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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我國意識形態制度自信的底氣
點擊:  作者:侯惠勤    來源:《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發布時間:2021-07-29 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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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制度,需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入闡發以增強制度自信。文章針對西方將我國堅持馬克思主義誣稱為“洗腦”的謬論,從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要求以及現代國家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通則方面、從走出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困境,推進當代人類文明進步的需要方面、從遵循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律,為繁榮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奠基方面等,闡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制度化的重大意義。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已經被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1],這是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作出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天,進一步從思想上提升對于這一根本制度的認識,增強對于我國意識形態制度的自信,使之不斷鞏固完善,十分必要。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要求,也符合現代國家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通則。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任何統治階級,都必須同時掌控社會的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和精神生產資料生產,否則將會政權不保。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物質生產活動不僅是物質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不僅為執政提供物質支持和硬實力基礎,而且是生產關系和物質交往活動的生產和再生產,因而是現行社會經濟關系和統治關系的維系過程,是執政的社會基礎打造。而精神生產不僅是社會精神文化活動的生產和再生產,為執政提供文化支持和軟實力基礎,而且是社會價值共識和思想道德規范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構建執政的道義基礎,因而是思想統治關系的維系過程。
 
這就是說,統治關系是全面的,必須貫徹到一切社會領域,思想領域決不會例外。統治階級必須“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因而“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98-99調節思想的生產和分配,就必須掌握媒體、學校、教堂、社會組織等意識形態陣地及其相關從業人員,在根本統治關系上形成共識,并作為“普遍觀念”加以確立。不難發現,盡管形式上有差別,但從實質上看,掌握社會的精神生產過程,建立強大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現代社會執政黨都必須遵循的執政規律。西方一方面自我標榜“新聞自由”,另一方面又誣蔑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洗腦”。這是一個謊言的兩面,充分暴露了其虛偽和蠻橫。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而言,掌握精神生產的特殊性在于“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3]。由于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不是僅解放自身,而且是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的高度自覺自為,又由于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是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條件下發動的,工人階級在現存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活動中毫無發言權。事實證明,立足資本主義社會,僅憑“受苦受難”去控訴資本主義是無法撼動其社會根基的,單純的道德批判甚至無法在道義上真正超越對手。要獲得無產階級革命的道義力量和堅定信念,只能站在面向未來的歷史制高點上,才能摧毀資產階級統治的道德高地,“讓思想沖破牢籠”,充分激發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性。而要站到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制高點,唯一的可能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因此,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也是所有試圖指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普遍遵循的建黨原則。
 
從歷史經驗看,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科學性、消解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作用則是取消共產黨領導的思想前提。蘇聯解體前夕最為猖狂的反共言論集中在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攻擊,而哲學陣地失守則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崩潰打開了方便之門。1988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釋放出以下信息:“我國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現在已經相當陳舊了……這一評價也適用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4]以“陳舊”為名清算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的世界觀、歷史觀,其結果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就是彰顯個人所謂自由的“人性解放”大行其道。個人主義哲學是西方所謂民主自由價值觀的依托,接受個人主義哲學,必然會認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觀。此門一開,堅持共產黨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領導核心地位便再無可能。接下來順理成章的是,1988年6月,蘇共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公開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90年初,《蘇聯憲法》第六條,即確立“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5]的條文實際上被取消;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歷史的教訓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思想基礎,是否堅持這一根本制度,關乎國家的政治安全。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還是推進當代人類文明進步的需要,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誠如列寧指出的:“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6]相反,只有馬克思主義為當代人類文明的進步真正指明了出路。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即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健康發展,為當代人類文明走出困境開辟新境界。從人類歷史的長河看,“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7]325這個過程從人的發展看,就是人類不斷地脫離動物界,在向著自由全面發展方向前進中自我生成。勞動在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勞動不僅在成就從猿到人的偉大轉變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推動人從原始、野蠻的狀態向全面發展的歷史飛躍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勞動幫助人類從受肉體需要支配的本能生存狀態,向著可以按照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按照美的規律進行生產的自由狀態發展。但這決不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浪漫過程,而是一個在艱難險阻中攀登前行,通過自我改造、自我超越,從被迫接受自然規律到自覺運用自然規律的人類的浴火重生。
 
勞動的過程不僅要不斷克服自然界的異己性,創造適合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環境;還要不斷克服由于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而又不夠充分的歷史階段所必然產生的階級對抗,解決人類社會生產活動所需要的分工合作。正是在不斷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矛盾斗爭中,人類不斷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弱點,不斷戰勝原始的動物性。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從本質上說屬于人類歷史的“動物時期”。私有制不斷地固化以致強化了人類由肉欲支配的趨利避害、貪婪、占有等原始本能,毫無疑問,反對沒落的私有制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文明進步。人類通過勞動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性節點,就是通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超越和替代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人的“物化”,本質上就是被本能和欲望支配的人的動物化;被資產階級奉為圭皋的抽象人性,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孤立個人,其實是披著“自由”外衣的動物性??梢?,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對抗的社會,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人類脫離動物界譜寫自身歷史的新開端。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及其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8]階級社會并非永恒的人類社會,因為“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9]。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是個自發的過程,而要消滅階級,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則是一個高度自覺的過程。它不僅需要思想和理論上的高度自覺,需要認識和掌握客觀規律,而且需要一大批具有堅定信仰、勇于獻身、接續前進的奮斗者,更需要在這一過程中人類整體性地擺脫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束縛。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僅是“西強我弱”的意識形態斗爭實際的需要,也是當代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必要條件,兩者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人類從必然走向自由,就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巨大進步的同時,使人的精神擺脫物欲的限制,不斷開拓自由發展的空間。概括地說,消除人的物化,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在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關系中完成的,是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中超越“抽象的個人”中完成的。正如人類走向勞動解放必須打破資本的任性支配一樣,人類走向精神自由,也決不是個性任性擴張的“自發自由”,而是打破雇傭勞動制下對于勞動的厭惡,使之成為人的生命第一需要的“勞動復歸”。如同現代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自發走向自為一樣,“勞動的復歸”也是用科學世界觀武裝頭腦,不斷超越自我,克服自發性,逐漸走向自覺自由的過程。
 
資產階級革命打出的口號就是“人的解放”“個性自由”,個人自由主義也因此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價值觀。但馬克思發現資本主義解放不了人和個性,相反,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抽象的個人”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基礎”。要實現個性的自由發展,必須根本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關系,這就必須依靠“現代無產階級”。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明確了,要超越資本主義和消滅私有制,必須通過“無產階級解放”這一政治形式。[10]17-18《共產黨宣言》則進一步指出:“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11]充分說明無產階級的解放和人類解放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說明當代人類文明進步必然走向消滅階級、進入無階級社會的趨勢。同時要指出,工人階級也不能自發地產生科學的世界觀和先進思想。其成為自為的階級有兩個要件:一是確立先進的指導思想,以形成自覺的階級意識而自立;二是形成組織,以統一整個階級的意志而自強。這既是工人階級政黨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的內在要求,又是人類走向自由自覺的必由之路。
 
第二,實現自由個性的目標,不是個人自我的自發擴張的歷史過程,而是改造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的個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引領。馬克思明確指出:超越資本主義物化關系的未來社會,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12]自由個性的本質是以生產力社會化為基礎的個人全面發展,其實質就是“社會化的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原子式的孤立個人,故以為個性就是這種抽象個人的自我彰顯,實際上,其彰顯的不過是一種自發的人性。自發性具有動物性本能的因素,但主要是私有制社會關系的歷史積淀,通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不斷加工和再生產,以固有的人性和“個性”方式沉淀在人的內心。鼓吹和渲染自發性,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始終倚重的力量。因而列寧斷言:“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愿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13]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也孕育著逐漸成長的“社會化人類”,這就是現代無產階級的個性要求。這種個性要求與社會化大生產相一致,超越狹隘自我,體現在世界歷史、社會化交往和精神的豐富性上。
 
這樣,在馬克思的語匯中,“現實的個人”是同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的個人”根本對立的概念。“抽象的個人”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把沒有歷史、不可超越、離群索居、自我中心的物化(商品化)的人視為“原人”,作為觀察歷史和分析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可見,神化“抽象的個人”也就是神化資本主義社會。而馬克思所說作為唯物史觀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不僅表現為具體社會歷史關系中的人,更表現為具體歷史活動中的主體形式,即“現實的人類”。歷史表明,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活動的主體,從來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由先進階級引領的人民,即“現實的人類”。抽象的個人是無個性的人,以抽象的個人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沒有個性自由,也沒有“真實的集體”[14]。個性始終以萌芽的形式潛藏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主體中,在現代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中,個性正在不斷孕育成長。正是基于個性和社會性、人民性的內在一致,無產階級也被馬克思視為“社會化的人類”[10]506和“有個性的人”,馬克思甚至把異化歸結為“單個無產者的個性和強加于他的生活條件即勞動之間的矛盾”[2]120。離開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講人的個性自由,就是抽象的人道主義。
 
因此,只有堅持社會主義人民至上的價值觀,不斷反對個人主義,培育社會主義新人,才能最終實現個性自由和人的全面發展。在今天,把關注點引向給個人自由和個性多點或少點空間上是個誤導,問題的關鍵在于培育具有家國情懷,把個人發展和祖國、社會發展緊密聯系的時代新人,在于培育個性自由得以不斷實現的“真實的集體”,即社會主義共同體。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符合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律,為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奠定了基礎。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傳統的學術發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知識和信仰的二元論,把科學限于實證知識,而把信仰留給神秘主義,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態勢。表現在具體的學科中,就會出現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是知識的實證化,不斷追求自然科學般的精確,數學模型化、可重復性、可證偽成為判斷科學性的絕對條件,只承認實證范圍的科學抽象,因而日益脫離以客觀規律為基礎的社會歷史實踐,不可能獲得真實的歷史知識。另一是人性的抽象化,以非批判的獨斷價值預設,作為各學科基本原理的前提,例如所謂“經濟人”“道德人”“無賴假設”等。這種人性的載體是無歷史、無社會關系的“抽象的個人”,因而必然把“現存”絕對化。以上兩點疊加,表明今天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總體上是為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現有的利益格局服務的。歸結到一句話,就是資本主義永存,個人利己主義不可超越。試圖通過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不斷地制造出迷信資本主義,神化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崇拜者,其實是十分落后的辯護意識。從整體上看,當今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確談不上是“科學”,其發展如同資本主義制度一樣,已經走進死胡同。
 
正因為如此,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話語,而必須超越抽象人性論和實證主義的視界,在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礎上,通過自主創新,建設自己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而這正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賦予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任。
 
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哲學社會科學科學性,涵蓋但不局限于實證科學的科學性。就研究對象而言,哲學社會科學不僅要研究局部的、經驗的事物,即“細小敘事”,更要研究事物的總體,首先是歷史大勢和世界整體,亦即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實際上,不研究甚至不承認客觀規律,哲學社會科學就不能真正作為科學。與自然界不同,社會是個有機體,其部分研究必須置于整體性認識的基礎上,否則就會發生根本性的偏差。正如黑格爾所說,“手”只有置于“身體”這一有機體中才具有其價值,如果脫離了身體那就只是“斷肢”而不是“手”了。[15]要努力肅清這些年來,卡爾·波普爾反對所謂“本質主義”“宏大敘事”所造成的危害。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16],加強對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重大規律性問題研究,具有緊迫性。需要指出的是,把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完全等同,不僅有認識上的原因,還有被利益所左右的立場問題。歷史規律總是會顛覆既得利益,推動革命變革,因而必定為特殊利益集團所排斥。對于社會發展規律的追求,從來都屬于社會進步力量。
 
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價值中立,不是非意識形態化,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真正貫徹到學科建設中??茖W世界觀方法論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我們整體性把握社會、把研究成果上升到歷史規律認識的前提。所以,哲學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都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學習。由此可以作出的結論一,就是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論原則,改變孤立、靜止的所謂“純學術”研究狀況。要回到“什么是學問、什么是知識”這一最本原的問題上,真正弄懂哲學社會科學的真學問不僅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偉大實踐,而且最高的成果就是從中作出規律性的概括,形成具有前瞻性的預判。與這一成果相比,其它的成果都只能是階段性、個別性的成果。結論二,要把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貫徹到學科的學術范疇和話語體系的建設中,要區分范疇因不同現實依托而形成的不同層級,更要把握范疇因現實的歷史性而具有靈活性,從一個范疇向另一個范疇轉化的可能性,不能將范疇孤立、僵化。結論三,要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建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核心話語和基本問題,堅決克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學科核心話語脫鉤的現象。就是說,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核心話語必須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一致;法學、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和核心話語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國家觀為依據;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和核心話語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如此等等。在這一過程中,要通過科學批判和學術爭鳴澄清思想、統一認識、撥亂反正、守正創新。
 
必須切實改變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抽象個人認識主體,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認識主體。沒有人民主體,就沒有客觀規律的認識主體。毛澤東指出:“階級就是一個認識的主體。最初工人階級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那時它對資本主義沒有認識。以后就從自在階級發展到自為階級,這時它對資本主義就有了認識。這就是以階級為主體的認識的發展。”[7]391人民主體還是個人本位決定了不同的研究導向:首先,決定了是否透過現象看本質,是否以客觀真理和客觀規律為追求。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必然要研究事物的本質,探索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推動社會的變革發展;而個人本位的研究導向,由于把個人理性視為人類理智的極限,否認認識客觀規律的可能性,則必然停留在現象,止步于日常生活,熱衷于“細小敘事”,在方法論上就是迷信經驗論和實證主義。同時個人本位的研究由于解決不了普遍法則問題,為了構建其能夠自洽的學科邏輯體系,就必然迷戀抽象人性的假設。
 
其次,決定了是否以人民的需要和實踐為根據提出問題和研究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學術研究,必然關心人民的需要,深入人民的實踐;提出真問題,提煉真思想,提高真學問,把社會效益和學術追求統一起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始終立足于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以此為學術研究的源泉。而以個人本位的研究導向,必然把人民的需要和社會效益視為空洞的“宏大敘事”,視為非學術的意識形態而鄙視以致拒斥,游離于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外;必然只把個人的需要看作是真實的需求,把自利性視為最根本的人性,個人利益的博弈是其全部學術的動力;因而必然從不變的人性假設出發,其研究不僅視野狹小,而且必定夾雜著大量混淆是非的偽問題、無病呻吟的偽風雅和自娛自樂、自說自話的偽學問。
 
再次,決定了是否真正具有科學探討的精神和學術爭鳴的勇氣。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要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因而批判錯誤思潮、引領社會風尚、提升精神境界、促進人的自覺自由,就是其內在要求。這種出于公心的學術批評,對于凈化學術環境,活躍學術思想,促進學術發展,十分必要。而以個人本位的研究導向,則崇拜自發性,標榜自由,實質是自我中心,甚至見利忘義;以個人好惡取舍,必定嘲笑崇高,躲避責任,偽裝清高;對西方亦步亦趨的盲目跟風,和名義上反對所謂“依附性人格”,實際上否定黨對學術的領導和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指導的閉門造車,就是這種研究的兩個偏向。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制度,在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順利發展的同時,也確保了中國經驗和世界發展進步的不斷融合,表現出了生機勃勃的強大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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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陳澹然.寤言二·遷都建藩議[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2.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8VBN034)課題成果】


(作者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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