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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稱“零差評”影片——《我不是藥神》——上映了，極短時間內就斬獲十幾億票房，圈粉無數，好評如潮。其實，在點映之后，網易、鳳凰網、新浪、光明網等媒體就已經先聲奪人對影片給予了山崩海嘯般的極度贊美：“《我不是藥神》以出色的題材，探討了種種現實中的矛盾與困境：病人的生存困境，藥販子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困境，醫藥公司的商業困境。刻畫困境的同時，更讓人思考困境。題材中蘊藏的溫暖與希望，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讓人感受到該片的人性力量。”（網易娛樂）；“《我不是藥神》不僅象征著中國現實主義批判題材影片的重生，同時也彰顯了我們電影的審查制度也在不斷進步”（鳳凰網娛樂）；“一部口碑炸裂的電影橫空出世”（光明網）。這樣不吝辭藻的贊美，對一部寫實題材的影片來說是極為罕見的。

　　那么，《我不是藥神》究竟是如何蘊藏“溫暖”的“人性力量”，又是如何進行“現實主義批判”的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我走進影院。

　　影片中，徐崢飾演的“程勇”是一家陷入窘境的男性保健品店的小老板：婚姻已經“入土”，孩子需要養護，店鋪無力交租，父親急需手術，而生意卻每況愈下，“程勇”的生活似乎走進了絕路。正在此時，白血病人“呂受益”（王傳君飾）告訴他一套賺錢的“路子”——走私印度仿制的“格列寧”（治療白血病的藥）。剛開始，他拒絕了，但父親緊急的病情迫使他不得不改變主意，鋌而走險，開始走私印度“格列寧”。隨著情節的發展，在違法成本和巨額利益的權衡中，“程勇”經過掙扎，最終放棄走私，選擇了為父親和孩子提供一個安定的生活。如果故事講到這里就結束了，那也就頂多不過是一個不太成功的喜劇罷了。但是影片用 “呂受益”由于無錢購買高價藥而死去的情節轉折，徹底改變了“程勇”原來的想法，他決定再次走私印度“格列寧”，并開始了他的“藥神”之路。自此，影片劇情逐漸向高潮發展。當“程勇”把進價500元一瓶的印度“格列寧”以同樣的價格賣給患者時，當“程勇”把進價2000元一瓶的藥仍然以500元賣給更多的患者時，“程勇”在觀眾的心里便完成了從市儈商販向“藥神”的華麗轉身。的確，“藥神程勇”是令人敬仰的，我也被感動得淚如雨下。但這還不是真正的高潮。隨著法院對“程勇”作出宣判后，載著“程勇”的警車在羈押法警的示意下緩緩駛過人頭攢動卻寂靜無聲的街頭，影片走向了最終的高潮（點題）：路邊那一個個戴著口罩的臉和一雙雙包含著淚水的眼睛，似乎在無聲地傳達著憤怒和絕望。人群紛紛取下口罩，露出被口罩遮掩的嘴，婉約表達了對寂靜憋悶的抗爭和解脫，暗喻了言論自由和勇敢的反叛。

　　影片所展現的“人性力量”的確是夠“溫暖”：劇中，包括“牧師”、“彭浩”、“思慧”在內，幾乎每一個人物，都有感人至深的情節，都有情有可原的地方。甚至連黑心的假藥販子“張長林”，哪怕他當初把500元一瓶的藥以20，000元的價格賣給患者，影片都幫他設計了感人的情節：警察讓他供出走私者時，他向警察要了一根煙。當警察（甚至包括一些觀眾）以為他接下來要說出走私者時，“張長林”卻吐出一個煙圈，說出三個字，“不知道”。審訊的警察被氣得吐血，但觀眾心中卻是一塊石頭落地，乃至被“張長林”的“義舉”感動的熱淚盈眶，似乎看到了惡人身上“人性的力量”，盡管這種“人性的力量”多多少少仰賴于之前“程勇”給他三十萬元“封口費”的金錢考量。

　　影片還著力（按照好萊塢大片的套路）刻畫了辦案民警“曹斌”的“溫暖”和“人性”：曹斌不僅多次在“局長”面前替“程勇”求情，而且還在同事已經抓住“程勇”和購買加藥的人的情況下，法外施恩，讓手下放了他們。這“溫暖”的“人性力量”在表現執法部門內部矛盾沖突的同時，烘托了作為政府執法機構代表的“公安局長”之不得人心、不近人情和冰冷僵硬。

　　盡管有如此眾多“溫暖”的人物和情節，但細心的觀眾仍然會發現，影片中有兩個人是無法被原諒的：一個是“公安局長”，自始至終，“公安局長”都冷酷無情，堅持嚴查“程勇”。哪怕“曹斌”向他報告“走私藥功效與正品一樣，價格卻是正品的十幾分之一”，而“公安局長”卻絲毫不為所動，冷冰冰地告訴“曹斌”：“這些年，法大于情的事情還少嗎？”這句經典的臺詞，丟下一臉愕然的“曹斌”揚長而去。這里借著“公安局長”之口，狠狠鞭撻和批判了“法治”的不近人情。

　　另一個不能被原諒的人就是“法官”。當辯方律師向他陳述“程勇”購買藥品不是為了盈利，甚至還倒貼大部分藥款時，法院依然作出判處“程勇”有期徒刑5年的決定。在觀眾的心里，這樣的“法官”（司法體系）難道不令人憤怒和憎惡嗎？而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程勇”的原型并沒有被法院判刑，而是免于起訴，司法體系在法與情之間找到了平衡。但是影片卻對此置若罔聞，為了渲染情與法的矛盾，刻意設計了這樣的煽情情節，為影片最后“送別”的高潮場面埋下伏筆。

　　影片除了通過描述和烘托蕓蕓患者對生的渴望和面對天價藥的絕望和無奈，展現了除“公安局長”和“法院法官”之外的諸如“程勇”等一批普通人物“溫暖”的“人性力量”，《我不是藥神》還對現實的殘酷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并以此獲得“批判現實主義”的美譽。可能最值得稱道的，是影片通過對“醫藥代表”形象的刻畫，揭露了資本的貪婪、殘酷和血腥。為了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瑞士“格列寧”把每瓶藥的價格定在四萬元的天價水平，對蕓蕓眾生求藥不得的哀痛絕望置若罔聞。為了打擊“非法”仿制和售賣具有同樣藥效的印度“格列寧”，維護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瑞士“格列寧”不僅在國際上通過國家力量對生產仿制藥的印度生產商施加壓力和影響，其在中國的“醫藥代表”還利用公安局和法院等執法機構，通緝和抓捕“非法”售賣印度“格列寧”的人，甚至參與到通緝抓捕的公安局辦案會議旁聽！這些情節描述可以說尖銳諷刺了執法機構被資本操控利用的現實。由此，資本暴利嗜血的形象多多少少進入了批判現實主義的視野。

　　然而，影片中這種現實主義的批判只是點到即止，浮皮潦草。比如，影片并沒有著力深挖產生天價藥的根本原因——醫療市場化和資本化，而是劍走偏鋒，通過瑞士“醫藥代表”之口為其暴利辯護：新藥研發成本高，高藥價是對研發成本合情合理的補償。而如果不打擊仿制藥，正版藥就沒有研發的動力。影片在為“資本利潤邏輯”找到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的借口之后，并沒有進一步把批判的筆鋒指向“資本利潤邏輯”，而是心滿意足的原諒了資本的貪婪成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半遮半掩、不徹底的批判，在眾多媒體筆下卻成為影片批判現實主義的贊歌。某主流網站所謂的“高藥價是對專利合理合法的保護”的觀點讓我們很難理解其中的邏輯，就像他們也很難理解屠呦呦們研發青蒿素時并不需要高藥價來保護創新的動力一樣。事實上，造成高藥價的根本原因是醫療市場化。在醫療市場化的過程中，患者和家庭不堪承受的事實表象人人都看得到，關鍵問題是要找出表象背后的根本癥結，并開出正確的藥方來。可惜，《我不是藥神》沒有把主要矛頭指向天價藥和醫療市場化，反而更多地刻畫了“公安局長”和“法官”（在影片中，公安局長和法官無疑代表著政府）的冷漠和無情。在影片精心構建的“現實”中，觀眾們被帶著節奏經歷了一段又一段煽情。最后，大家痛苦地發現，政府對天價藥近乎于無所作為，甚至助紂為虐，政府部門在資本面前俯首稱臣，成為它驅使的執法隊，使得陷入困境的患者們不得不面對天價藥等死。人們在一次次失望直至絕望之后，只剩下對政府的不信任和憤怒。當病患的自我救贖遭遇被資本綁架的執法時，患者的絕望和社會的怒火交織在一起，醞釀、發酵、爆發……此時，觀眾們恐怕都會像影片歌詞中所唱的那樣：愿為險而戰……生命的火已點燃……

　　至此，《我不是藥神》在博得喝彩和粉絲無數外，其若隱若現的抑揚取舍，不得不令人心生疑慮。客觀地說，今天的中國的確存在這樣那樣的社會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突出，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但是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有目共睹，這與政府的主動作為是分不開的。盡管劇終以字幕形式向觀眾說明了政府把高價藥列入醫保的范圍和其它醫改的種種惠民政策，但總給人一種被逼著前進的感覺，而不是主動作為。事實是這樣嗎？顯然不是。我們可以對政府的缺點和錯誤進行批評甚至批判，但是目的是解決問題，態度和姿勢應該具有建設性，最關鍵是客觀公正。任何不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批判，其動機都難免使人不得不警惕；任何有意無意制造政府與人民群眾的對立，并無限度加以渲染的文藝作品，都難免使其客觀公正和建設性意義大打折扣。在批判現實主義的背后，我們呼喚的是建設性的力量，而不是解構社會、解構政府的力量。

　　在輿論多元化的今天，老百姓的合理訴求和某些別有用心的目的交織在一起，我們社會的情緒常常容易被某些人設定的話題引爆，政府的公信力也常常會遭到各種解構的挑戰。但新中國近70年的歷史事實證明：這種解構注定會失敗，而且會敗得很慘。因為中國將會在革舊鼎新中糾正錯誤，砥礪前行，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這就是我們的自信。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宏國智庫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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