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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答趙總理：“這個手，我舉不起來”

點擊：  作者：壬岷    來源：紅墻往事   發布時間:2018-07-12 09:39:26

 

         【導讀】： 但他已無力回天。黨政軍經商的大潮鋪天蓋地而來。一段時間內，整個軍隊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正文>

張愛萍將軍晚年常自言自語:難道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圖為張愛萍將軍晚年考察南街村

開國上將張愛萍——毛澤東說他：“好犯上!”葉劍英說他：“渾身是刺!”鄧小平說他：“惹不起!”兒子張勝評價他是：“一個天真的共產主義者。” 本書是張愛萍次子張勝所作，回顧了父親的人生經歷。張勝在上世紀80年代曾任職總參，后下海經商。因此，本書記錄的既是父親與兒子的對話，也是老一代上將與新一代軍人的對話。本文回憶了張愛萍在國防改革大潮中的往事。

“這個手，我舉不起來”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會議通過了一個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防科技工業這個高度集中的產業，該如何去適應這個開放的、自由競爭的大市場呢？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繼四(電子)、六(船舶)機部之后，將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個工業部由國務院直接領導。與國民經濟各部門一樣，納入整個國家規劃，由國務院統一組織和管理。國防科工委不再歸口管理上述4個工業部的全面業務工作。這意味著延續了30年的我國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從此將不復存在。

國務院體制調整方案在會上拿出來后，父親說，“趙總理，這個手，我舉不起來。涉及到軍隊的事情，國務院單方面決定是不妥當的。”

趙總理說：“也好，先不做決定，就請把這個方案帶到軍委去吧。”

會議還沒有散，父親就打電話給楊尚昆，建議馬上召集各總部、軍兵種負責同志開會。吃過午飯，各軍兵種的司令員和有關部局的領導就集中在三座門了。會議一開始就炸鍋了，具體怎么開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舉一個副總參謀長和國防科工委的副主任當代表，與國務院協商。

后來聽到國務院的幾個副總理議論，說又不是斷他們的糧，反應這么激烈，真沒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層，鄧小平說，分兩步走吧，核工業部和航天部暫時不動，其他兩個部，兵器和航空先劃拉過去。

1984年11月，軍委座談會期間，我和文件起草組的同志們無意中閑聊，談起這次會議上提到的關于“國防工業自成小天地的時代應該結束了”。這話是有所指的嗎？“小天地”，究竟寓意著什么呢？

晚飯后我陪父親散步，閑聊中談起了這件事。

“什么小天地？”他說。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開會肯定又在想自己那攤子事。我把文件給他找出來。他看了后說：“軍工體系是歷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誰非要把住。中央決定了拿出去，我們執行就是了。”

小天地與獨立王國何異？他對這一說法是難以接受的。

我曾問過父親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練簡潔：“上面定的。”多一句都懶得說。而且他還是很恭敬地執行了這個決定

“國防科技的領先不是壞事”

父親于12月26日在這份文件上批示：

趙總理：“楊副主席要我請示你有何指示，以便軍委常務會議研究。對此建議，遵你曾對我指示的原則，我說明如下幾點意見。……其另外項，可不必要。雖鄧主席提出‘除二、七機部外’。”

不難看出，他的用詞極為恭敬，不是批評過他是個“惹不起的人嗎”？但他還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飯的！要拿就一起拿過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

總理12月27日批示：同意愛萍同志所批各點。

父親晚年回憶時說：“80年代初，我遇到的問題是，國防工業系統，軍工產品需求量減少了，研究、生產部門過剩了，除二、七機部還有事干以外，搞常規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閑下來了。我提出，軍工企業搞民品，一定要在國務院的統一規劃下進行。但他們那時把國防工業只視為包袱。我和趙總理為核電站吵架就發生在這個時候。兩年后，我們自己搞起來了，他們這才發現國防科技力量確實有優勢。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這些部門通通轉向搞民品，武器裝備也不管了……

“這就出現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機部改成船舶工業總公司后，海軍要船，雙方就只能討價還價。

“我看到這樣的言論，認為國防尖端科技與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現狀不協調，是畸形發展。這是不對的，我說是特形。國防科技的領先不是壞事，正是我們的強項。問題在于，應該如何通過國防科技推動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

國防工業要不要改革？父親認為，當然要！但怎么個改法要從國情出發。美國搞的是市場，蘇聯搞的是計劃，我們是沿襲的蘇聯。在冷戰中，蘇聯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轉而走美國的路？

從1979年到1983年，父親會同國務院對三線建設進行了調整：一是縮短基本建設戰線，調整投資方向，停建、緩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將軍工任務嚴重不足的企業轉向民品生產；三是對選址不當，難以維持，或者重復建設的，實行關、停、并、轉。1983年底，國務院成立專門機構，對三線建設進行全面調整改造，一是調整企業布局，二是調整產品結構，三是技術改造。

在和父親的談話中，我問，你的觀念是不是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老套路上？

父親說：“不要以為什么都是商品。市場經濟也不是唯一的，國防、環境、社會的公正與公平，就不是市場說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須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國的去做才叫改革。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是歷史形成的，衡量它的標準不是市場效益，而是戰場效益。不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是國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再有，軍隊不是單純的買武器。從戰爭需要出發，不僅要考慮軍品的價格和質量，還要考慮生產企業的戰時應急能力和技術發展趨勢；而民品，買的人只考慮價格和質量就夠了，沒有哪個人會考慮企業的穩定和未來的發展。因此，軍品競爭決不能是簡單的優勝劣汰，將失敗者徹底淘汰出局。”

“我不反對改革，我說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問題。在國際高科技激烈競爭的時代，我們能取得這樣的成果，談何容易。彎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順。掉下來，再趕就難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違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見解而不去陳述。那個渾身是刺的張愛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對他說，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是，你為什么不力陳你的意見呢？

父親說：“怎么沒有提過？你沒有看到這句話嗎？‘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國防工業，國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這才是問題的要害和原因。”

但父親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既然在根本路線上都動搖了，我說何益呢？”后來在重新印發文件時，“等將來有了錢，可以買上它一萬架飛機”這句話給刪掉了。

回函小平：“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他曾想過要說些什么，但最后都放棄了。他說：“沒有意義了。”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我想起來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

父親以國防部長身份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他從國際戰略格局的利害關系出發說服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達成了中美兩軍的軍事技術交流協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中美兩軍最高層的協議。可誰知道，外交部駐美使館有人遞了封告狀信，說張愛萍違反中央確定的不結盟的原則，和敵對勢力搞戰略同盟。

其實，僅僅是因為美方不同意非軍事人員進入參聯會大本營，這個人覺得丟了面子，說這是歧視性政策，應該取消會談。父親說，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這封告狀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給了楊尚昆，說讓愛萍先看一下。楊把信給了我父親，父親頓時就被激怒了，說了聲：“無恥！”順手在信上批了幾個字：“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哪曉得秘書見是小平同志處來的，既然首長批的有話，就把信給退回去了。鄧小平一看真氣壞了，對我父親說，你這個張愛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寫的是些什么？我父親還嘴硬：“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國防部長是該撤職嘛！”

事后，我們都說他，小平同志這樣處理，已經很夠意思了，你怎么這樣任性呢？他也很沮喪，一言不發。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問美國防部長：“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

其實，國防改革的預警信號在兩年后就發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樨、陳芳允4位科學家向中共中央上書，力陳我國在國際高科技領域競爭中面臨的嚴峻勢態，呼吁繼續下大力量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爭取在有優勢的領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是，由國家科委和國防科工委組織，邀請了124位專家，制訂了代號為“863”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

1986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重申，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關鍵是國防科技。

2000年，隨著“寓軍于民”的提出，我國延續了半個世紀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最終成為歷史。

軍工集團公司的結構安排，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從軍方的采購來看，也存在著危險傾向。

《華盛頓郵報》說，從俄羅斯進口武器，現在該是中國“斷奶”的時候了，否則就該上癮了。進口的確比自己研發更合算，但從政治和軍事上講，大國不應該擁有自己的武器研發能力嗎？進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羅斯能向中國提供武器，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正停滯不前，如果在俄羅斯這棵樹上吊死，那么中國武器裝備也只能停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水平了。中國經濟遠比俄羅斯有活力，也更有資助國防工業的經濟實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創造就業機會，讓國防工業煥發青春，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裝備的下線到最后的使用，還有漫長的過程，軍人們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幾個懂得俄語的啊？

父親回憶說：“耿飆和劉華清訪美后，布朗(美國防部長)來華。和我談話時趾高氣揚的，張口就是，我們美國是不能賣武器給你們的！我一聽就火了，但外交場合不好吵架，我就反問他，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來。是啊，沒有人向他提出過嘛，耿飆、劉華清提的是技術合作。我哪里能饒過他，說你美國是賣給過中國人武器，抗戰勝利后好打內戰，不過，這倒是幫助我們更快地打敗了蔣介石。我在這里要謝謝你！

在座的美方人員有點蒙。翻譯解釋說，解放戰爭后期，我們用的也都是美式裝備，只不過那全是從蔣介石手里奪過來的，所以張副總理要謝謝你們。他們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來。”

父親的腿在“文革”中摔斷了，閑暇時媽媽總是督促我們拉著父親一起活動(當時我從軍區調入總參工作)。我們常常是晚飯后，邊走邊談。尤其對下面部隊反映的一些問題，我感覺得到，他聽得很專注。

當時，以蘇聯二戰模式為框架的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宏觀構想的誕生，沖破了我軍多年來軍事思想的禁錮，成為新時期軍事思想領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戰略方針的修訂，勢必帶動和影響國防建設的其他領域。加之許多領導都相繼發表了以蘇聯衛國戰爭為參照背景的針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文章，在這種氛圍下，各個相關領域制定和實行的規劃、方針，不可避免的帶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戰爭的背景，這就使本身已經捉襟見肘的國防經費無形中面臨了更大的壓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屆軍委成立后，他們才慢慢意識到，這個宏觀構想將會給各個領域帶來多大的挑戰。訓練領域提出了在8個重要方向上陸續組織大演習，而每次演習都將是幾個億的花費。國防工程的費用就更大得驚人了，在戰略戰役的淺近縱深內構筑堅固的防御陣地，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天文數字？更不用說，在各個可能的作戰方向上囤積強大的反突擊預備兵團，這就使武器裝備的生產和國防工業面臨一個更為嚇人的數字，要儲備上千萬人份的武器裝備，不用說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幾年的裝備費都給它，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父親回憶時感慨地說：“當時很難說服那些同志，誰上來都是要得越多越好。我給他們說，儲備這樣多的老式裝備，有意義嗎？結果只能是搞得自己無力發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經驗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觀念、知識、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淺且狹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銅爛鐵都拿來湊數。當然，他們確有實際困難。但問題在于決斷。說到底，不在下面，還是出在軍委，不敢拍這個板嘛！”

軍隊面臨巨大困難，計劃中的“803”演習停止了。我們原想緩口氣也好，明年繼續干，但緊接著，楊尚昆又親自叫停了“804”演習，然后，無限期推遲了“805”、“806”、“807”……軍隊建設走進了一個轉換時期。

在當時，戰略研究還是個禁區。記得當時全軍只有一本軍事科學院編的《戰略學綱要》，還是未定稿，通篇是詮釋毛澤東的積極防御思想。所以，在當時我還不可能意識到，父親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突破了軍事戰略的層面，涉及到了國防發展戰略的范疇。

但在最高統帥部和各大戰區、各軍兵種的領率機關里，活躍著一群具有現代知識結構和改革觀念的青年軍官們。當我把和父親的談話告訴這些青年人時，立即引起了共鳴。大家認為，現代戰爭離不開國家經濟實力的支持，于是一個層次更高的、范疇更大的國防發展戰略提出來了。它涵蓋了作戰指導和戰爭準備；涵蓋了軍隊建設和國家國防力量的建設和發展。它屬于國家大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這在當時，無論是對高級干部還是領率機關，都應該是個新的課題。

要說，你自己說去吧。我說的已經太多了” 

其實，對戰爭形勢的判斷，鄧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說法。1980年對來訪的外國人談起，說是5年打不起來；不到1年，他又說，我看這個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來；后來他又提出更長的時間預測。這對“文革”以來要隨時準備打仗的提法，應該說在觀念上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形成對軍隊建設具有約束力的綱領性文件。

我們這些年輕軍人向軍委提交了《關于制定和平時期國防力量發展方針的建議》：

“……目前應該抓住國際上出現的有利的和平時機，把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堅決果斷地轉入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從根本上增強國防實力，迎接第三次新技術革命浪潮帶來的軍事領域的變革，為下一場戰爭做好準備。”

我向父親提出，請他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提供軍委研究。但父親不愿意，他說：“要說，你自己說去吧。我說的已經太多了。”

我似乎感覺到這里潛藏著什么難言。但想想也好。在這之前，《動態清樣》登載了建議的基本內容，并分送給政治局和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沒想到，這竟招惹來不少麻煩，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起來。上面傳出話來，什么人在這里瞎發議論！后來還是父親在這份清樣上批了句話，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們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應該學習一下這些年輕人的精神？”

兩天后，他打電話給我，說軍委幾個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來參加八一招待會。全局性的工作是楊尚昆負責，要他聽你的長篇大論，火車上倒是個機會。

7月30日晚我特意趕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擠上了返回北京的軍委專列。我先找楊小二，他很熱情，馬上和他爸說，我們的戰略家來了，要找你談話呢！楊尚昆說，你爸爸告訴了我，有一批年輕同志對軍隊建設很有些見地，我是很想聽聽。他說，我們邊吃點東西邊談好嗎？我哪里有心思吃，趕緊說，我吃過了，您一邊吃飯，一邊聽我匯報行嗎？楊尚昆說，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說，他說他不管，讓我找你。

楊是個很敏銳的人，當他饒有興味地聽完了我的長篇大論后，第一句話就是：“軍隊建設首先要在指導思想上實行戰略性的轉變，這個意見好。但問題是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話是誰提出來的呢？”

這可把我給問住了。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淺薄和稚嫩。我說，我沒有查過，但只記得最早是60年代林、羅主持軍委時喊出來的。他看我尷尬，就把話岔開了。最后，楊說，你先和李希庚(注：軍委辦公廳主任)談談，他在幫我組織講話，看看你們的那些東西，能寫進點什么。

車窗外掠過了崇文門的古箭樓，列車進入北京站。我和楊尚昆道別，他握著我的手說：“你們一起的還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這些年輕同志們問好，告訴大家，軍委感謝你們。困難啊！軍隊建設受到國家經濟的制約。”

我說，楊副主席，下面部隊的同志都有這個志氣，錢少不怕，和平時期，軍事領域一樣可以大有可為的。他笑了，說：“怎么跟你爸爸一個樣。我和你說句心里話，我們其實都是一致的。”

我后悔不該講那么多，其實他們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難言之隱嗎？

9個月后，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裁軍和“忍耐”。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對軍隊干部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集中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搞上去了，加強國防建設也就好辦了。”

對此，軍隊同志表示堅決擁護，理解國家的困難，做好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但楊的講話中到底還是用了我們建議中的一句話：“要實現我軍建設指導上的戰略性轉變，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這能視同是軍委接受了我們“實行戰略轉變”的意見嗎？感謝李希庚同志動了惻隱之心，從我們厚厚一大本建議書中摘出了這句話。

過了好久，父親笑著對我說：“軍委有的同志問我，大家都在說戰略轉變，怎么我就記不起是在哪次會議上通過的呢？”

詳細闡述對制定戰略計劃的體會

和平來到了。但軍隊究竟怎樣利用這個難得的和平機會為戰爭做好準備呢？轉入和平時期的軍隊又該做些什么呢？今后軍隊發展的目標和道路又是什么？全軍將士又應該怎樣去奮斗？我們真的不滿足僅僅“忍耐”兩個字。

我對父親談了自己的看法，軍隊冬眠；國防工業又讓人家拿走了，我們還能干什么？

父親靜靜地聽著，長時間地沉默著，沒有回答我的話。我很難受，你們為什么都如此沉默？

大概是一個月后吧，他忽然找我去，說是抽個空子，談談你們的大作。我坐下還沒張口，他突然發問：“你對今后的戰爭怎么看？”

我說，一句話怎么說得清楚。

“應該能說清楚，也必須說清楚。”

“你們提出的，抓住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這個機遇，積聚力量，這沒有錯；要制定一個統一全軍行動的方針也沒有錯。但問題是，怎樣準備戰爭？怎樣建設軍隊？建設出一支什么樣的軍隊？你們的依據又是什么？”

他用手杖頓了一下說：“答案是，戰爭！”

“僅僅停留在戰爭可能推遲的結論上，是遠遠不夠的。我經常說的，未來的敵人是誰；在哪里打；打一場多大規模、什么樣式的戰爭？我們基本的打法又是什么？這些關于戰爭研究的結論，正是今天我們建設軍隊的依據。但你們沒有回答清楚，這也正是你們這個建議不足之處。你看，是不是這樣？”

“精簡固然不錯，但精簡成一支什么樣的軍隊才是符合現代戰爭要求的呢？理由又在哪里？”

他開始詳細地闡述自己對制定戰略計劃的體會：“一個好的戰略計劃的核心是對今后戰爭的認識。這個問題搞透了，軍隊建設的依據就有了。國防體制、三軍比例、人員數量、武器裝備型號數量、作戰部隊的編成等等，就有了依據。

“最后才是實施計劃。要落實就要有個步驟，先減掉多少兵員，先裝備哪些部隊，分幾步到位，等等。對國防工業來說，上哪些，下哪些，按什么比例發展。現在我們是有點本末倒置，上來就講給我砍掉多少多少萬，那怎么行呢？削減兵員、調整比例、研制武器，統統都是為戰爭服務的。一句話，打什么樣的仗，就組建什么樣的軍隊，失去了對戰爭分析的結論，軍隊建設就失去了龍頭，就是盲目的，經驗主義的。

“過去彭老總在的時候，我們也搞過。我們在腦子里對未來戰爭都有一個宏觀構想，根據當時的戰略環境，設想敵人主要來自海上，所以加大了守備部隊和戰役反擊力量的建設。后來批他的海防思想，就是指的這個。60年代轉向北面，針對蘇軍作戰的特點和三北地形，加大了戰略縱深，組建機械化集團軍。那時也困難，比現在還困難，但不是無所作為。毛澤東抓兩手，原子武器，大辦民兵師，就是基于對戰爭的認識，那時就是準備帝國主義對我全面入侵的。一個讓你不敢打；一個讓你打不起。

“今后呢？你們好好研究一下。對未來可能面臨的戰爭，不是軍委幾個人能提出來的，軍委只能指出這個方向，這應該是全軍的任務，尤其是你們作戰、訓練部門應該拿出來的。

“我已經老了，很多話，說了一輩子，也不想再說了。還是那句話，不要好高騖遠，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好……”

“向外國買武器，這是絕對靠不住的”

在父親臨退休前的一個月，我把研究成果《新時期軍事斗爭的形勢、任務與戰略指導》擺在父親的桌上，這是一本集全軍智慧的論文集，由遲浩田總參謀長作序，熊光楷、賀承選、廖錫龍、劉存智、張序三、糜振玉等對世界軍事動態和我國周邊熱點地區的未來作戰提出了建議。父親一邊翻看一邊說：“是送給我的禮物嗎？”他概略翻了一下，又說：“這么一大本子，我看不完，還是有空聽你擺擺龍門陣吧。”遂大筆一揮，在封面上寫道：“兒子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我這才看到，桌上放著他的小孫子畫的賀卡，噢！今天是他的生日。

早在一年前，1986年12月，軍委擴大會議。我參加文件起草。我問父親，你準備講點什么？要不要我幫你拉個提綱？

父親說：“我沒有什么可講的。”

我說，我們整理了一個材料，把下面部隊反映的問題匯總了，你看看？

他說：“不用了，問題不在下面。”

在我國，國防部長是個政府職務。軍隊領導人的職權是按軍委分工確定的，父親只負責武器裝備和國防科技工業。全局性的工作由楊尚昆負責，軍事工作由楊得志負責。在這樣全軍性的會議上，他講點什么呢？

但與會者一致要求父親“講一講”。我記得他開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民富國富，并不等于國強！”

“不錯，國防建設有賴于國家經濟的發展，但在集中力量進行國民經濟建設的同時，應以適度的財力、人力加強國防建設。”

他停了一下又說：“我們絕不能說，待有了錢，即可向外國買武器，這是絕對靠不住的。它即使賣給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別是經濟上的限制。”

“國防建設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高技術的發展，更是如此。沒有一定的財力，沒有較多的時間，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國富民富的同時，千萬不要忘記逐步加強國防力量的建設。”

然后他就國防建設的主要任務為題，分別闡述了關于武裝力量的建設；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國家戰爭動員體制；全民國防教育；以及軍事學術思想的研究與發展。

同時專門就研究未來戰爭對戰爭準備的意義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闡述。

他的講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軍隊一旦向錢看，光榮就完全玷污了”

“一切向錢看，這不是共產黨人應該搞的改革”

隨著改革開放第一批暴富起來的人們在沿海特區燈紅酒綠的生活，對錢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樣的傳播開了。但誰能料到呢，一夜之間，黨政軍大辦公司之風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國。

我曾和父親有過一場辯論。我說，人不光有一張嘴；還有兩只手嘛！軍隊有的是有利條件，不信干不過地方。這也是發揚南泥灣精神嘛！再說，國防工業可以搞民品，搞軍貿，軍隊為什么就不行？

“胡攪蠻纏！國防工業和軍隊不同，它本身就是國家經濟建設的部門，軍品訂貨吃不飽，理所當然應該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項目。原子彈要那么多干什么？為什么就不能搞核電站？從性質上說，軍工企業發展民品、以民養軍，不屬于黨政軍經商的范疇，這和黨政軍機關做生意完全是兩回事嘛！至于國防科工委機關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許的！我要查他們，有沒有這種事。”

辯論到最后，沒想到父親竟勃然大怒，臉一沉，喝道：“混賬話！”

其實我講的是實情。既然國防工業可以武器出口，軍隊憑什么就不能搞？軍工企業可以，為什么我們軍辦企業就不行？

我的朋友們都說，你爸也太不識時務了！

我從來沒有被父親劈頭蓋臉地如此罵過。他當著家里人和秘書、工作人員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他怒火難消：“木必先朽而蟲始蛀之！我看要垮臺就垮在這上面。”

他說：“不錯，軍隊經商的目的是為了以軍養軍，我不否定這些同志的出發點。但要害不在這里。不是個養不養得起軍隊的問題，而是用這種方式養出來的，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

“是人民可以信賴的軍隊嗎？是在外敵入侵時能夠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軍隊嗎？”

“軍隊一旦向錢看了，軍隊的光榮就完全玷污了，解放軍就再也不是人民軍隊了，黨也不成其為共產黨了。這根本不是個方法問題，而是個立場問題。”

但真正使他如此憤怒的還不僅在于此。

在這樣一個淺顯簡單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認同呢？他，作為一個軍委和國務院的領導人，作為一個主管我軍武器裝備和國防科技工業領域的最高領導者，怎么就制止不了呢？

批評國防科工委：“不要把人格也變成商品！”

1985年3月14日，父親給國防科工委黨委寫了一封信。他用詞激憤：“有些人要去搞企業、公司經商，就讓他們離開軍隊或政府去搞好了！這種官商或軍商，實不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干的，只有軍閥國民黨可以。熱衷于經商，必然導致腐敗。尤其是國防科工委機關，不去向科學技術高峰攀登，而熱衷于賺錢，實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變成商品！我自己長期以來，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話：‘勿逐名利自蒙恥’，不知以為然否？請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發揚國防科技戰線的優良傳統而已。”

有一次，來人閑聊，說到國防科工委還在經商，父親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錢為中心！”

人家對他說：現在社會上都這樣。他回答：“我們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彈的！能和人家一樣嗎？”

人家又說：首長沒聽說嗎？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父親大怒：“是誰說的這個話，就讓誰去賣茶葉蛋好了！”他憤憤地用手杖戳著地板，說：“現在就把他從我這里攆出去！”

父親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于自毀長城。”

說著說著，又憤憤起來：“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丑名、惡名！連尸首都要遺臭萬年！”

想了想，他又補上一句：“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

滿座皆驚。

但他已無力回天。黨政軍經商的大潮鋪天蓋地而來。一段時間內，整個軍隊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過海南的人，不會不對公路兩側標有“八一”軍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經營傳呼服務的廣告，軍辦旅店、餐館、酒吧、卡拉OK屋，隨處可見。軍隊也迅速進入了資本運作的領域，房地產業、證券業和期貨業。軍隊不僅參與正常的商業活動，還參與一些非法牟利活動。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一下冒出了許多掛軍用機動車牌的汽車。車牌一轉手就能換來成捆的鈔票，對部隊而言，除去申請需要時間外，無需成本。當這一情況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將自己的士兵連同軍車一起出租，這就正應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句話。

隨著軍隊下海的深入，軍辦企業的產權關系也越發復雜了。不同部隊單位合股的企業、軍事單位與非軍事單位合股的企業，軍隊單位與港資、臺資和外資合股的企業。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軍隊成為唯利是圖的商業性組織，在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上，軍隊必然會沖鋒陷陣的。工商、稅務、海關、森林部門的檢查，奈何于我？

但問題還不僅止于此。父親常會說的那句話：“木必先朽而蟲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內部的腐爛，機制上的變化。市場和戰爭能融合嗎？公司的機制正在替代軍隊的機制。戰爭要求軍隊的是絕對的服從，而市場要求的是等價交換。國家安全是軍人的使命；經商使各部隊都變成了獨立的利益主體。一旦有了切身的經濟利益，各單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業秘密”，誰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實情況，誰也不知道全國有多少軍辦的經濟實體，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又在從事什么樣的活動，它們的盈虧情況如何，經商所得如何分配……

“允許軍隊經商，是嚴重的失職！”

即使在當時，這一現象已引起了許多高級將領的警覺，軍委、總部和各級領導機關也多次召集會議研究。據遲浩田回憶，1986年6月，在軍委召開的一次談黨風的座談會上，當時還是濟南軍區政治委員的他，發言后，愛萍同志當場遞過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兩句話：“勿逐名利自蒙恥，要辨偽真羞奴顏”；“破世俗一塵不染，立高潔兩袖清風。”

后來我和父親回憶到這件事，他說：“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銘。”

遲浩田還說，我到總參工作后，愛萍同志那時已經退離了工作崗位，他專門把我約到家里，對我說，要以史為鑒啊！

以史為鑒，歷史告訴了我們什么呢？

父親說：“你們讀岳飛的詞《滿江紅》，有一句注意到了嗎？‘靖康恥，猶未雪’……”

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恥”。反映社會生活現實的小說《水滸傳》，就刻畫了張團練、張都監這樣一批人，他們既是軍隊、政府的官員，同時也是“快活林”酒家惡霸蔣門神的合伙經營者和地方黑惡勢力的保護者。

父親說：“富國不等于強兵。但愿不要等到那一天，也像岳飛那樣，怒發沖冠、仰天長嘯了！”

遲浩田后來對我說：“你父親說了一句話讓我震動：飲鴆止渴！”

遲浩田后來撰文《為人頂天立，豪氣逐風云》，記載了與我父親談話的內容。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軍委江澤民主席提筆寫了封信：“萬年、浩田并軍委諸同志：……現已夜深人靜，最近一個時期我對群眾反映的腐敗現象，心里深感不安，……軍隊必須停止一切經商活動，對軍隊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立即著手清理。要雷厲風行，當然也要工作細致。”

父親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允許軍隊經商，是中央政府嚴重的失職！”

“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父親曾和我談起過這樣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匯報完工作，閑聊了兩句，小平同志說了句話讓他久思不解。父親說：“小平同志說，愛萍，我看你這個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了？75年，‘四人幫’那樣囂張，我妥協過嗎？”

我說，你是個軍人，軍人熱衷于搞政治，不就成了政客。

父親說：“胡說八道！”

我還是想說服他：小平同志能當著你的面說，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親說：“反正我就是這個樣子，對的堅持，錯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還是前些年，在中央討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談到“文化大革命”，總的精神是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可他說：“‘文革’給黨帶來的災難和教訓，能這樣就完了嗎？”

會上有的領導同志說，“文革”中我們每個人都挨過整，但我們不也都整過人家嗎？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來，指著人家說：“那你說，我整過誰？”回來后，他還憤憤地說：“如果真是這樣相互整，黨就更應該痛下決心了！”

我把這些陳年舊賬，一一給他翻倒出來。

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討論候選名單時，軍隊組的許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選名單中，為什么沒有張愛萍同志，既然要他進軍委班子，而且即將出任國防部長，照例應該是政治局委員啊。胡耀邦同志來軍隊組參加討論，他解釋說，當時在擬定候選名單時，小平同志的意見是軍隊占的比例大了。當時秦基偉說，都嫌軍隊人多，那我可以不進嘛。胡耀邦說，我同意大家的意見，愛萍同志應該進政治局。不過這件事要請示小平同志。我現在就去。不一會兒，他回來說，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們解釋一下，他的意見是不要再動了。

后來我從父親那里得到證實。他說：“胡耀邦同志和我談過，還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說的話，你們不了解愛萍，他是不會計較這些的。”

他對當不當政治局委員興趣不大，而對鄧小平評價他的這句話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觸地說：“他是知道我這個人的。”

可我們年輕人不這樣看問題。他說：“政治局是什么？是領袖！黨的領袖！毛澤東、總理、少奇同志、任弼時、彭老總，還有老帥們……我們這些人，只是做具體工作的。”

我反駁他，你說的都是什么時候的事了？就你這脾氣，什么事都較真，明擺著是怕你進去攪局嘛！

這回真把他給惹惱了，喊道：“不知恥！叫你進，你就進啊？自己有多大點本事，有多大點貢獻，還不知道嗎？位置再高，不干事，還不是照樣挨老百姓罵！”

看著默默在吃飯的父親，我想：像父親這樣一個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黨內能做到這樣高的位置，實在是個奇跡。實事求是地說，黨內最高領導層的人，還是了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