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識形態工作對于無產階級奪取、鞏固和維護政權的極端重要性。習近平指出了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性,通過強化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構建大宣傳格局,形成了意識形態工作整體化的工作格局,進一步鞏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
習近平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現實相結合,提出了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工作的理論觀點,使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并從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三個方面入手,強化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扭轉了意識形態工作的被動局面。他還從大宣傳格局入手,構建制度化、系統化的意識形態工作體系,優化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體制和機制。
一、將意識形態工作提升為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1](P14)這是基于對意識形態斗爭規律、國際國內斗爭形勢以及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需要提出來的,表明我們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地位有了全新的認識。
(一)遵循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原理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至1846年合著了一部哲學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部哲學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批判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建構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以政治、法律、道德、哲學、倫理等為主要形式的意識形態,在生成和發展變化的終極原因上,馬克思恩格斯都將他們歸因于社會存在。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終極原因和動力,只能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首先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后,要迅速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因為沒有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共產主義就會失去經濟基礎,成為空中樓閣。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政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決定作用的同時,揭示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反作用的規律。他們分析了人類社會經歷的各種意識形態,認為它們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存在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決定的,在形式上又被統治階級裝扮為代表全社會的普遍利益,造成存在“普世價值”的假象。特別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后,通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幫助資產階級以普遍利益的面貌,掩蓋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實質,為打壓無產階級新的意識形態找到借口。如果無產階級提出新的利益主張,他們就開動輿論宣傳機器,予以污蔑和打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人必須公開自己的主張,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是要批駁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瓦解其統治的合法性,以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二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需要通過意識形態工作,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提供思想理論基礎。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習近平指出:“辯證唯物主義雖然強調世界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但并不否認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而是認為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十分巨大的。我們黨強調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辯證法。”[1](P127)這里所說的精神上的“鈣”,指的就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這里所說的“物質”,指的就是建構在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化大生產。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共產主義是在發達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由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條件基本具備,一旦奪取政權獲得成功,就可以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中,有計劃地組織生產,進而迅速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其經濟基礎比較容易匹配。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在建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時認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自己的理論,即消滅私有制。但同時又認為,私有制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不是人為想消滅就能夠被消滅的。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明確指出,只有在社會化大生產充分發展之后,才能夠消滅私有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資本的歷史作用時,也明確指出:“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創造著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條件。”[2](P288)馬克思恩格斯主張共產主義在發達國家同時取得勝利,并不排斥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后國家首先開始的可能性。針對俄國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如何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恩格斯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和理論思考。他們在1882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明確指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3](P8)這里所說的俄國革命,實際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其表現就是通過奪取政權,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為指導,建構起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由于俄國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因此就缺乏西方發達國家所具有的發達社會化大生產。“雙方互相補充”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先取得勝利后,要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所創造的生產力,利用“資本”來發展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就存在一個如何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個精神上的“鈣”,轉換為共產主義所需要的社會化大生產這個“物質”的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就是這樣一個“精神”變“物質”的歷史過程。我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濟文化落后,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目前,整個世界體系,還是資本主義處于優勢的世界體系。由于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因此,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是我國面臨的主要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我國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動搖的原則。但是,如果只埋頭搞經濟工作,忽視了意識形態工作,一方面可能導致經濟發展偏離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可能導致精神萎靡,道德滑坡,最終弱化了發展經濟的動力。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中,出現了重視經濟工作、忽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危險傾向。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需要以物質利益作為激勵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們忽視我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而片面追求物質利益,就很容易異化為單純追求個人利益。這種價值導向很容易與資本主義追求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契合,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盛行,進而對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形成沖擊。如果個人主義價值觀占了上風,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就可能經不起物質利益的誘惑,為了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就好像是人們身體中的“鈣”一樣。有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人們就能夠經受物質利益的誘惑,始終堅守集體主義的價值追求。習近平的論述,提升了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地位,使我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筑牢精神上的“鈣”,在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過程之中,不會迷失方向,始終堅持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從而保持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共產主義的前進方向永不偏航。
(二)遵循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意識形態重要作用的原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明確指出了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反作用的具體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識形態安全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必要基礎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4](P170)恩格斯指出:“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5](P307)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這樣一個客觀規律,統治階級要維護自己的階級統治,必須維護自己的意識形態安全。歷史反復證明,一個政權的解體,首先是從主流意識形態的解體開始的。一個國家無論在經濟工作方面做得再好,但是,如果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國家政權也照樣垮臺。正是基于這個規律,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復雜尖銳。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1](P23)我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必須保證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要保證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就必須保證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權安全和制度安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是要最終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因此,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會放棄對我們的顛覆和破壞。由于我們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要進一步充分發揮出來,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之前,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會利用其暫時優勢,試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們進行滲透,以達到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從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的政治高度,思考和謀劃意識形態工作,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提供堅強的思想理論保障。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一方面要通過科學理論,闡釋資本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和暫時性;另一方面則必須科學揭示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優越性。使人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暫時發達的表象中,看到資本主義的現實弊端和潛在危機;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領悟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洞察到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從而構建起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心,筑牢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揭示了意識形態工作所具有的動員和組織功能。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必須首先將整個無產階級動員起來開展革命斗爭,才能夠戰勝強大的敵人,這離不開意識形態工作。馬克思指出:“任何一個階級要能夠扮演這個角色,就必須在自身和群眾中激起瞬間的狂熱。在這瞬間,這個階級與整個社會親如兄弟,匯合起來,與整個社會混為一體并且被看作和被認為是社會的總代表。”[6](P14)恩格斯明確提出要通過黨的報刊來宣傳黨的主張。馬克思恩格斯強調了意識形態的動員和組織功能。無產階級與先進生產力相聯系,具有先進性和革命性,但無產階級需要理論武裝,才能從自發斗爭向有組織的革命斗爭轉換。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強調了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是通過意識形態工作,統一黨內的思想認識;二是通過意識形態工作,統一全社會的思想認識。只有達到全社會思想與黨的思想理論高度統一,才能夠凝聚起強大的革命力量。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是這樣,奪取政權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是這樣。因此,習近平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P14)。他指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共同理想,沒有共同目標,沒有共同價值,整天亂哄哄的,那就什么事也辦不成。”[1](P194)
(三)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得出的必然結論
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同于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往往是在經濟上有了一定的發展,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為了維護自己的物質利益,通過奪取政權,以便維護業已存在的既得利益。由于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一定的優勢,所以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建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也有一定的迷惑性。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與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緊密聯系。在社會化大生產沒有充分發展以前,在私有制存在的現實社會基礎還沒有消除之前,私有制的觀念根深蒂固。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小私有制的觀念往往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契合。恩格斯指出:“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7](155)中國共產黨誕生于民族危亡之時,經濟文化十分落后,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在尋求救亡圖存之路的過程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由于中國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即無產階級的力量十分脆弱。由于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中國農民階級的物質基礎也非常薄弱。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必須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為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描繪一個美好的未來社會,將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與在物質基礎上十分強大的反動統治階級作斗爭。在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的過程中,國民黨反動派依靠的是美式裝備;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作斗爭的過程中,日本依靠的是強大的現代化武器;新中國成立后爆發的朝鮮戰爭,我們面對的是以美軍為首的現代化裝備軍隊。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只有幾十位黨員,力量十分弱小。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過程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戰勝了強大的敵人,奪取了政權,實現了中國人民站起來的百年夙愿。中國共產黨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理想信念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通過意識形態工作,使中國人民把握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認識到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使中國無產階級認識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克服了小生產的狹隘觀念;使中國農民階級認識到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克服了小農經濟思想,緊跟工人階級,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共產黨自身始終保持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先進性,通過理想信念,筑牢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信仰之基。中國共產黨依靠理想信念,將自己黨員緊緊團結在一起,并通過意識形態工作,將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緊緊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四)總結世界社會主義實踐教訓得出的結論
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為一個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強大國家,其原因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密不可分。一個國家亡黨亡國,應該是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的歷史悲劇。從蘇聯解體時的情勢來看,就從“外患”而言,蘇聯當時是世界上國土面積巨大、軍隊實力強大、核武器數量驚人、國防力量雄厚的國家,即使美國也對其軍事實力非常忌憚。可以說當時沒有一個國家敢對蘇聯動武。就“內憂”而言,由于蘇聯長期與美國對抗,注重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導致居民生活物資匱乏,“炮彈多于面包”“子彈多于黃油”的情況確實存在,但只要進行國民經濟比重調整,不是不能解決問題。當時的西方國家,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經歷著“滯脹”的經濟怪象。一般來說,經濟高速增長時,往往伴隨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現象。但當時的西方國家,卻經歷著經濟停滯,同時伴隨著通貨膨脹的奇特現象。經濟停滯,意味著人們失去工作,收入減少。通貨膨脹則意味著生活成本的上升。在這種雙重打壓下,西方國家也經歷著社會動蕩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里根,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幾乎同時開啟了一場新的政府改革,即所謂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通過改革,使得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擺脫困境。反觀蘇聯的改革,則是在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新思維的指導下,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導致了蘇聯的紅旗落地、國家解體。習近平指出:“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1](P148)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必然結果。
(五)總結世界局勢持續動蕩不安原因得出的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世界的人們在經歷了慘烈戰爭的蹂躪之后,選擇了團結與合作,建立了聯合國。聯合國的建立,維持了世界整體上的和平,但局部的動蕩和不安長期存在。這背后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其霸權地位而進行的政治操弄密不可分。有了聯合國憲章的約束,公開的武力入侵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西方國家選擇了以意識形態作為新的工具滲透顛覆他國政權。“9.11”事件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大了對中東地區的“意識形態”輸出。他們打著所謂“民主”“人權”的旗幟,介入各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利用媒體、網絡等優勢技術和手段,借助一些社會糾紛,制造內部矛盾,挑起內部紛爭,培植內部反對勢力,激發民眾對政府的仇恨,主導這些國家向有利于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發展。西方社會將這一戰略稱之為“阿拉伯之春”。自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阿里政權倒臺后,緊接著同年2月11日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臺、10月20日利比亞總統卡扎菲身亡、11月23日也門總統薩利赫交權等,數個政權倒臺,上百萬人無辜死亡,上千萬人淪為難民,上萬億元基礎設施損失,給阿拉伯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在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雖然這些國家的性質不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但只要不是親美政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以意識形態為工具,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將這些國家的政府描述為獨裁政府,鼓動反對派以所謂非暴力的和平方式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權,發動所謂“顏色革命”。自20世紀初以來,顏色革命在格魯吉亞等國家得以實施,推翻了原先親俄的政府,建立起了親美的民選政府。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也陷入了持續的政治動蕩和經濟衰退的境地。“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能夠奏效,“顏色革命”之所以能夠發生,都是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對這些國家滲透后發生效力的結果。這些革命并沒有為這些國家的帶來繁榮和穩定,反而帶來持續動蕩和不安,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習近平指出:“一些國家發生社會動蕩、政權更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核心價值體系混亂了,核心價值觀受到了懷疑和否定。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這樣,‘阿拉伯之春’是這樣,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1](P54)
二、強化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P550)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這樣一個規律,一個階級維護自己的物質利益,不僅要在物質生產資料上占統治地位,而且在精神生產上也要占統治地位,以統治階級的思想理論統領社會思潮,使統治階級的思想理論,成為整個社會的思想理論基礎。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要求無產階級政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必須強化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成為整個社會的思想理論基礎,這離不開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在物質生產資料上占統治地位,看得見摸得著,比較容易做到實處。在精神生產活動中占統治地位,看不見摸不著,容易被虛化。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如果不落實,則意識形態工作就會處于被動地位。為了解決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的虛化問題,習近平強調,要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習近平指出:“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1](P21)
(一)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最終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必須消滅私有制及其建構其上的意識形態。當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全社會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時候,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就有存在的社會基礎。它們會想方設法破壞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抵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建設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而且要培育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這是一個與私有制及私有觀念進行的一場極其艱難而又長期的斗爭過程。習近平指出:“這場斗爭既包括硬實力的斗爭,也包括軟實力的較量。”[1](P120)這里所說的軟實力,核心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領導中國人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而且要領導中國人民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此,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各級黨組織的日常工作議程,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工作一起謀劃、一起部署、一起落實,使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落到實處。
(二)掌握意識形態管理權
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具體體現在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管理權中。習近平指出:“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1](P342)這是習近平對落實意識形態管理權提出的具體要求。第一,要管好理論陣地。意識形態所反映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集中體現在統治階級的思想理論體系之中。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在思想理論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是統治階級掌握意識形態主要陣地的保證。我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中,雖然一直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特別是針對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沖擊,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任務,但是,一度還是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甚至否定的傾向。習近平指出:“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1](P221)為此,他強調,各級黨委要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通過加強對重要理論人才、重要理論陣地、重大理論研究規劃、重大理論研究項目、重大理論研究規劃資金以及重大評獎評價活動的管理,落實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管理權,守住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陣地。第二,要管好文藝陣地。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意識發展規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人類社會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提高了認識自然的能力,積累了自然知識。同時,由于認識能力的局限,也產生了自然宗教。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了社會關系,因而也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人們為了表達對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認識,產生了語言,進而發展出了文學、藝術、舞蹈、歌曲等文藝作品。隨著階級的產生,特定階級的利益也可以通過文藝作品進行表達和傳播。特別是當人類社會發生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分工以后,精神生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活動。一般來講,只有統治階級才具備一定的財力,供養一批專門從事精神生產的文藝工作隊伍。統治階級利用自己供養的精神生產隊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工作提供服務。他們將自己的意識形態,滲透在文藝作品之中,使人們在享受文藝作品的時候,不自覺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特別研究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工作規律,認為資本主義在開拓世界市場,形成世界體系的時候,也在全世界推廣其意識形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3](P35)資產階級利用文藝作品,宣揚其生活方式,妄圖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化,以維護資產階級在全球的利益。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中,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傳入我國,西方國家的一些文藝作品也傳入我國。正常的文藝交往,學習借鑒人類一切先進文化成果,是我國主動改革開放的初衷。但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秉持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敵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利用人們接觸西方文藝作品的機會,將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附著在文藝作品之中,試圖通過文藝作品,改變我國人民原有的意識形態觀念,喜歡上西方的生活方式,進而崇拜西方的社會制度。有的甚至直接在文藝作品中,宣揚西方的價值觀,詆毀、歪曲我國社會制度。在市場經濟趨利性的影響下,國內一些文藝作品,為了博眼球、求關注,也開始出現了歪曲歷史、丑化英烈、低俗媚俗的危險趨勢。因此,習近平一方面強調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另一方面強調要加強對文藝陣地的管理。他指出:“要加強文藝陣地建設和管理,堅持守土有責,絕不給有害的文藝作品提供傳播渠道。”[1](P116)第三,要管好教育陣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通過武裝蔣介石集團,達到消滅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新中國建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試圖通過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把新生的中國政權扼殺在搖籃中。在朝鮮戰場上失利后,他們意識到,很難再以武力消滅新生的中國政權。于是,西方國家開始尋求通過意識形態工作,達到以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中國的目的。例如,美國在朝鮮戰爭開始后不久,就開始制定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世紀50年代針對中國制定了和平演變計劃。在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中,他們將重點放在中國的年輕人身上。他們試圖通過物質引誘、思想滲透,改變中國青少年的思想觀念、價值追求,進而崇尚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以達到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目的。青少年正處在學習階段,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階段,是西方國家同我們重點爭奪的對象。青少年正處在學校接收教育的階段,因此,學校教育極為關鍵。習近平高度重視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強調學校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他特別指出:“要讓有信仰的人講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只有先在思政課教師心中扎下根,才能在學生心中開花結果。”[1](P379)第四,要管好黨校陣地。黨員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堅定,對于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創辦黨校,通過各級黨校對領導干部進行理想信念教育,不斷錘煉黨性,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進而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經驗。毋庸諱言,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如果我們不高度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工作,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防線也極有可能被攻破。各級黨校在筑牢領導干部信仰之基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習近平在2015年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黨校要加強對各種社會思潮的辨析和引導,不當旁觀者,敢于發聲亮劍,善于解疑釋惑,守護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前沿陣地。”[1](P150)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了各級黨委是管黨校辦黨校的責任主體,各級黨委書記是管黨校辦黨校的第一責任人,提出必須將管黨校辦黨校納入工作部署,納入黨的建設工作年度目標并進行目標考核,管好黨校陣地。第五,要管好新聞輿論陣地。任何統治階級,都會通過舉辦或者管控新聞媒體、書報雜志等輿論陣地,實現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西方國家雖然打著新聞自由的旗號,但在現實中往往搞選擇性報道,甚至不惜扭曲事實,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抹黑,妄圖歪曲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達到否定中國共產黨,進而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目的。習近平指出:“任何新聞輿論都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沒有什么抽象的絕對的自由。”[1](P185)他強調,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媒體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制度和原則不能被弱化,不能被架空。鑒于互聯網已經成為新聞輿論的主戰場,習近平明確指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1](P183)因此,他強調:“管好用好互聯網,是新形勢下掌控新聞輿論陣地的關鍵……。要把黨管媒體的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所有從事新聞信息服務、具有媒體屬性和輿論動員功能的傳播平臺都要納入管理范圍,所有新聞信息服務和相關業務從業人員都要實行準入管理。”[1](P183-184)
(三)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
領導權、管理權最終要體現在話語權上。掌握領導權、管理權的目的,就是要在話語體系上表達主流意識形態。長期以來,由于西方國家在技術上處于優勢地位,因而在新聞媒體的控制上也占有優勢。他們憑借技術上的優勢,在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上先入為主,不斷抹黑、污蔑社會主義中國,不斷制造“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目的在于混淆視聽,為遏制中國找到借口。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升,必須在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上變被動為主動。因此,習近平強調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通過建構理論體系、傳承基因密碼、筑牢精神家園、激活傳承載體、展示精神標識等措施,增強意識形態話語權。第一,要構建好理論體系。我國的意識形態,最根本的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區別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標志。習近平強調,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體系,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在學科上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重點,在學術上要有自己的主體性、原創性,在話語上要有自己的標識性。第二,要傳承好基因密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思想理論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內在規定性,習近平將這種內在規定性稱之為“基因密碼”。一是共產黨人的基因密碼,即“紅色基因”;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密碼,即“文化基因”;三是這兩種基因結合在一起,構成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密碼,即“精神基因”。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傳承好這些基因密碼,保持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色。第三,要筑牢精神家園。基因密碼在實際生活中外化為一系列精神,構成中國人的精神譜系。習近平指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中國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外化為一系列革命精神,例如“建黨精神”“紅船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國人的文化基因,積淀為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獨特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紅色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結合,形成獨特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展現出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我們必須筑牢中國人獨特的精神家園。第四,要激活傳承載體。精神譜系需要傳承載體。革命精神凝練在紅色經典著作、革命遺跡、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凝練在文物古跡、禮儀典籍中。習近平強調,要通過“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讀懂經典著作中的紅色基因。要使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傳承文化基因。通過瞻仰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據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傳承紅色基因。通過升國旗儀式、入黨入團入隊儀式、紀念慶典、民族傳統節日等,傳承精神基因。第五,要展示精神標識。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要通過一定的精神標識展現在世界面前。習近平特別重視精神標識的建構。在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他強調要注重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展示中國文明大國形象、東方大國形象、負責任大國形象和社會主義大國形象。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他再次強調要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三、構建意識形態整體工作格局
作為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工作必須由全黨來抓,形成意識形態整體工作格局,才能真正體現其應有的政治地位,得到應有的實際效果。因此,習近平指出:“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必須全黨動手。”[1](P18)
(一)構建制度體系
為落實全黨抓意識形態工作,習近平將意識形態工作提升為黨的一項極端重要工作的同時,著手構建意識形態工作的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謀劃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會議,會議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通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謀劃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會議。習近平在這次會議上明確指出:“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深刻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8](P112)這次會議正式將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確立為根本制度。為了保障這一根本制度得到落實,全會提出要建立保障正確輿論導向的體制機制;建立基礎管理、內容管理、行業管理以及網絡違法犯罪防范和打擊等工作的聯動機制;健全網絡突發事件處置機制,形成正面引導和依法管理相結合的網絡輿論工作格局等具體制度。這些具體制度安排,為確保我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納入工作布局
作為全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各級黨委必須擔負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組織和管理責任。這就要求各級黨委將意識形態工作作為一項最基本的工作,納入工作常態,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工作一同謀劃和部署、一同檢查和落實、一同考核和監督。習近平要求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各級黨委的工作目標,并且要求進入各級黨委的目標考核體系之中,形成各級黨委抓意識形態工作的整體合力。習近平指出:“各級黨委要把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加強組織領導,及時掌握意識形態形勢和動態,對各種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問題要敢抓敢管,對各種錯誤思想必須敢于亮劍,幫助人們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1](P23)由此,意識形態工作被納入了各級黨委的工作布局,成為一項常態性工作,使意識形態工作的政治地位在各級黨委工作中得到具體落實。
(三)全社會廣泛參與
意識形態工作不是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割裂開來的單獨工作。意識形態工作的具體內容,需要融入各方面具體工作之中。經濟工作,要解決的是發展經濟問題。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與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路徑,也與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路徑存在差異。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以最大限度贏利為目的,以生產要素的耗費為基本動力。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都要以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為根本目的。因此,習近平指出:“要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動員各條戰線各個部門一起來做,把宣傳思想工作同各個領域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社會管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1](P18)由此,意識形態工作成為全社會的一項基本工作。通過全社會廣泛參與,使意識形態工作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
(四)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
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中,西方國家與我們爭奪的主要對象是青少年。他們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滲透,影響我們的青少年,使我們的青少年崇拜資本主義制度,從而瓦解社會主義信仰之基。因此,習近平特別重視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別重視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養成。在加強思想政治課建設的基礎上,習近平提出了建立“三全育人”體制機制的要求。他指出:“要健全全員育人、全過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體制機制,不斷培養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1](P344)通過“三全育人”體制機制的建立,將理想信念教育貫穿教育教學和社會實踐全過程,嵌入科學、文化、知識、道德和行為養成教育全環節,構建教學育人、科研育人、實踐育人、文化育人、組織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整體育人機制,推動教育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得到有效落實。
(五)全面落實責任
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能不能夠得到落實,關鍵在于各級黨委認真履行職責,在實際工作中,認真進行謀劃,認真進行部署,認真進行檢查落實。由于意識形態工作不同于經濟工作看得見摸得著,所以在現實中,如果不著力強調,就很容易被虛化,習近平提出要建立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為此,中央出臺了《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和《黨委(黨組)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細則》,明確了各級黨委、黨組在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的責任。為了推動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落實,習近平提出將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巡視巡查工作,他指出:“要認真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納入巡視工作安排,加強對意識形態陣地的管理,落實誰主管誰主辦和屬地管理,防止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1](P24)由此,意識形態工作成為巡視巡查的一項基本內容,有力地推動了各級黨委、黨組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組織和管理責任的落實。
【基金: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項目“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恩格斯意識形態理論的繼承與發展研究”(項目編號:FJ2020ZTB004)】
(作者:田恒國,博士,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與政治學教研部主任、教授,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1/0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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