澤東）決定參戰是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說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國’經受戰火的考驗，徹底顛覆中國一貫軟弱和被動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中國擁有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為了保護國家它將不惜使用武力……毛澤東新思想的主要貢獻不僅在于它的戰略思想，更在于藐視世界強權，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堅強意志……朝鮮戰爭對中國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確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軍事強國和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還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一威信始終不墜……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換了嶄新的面貌。”[31]美國有句諺語，打不贏的敵人就是朋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一次次打敗那個強大的神話般的對手，所以他得到了對手、敵人、世人的尊敬。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千年難遇的一位偉大杰出人物，不僅以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軍事家著稱于世，而且還以詩人、書法家、史學家、紅學家名垂青史。他生前就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掀起一輪輪“毛澤東熱”；盡管去世多年，“毛澤東熱”還在全中國全世界不時掀起；熱愛他的人、憎恨他的人，都沒有辦法忘記他。近代歷史，不只是中國史，而且是世界史，很難找到第二個類似人物。他的業績（所立的功、所立的言、所立的德）、他的真善美圣奇、他那鮮明的個性（浪漫性與現實性，原則性與靈活性，虎氣與猴氣），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32]這是在他的家書中作出的自我評價。綜觀毛澤東在與美國的交往和斗爭中，不乏智慧柔韌的“猴氣”，更有剛毅果敢的“虎氣”。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說：你太忙，不忙看來也是不行啊。風雨欲來燕子忙。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所以燕子就忙了。推遲可以，但要阻止風雨難。[33]現在世界不太平，百年變局悄然來臨，風雨欲來燕子忙，美國忙著上躥下跳、呼朋引伴圍堵遏制中國，阻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會證明，美國所做這一切終將是徒勞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34]中國人民不怕鬼，不信邪，活學活用毛澤東對美斗爭思想，堅信“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這是一條經驗。”

 

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不可阻擋，美國的帝國主義之本性、維護霸權主義之圖謀、實現壟斷資本積累之需要也不會改變，中美之爭必然到來，是無法避免的歷史碰撞，（我們不認同美西方渲染的文明沖突，但是這個概念和相關論述在西方在全世界很有市場，所以必須認真應對）。對于這個強大、兇狠、狡猾的競爭對手，我們看到一些愛國人士正在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全力應對，搬出“十八般兵器”，搞出諸多“兵棋推演”，據說不再是、也不同于紙上談兵。但是不要忘了，毛澤東（和他統帥的將士）有著豐富的對美斗爭的實踐經驗，這些經驗曾經以一個又一個勝利證明為有效的。我們倘若真的需要對美斗爭、堅決斗爭，那么應該也必須從毛澤東對美斗爭中吸取勇氣和智慧。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頁。

[2]《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500頁。

[3]《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6]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7]《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頁。

[8]《勝利的信念是從斗爭中得來的》(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26頁。

[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2頁。

[10]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頁。

[1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12]《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與毛澤東會談的備忘錄》（1944年8月27日），《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第158頁。

[13]《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14]《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頁。

[15]“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頁。

[16]《關于批評美國對華政策的電報》(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450頁。

[17]《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1497頁。

[18]以上引文都摘自《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1-1502頁。

[19][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頁。

[20]《毛澤東軍事論文選》，外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09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428頁。

[24]《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頁。

[25]《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412頁。

[26]《毛澤東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1994年版，第162頁。

[2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頁。

[2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頁。

[2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年版，第384頁。

[30]《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31]《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頁。

[32]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139頁。

[33]《給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頁。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487頁。

 

（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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