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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莫言的小說中，經常有意無意提到一些政治性的話語，或者暗暗隱含著對現實社會的諷刺、甚至攻擊。《酒國》也是如此。作品是最好的證明，烹食嬰兒的謠言、夸張殘忍的敘事，無不跨越了文學作品的正常界限，不僅侮辱了中國人，也侮辱了文學本身。

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的經典定義中，將現實主義定義為一面鏡子，是人類的思想對于現實的反映。現實主義手法是文學創作的基礎，所有的創作素材都必須來源于現實世界，哪怕是夢境，也只是采用了另一個角度來反映現實。

莫言的長篇小說《酒國》號稱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線索復雜，故事內容驚悚：

小說的一條線索是省人民檢察院的特級偵察員丁鉤兒奉命到酒國市去調查一個特殊的案子：酒國市的官員吃掉了無數嬰兒。但到酒國市的人沒有能經得起誘惑的，丁鉤兒雖不斷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卻醉酒淹死在茅廁里。另一條線索是酒國釀造學院勾兌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不斷寄給作家莫言的小說，從正面敘述了發生在酒國的烹食嬰兒事件，并一再強調其真實性。莫言受邀來到酒國參加活動，與小說中的人物見面，發現并無烹食嬰兒之事。莫言在后記《酒后絮語》中表示自己寫作的目的是反對官員腐敗。(莫言：《酒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下同)，第342頁。)

那么，《酒國》的創作是否符合文學創作的一般原則，行走在現實主義的邊界之內呢?我們的題目中提出的“莫言的越界”表現在哪些方面，莫言又是如何處理這些越界之文的?

一、《酒國》的寫作目的

在莫言的小說《酒國》中，“烹食嬰兒”作為一個中心情節貫穿全書，這首先就是對人類道德的越界。而莫言所設定的故事發生時間，是在1989年，發生在現代社會，這個故事完全就是編造的。文學作品的“虛構”和編造完全不同。虛構是在現實基礎上合情合理的創作，雖然故事中的人物、地點是虛構的，但是故事情節必須符合情理，是“可能發生的”而不是“不可能發生的”——例如烹食嬰兒。莫言寫這部小說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抹黑中國。

當然，要讓這樣的情節被讀者所接受并不容易，因此莫言采取了很巧妙的辦法來處理這個故事。在托名李一斗創作的九篇小說中，莫言號稱戲仿了多種文體，但除了第二篇《肉孩》明顯模仿魯迅之外，我并未看出其他篇目有何戲仿成功之處。而莫言這樣做是試圖引導讀者和研究者將其與魯迅的《狂人日記》作比較。莫言自己說過：

【“我意在猛烈抨擊我們酒國那些滿腹板油的貪官污吏，這篇小說無疑是‘黑暗王國里的一線光明’，是一篇新時期的《狂人日記》。”】

(莫言：《酒國》(上)，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頁。)

作為熟讀《狂人日記》的專業讀者，我不會那么輕易被騙。《狂人日記》中所謂“吃人”，主要來自歷史記載如“易牙烹子”、“易子而食”、“割肉療親”，目的是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此外，魯迅小說的敘事者是一個精神病人，在前言中魯迅已經說明狂人得了“迫害狂”，(魯迅：《吶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12月，正文第1頁)他的轉述是不可信的，且帶有象征意義，而非直接將人作為食物吃掉。

《酒國》的描寫方式截然不同，借李一斗的來信，莫言指出：

【“我上次寄給您的《肉孩》，雖然不是報告文學，但也跟報告文學差不多。酒國市一些腐化墮落、人性滅絕的干部烹食嬰孩的事千真萬確，據說有人正在調查，此案一旦水落石出，必將震動世界。”】

(同上，第93頁)此外，《肉孩》的敘事方式也是完全寫實的，詳細描寫了農民金元寶給孩子洗澡后，送到“收購處”賣掉的全過程。描寫男孩上桌“那男孩盤腿坐在鍍金的大盤里、周身金黃，流著香噴噴的油，臉上掛著傻乎乎的笑容，憨態可掬。他的身體周圍裝飾著碧綠的菜葉和鮮紅的蘿卜花。……水靈靈的眼睛回望著他，鼻孔里噴出熱氣，嘴唇翕動，好像要開口說話。”(同上，第75頁)

由此可見，《酒國》和《狂人日記》并無任何文學精神上的聯系。將兩者聯系起來的一些文人、研究者無非是出于追捧名家、發表論文的目的而已。我在《中國期刊網》下載了十多篇研究《酒國》的論文，竟無一篇有批評的內容，可見如今的國內學術界現狀。相反，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卻赤裸裸指出了真相：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男童成為很難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無人問津反而得以生存。這一譏諷的對象正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因為這一政策女嬰被流產，規模之眾多達天文數字：女孩子不夠好，都沒人愿意吃她們。”】

二、夸張、殘忍的小說敘事

《酒國》中夸張、殘忍的小說敘事，更是對于小說創作原則的一次惡毒挑釁。這種隨處可見的夸張和殘忍在托名李一斗創作的小說《烹飪課》中達到了頂峰：

【(我岳母說)下面，我們開始講授紅燒嬰兒的烹調方法。……她首先特別明確地強調，廚師是鐵打的心腸，不允許濫用感情。我們即將宰殺、烹制的嬰兒其實并不是人，它們僅僅是一些根據嚴格的、兩廂情愿的合同，為滿足發展經濟、繁榮酒國的特殊需要而生產出來的人形小獸。

……她招了一下手，讓那兩位站在教室的邊角上等候吩咐的白衣女人過來，幫助她，把肉孩抬進一個特制的、鳥籠形狀的架子上，架子上端有一個掛鉤，可以與操作案板上方的吊環相連。在兩個白衣女的幫助下籠架子懸空了，肉孩在籠中，身體被禁錮著，只有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腳，從籠架下伸出來，顯得格外可愛。我岳母說，第一步，是放血。……經過反復的試驗、比較，我們覺得，放血后的肉孩，比不放血的肉孩，味道要鮮美的多。……我岳母伸刀攥住了肉孩的小腳，肉孩在籠架上嘟嘟噥噥地說了一句什么話，學員們都豎起耳朵，辨別著那句話的內容。我岳母說，選擇切口的位置，是為了保持肉孩的完整性，一般采用從腳底切口，暴露出動脈血管，然后切斷引流。她說著，手里便出現一柄銀光閃閃的柳葉刀，對著肉孩的小腳……肉孩不哭也不叫，刀口已切開，一線寶石一樣艷麗的紅血，美麗異常地懸掛下來，與他腳下的那只玻璃缸聯系在一起。……我岳母說，大概一個半小時后，肉孩的血被控干，第二步，要盡可能完整地取出內臟;第三步，用70℃的水，屠戮掉他的毛發。】

(同上，第211-215頁)

莫言不吝筆墨，采用極其殘忍的筆法，將“肉孩”的健康可愛和“岳母”的殘酷無情相對照，連敘事者“李一斗”都覺得無法接受當時的場景。而莫言在寫作這些文字的時候，卻依然筆調冷靜、游刃有余，這可以說是莫言小說的一個特點，在《檀香刑》中，這種特點得到了進一步的淋漓盡致的發展。劊子手的冷靜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在“岳母”身上就已見端倪。

除了“烹食嬰兒”，莫言還編造了“嬰兒粉”、“流產嬰兒”等說法。女司機對偵查員丁鉤兒說：“這是嬰兒粉，大補，他們都吃。” “我是個不幸的女人……我懷過五次孕，每次懷到五個月時，就被他送到醫院去流產……流下來的孩子，被他吃了……”(同上，第186-187頁)

莫言對中國的抹黑在西方人眼中產生了顯著的效果。2000年，莫言的英文譯者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Forbidden Food: “The Saturnicon”of Mo Yan的文章。在文中，葛浩文不僅贊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人漸漸形成了吃人嗜好”這一荒謬的論斷，還十分肯定地指出:“60年代初期及文革期間有無數吃人的實例。”不知不覺間便會給人造成這樣一種感覺——即中國是一個“吃人”的國度，從古到今都在“吃人”。而《酒國》恰好是中國人“吃人”的佐證。1999年，美國杜克大學亦出版了一本Gang Yue所寫的專著The Mouth That Begs:Hunger，Cannibalism，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吃:現代中國的饑餓、同類相食與飲食政治》)。書中收錄了一篇題為From Cannibalism To Carnivorism:MoYan’s Liquorland(《從同類相殘到食肉主義:莫言的酒國》)的論文，詳細地對“吃人”主題進行了分析，加深了對中國專制、愚昧、落后的印象。(葉珣、康蓮萍：《莫言小說〈酒國〉在美國接受之原因》，哈爾濱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三、對當代社會的隱含攻擊

莫言的小說中，經常有意無意提到一些政治性的話語，或者暗暗隱含著對現實社會的諷刺、甚至攻擊。《酒國》也是如此。

莫言在《酒國》的第一章說明：丁鉤兒是一個“四十八歲的老牌偵察員”(同上，第3頁)，生于一九四一年。(同上，第13頁)也就是說，這個“吃人”的故事并不發生在中國的饑荒年代，而是發生在一個意味深長的年份：1989年。莫言在這里想說明什么?是巧合嗎?這部小說的創作時間是1989-1992年。

在托名李一斗的小說中，“一尺酒店”有一對女侏儒作為酒店的迎賓。莫言特地在自己給“李一斗”的回信中提到：“小說中，你把那對女侏儒的父親設計為國家級領導人……因為社會是一個寶塔形狀，越往高處范圍越小，也就越容易對號入座，一旦寶塔頂部的人跟你較起真來，那可比感冒厲害。”(同上，第132頁)強調身為“侏儒”的“國家級領導人”，是否有所指?莫言的口氣是他自己心里已經明白，那么讀者能否明白呢?

在介紹用驢生殖器做成的菜的時候，莫言寫道：

【“一根驢屌，一扇驢屄，插在一起，往盤里一放，黑不溜啾，毛雜八七，臊巴拉唧，當然不美，也無人敢下筷子。但一尺餐廳里的高級廚師把那兩件物事放在清水里泡三遍，放在血水里浴三遍，再放在堿水里煮三遍……于是，公驢的變成一條烏龍，母驢的變成一只黑鳳，一龍一鳳”】

(同上，第155頁)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我們就會純凈得不能再純凈了”】

是前蘇聯作家阿·托爾斯泰的作品《苦難的歷程》第二部的卷首語，曾被用于形容知識分子的改造。莫言將我國政治生活中的正面話語用于形容驢的生殖器，目的何在?是巧合嗎?

這些隱喻，國外讀者不可能完全看不到。美國學者楊小濱在The Republic of Wine:An Extrava-ganza of Decline(《酒國》：衰落的狂歡)一文中提到，“丁鉤兒”和“楊子榮”同為黨的偵查員，但“楊子榮”代表了黨的大救星，“丁鉤兒”卻深陷罪惡的泥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的反動。(葉珣、康蓮萍：《莫言小說《酒國》在美國接受之原因》，哈爾濱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這個解讀說不上高明，只是因為作品的司馬昭之心。

結論

莫言在作品后記《酒后絮語》中說：

【“官員的腐敗，是所有社會丑惡現象的根本原因。”】

(同上，第342頁)很難相信寫出如此之“杰作”的莫言能得出這樣一個簡單膚淺的結論。

作品是最好的證明，烹食嬰兒的謠言、夸張殘忍的敘事，無不跨越了文學作品的正常界限，不僅侮辱了中國人，也侮辱了文學本身。

諾貝爾獎頒獎詞指出：“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揭露了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原來，在諾獎委員會的眼里，中國存在著“人類生活的最黑暗方面”，“民間故事和歷史”充斥著吃人和殘暴，而所有的官方歷史都是謊言。頒獎詞甚至特別指出：“這一苦痛的證據就是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吃人肉的風俗。……只有他能夠跨越種種禁忌界限試圖加以闡釋。”對這些頒獎詞，我只想對諾獎委員會說：你們已經不配為文學頒獎。