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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1910年生于四川達縣。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早年在家鄉參加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建國后,先后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專委委員兼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軍委委員,主持國防科技、裝備和國防工業工作,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協作、大會戰,先后4次擔任核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現場試驗總指揮,成功地組織了我國第一代地地導彈、首次原子彈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彈爆炸試驗。
1977年3月后,張愛萍同志歷任中央軍委委員、國防科委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并兼任中央專委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科技裝備委員會主任。1988年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建國后張愛萍曾就任過華東軍區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要職,同時還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黨的中央委員等職務。2003年7月5日,張愛萍病逝于北京。
我們為之奮斗了一生的這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更公正、更公平一點嗎?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區出現了一個共產主義新村。
下面是樹立的包產到戶典型小崗村現貌
南街村村委
這個叫南街村的小村子,開始他們也搞包產到戶,但不久就出現貧富分化。
1984年,村黨支部書記王洪斌說,這怎么行?哪叫社會主義啊!于是支部做出決定,重新走集體化道路。經過幾年奮斗,到90年代初,南街村經濟搞起來了,產值突破億元大關。
村辦企業固定資產增長到4.6億元,上交稅金1700多萬元。
村民的生活也由貧窮直奔小康。
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學雷鋒、講奉獻蔚然成風,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好人好事層出不窮。
報紙贊譽它是當今社會中,沒有腐敗墮落的一方凈土……
黨內沒有腐敗!社會沒有墮落!人民共同富裕!產值破億!學雷鋒、講奉獻!……公費醫療,普及教育,還有綠化!而且這一切還是個村黨支部書記干的!奇跡!
父親拿著報紙,使勁地晃著,對我說:“你看看,你看看,你們幾個都認真看看!”
他給在鄭州的解放軍電子技術學院政治委員李殿仁打電話,說你趕快到實地考察一下,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他不是很相信現在的報紙。
幾天后,李殿仁回話,哎呀,那地方確實好啊!比報紙上介紹的還要感人呢。還帶來一部南街村的紀實錄像片。
這就更直觀了。南街村哪里像農村啊,儼然是一座城市了。
嶄新的樓房,寬闊的馬路,到處可見的綠樹鮮花。
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顯地帶有“共產主義”色彩:
村民既有工資,又發糧油鹽蔬菜等食品用品。
住房是統一建造的。家電、煤氣灶、沙發、席夢思、落地窗簾等都是村里統一配置的。
據說這里人每月可領取工資,但許多人家花不了,有幾戶人家領了工資就上交,說光發的東西就用不完了,還留錢做什么……
整個一個君子國嘛。
父親給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社分別寫了一封信:
“懇請播放紀實電視片(南街村)。
“……心境愉悅,深受教育,并感慨萬分!不禁想到懇請中央電視臺把此片在全國普遍播放幾次,讓全國黨政軍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特色,以受到啟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眾世世代代永遠堅持、發揚這種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產主義!”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位置發表了父親的這封信。
7月24日,父親收到了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的來信。說關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臺已經分兩次播出,同時表示根據父親的建議決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親果真早早就坐在電視機前,等候農村節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沒見播出。我們安慰他,可能時間搞錯了。11點過了,他還要等。我說,問問電視臺吧。中央電視臺總編室回答,因技術上的問題,沒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個月,還是沒有播放。再問,說是安排了,但什么時候播不好說。
父親很執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長春那時是河南省委書記,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親對南街村的村支部書記王洪斌說:“你講了很多,但我最欣賞的,是你們領導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眾一起勞動;而所得報酬卻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這個看成是小事,這是我們共產黨的根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現在大道理講得太多了。共產黨的官員都能做到了這一條,天下就沒有什么事辦不成的。你們河南人中,出了個岳飛,他說,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懼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們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萬這樣的共產黨人。”
“今天,有些共產黨員,利用人民給他的權力,借著搞市場經濟,巧取豪奪。這是一群蛀蟲!這些人在臺上,就永遠沒有希望!”
王洪斌說,請首長提出改進的意見。
父親說:“跟班勞動;報酬中等偏下;好!再給你提三點: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終歸是有限的嘛;參觀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應酬上,在工作上;要發揚‘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總是‘二百五’的工資。(注:南街村領導干部月工資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產黨員也不能總在水平線之下,水漲船高嘛!但記住,是先有水漲,后有船高。這是黨的原則。”
一些企業家經人介紹,請他為企業題字,他都欣然命筆。他說:“我不反對致富,但要勤勞致富,守法致富。對共產黨員來說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我們家已經是四世同堂了,但幾代人中,很多成員并不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沒有入黨的要求。有時談起來,父親說:“看一個人,不能用是不是共產黨員來衡量,入了黨的,怎么樣?有的黨員,更壞!你們能做個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產黨是先鋒隊組織,是少數。入了黨,就要準備犧牲自己,一輩子為人民謀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線上。做不到,不愿意,沒有這個信念和決心的,對不起,那就請你退出這個黨。”
他看著南街村的青山綠水,詩興大發,寫道:
“山窮水盡焉無路?柳綠花紅南街村。”
美國政治家,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中寫道:共產主義,這個人類社會的怪胎,在經過了一百年的震蕩后,終于沉寂下來,它消亡了……他斷言“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么關系。”“那些在口頭上說實踐共產主義理論而實際上卻在背離其實質的共產黨人,都不再認真地將共產主義理論作為指導社會政策的方針。”
左派雜志《中流》反擊道:張愛萍說的多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窮水盡,它的前途柳綠花紅……
他們把父親寫南街村的小詩演繹到社會政治學的高度。
不久,這本雜志悄然沒世;當然,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也下架了。
在這之后,我記得和他曾有過一次對話。
我說,回顧改革開放,你領導的國防科技工業戰線應該算是走在前面的,當時是在保持宏觀調控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放開民品部分,并積極導向市場經濟。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我覺得你好像越來越不理解這場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說:“屋子里太悶了,我們就把窗子打開,但蒼蠅飛了進來了,怎么辦?”
當然要打,我說。
他揮了下手,說:“打了嗎?現在到處都是蒼蠅!”
他又說:“為了打蒼蠅,就關窗子嗎?我會去裝個紗窗,再把屋子里的蒼蠅統統消滅掉。”
“錢,無所謂好壞。但在錢的面前,人卻有好壞。面對金錢,社會風氣敗壞,黨風敗壞,而又麻木不仁,熟視無睹,這才是我反對的。”
這是個美與丑同在的世界。市場、商品、金錢并不是道德的建設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壞者,它們只不過是塊試金石,檢驗每一個共產黨員在誘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們困惑的,是面對著物欲越來越嚴重的信仰和整個價值體系的瓦解;我知道,他們擔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帶來的邪惡,而是人們對這一邪惡的漠視。而這,才是致命的!
父親直接要通了中央負責同志的電話,談了南街村的事。我問他談的結果,他說:“沒有明確的態度。”
我說,你這不是為難人家嗎?對南街村,社會上反響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有宣揚的,也有挑刺的;但觀望的、懷疑的居多。許多人在問,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問我怎么看。我說,美好的東西,未必就是現實的。我對它不抱有希望。你這樣起勁地為它奔走,難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嗎?
他沉思不語,嘴角動了動,想說點什么,但又說不出來。很久很久,他終于擠出一句話來:
“共同富裕總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兩年前,和他一起討論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時,他所下的那個定義。他說:“用我自己的話說,什么是社會主義?第一,人民有發言權;第二,共同富裕。這兩條,我們都沒有做好。”
“我們為之奮斗了一生的這個社會,難道不應該更公正、更公平一點嗎?”
可這能做好嗎?我說,市場經濟是要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為發達國家,完成原始積累,這就是代價。沒有哪個國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我當初就不該參加革命。”他喃喃地說。
我覺得父親真的老了,他已經不能敏銳地洞察周圍的政治氣候了。他顯得是那樣固執,那樣的天真,那樣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夢還在。父親的夢在哪里呢?
前不久,團中央的同志送來一些父親當年寫的文章,這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他在中央蘇區共青團中央工作時期發表在黨的刊物上的。有《列寧青年》、《紅星報》、《黨的建設》、《青年實話》、《紅色中華》等刊物。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實地記錄下了父親當年的風貌。今天重讀那些文字,會感受到在濃烈的小布爾喬亞氣味下,他當年熱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氣息。
父親認真地拿著放大鏡一點點地在翻閱著,看著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讓人心酸。
1933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少年先鋒隊工作指示》:
“少年共產國際這樣指示我們:少年先鋒隊是一個有階級紀律的組織。它的目的是從勞苦青年中培養出堅決的革命者和階級的戰士,反對地主資本家富豪劣紳,反對整個國民黨,反對一切的軍閥與帝國主義。”
1934年《目前形勢告全體隊員書》:“我們難道愿意被屠殺、被奸淫、過牛馬生活嗎?只要是工農,一刻也不能容忍!只要是工農,就要用自己的頭顱和熱血,保衛蘇維埃,保衛土地,自由,勞動條件的改善,保衛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還有最后一個人,最后一口氣,最后一滴血,便要為蘇維埃奮斗到底!”
“一切向錢看,這不是共產黨人應該搞的改革”
【隨著改革開放第一批暴富起來的人們在沿海特區燈紅酒綠的生活,對錢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樣的傳播開了。但誰能料到呢,一夜之間,黨政軍大辦公司之風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國。
我曾和父親有過一場辯論。我說,人不光有一張嘴;還有兩只手嘛!軍隊有的是有利條件,不信干不過地方。這也是發揚南泥灣精神嘛!再說,國防工業可以搞民品,搞軍貿,軍隊為什么就不行?
“胡攪蠻纏!國防工業和軍隊不同,它本身就是國家經濟建設的部門,軍品訂貨吃不飽,理所當然應該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項目。原子彈要那么多干什么?為什么就不能搞核電站?從性質上說,軍工企業發展民品、以民養軍,不屬于黨政軍經商的范疇,這和黨政軍機關做生意完全是兩回事嘛!至于國防科工委機關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許的!我要查他們,有沒有這種事。”
辯論到最后,沒想到父親竟勃然大怒,臉一沉,喝道:“混賬話!”
他說:“不錯,軍隊經商的目的是為了以軍養軍,我不否定這些同志的出發點。但要害不在這里。不是個養不養得起軍隊的問題,而是用這種方式養出來的,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
“是人民可以信賴的軍隊嗎?是在外敵入侵時能夠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軍隊嗎?”
“軍隊一旦向錢看了,軍隊的光榮就完全玷污了,解放軍就再也不是人民軍隊了,黨也不成其為共產黨了。這根本不是個方法問題,而是個立場問題。”
1985年3月14日,父親給國防科工委黨委寫了一封信。他用詞激憤:“有些人要去搞企業、公司經商,就讓他們離開軍隊或政府去搞好了!這種官商或軍商,實不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干的,只有軍閥國民黨可以。熱衷于經商,必然導致腐敗。尤其是國防科工委機關,不去向科學技術高峰攀登,而熱衷于賺錢,實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變成商品!我自己長期以來,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話:‘勿逐名利自蒙恥’,不知以為然否?請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國防科技戰線的同志發揚國防科技戰線的優良傳統而已。”
有一次,來人閑聊,說到國防科工委還在經商,父親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錢為中心!”
人家對他說:現在社會上都這樣。他回答:“我們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彈的!能和人家一樣嗎?”
人家又說:首長沒聽說嗎?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父親大怒:“是誰說的這個話,就讓誰去賣茶葉蛋好了!”他憤憤地用手杖戳著地板,說:“現在就把他從我這里攆出去!”
父親在軍委常務會議上說:“軍隊和政府經商,勢必導致官倒,官倒必然導致腐敗。穿著軍裝倒買倒賣,是軍隊的恥辱,國家的悲哀。提倡部隊做買賣賺錢,無異于自毀長城。”
說著說著,又憤憤起來:“我們在軍委工作的人,如果連這些都制止不了,這樣搞下去,將來發生了戰爭,該殺誰的頭?首先該殺我們的。殺了我們的頭,還要落下罵名、丑名、惡名!連尸首都要遺臭萬年!”
想了想,他又補上一句:“到時候,怪不得別人要打倒你!”——摘自張勝《張愛萍在改革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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