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選自《〈資本論〉第一卷唯物史觀原理解析——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際歷史發生學基本理論探究》的第五部分，即文章結論部分。該文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3年第4期P109-134。該部分內容，原標題名稱為《資本幽靈的譜系學總結：勞動力商品的“前世”“今生”“來世”》。基金資助：吉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科研項目“《資本論》、工資與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2022WZD010）的階段性成果。
——在主體論語境中，我們倡導的不是“善”“惡”對，而是“鏡”“惡”對。工資的唯物史觀探究的核心議題在于明確工資形式的社會屬性和階級屬性。用通俗一點的理論語言說，那就是明確“工資的姓資姓社問題”。對“工資的姓資姓社問題”之未能理論明確，對工資拜物教的批判之所以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點，在于“工資幽靈學”的缺失。而如果缺乏這種革命理論的指導，被統治階級將成為“一個保守的階級”，不獨小資產階級（小農、小市民），工人階級亦如是。
——勞動力商品的工資規定“姓資”，在于它是“資本工資”，在于它是“算法工資”和“雇傭工資”的統一。單單是雇傭工資，并不能全面說明勞動力商品工資（工人工資）的“階級內涵”。相反，它極容易被“物象化”。一旦工人階級放棄反抗，執意與統治者妥協、階級合作，則“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的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與此同時，《資本論》對危機的具象敘事，有時過于碎片化，令人遺忘掉馬克思對于危機的理論抽象力。澄清歷史問題，比之實際問題更為重要，所謂資本的歷史問題，也就是它的危機問題。這是一個事史，必須知行合一！單單是物的危機遠遠不夠，人的危機乃是源頭。——又或者說，危機是《資本論》貫串自身體系的一根紅線。紅線的起點就是工資問題。工資的幽靈在于主體統治，由此帶來主體危機。《資本論》為何遭遇知難的理解困境？《資本論》整體布局就實質而論，乃是“階級知（危機之知）——階級行（危機之行）”，危機被置放在生死舞臺上進行排演。因此，《資本論》開局說到底并非局限于知難問題的解決。由危機之知而危機之行，引出歷史主體論——兩極分化的工資統治和價值形式統治的資本積累問題。總看這個行程，乃是從“大生死”（資本生死學）到“大危機”（危機病理學）。——工資乃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兒”！可以毫不夸張的說，這一點一天不被認識到，勞動階級就一天無法真正察知自己將要遭受的苦痛。以致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同樣是重大的實踐問題。一方面，階級工資絕非“收入論”；另一方面，工資一般是個“幽靈”，它藏身于工資形式的歷史概念類集當中。社會主義工資既不能混同于“資本工資”（如公有資本工資、民營資本工資），也不能從“算法工資”地基上成長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工資規定“姓社”，在于它是“非資本工資”，在于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工資”和“市場合約工資”的統一。社會主義工資的肉身規定是“走出主客二元對立”，為此必須探索揚棄資本有機構成的“社會主義有機構成”。——有人指責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種種拖延癥”：其實只有了解內情的人才知曉，這根本是《資本論》原理寫作所需——由于牽涉眾多專題，馬克思不得不一一涉獵和光顧它們。《資本論》第一卷是凝練人類史的思想精華的一個處所，也是真理何以成為真理的“一個真正的歷史煉獄”。唯經濟的工資、唯生產的生產力，危害一樣，實質一樣。也因此，系統整理第一卷工資理論邏輯，有助于澄清事實，既撥開歷史迷霧，也指點現實迷津。這同樣也是本文作者選取工資論，作為《資本論》第一卷唯物史觀原理之“主體論總結”的基本理由。《資本論》創作是馬克思的畢生事業，為一同化生成的理論建構進程。為了求得資本的唯物史觀知識，馬克思毅然選擇歷史學家的工作身份，所得到第一個完整的工作結果即是著名的六冊計劃。由于每一冊均被設定為“主體”，就相應由該主體化來的知行合一結構出發。這樣做的好處是比較容易實現理論歷史和知識結構的統一，就像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決不是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個別或零碎的批判，而以在聯系中闡述資本主義生產和有機結構的社會歷史規律為目的，同步實現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致力于現實詮釋與之不同，替代它的《資本論》直接是從矛盾出發，從矛盾工具出發因而也就是從對對象主體的歷史批判出發，從“商品兩儀”出發。這樣經濟的社會形態就被完整地獨立出來，乃至《商品》成了一個獨立的創作——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導論”，從中取出幽靈知識——商品價值，成功解決了唯物史觀知識命題的現實羽化問題。并且，經濟的社會形態和物質生產對象之所以是統一的，在于它是社會形態的主體承擔者，即其核心的構件。于是，何謂知識？主體→結構→知識之謂也。然主體向結構的轉化，必得有矛盾規定性做中介，與此同時，結構以知識為自己的承接亦得有系統的中介形態。一言以蔽之，知識何以練成？“主體—矛盾—結構—系統—知識”之謂也。知識何來？經之，緯之，行之，知之，乃執行幽靈學同物象學和現象學路線斗爭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再生產“階級者”之問：由“主體”而“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的結構系統】
資本是唯物史觀的階級術語，而有階級的主體、結構、總過程之事及其認識范疇的四卷體式“璧合天成”。在實質上，上圖意指算法社會形態之研究對象結構落成，是為關于“幽靈我”（美丑幽靈）、“肉身我”（本末肉身）、“物象我”（真假物象）三位一體的價值形式統治場。以此引發“生產關系的經濟學A經濟學（A體系）”與“資源配置的經濟學B經濟學（B體系）”之戰。可見形式邏輯只是知識工具，革命的形式并非源自形式邏輯本身，而源自系統工具、矛盾工具。主體者歷史世界也，結構者現實世界也；主體——自在而自由，結構——矛盾而系統。資本既是主體也是結構，演繹了史上最為壯觀的主體運動和階級斗爭場面，展示了最為繁復曲折的知識畫面與科學景觀。《資本論》的統一規定是階級分析和階級行動。為達成這個目標，又在不同抽象層次上因應主體范疇向經濟范疇的轉化，進行著階級決策的角色轉換：從歷史的階級行動決策到系統的階級行動決策，再到經濟個體的階級行動決策。故系統矛盾蘊涵著結構矛盾，認識矛盾蘊涵著實踐矛盾，與此同時，生產方式矛盾蘊涵著主體矛盾。如下圖所示。
【歷史科學事件：由共同體—商品（商品兩儀之事）而商品—資本（再生產之事）】
該圖全方位展示了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對象）”蘊涵式。什么是科學事件？以對象運動的一和對象思維學為開啟和復歸：“對象的一”開啟“研究對象的三”（研究對象主體、研究對象結構、研究對象內容的理論知識體系），通過對象蘊涵式，運動復歸于“對象的一”。在運動序列上，即由對象發生（始）→對象存在（結構中介）→對象歷史（終）之研究過程，轉向研究對象主體（歷史世界即研究對象主體之始）→研究對象發生結構（統一對象發生和對象歷史的構造）→研究對象內容（對象歷史結果和研究對象主體之終）之敘述過程。為此，商品對象性的歷史總結果就構成《商品》獨立寫作的對象。這個寫作對象，借由商品歷史世界，馬克思旨在為讀者提供“系統矛盾的知識學閱讀”。因為唯有站立系統矛盾的最后高度，方可鳥瞰經濟的社會形態全局，由成熟形態向前追溯生產方式矛盾及其歷史認識矛盾，形成從結果敘述的“歷史探究科學講述”體式。總體來看，這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維支架和語言支架，以此支持事的蘊涵式。在認識產物上，則是形成關于歷史世界統一性的“時空三維”思想構圖（見圖右側的示意）。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商品拜物教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態歷史世界構圖的基本術語，自然是時空三維構圖的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在表象上，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商品拜物教彼此間的矛盾性即“系統矛盾”，其中蘊涵的基本結構矛盾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的矛盾。關于交換空間的“虛空間”，馬克思指出：“正像商品的交換價值二重地存在，即作為一定的商品和作為貨幣而存在，同樣，交換行為也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行為：商品交換貨幣，貨幣交換商品；買和賣。因為買和賣取得了一個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彼此分離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們的直接同一就終止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頁】“因此，價格和價值的差別不只是像名和實的差別；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銀為名稱，而是由于價值表現為價格運動的規律。但是它們不斷地不同，從來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況下才一致。商品價格不斷高于或低于商品價值，商品價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價格的上漲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斷決定商品價格；供求從來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才一致；而生產費用又決定供求的波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頁】是以為了寫出總認識范疇，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特別書寫，即作為唯物史觀“主體理論”“主體邏輯”“主體范疇”的工作合一，而非僅僅作為理論邏輯。依據這一線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完全殊異于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理論，在于它是理解研究對象的理論工具、知識工具。由此生出“有機構成”思維學總工具，其書寫主體的矛盾、結構和知識（如資本有機構成所落成的工作規定，即由價值形式所支持的資本一般的知識主體知識、階級知識、經濟知識）。歷史，思維，語言，乃是《商品》方法論為我們提供的有價值的認識的全部東西。質言之，“就內在統一性而論，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為存在與思維同一性規定的工作具象形式，著眼于提供和勞動社會發展及其生產聯系有關的歷史規律活動的通史道路線索，在性質上歸屬于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注：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4期】在唯物史觀意義上，資本知識幽靈不外乎是“發展=危機”這個歷史公式，不外乎是“W = c + v + m”這個階級公式；深層次看，則不外乎是對經濟的社會形態執行了特殊的價值算法——“主體危機算法”（產物是“資本工資”）。由于這種算法，導致生產危機在特征形式上僅僅表現為“資本主義主體危機”，而非單純意義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乃至市場危機在本質上都只是主體危機的再轉化，是算法推演的過程和算法譜系的結果——由價值算法到系統算法、利潤算法。如下圖所示。
該圖真正的主題其實指向對“發展/危機”機理共生性的探究。關于“價值形式統治場”問題的探究，參閱拙文《〈資本論〉的工資理論邏輯：基于價值形式的統治場論》，載《經濟縱橫》，2023年第10期，第11-23頁。而在當中，之所以將市場危機予以單列：既是對譜系的認知強化，又在于指出克服危機的主體實踐之路（如工資形式可以不再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這同樣是語言幽靈學，需要特別的工具予以具象。【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是解決資本之事的偉大認識工具和實踐工具。它的起點是主體范疇，它獨立托起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戰場。】由于遵循資本邏輯由主體邏輯定制原則，《資本論》第一卷就總體而言是主體蘊涵式的危機范型（或曰“主體危機范型”）。簡單勞動、雇傭勞動、兩極分化勞動是由“工資勞動”統一的運動序列，算法工資、雇傭工資、階級工資、市場工資從中指示工資算法循序漸進的成長歷程。既然商品具有“剝削的原罪”，商品便不能視為“天然的歷史純潔”。繼而商品怎一個異字了得：必須認識到，商品的本質是異化性。唯物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和主體辯證法的統一。然則，從主體來讀的商品研究對象是把握住了“主體異化對象”，揭發宗法向算法歷史轉型的特殊經濟形式。在以往時代，主體危機的直接表現是生產危機（產品短缺）及其衍生的階級矛盾危機。在資本主義時代，主體危機的物形式（所謂“生產過剩”）使之具有階級矛盾危機兩重的間接表現：一重是資本惡的結構表現、系統表現（經濟危機），一重是資本惡結構系統表現下經濟功能失常（市場危機）。顯然，前一重表現“第一性”，后一重表現“第二性”。后一重表現是前一重表現的結構運動繼續和局部細節深化。這樣有了所有制的主體讀法（主體危機的價值命題）、所有制的價值讀法（主體危機的工資命題）、社會存在的主體讀法（經濟危機的價值命題）、社會存在的知識讀法（市場危機的工資命題）。由此看到，異化是奴化的經濟實現。依據這一界定，工資是異化最集中的體現。【注：從主體看，工資即奴化；從經濟看，工資是異化形式。工資的整體規定即“奴化異化”。】這是因為，“工人在法律上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而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一個農奴而已。”【注：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169頁】一切勞動產品及其活動化為“交換價值”，似乎以共同體關系解體為前提，與此同時，卻要以生產者之間的物質依賴關系為條件。這就是連續運動、不間斷的資本再生產的“前世”和“今生”。資本怎一個“惡”字了得：《資本論》中工資是“主體范疇”（算法工資或工資兩儀）與“經濟范疇”（雇傭工資系統）的統一。作為主體范疇，工資是主體性規定的階級工資：可變資本是工人的看不見的階級身份，勞動力價值則是對于工人而言的看得見的算法統治工具。作為經濟范疇，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充當資本工資的經濟蘊涵物。資本生產方式下工資實現了對“剝削的價值”和“統治的價值形式”的內在統一。資本理解域內的工資規定性（階級和統治行動）由相對工資理論而來，又斷然超出這一理論。【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工資不是資產階級生產的偶然形式，而整個資產階級生產卻是生產的暫時歷史形式。”】在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場域，“工資之行”導致“危機之知”，反過來，“工資之知”在規定上必然就是“危機之行”。資本工資的結構系統即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其引發資本的階級者行為：工資勞動的階級斗爭→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主體統治與剝削→資本主義流通和分配制度的經濟統治與剝削→壟斷和虛擬的危機總爆發。如下表所示。
如此有了算法社會形態工資的行難與知難。知難（經濟范疇）謂為確立經濟形式的知識對象，重要的一點在于理解算法工資成長從價值形式起步，而價值形式的起步又是交換價值，這樣就引出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問題。行難（主體范疇）謂為如何由商品生產形式的階級對象、統治對象、剝削對象以及拜物教對象轉向資本生產形式的對應物。可見所謂歷史科學，在《資本論》語境中，在于強調以主體邏輯為理解入口。生產一般作為唯物史觀術語，即“主體理論”（主體論的對象蘊涵）；其通過知識蘊涵得到“主體范疇”，通過事的蘊涵得到“主體邏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由探究對象蘊涵式、知識蘊涵式開始，當然不是肯定生產一般作為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肉身關系，在于尋求生產方式的階級之事。如下圖所示。
【經濟的社會形態（自然歷史過程）統一的研究對象“何以練成”】
作為通史之事，“階級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研究路線的由來。經濟的社會形態是生產方式與經濟基礎的統一。然則，所謂商品兩儀，言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所謂再生產主體，言資本的階級者主體的歷史性狀。繼而，主體論實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的指示，必須在這些歷史本位的基礎上把握“經濟決定論”（經濟唯物主義）。為此《導言》整體上必須視為對主體的尋求，先將生產一般視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的主體理論，再落腳為資本一般，對主體范疇和主體邏輯進行“資本具象”。人類學意義的一般物質生產邏輯是一種空泛的說法，如果存在“人類學的生產邏輯”說法，那么，它就是主體邏輯。物質生產和主體邏輯總是統一的，由此，工藝邏輯（一般物質生產邏輯）無法直接代表“主體邏輯”，不宜混淆二者。所謂主體邏輯一般，即貫通歷史主體的規定（并非生產的抽象性或一般歷史關系），包括共有的規定和彼此延續著的各個時代生產的總體邏輯（幽靈主體）。恰恰是對這個規定，馬克思以“生產一般”（理論范疇）加以命名。作為唯物史觀的思維學支架，它的歷史范疇的初始形態是“共同體主體”。主體邏輯與生產邏輯一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幽靈學用語、一為唯物主義工作總用語，本質上是歷史具體的統一。而又正是主體邏輯決定“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這是唯物史觀在《資本論》中的實在性。然則，“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在于堅定地將生產一般推進到資本一般。”【注：許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經濟的社會形態是歷史統一的，并非各種社會形態的“斷章”，或者“斷章的組合”。在研究對象理解域內，唯物史觀以完整的物質生產為“對象主體”，乃是對全體主體邏輯的工作統一；這也就意味著依照發生學的進路，經濟的社會形態生產邏輯在實質性規定上整體分解為主體邏輯（通史道路思維或生產方式的本位論）和資本邏輯（資本關系的本體論即資本之事），后者乃是前者的轉化形式。生產一般是發展路向，內在標志是“勞動一般”歷史思維器官的逐漸成熟。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堅持以勞動或勞動一般考察生產一般，有效避免了生產一般條件的“經濟肉身說”。以此推斷，人類社會發展第二大形態的實質性在于對“算法社會形態的生產一般”進行人格化，確立勞動力商品的歷史形態，據此追溯它的前史和未來之路。既然擺在我們面前的對象仍舊是商品形式的物質生產，那么，應全面審視物質生產的歷史幽靈（生產方式）、社會肉身（生產關系）和階級經濟物象（交換關系）。所謂人的依賴關系，指的就是原初的共同體；所謂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則為重建的共同體。“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對勞動力商品的主體性描述，因而是第二大形態“從異到惡”的靈魂性規定。【注：在階級社會工作區間內，人怎么異化和物質生產怎么發展是同一命題：即所謂“從異到惡”。但不應作為哲學的思考向度。依照鮑德里亞版本的故事，就是人類主體逐漸淪喪，直至悲傷離場的過程。所謂“我交換故我不在”“我生產故我不在”“我符號故我不在”，產生一個恐怖的結局：我鏡像，我擬真，“故我在”。后者實際就是現實版本的價值形式的全領域和全球化“統治場”。在這個統治場域內，工資鏡和工資惡、資本鏡和資本惡是高度一體的。】“因此，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在這里就像貨幣和商品的關系一樣；如果說一方是財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費為目的的實體。但是，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物質要素，這種個性無論在生產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因而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而在那種情況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這是因為一種歷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見，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頁】所謂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所謂全面的關系，所謂多方面的需求，所謂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皆指示資本的再生產體系的運動與構造形式，作為資本消費勞動的結構特征。其偉大文明作用的“工藝邏輯”和“市場邏輯”并未表現出勞動主體任何的發展癥候。第二大形態恰恰是“勞動非發展”時代——盡管它的物質肉身面貌（市民個人或勞動力商品）是取得了長足進步。既然勞動作為使用價值，同樣是人類技藝“活的物質承擔者”，勞動變換的多方面需要、勞動發展的多方面關系以及勞動能力的全面塑造與培養，就和資本所要求的內容、形式完全不一樣。為此，無產階級不僅要果斷拋棄“絕對平等的工資說”，而且要進一步歷史地消滅“勞動力和勞動的區分”的資產階級分配法權，以“社會主義主體論”發動幽靈學與物象學乃至幽靈學本身（革命幽靈學）與資產者的現象學的路線斗爭。要知道，危機顯然不作為現象學的考察對象。一旦陷入現象學語境，危機旋即成為內涵歧義、外延不確定的語詞，危機的意義仿佛不由自身、不由全過程運動，而由所欲實際解決的對象問題來賦予。既然工資勞動具有“二重性”（勞動和勞動異化的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舊需要采用這種經濟形式，那么主體危機仍然可能“死灰復燃”。在實質性上，主體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勞動者發展危機，由此引發全過程的危機形態。當下的全球場域乃是經濟危機越來越具有全過程運動、全領域覆蓋的新特征的再生產體系，全過程域的瓦解性強烈。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危機已然是發展至頂峰形態的歷史主體危機。其階級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不可為繼。社會主義必然會使勞動成為理解歷史世界“新的思維器官”。主體既然是與危機伴生的主體，出路必然是歷史走出“勞動力商品”，走出“工資的統治算法”。勞動力商品的工資規定“姓資”，在于它是資本工資，在于它對算法工資和雇傭工資的統一。社會主義工資“姓社”“不姓資”。唯物必拜物。通過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生產，通過堅持人民至上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以“高質量的生活資料”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為兩儀標準，社會主義工資在新時代一定能夠走出單純唯物論的要素肉身主義，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謀劃社會主義生產一般的歷史唯物主義新意涵。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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