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三：壞事越多，好處就要來了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7-12 12:07:50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筆記之三
壞事越多，好處就要來了
1、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云。[1]（毛澤東，1941）
2、1942年8月15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關于“還政于民”這個口號之不妥，我記得對你說過了。早幾天解放報社論末段有“官方干部”“純老百姓代表”的話，也有不妥處，不知此文是否你寫的？我們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說“還政于民”，也不可分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論的意思并不壞，是說要讓新選代表多說話，只是不宜將“官方”“純老百姓”這樣對稱起來，請加考慮。[2]
3、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蔣介石在他的階級敵人面前是警覺、堅定、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階級政治家。[3]
4、1944年4月9日，毛澤東復信陳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4]
5、1944年9月14日，毛澤東就審查干部政策問題復電羅榮桓等，指出：“延安審查干部經驗中，在初期有許多是過左的，后來已糾正，你們不要重復。山東應該穩重謹慎地去做，凡無充分可靠證據，不要輕信某人為特務，要把特務、叛變、自首、黨派及犯錯誤等項分別看待，嚴重嫌疑分子（有證據者）可以暫時逮捕候訊，但為數應極少，尤要堅持一個不殺方針。”[5]
6、1966年9月10日，毛澤東審閱國慶節標語口號，批示：“標語、口號太多，是煩瑣哲學，要大精簡，各有十幾條就夠了，至多總共不要超過三十條。多了，誰也不記得，不看作一回事了。”[6]
7、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7]（拉鐵摩爾）
8、P．奧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書摘：
空間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說，隨著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盡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和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距離對于實力發生影響的最引人注目的圖式是由博爾丁（Boulding）提出的“力量梯度損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觀點。這一看法表示勢力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小。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摩擦效應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l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
博爾丁解釋了強權隨距離增加而削弱的關系，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于海軍，還有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衛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說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在7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說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在貿易上也確實顯示出隨著距離加長而減少的趨勢，施行經濟影響的可能也必定是以同樣的方式衰減。[8]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當有擴張邊界的領土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么隨著每一次帝國半徑范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范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著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克里姆林宮似乎是考慮到這種影響而勸阻了古巴將革命擴大到美洲大陸的企望，因為它是絕對供應不起另一個古巴的。[9]
9、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的道理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于（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后者屬于（相對）有障礙距離。如此計算才能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系。翻山越嶺或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或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從這個視角看待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山帶，就會發現，其間任意對應兩點并不遙遠的平面距離，因其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并使歷史上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臥于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與路線長度成反比。”[10]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并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11]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不管用什么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面積的真實關系。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12]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涌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說：“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3]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14]。根據上述關于距離研究的新推進，現在可以再補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斗爭必勝的天堂。
10、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5]
11、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16]（毛澤東，1958年）
12、1946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準備分校北歸，馮友蘭為此撰寫《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認為：
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邦雖舊，其命維新”者也。[17]
13、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日俄戰爭時日本的參戰陸軍編為“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匯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長岡說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18]
14、1789年，明慧的法蘭西人民，在其智慧之都巴黎看到了美好的遠景、氣魄宏偉的美好的遠景——自由、平等、博愛。但是不久，法國的理想主義抓不住現實，以致隨波逐流聽任化身為拿破侖的命運的擺布。拿破侖以他的軍事上的高效率恢復了秩序，但是在恢復的過程中建立了法國霸權，這種霸權本身的規律就是否定自由。[19]
15、1919年地緣政治理論先驅學者哈·麥金德以贊揚的口吻說：地圖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個受教育的德國人都可以說是個地理學家。德國人一直受教育，看地圖不光看幾張紙上因襲畫成的界線，還看到永久的天然的機會。他的現實政治浮現在他的腦海中的地圖上。如果你要一張好地圖，精確地而又寫實地把基本的對比表達出來的好地圖，你多半還要找一張來自德國的地圖。原因是德國有許多制圖家，他們是有學問的地理學家，而不只是測量員或者制圖員。他們之所以能夠存在，是由于有受了教育的廣大群眾，他們懂得重視，也愿意出錢買繪制精妙的地圖。[20]
16、1958年4月27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會議，說：“現在得彩的是左派，這些人政治資本大了，將來掛帥的、可能出亂子的，也就是這些人。”[21]
17、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22]
18、事在四方，要在中央。[23]
19、宋明理學是從唐代的禪宗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24]（毛澤東，1964年）
20、玄學的主流是進步的，是魏晉思想解放的一個標志。正因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25]（毛澤東，1975年）
21、什么叫政權？什么叫力量？沒有別的，只有軍隊。[26]（毛澤東，1970年）
22、知識分子一遇麻煩，就愛標榜退隱，其實，歷史上有許多所謂的隱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釣譽，即使真隱了，也不值得提倡。[27]（毛澤東，1975年）
23、一切共產黨員，決不容許參加任何資產階級的派別活動。[28]（毛澤東，1975年）
24、1942年5月27日，在談在歐洲戰場的“第二戰線”問題，毛澤東說：“英、美對于開辟第二戰線不很熱心。第二條戰線總有建立的一天，因為希特勒快要垮了，有死老虎可打，他們一定要去打。”[29]
25、夫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其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30]
26、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31]同日，毛澤東致信張聞天：“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對你曾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云、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好像也對你當面說過。”[32]毛澤東的這些批評既是認識古今知識人的視角，也是今天知識人需要認真領會和自查的方面。
27、1965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33]
28、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34]（毛澤東，1959年）
29、毛澤東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35]無獨有偶，黑格爾也看清這一點，他說“中國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對這些度及其演化的詳細探考，則成為對整個中國哲學和學術的研究”[36]。
30、將來美國在東方戰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況。[37]（毛澤東，1958年）
31、什么叫哲學，哲學就是認識論。[38]（毛澤東，1964年）
32、1959年6月3日，毛澤東同林克談《東觀漢記•梁鴻傳》，講梁鴻“不因人熱”的故事，鼓勵他不要仰仗別人。毛澤東說他給自己的孩子們講過這個故事。[39]
33、1959年4月1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到“藏獨”分子的要求時說：“西藏一共120萬人，講民族自決，是由118萬人自決呢，還是由兩萬反動派去自決？”[40]
34、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題為“工作方法”的講話，共十六個問題。第十五個問題僅有一句：“李銳怕鬼。你前怕龍后怕虎，很多顧慮。”[41]李銳當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毛澤東的通信秘書。
35、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臺灣問題。我國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決的，還有湖南、云南、新疆。[42]（毛澤東，1960年）
36、1964年10月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談到赫魯曉夫問題時說：“我是中間偏左。”[43]
37、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家應同時是政治家，軍隊是階級斗爭的工具。[44]（毛澤東，1957年）
38、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45]（毛澤東，1957年）
39、“壞事越多，好處就要來了。”[46]（毛澤東1957年）
40、“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就穩定了。”[47]（毛澤東，1957年）
41、“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48]（毛澤東，1957年）
42、我們見到三個地方的朋友最親熱，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們感到平等。[49]（毛澤東，1956年）
43、毛澤東說：“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1956年）“管業務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結果來了大民主，就會把你搞掉。”[50]（1957年）
44、“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斗。一萬年以后，也要奮斗。”[51]“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52]（毛澤東，1957）
45、“我們從來不搞一鳴驚人的事情，我們什么事情都慢慢來，實際上很快。”[53]（毛澤東，1956年）
46、“改革的事，沒有多數人的贊同是辦不通的。”[54]（毛澤東，1954年）
47、“目前美國在廣大的中間地帶，從東京到倫敦建立軍事基地，把三百萬軍隊中的一百多萬人都釘在這些基地上，動都動彈不得。這不像是個打仗的架勢。”[55]（毛澤東，1955年）
48、“關于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于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盡量刪去。”[56]（毛澤東，1955年）
49、“帝國主義是不怕我們的幾千年文化的。古董當然是要保護的，但我們更需要現代的科學和文化。”[57]（毛澤東，1965年）
50、“哥白尼，他是一個天文學家，他不僅屬于波蘭一個國家，他屬于全世界，凡是科學都是全世界的。”[58]（毛澤東，1965年）
注 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頁。毛澤東：《對偽軍的政策及對偽官兵的處理意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頁。
[7]［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8]［英］P．奧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頁。
[9]［英］P．奧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13頁。
[10]引自《維基百科·權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
[11]［西漢］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12]［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9頁。
[13]［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引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5頁。
[14]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頁。
[15]［英］P．奧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頁。
[17]馮友蘭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頁。
[18]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語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19]［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頁。
[20]［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9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頁。
[22]張覺注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頁。
[23]張覺注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頁。
[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頁。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參閱同書第383頁。
[30]吳云、冀宇編輯校注：《唐太宗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頁。
[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頁。
[33]《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頁。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 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頁。
[36]［德］黑格爾著，魏慶征譯：《宗教哲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頁。
[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頁。
[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頁。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頁。
[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頁。
[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頁。
[4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頁。
[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頁。
[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4、92頁。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頁。
[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頁。
[5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頁。
[5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頁。
[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
[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頁。
[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頁。
[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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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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