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巴西馬克思主義者加布里埃爾·貢薩爾維斯·馬丁內斯（現居中國），原文于2021年6月12日在巴西的葡萄牙語網站首發，現由林耶譯為中文稿，授權昆侖策研究院和昆侖策網發布，以供研究參考。
【加布里埃爾·貢薩爾維斯·馬丁內斯《中國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工作》一文在巴西葡萄牙語網站首發頁面截屏】https://www.resistencia.cc/o-trabalho-ideologico-na-nova-era-do-socialismo-na-china/
中國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工作
[巴西] 加布里埃爾·貢薩爾維斯·馬丁內斯
（翻譯：林耶）
中國共產黨于1978年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國家在經濟領域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所有制結構的轉變，一點一點地使國家所有制關系的基本結構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包括國內外私有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這些轉變伴隨著一系列意識形態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社會生活中最多樣化的部分產生了影響。可以從人們的生活方式、經濟、文化、藝術以及政治中看到這種影響。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中國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這種多元化不僅有積極的一面，顯然也產生了消極的后果，給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試圖概述中國共產黨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表述的一些方面，以及這項工作如何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獲得新的角色。
社會主義新時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
改革開放后，中國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時至今日，資產階級自由化現象對中國的發展進程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如何定義這種自由化？鄧小平指出：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1］
鄧小平的這段話清楚地表明，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關注的對象。鄧小平、陳云、江澤民、胡錦濤等都多次處理過這類問題。然而，毫無疑問，這么多年來，這個問題遠遠沒有得到解決，相反，它仍然存在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新的政治路線，它停止了過去“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把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確立為黨的中心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種激進的政治傾向，它堅持認為，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之外，還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這種思潮在政治上變得相當活躍，特別是從1980年代開始，它企圖將改革開放從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原有道路和方向上，引到復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道路上去，就像在蘇聯發生的那樣。起初，特別是在知識界，一股非毛化的浪潮席卷全國，引發了對中共在1981年的歷史文件《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作結論的公開爭論。盡管《決議》指出毛澤東在晚年犯了一些錯誤，但是它對這位共和國的領導人在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巨大作用作出的高度肯定，依然是十分明確的。《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2］
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利用全國各地關于如何評價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的爭論，以此為借口炮制了他們的反共理論。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反革命暴亂，這表明當時黨雖然開展了與所謂“精神污染”作斗爭的運動，但在對全黨干部和廣大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上，也有過一些失誤，遇到了一些挫折。鄧小平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些失誤，他當時說道：
“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對年輕娃娃、青年學生教育不夠。”［3］
新中國的開國領導人歷來高度重視思想教育問題。毛澤東在其經典著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思想斗爭的長期性，他寫道：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4］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思想政治路線。例如，江澤民指出：
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說明，我們的陣地如果無產階級思想不去占領，非無產階級思想就必然會去占領。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和記取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5］
然而，在承認黨始終強調要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同時，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主政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一個轉折點。分析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對于我們理解習近平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思想，尤為重要。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在堅持歷屆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確立的原則的同時，就如何做好中國的意識形態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盡管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提出“社會主義新時代”這個詞，但這篇重要講話所包含的思想顯然是指導“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要方針，而“新時代”的提法，是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確立的。在這篇講話中，習近平指出：
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教訓。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
我們要深刻認識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深刻認識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既要切實做好中心工作、為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堅實物質基礎，又要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為中心工作而忽視意識形態工作，也不能使意識形態工作游離于中心工作。［6］
國家經濟建設仍然是全黨的中心工作。這一重要定義于197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其出發點在于認識到中國作為一個仍然落后的國家（尤其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需要把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作為關注的中心。正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周新城所說，把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工作是“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不能理解為主觀決定。［7］習近平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全黨正確認識這項工作，認識到在很多方面工作還沒有正確開展，甚至被忽視。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王岐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習近平“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丟失的陣地，把走彎了的路調直，樹立起黨中央的權威，弱化黨的領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8］
王岐山的表態代表了中國黨和政府高層領導的一個認識，即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要沿著正確道路繼續前進，很多地方都需要校正。黨的領導力弱化與意識形態和教育工作密切相關。意識形態工作正是黨必須發揮領導作用的主戰場之一，這方面的失誤得到糾正，才能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健康向前進。意識形態工作作為“頭等大事”，不能以“發展經濟”是黨的中心工作為借口而被忽視。正如中國前領導人陳云所說：在黨內，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黨風；在社會上，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忽視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會風氣。總之，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我們的整個事業就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偏離社會主義道路。那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本主義哲學，那種不顧國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因素。［9］
從這個意義上說，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的事件是低估意識形態工作、推行錯誤政治路線，進而產生嚴重后果的最具體的例子。其中，蘇聯共產黨，特別是在約瑟夫·斯大林去世后，開始逐漸偏離馬克思列寧主義。舉個例子：美國教授大衛·科茲在一篇講述他在蘇聯經歷的文章中曾談到一個插曲，當時他問一名官員是否是共產黨員，據科茲說，這名軍官答道：“對，我是共產黨員，但我不是共產主義者。”［10］
大衛·科茲教授記載的經歷使我們得以了解，解體前夕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內部的主流意識形態環境。蘇聯的例子也應該使中國共產黨引以為鑒，因為這種現象在中國同樣并不少見。這里，我們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它與指導黨員活動和行動的政治思想信仰密切相關。這個問題，中國人從它開始尖銳地表現出來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意識到了它的存在。因此，蘇聯為什么會解體，是中共領導人不斷在思考的問題。習近平也明確提到蘇聯的例子，警示全黨。在習近平看來，從否定列寧和斯大林開始，蘇聯就走上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道路，這為從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奠定了思想基礎。他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11］
正是在意識形態的陣地上，面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缺乏警惕性，蘇聯才被打敗。早在許多年前，毛澤東就分析了意識形態在奪取政權過程中的重要性，無論是對于革命階級還是反革命階級，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2］
否定斯大林的問題一出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黨面前，中國共產黨就站在了譴責的最前線，進行不斷的意識形態斗爭，反對蘇聯共產黨的修正主義思想——這種修正主義思想在實踐中促成了美帝國主義提出的戰略。然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面對和平演變的危險，黨在不同層面放松了警惕，這為帝國主義加強其文化影響和傳播資產階級自由化大開了方便之門。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的事件中達到頂峰的反共活動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本人在評論冷戰結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普遍危機時認識到：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3］
對華貿易戰的開始，帝國主義在新疆問題上發起的猛烈攻勢，以及將新冠病毒源頭政治化和歸咎于中國的企圖，無非是美帝國主義為反對社會主義中國而推動的這場意識形態斗爭的一個方面。面對這一新的挑戰，黨和社會必須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意識形態工作和教育問題絕非小事，而是事關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領導力量、事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延續性和恒久性的大問題。這一問題被最高領導人認為迫在眉睫的事實，表明習近平主政之前中國的意識形態形勢有多嚴峻。
反對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斗爭及其現實性的重申
這一問題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證據之一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遭到邊緣化。習近平一直高度重視這一問題，旨在恢復和鞏固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基礎的權威和引領作用。只要對中國國情和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環境有一點了解，就會十分清楚，對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的問題提出警告，一點也不夸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劉國光在分析中國理論界——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意識形態形勢時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現在好像成為了主流，很多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我國的主流經濟學。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些經濟學家也公然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作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14］
不僅在經濟學研究和教學領域，同樣在歷史、哲學、藝術等領域，馬克思主義也被不同程度地邊緣化。黨用“歷史虛無主義”一詞來定性各種歪曲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和社會主義建設史的思潮。在意識形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目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應該在理論上指導國家一切活動和部門的國家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學家龔云在描述歷史虛無主義對當今中國的影響時說：近二十年來，雖然學界一直有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聲音，但效果卻不明顯。歷史虛無主義鼓吹的觀點在社會上影響廣泛，尤其是在新媒體、一些小報小刊和普通民眾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制造了社會的嚴重分裂和對立。［15］
十八大以來，中國多次開展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習近平本人甚至在一次講話中分析了這種現象。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16］
正是因為形勢到了如此緊迫的地步，習近平才高度重視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問題。也正因如此，近年來，黨的干部一再被要求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和認識。在談到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問題時，習近平說：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17］
加強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是確保黨的干部正確認識社會發展潮流，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區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政治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才能正確認識改革開放的真正目的，確保它朝著正確方向繼續前進。這就是為什么習近平堅持必須鞏固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革開放和中國共產黨開展一切政治工作指導思想的地位。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現在，宣傳思想工作的環境、對象、范圍、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宣傳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務沒有變，也不能變。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8］
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使其日益成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力量，是黨加強領導和執政能力建設、不斷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勝利的必然條件。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存在及其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
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說，中國所有制的重構產生了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關系，因此產生了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某種意識形態。經濟學家吳宣恭認為，“我國當前階段出現大量過去沒有的、有悖于社會主義性質和原則的經濟現象和問題”，這些問題源于當前中國“除了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之外，還存在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要矛盾”。［19］
因此，分析這些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意識形態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中的作用，以及黨在中長期內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對40年來中國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及其對意識形態領域影響的認識，表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探索和找到能夠正確解決問題的合理解釋的高度關注。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存在決定意識，或者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帶來的風險增加只會偶然或莫名其妙地出現，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它們最終表現為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有著多重聯系的新興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及其一切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機器推動的意識形態滲透增加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的意識形態和階級教育有所松懈，外國資本對中國的滲透得以加強。正如吳宣恭所說，“社會主義信念逐漸淡薄，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強調自我、損人利己、追求物質利益成風”。［20］
1990年代，鄧小平和許多黨的干部認為，通過經濟關系分析來解釋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會對改革造成阻礙。在當時的情況下，從這些方面考慮問題并沒有錯。然而，這個問題在今天以同1980和1990年代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那時新興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形成，階級斗爭基本上只表現在與落后思想和同帝國主義直接相勾結、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殘余分子的斗爭中。今天，資本主義私有制取得了跟過去相比無比重要的地位，這導致了中國經濟和所有制結構的重大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勞動群眾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事實上給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嚴重的風險。如果不考慮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的影響，以及它們基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向對整個改革施加的壓力，就無法理解問題的本質。這是所有試圖對中國當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進行現實分析的人都需要觀察的問題。正如經濟學家劉國光警告的那樣：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政治領域有，經濟領域也有。私有化的觀點、完全市場化的觀點、政府守夜人的觀點等等，這一系列觀點都是經濟領域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防止經濟領域變質，經濟領域如果變質，政治領域會跟著變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21］
資本主義私有制雖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補充要素，可能起到積極作用，但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各個方面具有不同于社會主義的目標和運行規律。因此，有必要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產力發展產生的積極影響，同它不可避免地產生的意識形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社會生活不同領域產生的消極影響區分開來。隨著私有制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不斷增加，資產階級法權開始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各個層面（包括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影響和施壓），并擴大和加強其對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干預能力，這是順理成章的。因此，毫不夸張地說，當今中國存在的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矛盾介入的直接結果。
鑒于這種必然性，黨十分有必要明確，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并逐步鞏固和擴大代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公有制經濟的影響。中國存在私有制是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落后。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發展和現代化的推進，改革的任務將是調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首先擴大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影響和范圍，然后有步驟地結束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的私有制不斷增加和快速發展、國家和公有制參與逐漸減少的趨勢，為克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創造經濟和物質條件。顯然，這樣的變化和調整會伴隨著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而這也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之一。因此，那些試圖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表現為“社會主義”，或者說在中國“私有制不等于資本主義”的理論觀點是錯誤的。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邁向更高階段尚未完全提上日程（因為社會主義新時代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范圍內），但中國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和矛盾顯然與幾十年前已經大不相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存在“新的主要矛盾”。過去所定義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中國許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為，現階段要克服發展不平衡帶來的負面影響，共產黨面臨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努力有效地構建和諧社會，同私有制擴張帶來的負面影響作斗爭，并重新奪回近年來公有制經濟失去的某些地位。對于這么大的行動，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做好輿論準備，十分必要。客觀上來說，這是一個具有不同世界觀和階級利益的兩大社會集團對立的問題。攻擊馬克思主義，以及試圖削弱甚至否認它的傾向，顯然代表了一部分社會群體和行為者的階級利益，這些人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個群體中有很多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做掩護，為他們的反動思想和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辯護，盡管他們經常這樣做。
資產階級思想及其影響與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思想之間的斗爭，是一場持久的斗爭，將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乃至以后）激烈地進行，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中國仍需要在霸權資本主義世界中謀求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使在一定范圍內，階級斗爭仍然存在，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其影響也很明顯。江澤民在慶祝建黨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依然存在階級斗爭，要在意識形態陣地上保持警惕和主動：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這種斗爭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斗爭的核心依然是政權問題。這種斗爭同國際敵對勢力與我們之間的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密切聯系、相互交織。［2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社會下階級斗爭持有的立場是一貫的，沒有太大變化。在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流行的階級斗爭觀念后，黨開始認識到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再占據主要矛盾的位置，但仍然在一定的范圍內繼續存在。但是，一些已經完全受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影響的人，鼓吹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念已經“過時”，一提到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他們就立即聲稱新的“文化大革命”有死灰復燃的危險。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與說“階級斗爭不存在”或這種理論已經“過時”，是有很大區別的，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正如習近平所說：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經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明確的。［23］
承認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考慮到了當今中國的具體實際，即出現的各種矛盾都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內得到解決。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領導力量，掌握著政治、經濟和制度的國家機器，可以調整、修改和實施一系列政策，有助于解決社會各階層之間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領域的工作沒有錯誤和缺點，事實上它們幾乎總是由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錯誤產生的。沒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觀，黨就不能正確發揮中國勞動群眾先鋒隊的作用，也不能堅決捍衛這些階級的利益。“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階級斗爭觀念的根本錯誤，恰恰在于擴大了階級斗爭的范圍，在實踐中導致了黨把某些人民內部矛盾當成了敵我矛盾。這種觀點不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而今天，關于階級斗爭理論的主要錯誤則是那些否認其客觀存在的人所犯的。世界社會主義史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盡管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否認或低估它的作用是不正確的。
否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存在，與人為擴大其范圍一樣，都是嚴重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并沒有改變階級斗爭是客觀現實、而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然存在的事實。在中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張，階級矛盾，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顯然會再次激化。不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就不可能采取措施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從中長期看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放大，造成目前非對抗性的矛盾在性質上迅速變成對抗性的矛盾。
沒有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就沒有“中國奇跡”：對“中國崛起”某些概念的簡單批判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獲得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科學性。目睹黨取得的不可否認的成就，國外某些追蹤中國發展進程的人士企圖通過無視這一過程中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因素來對此作出解釋，在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相當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的發展是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或韓國式的“發展主義”國家或“文明國家”產生的結果，這里強調中華民族的“文明優勢”。舉一個混亂的例子，在研究中國發展進程領域發揮非常重要作用、公開反對對亞洲國家發動新冷戰企圖的作家馬丁·雅克，在一篇發表于《環球時報》上的文章中認為，“用傳統馬克思主義是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的”，他補充道，中共“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理解它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為“馬克思主義和儒家的混合體”。同樣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強調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有很大的不同，它們“幾乎沒有共同之處”。［24］我們承認，在所有這些論述中——除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外——的確有一部分是真的。我們認為，說作者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也不無道理，問題恰恰在于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成功崛起的主要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是兩種具有完全不同基礎和目標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的折衷混合。當然，儒家思想是中國千年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國共產黨顯然承認并吸收了它的進步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進步革命運動在其百年歷史中一直對儒家思想持批判態度，這在1960年代后期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前許多年就在歷史舞臺上上演了，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這場運動的直接產物。馬丁·雅克關于中國共產黨“植根于儒家思想并深受其影響”的觀點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它否認了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基本事實，即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同儒家思想及其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所代表過并且仍在代表著的一切作激烈思想政治斗爭的過程中。也有中國作家和人士——包括在黨內——提倡“新儒家”，或試圖在“儒家”的框架內解釋中國的成功，這就是另外的問題了，與多年來資產階級思想相對不受控制的發展導致的意識形態混亂有很大關系，這些我們已經在本文中討論過。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關系問題相當復雜，值得單獨寫一篇文章。但是，這并不是說，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儒家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是處于同等地位的兩種哲學，或者用馬丁·雅克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的混合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侯為民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一共有兩種。一種是復辟封建主義的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新儒學就屬于這一種。這種思潮的特點是打著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主張“儒化中國”、“儒化共產黨”，成立“儒學院”，由熟讀儒家經典的儒生來治理中國。由于得到國外某些人的支持，這種思潮曾盛行一時。然而細究起來其荒謬性便十分明顯，其主要觀點透著一股封建僵尸的臭味，因此很難得到群眾的響應。另外一種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思潮，鄧小平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25］
至于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之間的“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將這些信息放入文章中顯然是馬丁·雅克誤導讀者的方式。他指的是哪個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和斯大林的黨，還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的黨？作者所發表的這些膚淺的論述給中國共產黨及其多年來的發展史留下了很大的混亂和誤解空間。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區別就在于前者能夠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避免了重蹈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蘇聯的覆轍；而后者，則逐漸遠離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攻勢面前投降。但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從蘇聯經驗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所以，說兩黨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是正確的，蘇聯經驗從一開始就是給中國共產黨人以啟發和研究的來源。正如周新城寫道：剛起步的時候，我們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毫無經驗，只能向已經有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是應該學習的，包括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等，它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共同規律，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始終把自己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26］
即使在今天，中國政治體制中的許多要素也與蘇聯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逐漸建立起來的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確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一切活動的領導——今天甚至一些同情中國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也傾向于捍衛這一制度——受到蘇聯政治制度的直接影響，即使二者之間有一定的差異（例如，在中國，同時還有允許其他政黨存在的政治協商制度）。盡管或許不是出于本意，但馬丁·雅克實際上最終造成了具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歷史現象——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之間的對立，削弱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地位，掩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程與國際無產階級斗爭及俄國革命本身的直接聯系，卻美其名曰“中國共產黨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政黨”。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的關系，十分有趣并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分析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發展史的各個階段時，將其分為六個階段，正是把列寧的經歷及其領導十月革命，以及蘇維埃制度在斯大林時期逐步形成作為這些階段的組成部分（分別是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第三和第四階段）。換言之，習近平強調，作為社會主義發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然包括在內——從十月革命勝利，到建立蘇維埃制度，再到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是蘇聯共產黨領導的經驗。［1］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123頁［3］鄧小平.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327頁［4］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231頁［5］江澤民.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21頁［7］周新城.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經濟日報出版社，2015，357頁［8］王岐山. 開啟新時代，踏上新征程，人民日報，2017年11月7日http://www.71.cn/2012/0522/671699.shtml［10］大衛·科茨.蘇聯解體原因是精英集團主張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網，2013.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9/306710.html［11］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12］毛澤東.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94頁［13］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8，344頁［14］劉國光.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濟南出版社，2017，33頁［15］龔云.在歷史虛無主義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http://www.wyzxwk.com/Article/yulun/2016/07/367869.html［16］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2021，中共中央黨校.https://www.ccps.gov.cn/xtt/202103/t20210331_148208.shtml［1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2.htm［18］習近平.把宣傳思想工作做得更好，論堅持黨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9，23頁［19］吳宣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21］劉國光.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問題，濟南出版社， 2017，33頁［22］江澤民在慶祝建黨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1，新華網.http://www.qunzh.com/pub/jsqzw/xxzt/jd95zn/zyls/201606/t20160601_20990.html［23］習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轉引自：周新城.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經濟日報出版社，2016，228頁［24］馬丁·雅克. 在理解中國共產黨這件事上，西方做得極其失敗，環球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333491353424574&wfr=spider&for=pc［25］侯為民.批判與創新——周新城教授經濟思想素描，管理學刊，2014年第1期［26］周新城.建國70年是一部社會主義發展史，昆侖策網. http://www.jqdstudio.net/llyj/fl1/2019-05-17/133451.html
（作者：加布里埃爾·貢薩爾維斯·馬丁內斯，巴西馬克思主義者，現居中國；翻譯：林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原文首發于巴西的葡萄牙語網站）
烏克蘭戰爭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質變臨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