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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燁：作為六十年代遲到者的美國黑人運動

點擊：  作者：劉燁    來源：保馬  發布時間:2018-07-11 12:11:13

 

      六十年代的遲到者：黑人運動，美國的出走與帶回

1968在美國表現出不同于西歐的面貌。作為世界秩序的掌控者，美國的反抗運動最初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限度內，并沒有融入全世界的反抗潮流。是黑人解放斗爭的參與者們，在實際的斗爭中“走出”和“帶回”，使美國人重新認識到自身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從而使六十年代美國的反抗運動與全球關聯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黑人解放運動絕不等于“平權運動”或“民權運動”。另一方面，發生在美國的反抗運動再一次證明了，如果反抗脫離了現實的政治目的而僅僅滿足于一種“虛構的凱旋”，那么這種反抗將只能耗盡自己的能量。換言之，必須反思人道主義在革命中發揮的影響。

文 | 劉燁

1960年9月24日，黑人暴力革命路線的領袖馬爾科姆·X和卡斯特羅在哈萊姆的特蕾莎飯店留下的合影。

美國終于在不溫不火中迎來了1968這一歷史時刻的五十周年。少數的人們還在數著日子，希望它能帶來或象征點什么。回音只在左翼團體、文化界、高校文科院系當中有氣無力地回蕩著，這一切早在2017年十月革命百周年的冷清景象時就能看出端倪。

毫無疑問，五十年前的時刻是一次爆發，卻并非突如其來，它只是在“長六十年代”中的戲劇性的濃縮時刻——在那一年，事件驟然地密集，風暴卷著反叛和革命以旗幟般面貌橫跨大洲和海洋，幾乎以全人類的口吻重新審視過往的世界史。1968年的人并不知道他們迎來了什么，它似乎就是一個日漸激進歲月里的繼續高漲——其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及意涵要在稍晚些才能凸顯出來。最終它被測量為一個不規則的歷史單元的重心并加以標注：越南戰事升級、布拉格之春、馬丁路德金遇刺、法國五月風暴、日本全共斗、墨西哥學運……如同世界革命的拼圖終于湊齊了所有圖塊，其全球意義排山倒海般投射而來。盡管其內部有著巨大的差異和矛盾，但革命至少在表面上首次縱貫三個世界成為人類的共同正當事業。東方紅了，西方也快了（The East is red, the West is ready）。

就像在二戰中的表現一樣，美國對于全球六十年代也是一個遲到者。作為既有世界秩序的主要制造及掌控者，帝國的六十年代始于內部的黑人解放運動（后逐漸被改稱為“民權運動”）。盡管種族主義本身和殖民歷史密不可分，但前者已經被內化為美國自己的問題，其運動之初的世界意義尚不明顯。這和有著左翼意識形態和組織基礎的歐洲不同——其六十年代始于反資本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并從一開始就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如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而美國人是在經歷一番出走和帶回才以別樣的方式和世界縫合在一起。

美國的城市民族志學者祖魯·聶魯達教授在十七歲時經歷了第一次出走。他生于密西西比——典型的美國南方，那里多年來有悲哀的歌謠傳唱：

南方的樹上結著奇怪的果子

沾血的葉子，帶血的根

黑色的果肉搖晃在南方的微風中

奇怪的果子掛在白楊樹上

……

（《奇異的果實》（Strange Fruit）Billie Holiday）

南方黑人慘遭私刑的場面，就像“樹上結著的奇怪的果   子”

這描述的是南方黑人慘遭私刑的場面，他們一般會被虐殺后吊尸于樹上。如此猖獗的暴行在祖魯年幼時已慢慢退場，但依舊成為他夜啼的來源，何況種族隔離政策（吉姆·克勞法）和由種族主義者制造的大小慘案依舊不斷。出生于1948年，他屬于美國第一代肯尼迪口中的“青年人”（adolescence）。如今七十歲的祖魯依舊魁梧健壯，精力旺盛，仍能為一個街頭的觀察目標毫無倦意地蹲守至午夜。1963年，他正讀高中，北方民權活動者將“自由學校”（freedom school）辦到他家的小鎮上。他們逐漸發現祖魯對文字敏感，留心觀察和紀錄，喜歡將小鎮上的大小事寫在小本子里。“他們說，為何不把你的過往寫的關于鎮上故事改編成戲劇，叫上你的小伙伴，我們帶你到全國（北方）巡演。”

1964年12月，經過漫長的旅途，祖魯一行人第一次離開家鄉乘大巴駛進紐約。他們在穿過摩天樓群后來到哈萊姆（Harlem），那是曼哈頓北端的“世界黑人的麥加”。他們一路上討論最多的，當屬哈萊姆的英雄馬爾科姆·X（Malcolm X）。

萊姆的英雄馬爾科姆·X（Malcolm X）對白人政權毫無幻想，他被廣泛塑造為暴力路線的領袖。

與被美國官方和主流接納和修改的非暴力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牧師不同，馬爾科姆從一開始就展現了抵抗者決絕的態度，他對白人政權毫無幻想。他被廣泛塑造為暴力路線的領袖，盡管他從未傷及任何人，反倒是經歷全家遭槍擊、爆炸，并在最后遇刺。作為虔誠的穆斯林，他明確拒絕了美國共產黨的入黨邀請，也從未自稱為左翼，但他對壓迫和統治實質的洞察、對敵我劃分的敏銳、對矛盾與反抗的拿捏，使得他具備了一切偉大的激進領袖的潛質。他抹去了自己的姓氏——指出那不過是殖民者對祖先的奴役和強暴的記號，而將其懸置為未知數“X”；同時，這開放的姓氏也昭示著“我即你們，你們即我”的動員力量。帶著高度的自尊和智慧的，馬爾科姆強大的克里斯馬人格一度成為哈萊姆的先知。他在漢勒（M.S. Handler）編輯夫婦家談論自傳出版事宜，三人簡單地用了茶點后，他又如旋風般離開。半響，夫人感嘆到，“剛才我們好像真的和一頭黑豹喝過茶。”多年以后，中國作家張承志以相知恨晚的語氣高聲贊道“真正的黑豹是馬爾科姆，真正的人是X”。

演出成功結束后，密西西比的小演員在積極分子的安排下如愿以償地見到了馬爾科姆。但祖魯·聶魯達錯過了那一刻——他去布魯克林看望他剛搬來的姐姐。
缺席是永久的。

1965年2月，馬爾科姆在哈萊姆167街阿杜本劇場的演講會上遇刺。他在臺上剛說完一句穆斯林的祝安詞，兇手發難了。他被21顆子彈打成篩子。如今在阿杜本舊址，天花板上特意裝一個小型聚光燈，靜默向下指著他倒下的那處地板。

馬爾科姆有言，如果我能活著看見這部自傳出版，那才是怪事。他早預料到這一天的到來，“任何想追隨我及這場運動的人，都應該時刻做好準備：坐牢、住院或入土”，而他自己率先迎向殘酷的命運。

那時祖魯已經回到南方，準備高中畢業。收音機傳來的噩耗讓他無比震驚和懊悔——那在少年心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挫痕。為了彌補缺失的一次會面，他此后五十多年的人生里不斷回到同一個夢境：年輕的他見到了馬爾科姆。“我總是幻想我有著另一個平行的人生，在那一個生命里 ，我握過的手”。

祖魯·聶魯達的故事遠未結束。他當時在小劇場的演出埋著新的線索。臺下一個同歲的亞洲面孔的姑娘在散場后和他攀談起來，他們互留了地址，后來他們開始頻繁地通信，數年后他們結婚了。

姑娘名叫奧迪·河內山（Audee Kuchiyama），是第三代日裔美國人。她的母親的民權運動中的杰出的亞裔領袖、馬爾科姆的親密戰友——河內山百合（Yuri Kuchiyama）。在馬爾科姆中彈倒地時，百合沖上前去，“我雙手環抱著他的頭，渾身顫抖”，和其他圍在身邊的人試圖拯救他——這一幕被《生活》雜志在混亂中捕捉到，成為遇刺現場唯一的近距離照片。在1992年斯派克·李導演的《馬爾科姆·X》中，百合的角色被X的夫人替代了——她捧著他的頭哭喊著救護車；但在2001年《拳王阿里》電影中，卻又嚴格按照歷史還原了百合的角色。

 

在馬爾科姆中彈倒地時，百合沖上前去，“我雙手環抱著他的頭，渾身顫抖”，和其他圍在身邊的人試圖拯救他——這一幕被《生活》雜志在混亂中捕捉到，成為遇刺現場唯一的近距離照片。

盡管不少早年帶有馬克思主義激進色彩民權運動家（如陳玉平/Grace Lee Boggs）到了晚年都難以避免地被美國官方和主流的聲音歸結為光明、溫暖而無害的“人權活動家”范疇，河內山依舊沒有失去本色。1993年，72歲的百合赴秘魯考察古茲曼教授領導的共產黨游擊武裝“人民戰爭”（“光輝之路”）并從那以后為之公開辯護。甚至在2003年訪談中語出驚人：本·拉登幫助世界更好地看清了美國政府才是最大恐怖分子。這也難怪2016年她95歲誕辰時，谷歌將她的頭像設為主頁（doodle）的做法招致極大爭議。這些爭議從側面讓我們更好地認清“民權運動”這個概念本身潛藏的問題。作為那段歷史通行的名稱，這個不準確的說法有著去政治化的風險，首先，運動的民權（civil rights）面向只是歷史大潮中早期的一部分，如南方黑人推動投票權從法律條文成為現實，及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運動訴求和斗爭策略（黑人應當享有像白人擁有的那些可以由國家機器保障的實際的存在狀態），而對于在中后期涌現出的對美國政治體制不合作、不信任、不參與的斗爭立場則完全不能涵蓋；其次，“民權運動”暗示著運動本身是一種對法律的踐行，是既有的政治議程下的繼續推進，是同質的政治體內部的完善的推進，從而在本質上是對一種政治的保衛和延續；可事實是，至少在特定的時間內，運動造成了美國嚴重的政治危機，其否定性和斷裂性的政治實踐開創了大量未經設想、未被安排、不在既有政治范疇內的新局面，其復雜性遠非“民權”概念能支撐。今天當我們說“民權運動”時，應保持警醒（改變這一用語非本文目的，讀者在文中將看見“民權運動”與“黑人解放運動”的交替使用）。

 

美國民權運動的象征、被美國主流接納的非暴力運動領導人馬丁·路德·金牧師。

1965年夏，祖魯不顧父母反對，永久告別了密西西比家鄉，重返紐約哈萊姆并再未離開。祖魯自然是125街河內山家中的常客。從和馬爾科姆密切交往開始，河內山一家處于長期的監視中，他們和聯邦探員總不期而遇，又心照不宣。滲透和眼線則難以避免，一個氣質陽光的大男孩兒風雨無阻地參加百合家的每一次活動并贏得其全家的信任，直到某一天突然消失才揭露了他的臥底身份。

馬爾科姆的穆斯林身份在黑人解放運動中是一處醒目的亮點。游歷中東和北非的朝覲之旅不僅是盡守穆斯林的義務，也讓他得以踏入第三世界斗爭的前線，并在那兒被接納為來自美國的反抗同胞。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始，又經與以色列的纏斗，阿拉伯地區較早地成為反帝反殖運動的先鋒。馬爾科姆飛躍大洋且橫跨亞非的旅行深刻地拓展了他的思想。百合通過他從前方不斷飛來的信件目睹他的轉變。返美后的馬爾科姆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建設上均有大幅度調整。它不僅是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導師，他也開始成為真正讓這場美國國內的運動逐漸超脫美國本土語境而帶有世界意義的人。在短暫而劇烈的時間內，他完成了從黑人民族主義者朝向泛非主義者，繼而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轉變。美國民權運動在受壓迫者的運動的脈絡中在逐漸融入動蕩的世界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舞臺上鮮明挑戰角色產生了更強烈的共振。

但馬爾科姆·X卻永遠錯過了中國。在結束了1964年4月的麥加朝覲后，他向西第二次進入埃及，與納賽爾總統會面，繼而向南訪問獨立不久的肯尼亞、坦桑尼亞、加納等國，幾乎見到了所有第三世界反殖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在加納他收到中國駐加納大使黃華發出的訪華邀請。因為行程緊張，他最終未能成行。他轉而推薦了另一位時在加納的女性黑人解放戰士、美國共產黨員維奇·加爾文（Vicki Garvin）前往中國（她先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執教，后在北京擔任中國對外宣傳的重要陣地《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英文版編輯，1970年返美）。

盡管如此，他對中國和亞洲的情形并不陌生。

百合回憶了1964年6月他在紐約辦公室接待日本廣島-長崎世界和平研究會的赴美考察的代表。

中間為河內山百合（Yuri Kuchiyama）。

在與原爆幸存者談話時，馬爾科姆指出“西方侵略下的亞洲史和非洲史沒有根本區別”。“你們遭受了原子彈的打擊……我們也遭受了同樣的打擊——這個原子彈叫種族主義”，他進而指出日本的問題在于美日安保條約下“布滿了美國的軍事基地”。“他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毛澤東，他欽佩毛因為后者戰勝了封建主義、政府腐敗及外國侵略者。他也認同毛在革命路線上先同農民結盟的策略。”，接著，他也談到了局勢剛升級的越南，“越南的斗爭是整個第三世界的斗爭：即反抗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Pass It On: A Memoir of Yuri Kuchiyama)《薪火相傳：河內山百合回憶錄》）

同年底，切·格瓦拉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馬爾科姆邀請他前來非裔美國人團結組織的集會上講話。格瓦拉未能到場，將講話寫給馬爾科姆，讓他在現場代為宣讀：

我們生活在一個革命年代的革命世界……這個國家的黑人斗爭必須和全體世界人民的斗爭尋求聯系……密西西比的問題只能伴隨著剛果的問題一同得到解決。

馬爾科姆的死，催生一大批激進的黑人組織：黑豹黨、馬爾科姆·X協會、非洲人民黨、新非洲共和國、馬爾科姆草根運動等。

在紐約，祖魯不僅是百合的女婿，也長期充當了她的司機和保鏢。探訪獄中的同志是他們常規的活動。紐約州數個重型監獄他們都駕車走遍了。那時，伴隨著福柯的監獄研究行動小組在學界的影響，監獄一度成為祖魯博士期間重要的研究對象。1974年，他在和司法部門的互動中曾獲得機會在紐約一處監獄里給獄卒和囚犯上課，借機看望一位馬爾科姆的忠實的追隨者。此人入獄不久后聽聞導師遇刺的消息，復仇是獄中唯一的信念。遲至1986年，他終于獲釋，從此他身懷短槍在紐約的大街小巷苦苦穿行，但在得以下手之前，他在布魯克林地鐵站月臺和警方的交火中身亡。

對于發生在美國的一切，遙遠的中國并未缺席。相反，中國在世界各個躁動的角落里成為參照。從黑非洲到美國，黑人群體將中國認定為他們最堅實的盟友。中國也把非洲看作“革命的大陸”，而美國黑人更是帝國主義內部的掘墓人，是全世界反帝斗爭的內線力量。

羅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另一位重要的出走者。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黑人斗爭組織“革命行動運動”和“新非洲共和國”的流亡主席羅伯特·威廉姆斯。

他認為毛澤東是真正懂得美帝國主義的“壓迫本質”、“最可能為黑人說話的一位世界領袖”。而中國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一個新興領導力量”，是一座“受壓迫的美國黑人和非洲人民”之間的“團結的橋梁”。這位實踐武裝自衛原則的早期黑人斗士在1962年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持槍的黑人》（Negros with Guns），次年，他在美國通緝下流亡古巴，接著他遷居中國。一條黑紅交織的線索逐漸展開。他在中國最著名的照片是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毛澤東給他的《毛主席語錄》上簽名。在他的請求下，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頭版發布了歷史性的聲明：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深信，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呼吁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的聲明》1963.8.8）

一位黑人抗爭者舉著毛澤東1963年聲明的海報。

在中國居住的三年期間，羅伯特成為黑人斗爭組織“革命行動運動”和“新非洲共和國”的流亡主席。后者大膽地設想黑人在南方五個州暴力奪取政權，成立自己的國家。他試圖將中國革命的經驗應用到美國的構思中，以弱勝強的游擊戰爭自然成為思想核心。越戰期間，羅伯特前往河內會見胡志明，以北京和河內的勝利立場向不斷鼓勵美國黑人的抗暴斗爭。

正因為上述險境中的出走者，民權運動越出了從 1955年蒙哥馬利市抵制公交事件（由羅莎·帕克斯因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而入獄起）到1963向華盛頓進軍（馬丁·路德·金在此運動中發表演說《我有一個夢想》）的傳統，得以溢出帝國疆界而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的斗爭聯系了美國和世界。黑人的先驅為尋找道義和思想資源而將眼光放向全球，放向民族解放浪潮中的非洲，放向同樣沸騰的亞洲。他們成了世界釘進美國的楔子。黑人的斗爭不斷地質詢著美國立國的根基，批判著源于殖民主義的黑奴貿易史，聲討著資本主義基于種族策略而制造的貧苦、剝削與欺壓。“重建黑人經濟”、“社區免費早餐”、“社區醫療隊”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項目使戰后美國耳目一新。在這一意義上，民權運動不僅改善了黑人和亞裔等少數族裔的權利狀況，不僅更新了法律，更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它迫使美國人重新審視多重的自己及與世界的關系。從內向反省開始，逐漸撬動帝國的思想根基。這是美國在戰后成為超級大國以來第一次對“他者”嘗試投以理解，也第一次試圖聆聽帝國的敵人的教誨。受壓迫、受剝削者不在遙遠的別國，而是赤裸裸、眼睜睜地存在于國土之內，作為“祖國”的構成部分。接著，人民因此明白了國內的痛苦和亞非拉的災難在帝國框架里是同構的。這是黑人解放運動最激進之處。這些英勇的人群用自己的痛苦的位置如同連通器一般打通了帝國內部和外部，使得堤壩之外的洪水得以倒灌——報復洪水真正的制造者。也因如此，第三世界的概念才在后來能夠真正進入美國人的生活，成為一種與生活密切交織的鏡像。1967年，潮水般的學生沖擊五角大樓，他們在現場撤下星條旗而升上了越共的旗幟。那一刻，他們似乎在為北越而戰。

黑豹黨則是更有力的決堤者。

他們1966年在加州奧克蘭興起，其誕生幾如橫空出世。鮮明的武裝斗爭立場、明確的組織和綱領、馬列毛主義意識形態及從社區做起的扎實的經濟-福利項目都使得他們很快被美政府認定為“國家安全的最大內部威脅”，并毫無保留地對其滲透、離間、抹黑和直接狙殺（后來其殘部轉入地下組建了黑人解放軍（Black Liberation Army）進行武裝襲擊）。

非暴力路線已經走入瓶頸。伴隨著1968年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上百個美國城市隨即爆發悲慟的騷亂。

針對牧師的死，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第二次直接聲明。他開篇說到，“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并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他接著指出：

當前，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斗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其幫兇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可以肯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制度的徹底崩潰，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翻身，已經為期不遠了。（《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1968.4.18）

黑豹黨的崛起正是六十年代彤云密布時。對于真正的革命帶來的暴力的討論開始進入嚴肅理論化的階段。曾在在正義、平等、自由等寬泛概念下簡單地認同彼此的人們，在繼續前行時漸漸觸及到硬核的問題：非暴力原則是否應無條件貫徹？暴力在什么情勢下有正當性？斗爭的手段是否應該設限？和平是絕對崇高的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怎樣轉化？物質力量從哪里來？這些對革命暴力問題的探索實際是在第三世界的人民真實面對的殘酷而緊迫問題。在一個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六十年代將這些問題帶到第一世界人民的面前，用它們質詢著世界體系的核心。'

黑豹黨刊物對其領袖出訪朝鮮、越南中國的宣傳。

馬爾科姆·X的話再次回蕩：“如果非暴力原則只是為避免暴力而不斷拖延美國黑人問題的解決，那么我認同暴力手段”。“我們的非暴力原則只適用于那些非暴力對待我們的人。”“我們不是信奉非暴力繳械哲學的自我設限者”，應當“有原則地行使暴力”。他的思想依舊赤裸、敞亮而危險。

黑豹黨明顯地繼承了馬爾科姆的思想和血氣。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強調和馬列毛的思想資源，受到了法農、格瓦拉等人的影響。而他們很多的具體政策實際上也來源于馬爾科姆的探索，比如其“十項計劃”中就帶有后者的思想雛形。

黑豹黨政治宣傳畫中的女性。

1969年，黑豹黨已成為有著全國影響力的組織，他們在紐約哈萊姆設立的第一個國內分部（也在阿爾及利亞設立了第一個海外分部）。黑豹們開始頻繁地成為河內山家的座上賓，而祖魯和他們也越來越熟，最后他決定以此作為他的論文研究題目。“我應該是第一個研究紐約黑豹黨的學者。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寫他們，后來老師告訴我那叫民族志方法”。其間，盡管祖魯總是選擇性地寫出部分內容，可每一篇論文都引起FBI探員的強烈興趣，因為他上交的論文發下來時訂書針線的位置已經發生了偏移。“顯然，有人將論文復印了”。FBI開始直接出現在祖魯的生活里，他們開始潛入他的公寓，在他的桌上放一只帶有FBI標志的筆；有時直接敲門，“威廉姆斯先生，我們能進來嗎？”“不——我說，我一點兒不怕他們”。

洪水持續擊打著美國。

延綿的黑人解放運動構成了世界革命特殊的景別，他們的戰線在哲學上揭示了第一世界內部的空洞化及被反轉的可能。它表明，在美國內部，依舊有著與世界人民相互認同、相互支持、共享階級位置的兄弟姐妹。世界革命不會止步于美國國境線，人類解放的共同事業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拒止的。它將洗禮所有人，美國也不例外。自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以來，對抗這一體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種體系，盡管非常脆弱。“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根本不是修辭，而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寫照。震蕩發生在地球的各個角落。互相催化、互相參照，也互相支持。

黑豹黨的領袖之一Huey Newton在和警察發生沖突被捕后，要求釋放Newton的黑豹黨游行隊伍中出現了“Chairman MAO says Free Huey”的呼聲。

黑豹黨有著更強的世界影響力，他們到訪革命巨浪中的北京、東京、非洲多國，也直接啟示了印度的賤民（Dalit，達利特）運動——1972年“達利特豹黨”在孟買成立，明確效仿黑豹黨進行激進反種姓制度的賤民解放斗爭。而黑豹黨向全世界承認并支持達利特豹，將后者敬稱為同志。這些在世界范圍的團結也反映到美國內部，加速了各色人種之間的團結。日裔美國人河內山百合無疑是其中重要的英雄。

“帶回”是另一個美國在六十年代的重要意向，它表示在經驗上重新認識周邊世界及和自己的關系，由此形成對外部理論新的接納與回應。人們被迫認識到，美國不是一個光榮而正確地懸浮在地球上的國家，而是某個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心，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將痛苦和幸福來回輸送，造就統治和被統治的地形。“帶回”是一個與“出走”并列的概念，此兩者的共同作用才使得美國的六十年代與全球產生根本關聯。“帶回”不是一個模糊的意向，而是體現在實際的戰斗策略中。他一方面牽涉到對美國以外的人民的理解，即世界面貌返照在美國內部，豐富了美國自身的定位與認識，由國境線、公民身份、立國神話和在世界體系中處于掠奪地位政治經濟結構共同合圍的世界觀至少在某幾個瞬間保持了開放，產生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更具象的。這在反越戰運動中更明顯了。

如果說黑人解放斗爭中抗暴的黑人領袖出走古巴、中國、越南和非洲，在觀念和邏輯上初步聯系美國和革命中的世界，那么越戰就更是美國主動闖入六十年代并將其升級的另一條線索。六十年代的傳媒技術使得越戰成為一場大規模的直播，而彩色攝影和電視的普及使得蒼翠的熱帶叢林和凝固汽油彈綻放出的琥珀色在屏幕面前帶來攝人心魄的反差。非對稱戰爭造就的大規模屠殺伴隨著美軍傷亡人數的急劇攀升，美國人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在遠方殺戮著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著你的國家在別國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繼續享受中產階級的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越戰時期的著名照片。

馬爾科姆不早就說過嗎：

如果暴力在美國是錯誤的，那它在海外也應是錯誤的。如果保衛黑人男女老少的暴力的錯誤的，那么美國強征我們到海外去暴力地保衛它也就是錯誤的。反之，如果美國有理由強征我們并教會我們學會暴力地保衛她，那么你我就有理由不惜一切手段在這個國家里保衛自己的人民。

美國對外暴力將在國內催生同等的反作用力。

一定程度上，越南之于美國如同更早的阿爾及利亞之于法國。越南戰爭成為冷戰中最大規模的熱戰，軍隊在海外的殘暴讓人們無法將國家的內外兩張面孔統一起來，人民難以忍受這分裂并開始走上街頭，政治的熱情燒得更旺了。越南不僅是美國的越南，也是全世界的越南。“帶回”的邏輯是“將戰爭帶回家”，即把戰爭的殘酷和不義以一種正義的報復方式帶回本土，讓美國不得不面對它在海外施行的一切殘暴。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報復帝國。再具體些，也是把自己看做世界革命中有相應位置和明確分工的一部分。第三世界進行著反抗帝國的斗爭，而帝國內部的人應當策應第三世界的攻勢，對帝國進行內外夾擊。正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告訴羅伯特·威廉姆斯，現在是將戰線帶回到美帝國主義內部的時候了。這“帶回”使得第三世界在1968年前后驟然清晰且有力起來，得以在第一和第二世界中密集而具體的呈現。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間互為鏡像，人們在自己身上想象彼此、成就彼此。在革命的語境下，美國對越南的侵略產生了世界秩序的一種反轉，將弱小的越共和北越在全球的注視下加速塑造為格瓦拉式舍身鏖戰的英雄，胡志明也一躍而成世界舞臺的中心角色，他的名字無人不知。受壓迫的小國反而因此具備了巨大的道義能量，一個政治和經濟上處于邊緣位置的小國卻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把握了中心議題的主動權，攻勢凌厲，對強大的帝國主義毫不示弱。在某一刻，東風不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物質力量，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壓倒西風的勢頭。它用哲學的語言向世界指出，弱小能挑戰強大、邊緣能挑戰中心、卑賤能戰勝高貴、新的能挑戰舊的，沒有任何秩序是神圣不能顛覆的。霸權一旦形成，其本質是規定性和壓制性的，而異質力量最終能突破霸權對它的規范、收編或剿殺，改寫規矩，解放的潛質因之得以釋放。

越戰期間，美國的反戰游行。

第三世界的經驗與理論受到了認真對待。1968年由反戰學者（大多是高校學生及年輕教授）組成了亞洲關注學者委員會（發起者包括了日后各自領域的著名學者，如裴宜理、馬克·塞爾登、布魯斯·卡明斯等）。該委員會是“一種亞洲和西方學者間的溝通網絡……一個發展反帝國主義研究的群體”。1971年夏，他們成為1949年后第一批走進中國的美國訪問團。他們考察了政治、經濟、教育、工廠、城市、公社、藝術等多個領域，也對周恩來做了4個小時的專訪。次年春，他們在美國出版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在人民共和國內部》（China! Inside People’s Republic）。其扉頁印著：

周恩來的話：

如你們所見，社會的轉變需要時間。近年來，毛主席已經注意到這一事實：美國正處于偉大風暴的前夜。而至于這風暴將怎樣發展，不是我們的——而是你們（指美國到訪者）的任務……

在當年第二批訪問團中就有百合的小兒子艾迪·河內山（Eddie Kuchiyama）。在人民大會堂的座談會上，周恩來問他，你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艾迪后來寫到，“我緊張得快要尿褲子了”。他答，“是美帝國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矛盾！”周恩來說“正確，聰明的年輕人”。

當然，將“帶回”執行的最激進的還屬越戰催生的多種反抗組織。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WU）是一個舉國關注的武裝團體的典型。該組織屬于日漸激進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SDS主體是學生，但1966年持馬列毛主義的進步勞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也部分地加入了他們，并鼓勵他們掌握階級分析方法和反帝國主義的視角。1968年，在芝加哥召開的SDS全國大會上出現不同傾向，激進者最終在1969年夏秋間演變出的新的派系，即WU。其名稱源于鮑勃·迪倫的歌詞“你不需要一個氣象員也知道風往哪兒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氣象員們大多是白人大學生，領導者包括了1968年4月哥倫比亞大學占領運動的核心人物馬克·魯德（Mark Rudd）。他們一方面希望能在革命激烈的洗禮中，滌去白人的“原罪”，實現真正的種族平等。另一方面，他們明顯對和平抗議在美國的前景感到絕望，他們相信既有體制對和平抗議所能帶來的改變已經達到極限，換句話說，體制對和平抗議已經免疫了。那么，是時候直接砸碎體制了，暴力推翻美帝國主義的目標寫進了綱領。

2002年的紀錄片《地下氣象臺》的海報。

1968是個眼花繚亂的頂點，是也個分水嶺——在這一點上，美國和歐洲幾乎同步。1968過后的時段并不能簡單地描述為左翼運動的退潮，而是一種分化。1968及以前，運動的參與者只需要有相對寬松模糊的認同便能結成同盟，時局尚不要求人們做出清晰的路線選擇和政治決斷。同時，資本主義體制的彈性和轉化能力對暴亂的容納也處于張力的最大限度。所謂1968就出現在這樣的瞬間。對待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態度各有差別，多方力量在團結、誤解和相互借力間交錯平衡，造就某種偶然且瞬時的均勢。隨即局面將撐破，舊的矛盾隨之殞滅、資本主義處在新的階段里，選項已經在世人面前攤開：既然已經濕了腳，那么是在淺灘嬉戲，還是繼往深水處涉行？對無處不在的反抗者而言，他們需要回答是否要建立更嚴密的組織，往更艱巨的方向走去？是否應當將戲劇性地沖突轉化為看似瑣碎卻根本的對民眾的動員和團結？是否能克制絕對自由的幻覺而尋求個人與集體關系的辯證統一？在那個關頭，這些問題的答案將人們指向兩條路。

在這個節點過后，日本赤軍、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法國直接行動小組，美國的黑人解放軍及氣象員等激進的暴力武裝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一派今夜就改天換地的模樣（當然，在第三世界，更殘酷的武裝斗爭早就如火如荼了）。而更多的未能邁出這一步的，又在超凡的宏偉儀式感的紓解下，做好了回過頭和日常和庸俗破鏡重圓的準備。朝著靈修、致幻劑、東方神秘藝術、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在這一脈絡里，他們只選取革命的反常、激越、釋放而對革命要求的組織、紀律、集體、殘酷和漫長則無法認真面對。并放棄把握對這兩者間的辯證關系。資本主義塑造的人格與倫理觀依舊強大地起著作用，它使得革命行動始終無法擺脫既有的認識范疇，不能創設出新的矛盾（盡管在語言上行動者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這最終導致了反抗的空洞化也即政治的消亡。真正支配1968一代激情的核心是個體自由的世界觀。這些單純關注自我感受，認為解放乃是每個個體從壓抑的社會中直接掙脫而就可以達成了，激情反而使得嚴密的革命組織和機器更難造就了。從這一點說，六十年代在1968年那一刻已經發展成一個包含著自我瓦解的情形，那些使得革命的火焰驟起的因素在其后的某一時刻走向了反面，恰恰將革命釜底抽薪。造就1968的條件也注定要毀了它。

1968年是個分水嶺。大部分“六八一代”在超凡的宏偉儀式感的紓解下，做好了回過頭和日常和庸俗破鏡重圓的準備。朝著靈修、致幻劑、東方神秘藝術、嬉皮、反文化的方向繼續發展。

地下氣象員就活動在這兩條路的糾葛中。

1970年5月21日清晨，KPFK廣播臺接到自稱地下氣象員的來電。電話那頭是博納丁·多恩（Bernardine Dorhm）。此前，人們只知道她是芝加哥大學法律博士（J.D.）并協助過馬丁·路德·金工作。但此后，她被聯邦調查局列入最高通緝的十人名單。她當時在電話里語氣淡然：

你好……下面我將宣讀《戰爭狀態聲明》。這是地下氣象員的第一次公報。全世界反抗美帝國主義的人們，都期望著我們這些身處敵后戰略位置的年輕人的加入，和他們合力摧毀這個帝國……

成千上萬的抗議和游行已無效……革命暴力正當其時……

現在，我們將采用越共的經典游擊戰法和圖帕莫魯斯的城市游擊戰法來對付這個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切·格瓦拉教導我們，“革命者當機動如大海中的魚兒”，而這個國家施于年輕人的異化和輕鄙已經造就了革命的汪洋大海。

……

如果你想找到我們，我們就在這兒：在每一個部落、公社、宿舍、農莊、軍營、聯排別墅：我們做著愛、嗑著藥、裝著槍。

……

在接下來的14天里，我們將攻擊美國非正義的機構或符號……在敵后作戰以解放人民。

他們的登臺首演是未經安排的：在紐約格林尼治村地下室研制炸彈時操作失誤發生爆炸，三名成員和房屋一同化為灰燼。接下來的數年中他們用炸彈襲擊了紐約警察局總部、美洲銀行、舊金山普勒西迪奧軍事基地、哈佛大學、國會大廈。襲擊也盡量挑選特定時刻：抗議入侵老撾、響應阿提卡（Attica）監獄暴動、紀念古巴革命等。

氣象員們表達想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的愿望。如Mark Rudd多年后回憶，“我們不斷地滌清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成分，而希望像共產主義干部那樣要求自己”。在暴力活動5年后的1974年，氣象員們發行了他們的政治宣言《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治》（Prairie Fire: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nti-imperialism）。在前言的結尾處寫著：

“燎原之火”基于這樣的信念，即革命的任務就是制造革命。這并不抽象。它意味著革命者必須深切地忠誠于未來的人性，運用我們有限的知識和經驗來理解瞬息萬變的局面、組織群眾和人民進行戰斗。它意味著斗爭、風險、艱辛和逆境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唯一的不變是永恒的變化，唯一的可能性是不成功便成仁（victory or death）。

盡管如此，氣象員，即這群白人學生的做法帶著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這一點與當時西方眾多類似組織非常相似。似乎群眾只是如符咒般想象中的力量，只需要掛在嘴邊就行。世界左翼運動的歷史輕易地反顯出氣象員們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無論怎樣將自己置于危險乃至犧牲的境地，他們都未能掌握物質力量從而轉變根本的社會結構。如同情境主義早年假設一般，他們創造的只是異質的景觀和符號。所出身的階級限制了他們對暴力斗爭策略及其倫理觀的深刻理解，他們背叛其階級的行為失敗了。這正如1968年街上的學生和阿多諾論戰時，后者說，“思想中的烏托邦沖動越強，它就越不會把自己對象化為烏托邦（進一步的退化形式）并以此來代替烏托邦本身的實現。”盡管阿多諾不是一個革命者，但這句話在當時的情形中是有力的。諷刺的是，由于氣象員在每次爆炸前都會匿名通知那里的人撤離以免傷人性命，氣象員們自首或被捕后并沒有遭到美國司法部門的殘酷鎮壓。一句話，國家未判別他們為體制的敵人。

地下氣象員（weather underground, WU）的政治宣言小冊子：《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治》。

《燎原之火》指出了“燎原”的可能和必要性。武裝團體們正確信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時，卻發現一切都煙消云散了，兩種看似矛盾卻根源如一的節奏就這樣出現了。美國和世界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海外的戰爭泥潭和的國內局勢動蕩使得美國最終從越南戰場上收縮、停戰和撤軍，后來連西貢都徹底放棄了。反越戰的風潮不可避免地走低，1968的消散不遠了。

1975年春，美軍最后的力量終于撤離了越南。越共占領西貢。越戰結束。

1975年，《紐約時報》對美軍撤離越南的報道。

同年，百合長子比利在曼哈頓蹈海自盡，全家陷入悲痛，黑人解放軍團體致信吊唁。

1978年，祖魯·聶魯達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短暫任職后，他來到左翼旗幟院校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成為那兒的第一個黑人終身教授，此后他專注學術。

1980年，地下氣象員轉入地面，接受招安。和過去的一切道別。

1981年，黑人解放軍重要成員先后入獄，停止活動。

1982年，已被嚴重摧殘的黑豹黨停止活動。

到此為止，曾經劇烈地洗禮了美國的風暴已快看不出任何痕跡。在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的任期后，似乎雨過天晴了起來。福特總統（1974-1977）說“我們國家漫長的噩夢結束了”，他的四年任期也在對“六十年代狀態”的最終清場中耗盡（其后的卡特總統在就職典禮上稱“感謝前任為治愈我們的家園所作的一切”）。而真正阻斷六十年代延續性的是里根總統（1981-1989）——唐納德·特朗普的偶像。里根帶領美國重整“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再塑帝國金身。新自由主義下的帝國及其世界都變了，無需出走哪里，也不必帶回什么。

至于風暴的遺產，始終處于去政治化的處理中。其一部分轉化為青春、沖動和荷爾蒙的故事，將政治抽離具體的語境而將其視為一種“自然”現象、一種曾有著弒父沖動卻最終與父輩達成諒解的成年禮；另一部分則滋養著后現代的政治觀，成為今日認同政治（in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思想基礎。不試圖對政治關系做根本的把握，反而刻舟求劍般地按照性別、種族、權屬等既定范疇區分著人群。它無處不在地談論著政治（以至于“XXX的政治”成為一種通行的句式），卻又在任何談論政治的地方阻礙它的到來。而六十年代真正危險的、卻也孕育著新生事物、帶有開創新局面潛質的特質還面目不清地埋在土里，期待著我們的識別和重新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