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意忍受他人的剝削與壓迫”,以及“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甚至“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應該有反抗”等等,這些無疑都反映了人類社會對公心的夢寐以求。
正因為人類社會對公心是夢寐以求的,所以,當今世界與奴隸社會相比,盡管某些個別國家仍然還存在著黑磚廠、黑煤礦、血汗工廠以及所謂的精神病院,但是,就整個世界范圍來看,當今人類社會的公心還是有了比較顯著的擴大的。
但必須看到的是:雖然隨著人類社會對公心的共同夢寐以求,才使得人類社會的公心有了明顯的擴大,可是,在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公心的成長(或曰發展)的過程,卻實在是極其艱難和悲壯的。
下面,我僅以范仲淹與毛澤東為公心的奮斗簡況,來敘述人類社會公心成長的極其艱難和悲壯:
我這里其所以僅用范仲淹與毛澤東為公心奮斗的簡況來說明問題,這是因為范仲淹與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都是中國人乃至世界家喻戶曉的,更何況如今還有了互聯網百度搜索,所以就用不著我再詳細具體的引證事實了。
范仲淹
我之所以要把范仲淹與公心湊在一起,這自然是因為他所提倡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了。正是因為他這種憂國憂民的公心,所以,他在生前不僅能夠節儉、廉潔地勤政愛民,不僅能夠針對政弊犯顏直諫三起三落而絲毫不改初衷,并且還能在他的晚年,用他的薪俸購買了千畝良田,其收入全部用于救濟貧困者,尤其是用于救濟貧困而品學兼優的讀書人。這里的收入,他的子女是絕不敢動用的,從而以致在他臨終的時候竟然連一所像樣的宅第也沒有,不得不貧病交加地借官房暫息。
可悲的是:就是這樣一位敢于舍棄生命也要犯顏直諫、也要憂國憂民的公心倡導者,在他的生前,卻遭到了不少權貴的污蔑。其污蔑最甚者,莫過于說他“沽名釣譽”。更為可悲的是,范仲淹當年身體力行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心,千百年來,卻僅僅只能出現在一些書本上。
為什么會如此可悲?仔細想想,這難道不是孔孟之道的官文化的必然?
有了孔孟之道“上智下愚、勝者王侯敗者寇、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官文化,官員們的威嚴至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豈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么?至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公心,那就只能充當官文化的遮羞布的角色了?難道千百年的歷史不正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
眾所周知,從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發出的“喚醒工農千百萬、糞土當年萬戶侯”,到延安時代毛澤東與黃炎培所談到的著名的“消滅歷史周期律”,再到進入北京城前夕毛澤東與中央領導所談到的“我們共產黨人絕不做進了北京城之后的李自成”,再到“南京路上好八連、拒腐蝕永不沾”,再到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五反運動,再到把人民代表大會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再到……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唯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國家的所有黨員干部(公職人員),都必須發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密切聯系群眾、理論聯系實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模范帶頭作用,都必須保障以工農為主體的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
請大家仔細想想,人民領袖毛澤東上述種種所作所為,是不是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把人類社會對公心的夢寐以求,最大化地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現實?
那么,毛主席究竟是怎樣才使得人類社會的公心第一次最大化了的呢?
對于這個問題,在我這個普通百姓看來,其唯一正確的答案只能是:由于毛主席艱苦卓絕地堅持了馬列主義的靈魂——階級斗爭,并且通過長期而復雜的階級斗爭的理論與實踐,創造了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群眾路線,才使得人類社會的公心第一次最大化了。
試想,如果共產黨人被禁止了階級斗爭觀念,那么,共產黨人還會同情工農群眾,并不怕犧牲地帶領工農群眾去反對階級剝削與階級壓迫嗎?連同情之心都沒有了,還何談與工農群眾同甘苦共患難、同呼吸共命運呢?更何談把工農群眾組織與發動起來?而不把工農群眾組織與發動起來,那還會有共產黨獨有的群眾路線嗎?而失去了群眾路線的事業還會是共產黨人的事業嗎?
至此,人們不難理解:共產黨獨有的群眾路線就是人類社會最大的公心的唯一表現。
然而,抽去階級斗爭,使整個社會都把權與錢當做第一夢想了,就是把群眾路線喊上一千遍、一萬遍,又能起到多大的實際效果呢?
至此,難道還不能說明人類社會上公心的成長過程是極其艱辛、悲壯的嗎?難道還不能說明唯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救世界嗎?
秦川牛
2018/7/9
本文發表時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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